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清楚，在一个通缩周期，真正牵动着市场神经的，不是GDP指数，因为那是办公室精英可以计划的，只要愿意，就可以实现；牵动企业的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走势。
二零二四年，CPI 目标设定在百分之三，最终录得百分之零点二的增幅。二零二五年，将这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下调至百分之二，且全年处于货币宽松周期，政策力度加码，消费补贴规模甚至翻倍，但仅实现了百分之零点零，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示，因为已经打了太多的强心针。
这决定了二零二六年，存在主动通胀的冲动，它不会告诉你是怎么发生的，但有形之手的确有能力通过货币工具与财政工具，拉高物价，如果你的收入没增长，而物价开始上涨，那就从通缩转向了滞胀。现在，全球经济都存在滞胀的倾向，那么 ，也不排除是外部性原因带动了滞胀。
最新的消息是，二零二六年的消费补贴力度将继续强化。
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提升消费意愿如此坚决，为何不选择更直接的 “发钱” 模式？答案在居民的账户里。
截至今年四月，个人银行存款已高达一百七十万亿，同比增速百分之八点二，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美国约九十万亿人民币，日本五十四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不是居民的钱都花光了，只是钱没有流向消费市场，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向了银行体系。
那么 ，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这究竟是好还是坏？
好与坏的评价是相对的，要看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储蓄等于投资，银行可以将存款转化为贷款；但是，现在是一个通缩的周期，而且会是一个长周期，社会总需求不足，消费者价格指数死活拉不起来，人们偏好于防御性储蓄，流入市场的货币少了，工厂的商品库存就增加了，将逐渐沉淀成负债率，高储蓄就变成了危险的堰塞湖：一边是工厂的产品堆积如山，另一边是货币在银行账户里不流动。这正是我们当下所处的困境。
姚洋最近开始给网民做经济学启蒙，认为导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主要是储蓄率，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但姚院长说反了；中国的产能过剩有它内的逻辑，说到底是资源配置与政府部门分配占比的问题，而储蓄率是对市场的反应，不是根源。
老百姓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缺少预期，决定了对防御性储蓄的偏好。
当然，对民间资本而言，在所有预期中，也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预期，资本对安全的偏好，超过了贪婪，完全失去为了300%利润就敢冒绞首风险的冲动，马克思高估了资本对权力的反抗。
天量的民间资金既不投资，也不消费，专家们说是缺少信心，信心又从哪来，来自信用，而信用的起点是公信力。
公信力怎么建立？
历史上从来有过自发生成的公信力，公信力需要全民公约做背书，而不是办公室精英来给法律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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