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逝去已经11年了，但多年来先生的慈祥容貌依然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今年正逢先生诞生100周年，更增加了我对先生无尽的思念。史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很多著名学者已经从各方面做了深入的阐发和高度评价，我这个平庸的学生不够资格也没能力置喙的。但我有幸作为史先生的学生，随侍先生身边求学工作多年，切身感受过这位前辈学术大家的文章道德。在这里我只能追忆些许当年受教史先生门下时的所见所感，以表达对先生的崇敬和怀念。

我正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混完从小学到高中十年学业的，侥幸赶上了恢复高考的末班车，实现了进大学读书的梦想。后来更十分幸运地先后成为王成组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研究生。王先生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美国的地理学家，1929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解放后到西北大学执教，是国内地理学界的著名的前辈学者。史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上世纪40年代先后执教兰州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50年代后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是国内公认的史学大家。我之所以说自己幸运，其一，是我们这批人进大学的时候，像史先生、王先生那样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的著名前辈学者，在各高校差不多是硕果仅存，为数已不多；其二，这些老先生因年事已高，多年已不给本科生授课，即便是他们本校的学生也难有当面受教的机会；像我1986年考取王成组先生的研究生时，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我师从史先生念博士时，先生也已77岁了。那时候的研究生导师都是要亲自为学生上深的，不像如今大凡有点名头的教授仅是挂个名，学生一年见不上几面，更不会正经上课。因而使我这个外来的后辈有机会先后接受二位先生耳提面命的指教，也得以亲身领略老辈学者的风范。遗憾的是，我只随王成祖先生学习了一年，先生就因病逝世了。而史先生，我从1987年开始听先生授课，到1989年正式投到先生门下，直到1997年调离西安，无论是求学或是后来工作，十年间一直得到先生的教诲和关怀，先生的学问和为人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感受。

我对史先生学问的景仰是从拜读先生的学术论著引发的。读先生的论著,在为其中精深的学术创见折服的同时，也会被先生独具一格的文笔吸引和感染，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精神享受。我最初对历史地理产生兴趣就是由于史先生论著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内蒙古师院地理系读书，入学后好长时间对地理专业也没有产生真正兴趣。后来我读到了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一集),书中先生那些平实畅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论文，很快深深地吸引了我。以我当时的学识虽然不可能对先生的研究领会多少，但从中知道了历史地理这门有意思的学问，后来又陆续读了先生的其他论著,逐步萌生了追随先生学习历史地理的意愿。只是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我听说到史先生所在的陕西师大历史地理专业属于历史学科，对史学基础要求很高，而我没有正经学过历史，自觉实在没有多大把握，几经权衡，我报考了同在西安的西北大学地理系王成祖先生的中国地理学史专业。但我一直希望还能有机会向史念海先生求教。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国内不少学者最初也是因为读了史先生的论著,走上历史地理研究道路的。更难得的是历史地理在很长时间内是门比较生僻的学问，但史先生的学术论著却能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影响了众多后辈学子对学术之路的选择，这是当今学术界少有人能做到的，更是我辈难以企及的。

到我成为史先生学生后，从自己的一些见闻中，更为真切地领教了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有一年寒假在回家的火车上，与对面座位上一位西安铁路局的干部聊天，他得知我是史先生的学生后，说史老先生真是有学问，我感到很奇怪。据这位干部说，潼关到西安的铁路有一段路基经常下沉，弄不清什么原因。后来局里去请教史先生，先生去看后，说是那段铁路正好建在唐代漕渠的遗址上，因地下有泥沙沉积，土质比较松软，所以才引起路基下沉。局里后来勘察的结果和先生说的一样。后来我专门问过先生，先生说确有其事，足见先生对西安历史地理的研究的深入。1995年史先生受西安市政府的委托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我们在西安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老师、学生都参与了部分工作，当时史先生每周都要召集我们开会讨论有关问题。有次开会一位年轻老师把北周时期的某个地名的位置确定在渭河北岸。史先生听了他的分析后，很肯定说应该是在南岸，并指出了依据的史料来源，后来经查证，证实了先生的判断是对的。由此可见，先生对相关史料的熟悉。

史先生那一辈学者大多有着扎实广博的传统学问根底，虽然先生主要研究领域是历史地理，但从一些其他方面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先生学养的深厚。我想史先生学术论著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力，除了对历史地理精深研究，也和先生早年对文章之学下过功夫有一定的关系。我曾听先生讲过，少年时先生就很喜欢韩愈、苏东坡的文章，读辅仁大学时，还听过校长陈垣先生上的国文课。我记得1996年9月的一天，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举行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很多单位和个人在会上宣读贺词，大多数都不外是些习见的形式和文字。史先生在西大史地系任过教授和系主任，作为嘉宾也应邀出席，并亲自念了自己用骈体文撰写的贺词。典雅整饬的文字经先生的山西口音朗声宣读出来，抑扬顿挫别有意味，引来与会者一致的赞叹，有位老师对我说，到底是老先生，别人是写不出来的。

作为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史先生关心和奖掖后学的美德，向为国内学术界所称颂，不少学者都曾经撰文谈及过先生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对此我自己的感受甚深。王成组先生逝世后，我转到西北大学西北史研究室，随李之勤、李健超两位导师学习历史地理。知道两位李老师一直对史念海先生恭执弟子之礼且和先生很熟悉，出于对史先生的仰慕，我冒昧地提出想去听史先生的课，哪知李健超老师与史先生一联系，先生便欣然同意了。此后约有小半年，我每周都去史先生家一个上午，和先生自己的研究生一起听课。起初我还有些顾虑，毕竟我是外校的学生，以前和先生并无多少接触。但很快我就觉得这是多余的，先生在教学时对我们一视同仁，同样严格要求悉心指教。那时先生每周都要我们汇报读书情况，还必须交一篇读书札记，每次他都要及时审阅，并从观点看法、史料使用乃至文字表达等方面认真批改。有时我写的札记不过千把字，但先生的批语往往却有三四百字。特别是札记中有些许新意的地方，先生总是予以充分的肯定，使我这个无甚根基的初学者不仅从中得以窥见治学的一些门径，同时也受到很大鼓舞，增添了学习的自信。这些经先生批改的作业，20多年来我还一直珍藏着。课程结束时，按照史先生的要求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承蒙先生谬奖，还给我打了90多分，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其实我清楚，这完全是先生对我的鼓励。正是有了这次上课的机缘，我对史先生的文章道德更加崇敬，坚定了师从先生继续学习的决心和信心。硕士生毕业前夕，我学习的西大西北史研究室，准备留我在室里工作，但老师们知道我的想法后都很支持。当我向史先生谈了要报考先生博士生的愿望后，先生高兴地表示欢迎。而且考虑到我已成家并有孩子，继续脱产学习会有一定困难的实际情况，先生还准备让我毕业后到陕西师大历史地理所工作，然后在职读博士，这样可以减轻我的经济负担。我根本没想到先生竟为我这个只听了半年课外校学生考虑的如此周到，当时感动的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参加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后的一个星期后，史先生来西大主持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一见面就告诉我已经被录取了，在场的研究室的老师也为我能成为史先生的弟子而高兴。虽然后来因一些原因，我没有能在所里工作，但史先生对我的提携和关怀，我一直铭刻在心未敢忘怀。

事实上无论是否是先生的学生，多年来史先生一向热心帮助和扶持学术界的后辈。1992年我师从史先生完成博士学业后，回到西大西北史研究室工作，除了教学科研外，也兼一些行政杂务，其间一些事情经常要烦劳史先生，而先生从未推辞过。我所在的西北史研究室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生，有不少学生听过史先生授课。每年的毕业答辩请先生来主持，先生几乎是有请必到。先生作为史学界的前辈大家，是当时陕西省内为数极少的历史学博导(全省共3人),能来为硕士生主持答辩，让我们老师学生们都觉得很荣幸，同时也受到很大教益，其中有些后来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生，在学术上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使得西大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很是羡慕。那时西大教师评职称，需要由外校同行专家写推荐意见，很多历史学科的教师很希望能得到史先生这位史学大家写的推荐书。有些历史专业的老师知道我是史先生的学生，往往托我引见，请先生写推荐，每次先生都很热情地接待，让这些老师深受感动。有一位教师评教授职称，已经请史先生写过两次推荐书，第三次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先生看过这位老师的科研成果后，觉得符合条件，还是很爽快地写了，并加以安慰和鼓励。那年这位教师如愿评上了教授，他多次和我谈及先生给予的鼓励和帮助的感激之情。这只是我印象较深的几件小事，仅我所知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史念海先生是学术界敬仰的著名教授，还曾担任过副校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但凡是与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对先生待人接物的谦和宽厚，平易近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在我眼里，先生更是一位慈眉善目，可敬可亲的忠厚长者。我至今还记得，不论是上课或是办其他事情，我每次到先生家，在书房坐下后，先生都会亲自倒上一杯热茶，走的时候先生一定要送出门外，并目送下楼才回屋，实际上先生在接待素不相识的来访者也都是如此，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我在西大工作时，差不多连续五年，每年都要请先生来研究室主持硕士生的答辩，由于条件所限，我每次只能打个出租车接送先生。因师大校门不让出租车进，而先生的住宅离校门还有挺长距离需要走过来，西安的六月天气已很炎热，而当时先生已是耄耋之年，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先生对此却并不在意，说正好就当散步，并让我以后不必再专门过来接送，到时他自己坐车去就行。我们研究室没有专门的场所，只能找个教室稍加布置举行答辩，教室里通风不好，也没有空调很是闷热，坐一会就浑身冒汗。但先生毫不在乎，依旧认真地审阅评议，每次都要忙碌半天，使参加答辩的老师和学生备受感动。我还记得有一天早上，先生突然来到我们研究室，我感到很诧异。一问才知，先生来主持西大一个研究所的博士生毕业答辩，来后所里没人，就来找我问问情况。我打听后知道，他们所里联系先生时，把时间搞错了，本应是在第二天答辩，大热天让老先生白跑一趟。我当时很不高兴，所里的老师觉得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先生道歉，可先生并不介意，而是说或许自己记错了，那就明天再来。以后我和一些老师学生在闲聊时谈起这事，大家无不为老先生为人的随和与宽厚所叹服。在我与史先生相处的十年中，确实从未见过先生对什么人疾言厉色过。如今虽然过去多年，但忆及与先生在一起时，那种如沐春风、其乐融融的感觉依然令我神往。

(作者为青岛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想念史念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