注：该文章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我叫李国良，九八年那会儿三十七岁，在市公交公司开七路车。七路是夜班线，晚上八点发第一趟，凌晨四点收末班，从南门客运站到西郊殡仪馆，全程二十三个站，跑一趟五十分钟。夜班车没什么人坐，过了十点车上常常就三五个乘客，到了后半夜经常空车来回跑。调度室的老孙头说我开的是“鬼车”，我不爱听这话，但也没法反驳，因为七路线确实经过三座医院、两处公墓和一座火葬场，整条线都透着一股子晦气。
那个老太太第一次上车是在九月。
南方的九月还热着，但夜风已经带了凉意。我开着末班车从客运站出来，沿路接了七八个人，在第九站——红星路口——看见站台上站着一个老太太。她穿一身藏青色的棉布衣裳，头发白得很均匀，扎着一个低低的发髻，手里拎着一个布兜，不是超市那种无纺布袋，是老式的那种抽绳布兜，洗得发白，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她上了车，颤巍巍地投了一块钱硬币，硬币掉进投币箱的声响在空旷的车厢里格外清脆。她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说不上来的光。
“师傅，这趟车到不到火葬场？”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当时愣了一下，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奇怪——七路车的终点站就是殡仪馆，大家叫火葬场叫惯了——而是因为她问话的语气不像是在确认路线，更像是在等一个答案，等一个她已经知道但需要别人替她说出来的答案。
“到的，终点站。”我拉上手刹，侧过身指给她看车厢里的线路图，“大娘您坐好了，到了我叫您。”
她点了点头，走到车厢中部的老弱病残专座坐下。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小心翼翼地把布兜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叠在布兜上面，脊背挺得笔直。那个姿势不像是坐公交车，倒像是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仪式。
那一趟车跑完，车上的人都下光了，老太太坐在终点站的调度室外面等我。她没让我叫，自己下车了。我熄了火，打了一杯开水出来，看见她站在调度室门口的灯光下，正对着公交站牌发呆。站牌上写着“终点站：西郊殡仪馆”，底下用小字标注了发车时间。她看得很认真，像是一个不识字的老人试图从那些方块的笔画里辨认出什么。
“大娘，这么晚了，你怎么回去？”我问她。末班车是从客运站发过来的，到了殡仪馆就不返程了，我要把车开到东郊的停车场过夜，第二天一早再开出来跑早班。
老太太转过身来，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让我想起我已经过世的奶奶，一样的慈祥，一样的安静。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了声“谢谢师傅”，就拎着布兜沿着马路往西走了。那条路没有路灯，她走进去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墨里，两秒钟就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直到孙老头从调度室里探出头来喊我：“国良，发什么呆呢，还不把车开走？”
之后隔了三天，还是末班车，还是红星路口。老太太上了车，还是那身藏青色衣裳，还是那个布兜，还是那个问题：“师傅，这趟车到不到火葬场？”
“到的。”
她坐在同样的位置，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一路上没有任何异常，到了终点站她下了车，沿着那条没有路灯的马路往西走了。这一次我跟孙老头说起她，孙老头正在看报纸，头都没抬：“夜班车这种人多得很，有些是精神有问题，有些是无家可归的，你就当没看见。”
我想说那个老太太不像精神有问题，但没开口。孙老头在这行干了三十年，他见过的怪事比我多得多，他说当没看见，自然有他的道理。
但那个老太太连续来了七天。
每一天都是末班车，每一天都在红星路口上车，每一天都问我同一个问题，每一天都在终点站下车往西走。我后来摸出了规律，她不是记性不好忘记问过，她是需要一个活人每天对她说一遍“到的”。就像有些人吃药不看说明书，但一定要医生说一句“一天三次一次两片”，那句话本身就是药。
第九天我忍不住了。她上了车，投了币，问完那个问题之后，我多嘴了一句：“大娘，你每天这个点去殡仪馆，是家里有亲人？”
她坐下了，没有回头，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话的声音从车厢中段传过来，不大，但夜班车安静，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老伴儿在那儿。”
我以为她说的是老伴儿去世了，骨灰寄存在殡仪馆。我说那您每天去看他，这份情义不容易。她没接话。那趟车后半程安静极了，其他乘客都下了车，车厢里只剩她和我。到了终点站，她下车之前走到驾驶座旁边，从布兜里掏出两颗糖放在我仪表台上。是大白兔奶糖，那个年代的硬通货。
“师傅，你明天还开吗？”
“开的。”
“那我明天还坐你车。”
她说完就走了。我低头看那两颗糖，包装纸上沾着一点油渍，像是被人揣在口袋里捂了很久，已经有点软了。我把它们放进工作服的上衣口袋，发动车子开往停车场。
那之后老太太几乎每天都来。偶尔隔一天不来，隔两天一定来。我慢慢习惯了她的存在，甚至开始期待她在红星路口出现的那个身影。深秋之后天气转凉，夜风刮得厉害，我每次在站台上看到她，都会提前把车门打开，让暖风对着门口吹。她上了车会把布兜先放下来，搓搓手，再投币，再问那句话，再去坐那个位置。这一套流程雷打不动，像某种仪式。
有一天我实在好奇，问她布兜里装的是什么。她很自然地打开了，里面是一个铝制饭盒，饭盒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每一个褶子都捏得很细，像一朵朵白色的小花。饭盒外面裹着一层毛巾，毛巾已经洗出毛边了，但叠得方方正正。
“给老伴儿带的。”她说。
我没敢往下问了。因为据我所知，殡仪馆不是养老院，寄存骨灰的地方不让带饺子进去。但我没有戳破这件事。三十七岁的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有些事情不是用来弄明白的，是用来尊重的。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老太太上了车，照例问完那句话，但没有去后排坐下。她站在驾驶座旁边，从布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仪表台上。那个年代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着什么。
“师傅，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地址，我一辈子没上过学，不认得字。”
我把车停靠在路边，打了双闪，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存折。信纸已经皱巴巴的，上面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几行字。我没有全念出来，因为那是一封很私人的信，是写给一个叫李桂兰的人的。信上说，他是她的儿子，他现在在深圳打工，赚了一些钱，想把欠她的钱还上，让她不要再去开那个车了。存折上的金额是八万块，开户行写的是深圳某某支行，户名是李桂兰，就是老太太的名字。
我合上存折，心里大致明白了七八分。但我还是问她：“大娘，你儿子让你别再开什么车？”
老太太的手一直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她在强忍着什么东西。她咬着下嘴唇，咬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我以前开出租车的，”她说，声音干涩得像秋天的树叶，“我老头子跟我一起开，白班夜班轮着倒。后来他查出肝癌，我就不开了，专门伺候他。他走了以后，我把车卖了，给他办了后事，还剩了一点钱。但是儿女们说……”她停了很久，“说我不该把车卖了，说那是老头子留给家里的饭碗。”
这句话她说得很平静，但我想象得出那种平静下面压着多少东西。九十年代，一个老太太的经济来源无非就是儿女赡养和自己那点积蓄。她卖了车，手里有了现钱，但儿女们看到的不是母亲的保障，而是自己可能继承的遗产打了折扣。
“他们闹了很久，”老太太说，“我没有办法，就出来开夜班公交。不是正式工，是临时替班，跑一趟三十块钱，一晚上跑三趟。我自己赚的钱，他们没话说。”
她说这些的时候，布兜还挎在胳膊上，铝饭盒在里面发出轻微的碰撞声。我忽然想起她每天在终点站下车后往西走的那条路。往西走两公里，确实有一座养老院，是那种条件很差的镇办养老院，一个月八百块钱包吃住。我路过过几次，门口的牌子歪歪扭扭，院子里晒着几床灰扑扑的被子。
“你现在住在养老院？”我问。
“嗯。”
“你儿子打钱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老太太把信封拿回去重新装进布兜，动作很慢，像是在考虑一个很重的问题。最后她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二十年的话：“这钱我不能要。我开夜车是为了给老头子挣医药费，他没等到。现在我拿了这钱，就好像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开那个车。”
她说“不该”两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委屈，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很朴素的逻辑：有些事情，你做了就是做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你不能因为结果不好就否认当初做这件事的道理。
我没再劝她。我是开夜班车的，我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是被逼到墙角，不会在五十好几的年纪选择深夜里独自跑在这条穿过公墓和火葬场的路上。她不是因为喜欢才来的，她是因为没有选择才来的。而一个没有选择的人突然有了选择，那种转变比没有选择本身更让人害怕。
那天夜里下了雨。老太太下车的时候，我给了她一把伞，是调度室备用的那种黑色长柄伞，伞骨断了一根，但还能用。她接过伞的时候握了一下我的手，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纸，指关节因为长期握方向盘已经变形了。
“师傅，你是个好人。”
她说完就走了。雨幕很快把她藏青色衣裳吞没，那把断了一根伞骨的黑色长柄伞在路灯下摇摇晃晃，像一个倔强的影子在和自己拔河。
第二天她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第四天我开始不安，第五天我去调度室查了替班司机的排班表，找到了她的名字：李桂兰。排班表上从五号开始，她的名字旁边被人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旁边写了两个字：已辞。
我找到孙老头，问他知不知道李桂兰住哪。孙老头说：“就是那个天天问你到不到火葬场的老太太？她被辞了，上周的事。有人投诉她，说她每天去殡仪馆探视，影响不好。”
“投诉她什么？”
“不知道，反正是投诉到公司了。公司查了一下，她不是正式职工，临时替班的，就让别来了。”
我站在调度室里，手里拿着一张旧报纸，无意识地把它捏成一团又展开，展开又捏成一团。我想起那个布兜里的饺子，想起仪表台上两颗大白兔奶糖，想起那句“师傅，你是个好人”。想起她说“我老伴儿在那儿”的时候，后视镜里她微微颤抖的肩膀。
我没有她的地址，不知道她住的养老院叫什么名字，甚至连她长什么样都说不太清楚——她太普通了，普通到像任何一个走在街上的老太太，你不会多看一眼。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天深夜穿越半个城市，去殡仪馆看望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不是为了什么，或许只是为了在那个冰冷的、堆满骨灰盒的地方，确认自己还活着，还在做着某件和老头子有关的事。
我把那把伞还给了我自己的良心。我找到了那家养老院。
南郊的福康敬老院，铁门锈得掉渣，院子里那条大黄狗见了我连叫都懒得叫。我在最里面那排平房找到了李桂兰的屋子，八平米，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窗户上的玻璃破了一个角，用塑料布糊着。
她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惊喜，是那种明明很意外但硬要装出意料之中的笑，像是一个等人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反而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在等。
“师傅，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打听的。”
她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印着红色标语的那种。我把杯子握在手里，看见桌上放着一张黑白照片，玻璃相框，里头一个中年男人穿着白衬衫，笑起来很憨厚。照片旁边有一个铝饭盒，打开的那个，里面的饺子已经凉了，一个都没动。
“今天没去成，”老太太说，“没车了。”
她把“没车了”三个字说得很轻，好像在说一件早就不重要的事。但我注意到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的是窗外，是那条通往大门口的水泥路。她知道我今天会来。她可能每天都在等那天上车的某个乘客来找她，等一个人来告诉她，她每天夜里做的那些事是有人看见的，不是没人知道的。
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告诉她我明天休息，可以骑摩托车带她过去。她眼睛里的光一下子亮了起来，但那份光亮只持续了两三秒就暗下去了，像一盏老式的白炽灯，熄灭了之后灯丝还会红一会儿。
“不用了师傅，你也要休息。”
“我休息就是在家睡觉，睡到中午就没事了。”
“那我给你多少钱？”
“不要钱。”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但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放在我手心里。那是一枚铜钱，乾隆通宝，磨得光滑极了，中间的方孔都快被磨圆了。铜钱上穿着一根红绳子，红绳子已经褪成了粉白色，但系着的结还是紧的。
“这是我老头子留给我的，”她说，“让我遇到好人的时候给出去。他就怕我一个人在外面，没人帮。”
我把铜钱握在手心里，那种温度不是金属的凉，是被人捂了很久的温热。我把它系在了摩托车的钥匙环上，到现在都没取下来。
第二天傍晚，我骑着那辆嘉陵摩托车去了福康敬老院。老太太早早在门口等着了，换了身干净的衣裳，还是一身藏青色，布兜挎在胳膊上。她的头发重新梳过了，但有一缕散在外面。我注意到她换上了黑色的布鞋，鞋面刷得干干净净，脚踝露在外面，青筋凸起，像老树的根。
我把她扶上车后座，让她抱紧我。她的力气不大，两只手搭在我腰上，像两只停在那里的蝴蝶，稍微一颠就会飞走。我骑得很慢，慢到后面的自行车都能超我，因为我知道这条路颠簸，她那个岁数的骨头经不起折腾。
一路上她没说话。经过红星路口的时候，她在我背后轻轻说了一句：“以前每天都在这里等车。”她的声音被风吹散了一些，但“等车”两个字很清楚。我在想她到底在等什么。等一辆能带她去殡仪馆的公交车？等一个能回答她问题的人？还是等在等的过程中，让自己觉得每一天还没有结束，还有一趟末班车要赶？
殡仪馆五点下班，但我们到的时候门卫还在。一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坐在传达室里嗑瓜子看电视，看见我们来了一句：“又来了？不是说不让来了吗？”
老太太没说话。
我停好车，扶着老太太往里走。骨灰寄存处在主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白墙灰瓦，门楣上挂着蓝色的牌子，写着编号。老太太在里面走了很久，不是因为她记不清位置，是因为她要走慢一点，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等到站在那个格子前的时候，能好好地、不喘气地说一句“我今天来了”。
她的老伴儿姓陈，叫陈德茂。骨灰盒放在十三排第七格，格子很小，刚好够放一个骨灰盒和一个小相框。相片里还是那个穿白衬衫的男人，只是黑白的，看起来比桌上的那张年轻一些。
老太太从布兜里拿出铝饭盒，打开，放在骨灰盒前面的台面上。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码得整整齐齐，但有一个被压到了边上。她用食指轻轻推了一下，把它推回队伍里。那个动作非常轻柔，像是在给一个睡觉的人掖被角。
“老陈，我今天来得晚，路上堵车了。”她说。
我退到了门外。不是因为避嫌，是因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应该站在那里。那是她和他之间的时间，她没有邀请我参与，我也不应该观看。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她出来了，眼眶红红的，但没有泪痕。她擦得干干净净，像是刚才在里面哭过，但出来之前把脸洗了一遍又一遍。
“师傅，谢谢你送我。”
她的声音平稳得像一面湖水，但我总觉得湖底有什么东西在翻涌。我说以后每周我带您来一次，您把地址给我，我来接您。她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最后叹了一口气。
“你不用每周来，你什么时候想来了就来。我不在这里了。”
“您要去哪？”
“我儿子昨天来看我了，说要接我去深圳住。”
我愣了一下，然后想起那封信，那封她没有拆开但一直揣在布兜里的信。八万块存折，一个在深圳打工的儿子，一笔迟来的、带着愧疚的孝心。
“那您去吗？”
“去。”她说这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期待，没有抗拒，只有一种认命般的平静。好像她等了很久的一趟车终于来了，但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站台，发现站台已经不是原来的站台了，而她要去的方向也不是原来那个方向了。
我把她送回敬老院，又给她买了些水果和点心。她推辞了很久，最后还是收下了，但坚持让我带走了那个铝饭盒，说里面的饺子你带回去吃，今天没动过，干干净净的。我捧着那个铝饭盒骑车回了家，一路上韭菜馅的味道从饭盒的缝隙里钻出来，热乎乎地扑在脸上。那是深秋的风里唯一温暖的东西。
第二天我去上班，调度室的孙老头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说是昨天有人送来的，指名道姓给我。我打开一看，是那张存折，八万块，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师傅，这钱我用不上，你帮我还给他。”
那是她的字迹吗？她说她不识字。但这张纸条上的每一个字都写得极认真，笔画虽然歪斜，但每一笔都用力到了纸背。也许她的“不识字”只是不想承认自己看得懂儿子信里写了什么，不想承认自己看懂了之后还要假装没看懂。
我在调度室的灯光下坐了很久，把那张存折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户名是李桂兰，开户行深圳某支行，存入日期是九八年十月。那封信上儿子说要把欠她的钱还了，让她不要再开那个车。她说这钱我不能要，就好像我一开始就不该开那个车。
她已经不需要这笔钱了。不是因为她不缺钱，是因为她缺的从来不是钱。她缺的是一个人在她老头子还在世的时候替她分担一点，缺的是一个儿子在她最需要的时候说一声“妈你别开了”，缺的是一辆能把她的饺子完好无损地从红星路口送到西郊殡仪馆的车。
这些东西，现在都有了，但都晚了。
存折我一直没有还回去，也没有存进自己的账户。我把那张纸条折好，塞进存折的夹层里，放在家里抽屉的最深处。我还有她的地址，福康敬老院的门牌号，徐主任的电话。我打过一次，徐主任说她儿子确实来接走了，走的那天早上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一直看门口那条路，好像在等谁来送她。
我没去送。
不是不想去，是不知道怎么送。我是开夜班车的，白天的时间总是不太够用。但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维持在那条穿过公墓和火葬场的夜班线上，离开了那条线，离开了那些深夜的安静和那些像梦一样的对话，我们就只是两个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她不需要我去送，我也不需要被她记住。所有开夜班车的人都知道，有些事情在夜里是清晰的，到了白天就模糊了。你甚至分不清它到底发生过，还是只是你在某个夜班困极了的时候打的一个盹。
那之后的日子照常过。九八年剩下那段时间，我继续开七路夜班车，经过红星路口的时候会下意识放慢速度，看一眼站台。站台上有时候有人，有时候没人。有人的时候都是些陌生的面孔，没人的时候站台就空荡荡地亮着一盏灯，灯下什么都没有。
九九年春天，公交公司调整线路，七路夜班车取消了，改成白班线，从客运站发到南郊工业园，殡仪馆那一站没了。我被调到三路车跑白班，开的是早高峰线路，从前半夜的安静一下子跳到早上的吵闹，喇叭声、刹车声、乘客的抱怨声混在一起，耳朵里再也没有那种一个人在深夜里才能听见的空旷的回响。
我开始慢慢忘记那个老太太。不是彻底忘掉，而是把她放进记忆里一个很远很远的抽屉，知道她在那里，但不会每天都去打开。我偶尔会翻到摩托车钥匙上的那枚铜钱，看见上面磨得发亮的乾隆通宝，想起她说“遇到好人的时候给出去”，心里会动一下，然后就过去了。
2003年的夏天，我在南门客运站附近的一个面馆吃午饭。那时候我已经不开公交车了，2000年公司改制，我被调到机务科做车辆调度，算是转了岗。那天我是去买配件，路过那家面馆，要了一碗牛肉面，两块五，加了个荷包蛋。面馆不大，七八张桌子，中午人多，我跟一个中年男人拼了桌。
他先吃完，站起来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我的筷子。我弯腰去捡，他也弯腰去捡，两个人的额头差点撞上。他连连道歉，我摆摆手说没事。他走了以后，我注意到他把自己的手机落在了桌子上。那年代的手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能丢一个手机也算不小的事了。我拿起手机追出去，他已经过了马路。
“师傅！你手机！”
他转过身来，我愣了一下。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有些长了，但五官的轮廓让我觉得眼熟。不只是眼熟，是一种更深层的辨认，像是你在梦里见过一个人的脸，醒来想不起来了，但在现实中突然遇见，那种感觉会像一根针一样刺进你的意识。
他接过手机，连说了几声谢谢，正要走，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师傅，你是哪里人？”
“本地的。”
“你认识一个叫李桂兰的老太太吗？”
这个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有些意外。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想起过这个名字了，它像是搭错了车一样毫无征兆地从我嘴里跑了出来。
那个男人的脸色变了。
不是惊恐，不是愤怒，是一种很复杂的表情，像是被人在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刻精准地击中了一个从未愈合的伤口。他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最后说：“她是我妈。”
面馆里的人声和碗筷碰撞的声音在那一瞬间像是被调低了音量。我看着面前这个中年男人，他大概四十出头，眼角已经有了皱纹，手指上有厚厚的茧，指甲盖里有黑色的油污。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工地上待了很多年的人，或者是一个修了太多年车的人。
我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张存折。那张八万块的存折我随身带了四年，不是刻意的，是换了很多次钱包之后发现自己一直没把它拿出来。也许我心里一直想着要还给他的，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还。
“你妈让我还给你的。”
我把存折递过去的时候，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接过存折，没有翻开，而是直接把它攥在手里，攥得很紧，像是在攥一个随时会飞走的东西。
“我妈她……”他的声音卡住了。
“她走了。”
这四个字像一把刀子，切开了这个中年男人用四年的粗糙生活包裹起来的所有硬壳。他就站在面馆门口的马路边上，哭了出来。没有嚎啕，没有遮掩，眼泪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淌下来，淌过那些风霜刻下的沟壑，滴在他灰色夹克的领口上。
我拉他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面馆的老板娘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把头缩回去了。
“我96年去的深圳，”他说，“那时候觉得在老家赚不到钱，听老乡说深圳工厂招人，就去了。走的时候跟我妈吵了一架。”
“吵什么？”
“吵我爸的医药费。我爸查出肝癌的时候是95年，我在家照顾了半年，实在是没钱了。深圳的工友说有活干，一个月一千二，我就想去。我妈不同意，说我爸那个样子不能没人管。我说我已经管了大半年了，我自己的日子也要过。”
他讲述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我知道不是的。一个人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他已经在心里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成千上万遍，想到最后连疼痛都变成了一种习惯。
“我走了四个月，我爸就没了。我没赶上。”
他把存折翻开看了一眼，然后合上。八万块，那是他在深圳工厂流水线上站了将近七年攒下来的钱。每天十二个小时，拧螺丝，测电路，装零件。九六年是一千二，九八年涨到一千五，两千年的工厂倒了，他换了家电子厂做质检，一个月两千。他租最便宜的房，吃最便宜的饭，不上网吧不去逛街，每次发工资只留下三百块生活费，剩下的全部打回老家。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打回家的钱他母亲一分都没动过。她宁愿深夜一个人去开夜班公交，宁愿每天只吃养老院最便宜的套餐，也不肯用那些钱。
因为她觉得那是他儿子在深圳受苦换来的，她用了就是吃儿子的肉，喝儿子的血。
“有一次我妈打电话给我，说我让她别开车了。我说行，你别开了，等我赚到钱了寄回去给你。她说不开了，让我放心。我信了。”
他没有再说下去。
我递给他一根烟，他没有接。他说他戒了，因为每次抽烟都会想起他父亲。陈德茂生前是重度烟民，查出肝癌的时候医生说过一句话：你要是不抽烟，也许还能多活两年。他父亲听了这句话之后再也没有抽过烟，但晚了。
我坐在他旁边，看着南门客运站来来往往的人和车。阳光很烈，马路上的沥青被晒得有些软，踩上去会留下浅浅的脚印。我忽然想起老太太说她老伴儿在殡仪馆的时候，语气像是在说“他在家等我吃饭”。
“你妈后来搬到深圳和你住了吗？”
他摇了摇头。“她来住了三个月，第四个月说要回老家看看，就再也没回来。”
“她走的？”
“嗯。走之前把我给她缴的那三个月养老保险的凭证整整齐齐地放在我桌上，还用针线帮我补了几件衣服。我下班回来看到那些东西，就知道她已经走了。我打电话回去，她说她在老家的敬老院住得挺好，让我别担心。”
“你知道她在敬老院是靠什么生活的吗？”
他沉默了。我告诉他，她晚上去开夜班公交，替跑一趟三十块钱，一晚上跑三趟。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在敬老院的院子里坐着，有时候听收音机，有时候跟别的老人聊天，但大部分时间就一个人坐在那棵槐树下，望着门口那条路。
他听我说完，把脸埋进了手心里。他的肩膀在抖，但是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那个年代的成年男人大多是这样哭的——把所有声音咽回去，让眼泪自己流。
“我每次问她钱够不够用，她都说够。我说我寄钱回去，她说不用，说她在老家花不了什么钱。”他的声音闷闷的，从指缝里漏出来，“我以为她说的是真的。”
其实她也没说谎。她确实花不了什么钱。养老院的月费八百块，夜班车一个月能挣两千七，她一个月还能存下一千多。她不是不缺钱，她是不需要钱。她需要的是一个让她觉得自己还有用的东西。开夜班车，给老伴儿送饺子，每天准时出现在那条线路上。这些事情让她觉得自己的时间还有重量，每一分钟都落在实处。
一个人活到她那个年纪，最怕的已经不是钱不够用了，而是自己的时间变成了一堆没人要的东西，花不掉也用不完，只能一天一天地熬过去。
我在面馆门口坐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决定把存折给母亲寄过去，这次不管她要不要，他都要回老家一趟，把她接回来。我说她不会跟你回来的。他愣了一下，问我为什么。
“因为你妈说过一句话，”我说，“她说你寄回来的这笔钱她不想要，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不该开那个车。她开夜班车是为了你爸挣医药费，她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事，不能因为事没做成，就把做这件事的道理推翻。”
他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听懂了。
我走的时候，他站在面馆门口，把存折攥在手里，朝我深深鞠了一躬。九十年代的大老爷们很少做这种事，所以我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最后只说了句“走了”，就大步流星地往公交站走了。我怕再待下去，自己先绷不住。
那之后很多年，我再也没见过他。
但那枚铜钱我一直留着，挂在摩托车钥匙上，后来摩托车卖了，我就把它取下来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再后来我搬家，抽屉里的东西都混在一起，铜钱和旧发票、电池、螺丝刀搅成一团。我一颗一颗地把它捡出来，吹掉上面的灰，重新穿上红绳，这次挂在了家门口的钥匙架上。
2018年，我五十七岁，从公交公司退休了。退休前最后一个月，公司搞了一个老员工座谈会，让大家讲讲自己在公交公司的难忘经历。轮到我的时候，我想了很久，说了李桂兰的故事。
说完之后会议室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一个年轻的女司机举手问我：“李师傅，你后来有没有查过，那个老太太的老伴儿到底是不是真的葬在西郊殡仪馆？”
我说我没查过。
“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她老伴儿的骨灰真的在殡仪馆，她为什么不买一个存放证，非要每天坐夜班车去？一张存放证一年才三百多块钱。”
她说得有道理。但我一直没有去验证过，不是因为没有好奇心，而是因为我不确定那个答案对我意味着什么。
如果陈德茂的骨灰不在殡仪馆，那李桂兰每天晚上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她在那个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待上二十分钟，对着一个不属于她的骨灰盒说话，那些话是说给谁听的？
还是说，她从一开始就知道那里没有陈德茂。她只是需要一个地方去放那些饺子，需要一个地址来合理化自己深夜出行的理由，需要一个终点站让她可以在凌晨的马路上走下去。
她不是去看一个死人。她是去找一个活着的理由。
退休那天，我把工作服叠好放进袋子，把钥匙环上的铜钱解下来，攥在手心里。那枚乾隆通宝经过这么多年的摩挲，几乎已经没有棱角了，光滑得像一枚石子。我把铜钱贴在手心里，闭上眼，听见那句“师傅，这趟车到不到火葬场？”声音不大，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我想起九八年那个深秋的夜晚，末班车载着最后几个乘客穿过城市的沉眠。她从红星路口上来，藏青色衣裳被夜风吹得贴在身上，布兜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件比她命还重要的东西。她站在驾驶座旁边，问我那个问题。我说“到的”。她的眼睛亮了。
不是因为她得到了一个答案。是因为在她说出“火葬场”那三个字的时候，有人看着她，听她说完，认认真真地回答了她。
她需要的不是一辆公交车。她需要一个让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的证据。
铜钱上乾隆通宝四个字早就磨花了，但我还是能认出它的轮廓。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半夜醒来摸到它冰凉的边缘，心里会莫名地安定下来。好像只要它在，九八年那条夜班线就没有消失，红星路口的站台上就还亮着灯，就还有一个老太太站在灯下，问我那个她已经问过无数次的问题。
而我就算退休了，也还能回答她。
“到的。终点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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