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20世纪后半叶两度从灾难中重建，最终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区域秩序：成员国之间的战争不只是可能性极低，而是变得难以想象。
这一秩序建立在两根支柱之上。一是欧洲一体化，即通过艰难而细致的努力，把经济、法律和制度在欧盟框架内紧密绑定在一起，使冲突变得不合逻辑。二是美国力量。北约不仅起到遏制苏联的作用，更几乎完全托底了欧洲安全，以至于欧洲国家可以不再严肃思考防务问题，而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务：福利国家、统一市场，以及一体化进程中几乎无穷无尽的程序性制度设计。
这种安排维持了七十年。如今，它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关系：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是持续有效的保障，而变成了一项以服从条件为前提的服务。某种意义上，美国已经成了按订阅收费的安全提供者。和任何订阅服务一样，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价格可以上调，服务可以暂停，也可以取消。
面对这一变化，一些欧洲政府仍试图以“耐心”来回应，称这只是一次偏离常态、一次谈判策略，或一场暂时的风暴。但这种解释本就站不住脚。
在特朗普政府威胁格陵兰之后，在美国一再轻描淡写地暗示甚至公开威胁退出北约——最近甚至提到暂停对其他成员国的义务之后，这种说法已难以成立。
一个美国政府如果公开讨论吞并北约盟友的领土，并在对方提出反对时表现出轻蔑而非安抚，那它就不是在进行战术性扰动，而是在展示一种世界观：盟友的主权和安全，要以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为条件。
问题已经不再是旧有关系能否恢复。正如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它已经无法恢复。对欧洲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它要用什么来取代旧秩序，又要以多快的速度完成。
欧洲的问题不只是外部环境变化。它的集体行动能力，也受到为另一个时代设计的内部制度所掣肘。欧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要求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只要一个成员国反对，其余26国就可能被拖住。维克托·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以及罗伯特·菲佐领导下的斯洛伐克，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但若把问题归结为这两个人，就错了。他们只是结构性脆弱的症状，而不是根源。波兰在2023年右翼、反欧洲的法律与公正党失去权力前，也曾多年受阻挠政治困扰。如今，欧尔班的青民盟也已在匈牙利失去执政地位。但明天，阻挠欧盟行动的可能会是别人。真正的问题，是这一机制让任何一个不自由主义政府都能对整体安全行使否决权。
欧洲如今所处的局面是：面对已经改变的外部环境，却仍使用并非为此而设的制度；依赖一个已经重新定价其安全保障的担保者；同时又受制于一种把“一致同意”等同于“正当性”的内部规则。
在讨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之前，有一点必须先说清楚，因为它在这类讨论中常常被忽略：欧洲并非一直都是如今流行说法中的“搭便车者”。冷战时期，北约欧洲成员国——尤其是德国——每年国防开支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通常在3％到5％之间。这意味着真实的政治选择、真实的财政取舍，以及真实的军事能力。“搭便车”的叙事，是在冷战结束后才逐渐形成的。当时苏联威胁已经消失，和平红利似乎会长期存在。美国多年来不断施压，要求欧洲增加自身防务投入，但欧洲似乎始终充耳不闻。
很多年里，欧洲国家实际上是在押注一种未来：它们不需要在防务上花太多钱，因为无论发生什么，美国都会出面买单、承担最重的任务。它们把资金更多投向社会项目和建设，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获得了某种安稳感。
这一局面在2022年发生了变化，迫使欧洲重新面对现实。俄乌战争的开始，让欧洲各国政府重新严肃看待防务。德国宣布“时代转折”安全政策调整，并承诺向联邦国防军投入1000亿欧元。波兰迅速提高国防开支，力度之大，反衬出多数北约伙伴远远落后。波罗的海国家则发现，自己从未停止重视俄罗斯威胁，如今这种判断终于得到验证。整个欧洲的国防预算，开始朝着正确方向移动。
美国不再提供无条件承诺，并不只是唐纳德·特朗普一人的作用，尽管特朗普让这一趋势变得无法忽视。这种转变横跨美国政治光谱，反映出美国两党对战后负担分担模式的共同疲惫。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追溯到纽特·金里奇推动的政治转向，追溯到围绕联合国会费和多边承诺的争论，也追溯到美国自1945年以来一直主导外交政策的国际主义共识的缓慢松动。特朗普只是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这种重新定位，并撕掉了过去让欧洲还能继续自我安慰的那层谨慎外交辞令。
慕尼黑安全会议正是这种裂痕越来越清晰的场合之一。几十年来，这一高级别会议一直是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年度聚会场所。在这里，美欧官员会重申共同承诺，以一种熟悉而仪式化的方式争论负担分担问题，然后带着“北大西洋联盟尽管有紧张，但依然完整”的确认离开。
但2025年的慕尼黑不同。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重申承诺，而是为了训斥。他针对的不是俄罗斯，也不是其他大国，而是欧洲本身，包括欧洲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以及如何理解言论自由。许多欧洲官员仍选择把这看作挑衅，而不是一种政策原则。
到了2026年的慕尼黑，这种自我安慰终于难以维持。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的语气克制，措辞谨慎，甚至显得友好。但他所描绘的，不再是人们熟悉的、以共同价值为纽带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也不是美国对这种共同体的承诺。
美国正式退出北约的可能性或许不高，但美国承诺的模糊性如果不断累积，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所隐含的相互支援保证，可能会在任何正式变化发生之前，就先失去威慑力。威慑依赖清晰性。如果对手相信第五条是有条件的、可以谈判的，或者会随华盛顿的政治情绪而变化，那么它就可能开始试探联盟真正的韧性，试探集体安全承诺是否还站得住。
单是外部问题，已经足够棘手。更严峻的是，欧洲还同时背负着一个多年未解的内部问题：在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不同于统一市场或法律秩序等领域，一致同意意味着27个成员国必须全部同意，否则就什么都推动不了。
而在其他领域，只要一项措施获得至少15个成员国支持，且这些国家合计代表欧盟至少65％的人口，就可以通过。但外交、国防和税收等领域，大体上仍不适用这一规则，那里实行的依然是一致同意。
在欧尔班执政时期，匈牙利曾阻挠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方案，否决延长对俄制裁，并把否决威胁当作筹码，用来换取与此无关事务上的让步。欧洲整体一致性的代价是真实存在的。但欧尔班只是问题的一个例子。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下的波兰，也采用过同样的做法。如今欧尔班已经下台，但这种脆弱性依然存在——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任何一届政府，只要决定把一致同意机制武器化，都可以这么做。
这个困局需要结构性改革。但要修改欧盟条约架构，本身又必须经过一致同意，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式的循环。
当然，也存在一些局部变通办法。强化合作机制允许部分成员国在特定议题上先行推进，不必等待所有国家。那个名称多少带有委婉意味的“欧洲和平基金”，作为一种预算外军事支出机制，已经被用来资助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而这在欧盟正常渠道下原本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个名称本身，实质上也是一种巧妙的政治绕行。通过把它称作“和平基金”，欧盟可以把这类军事支出包装成促成和平的行为，从而绕开通常禁止欧盟预算为武器买单的严格规则。该基金严格用于军事装备和训练，真正的外交与民事工作，仍完全通过欧盟正常预算渠道另行处理。
在一些情况下，愿意行动的国家联盟甚至完全绕开欧盟架构，自行协调。这些机制都很有价值，但它们终究是临时拼凑出来的安排，缺乏正式欧盟机制所拥有的制度分量和财政火力。
欧洲现在能做什么？现实是，没有美国，欧洲还没有准备好独立承担自身安全。欧洲的能力缺口包括战略空运、卫星情报、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在欧洲范围内调动和维持大规模部队所需的后勤基础设施。这些缺口不可能在两年或五年内补齐，有些甚至需要十年。
这意味着，至少在眼下，欧洲仍需要美国。哪怕这个美国已经变得交易化，哪怕它已经改变了条件。以理性方式管理这种依赖，不是绥靖，而是现实主义。这意味着一边支付这笔“订阅费”，一边努力从不断增强的实力出发，重新谈判条件。
这也意味着，欧洲必须增加国防开支。这样做不是为了向美国压力让步，而是出于战略必需，只不过恰好也满足了美国的要求。能源来源也必须继续多元化——这同样不是因为华盛顿坚持如此，而是因为依赖俄罗斯供应本来就是一种脆弱性。至于与华盛顿的外交冲突，则需要谨慎选择，只应保留给那些真正涉及核心战略利益的问题。
在防务领域，起点应当是产业整合。欧洲的国防采购体系至今仍然效率低下，突出表现就是各国体系之间严重碎片化、重复建设。欧盟成员国使用的武器平台种类远多于美国，而美国受益于更高程度的标准化。欧洲部署的主战坦克型号大约有十几种到近二十种，战斗机平台也并行存在多个体系，而不是形成统一机队。
但整合是一个跨代际工程，它受政治和产业政策影响，并不亚于受战略因素影响。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也必须真正启动。
然后，还有那个被拖延最久、如今已无法回避的问题：核威慑。法国拥有独立核力量。几十年来，法国政府始终谨慎，不愿把这种威慑延伸到欧洲伙伴身上，原因涉及战略 doctrine、主权考量以及复杂的政治。
这些原因今天依然存在，但法国核威慑能否在更广泛的欧洲层面发挥作用，已经必须被认真讨论。德国也已经开启了这场讨论。一个如果真想实现战略自主的地区，不可能无限期地把最终安全保障外包给一个按订阅收费的提供者。
欧洲曾在过去通过数十年的艰难建设、反复妥协，以及从灾难中得到的深刻教训，逐步走向团结。如今，那个让欧洲得以把精力投向内部建设、而不是对外武装的外部安全保障已经消失。美国向欧洲递上了一张服务账单，并明确表示，它希望这笔钱得到支付。
眼下，欧洲仍需要支付这笔账单，同时推进内部改革，建设能力，以便未来能够争取更好的条件。至少目前，还看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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