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刚拉起湘军时，定了一条死规矩：谁敢抢老百姓的东西，砍头。
几年后，他亲手废了这条规矩。新规矩变成：攻下城，默许士兵大抢三天。
咸丰四年，曾国藩刚把湘军拉起来的时候，还带着读书人的天真。他不许劫掠百姓，不许奸淫掳掠，不许私分战利品，谁犯就砍谁的头。那时候的湘军走到哪儿都喊着“救民于水火”，一副王师的做派。
结果呢？打完武昌，士兵们抢了点碎银子旧衣服，立马就有人揣着东西跑路——赚够了一点就不想再拼命了。
田家镇那一仗，彭玉麟缴获了五百多艘敌船，船上全是粮食财物。但他太了解自己的兵了，因为怕他们趁机拿钱跑路，干脆一把火全烧了。
这一把火烧掉的不是船，是士兵们回家的心思。
曾国藩自己在日记里也认了：“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升官你舍不得给，发财你拦着不让，鬼才替你卖命。
转折点在咸丰七年。他被老爹的死讯叫回了老家，在家一蹲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他把半辈子的碰壁全复盘了一遍，最后想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提着脑袋跟你干的，没几个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大家图的就一样——打完仗能发财，能让家里人吃饱饭。
再度出山之后，曾国藩像换了个人。他定下了一条整个湘军心照不宣的规矩：攻下太平军死守的坚城，默许士兵大抢三天。三天之内能抢多少全归自己，三天之后重新整肃军纪。
猛将鲍超把这套规矩执行到了极致。他的部队，群众纪律烂到根，战场纪律严到变态。
“每克一城，许部曲掠三日。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对一个乡下穷小子来说，攻下一座城抢三天，赚的钱抵得上种一辈子地。
当然，光靠抢劫发不了财，得先活下来。鲍超的战场纪律严苛到恐怖：后退者什长当场斩杀，士兵不许脱阵捡拾财物。冲锋时他必定站到最显眼的位置，让所有士兵看到指挥在哪里。
鲍超自己说：跟我打仗，能发财；敢拼命，能赚大钱。
这一套其实就是蒙古人、契丹人、女真人崛起时的做法。
安庆之战最能说明问题。太平军把城池守得铁桶一样，曾国荃带着吉字营在城外硬围了整整一年。风吹日晒，死伤惨重，但就是没人哗变逃跑。
为啥没人跑？因为曾国荃天天跟士兵们画饼：撑住，城破了里面全是你们的。
果然，城破那天全军大肆劫掠，有士兵一个人就抢了七百两白银，够一个庄稼汉挣一辈子。城里能拿的全被拿光，拿不走的全砸了，连棺材都被撬开找陪葬品。
天京之战更离谱。太平天国经营了十几年的首都，金银财宝堆成山。曾国荃围了整整两年，朝廷催他快打，李鸿章说带淮军来帮忙，他全顶回去了——这块肉只能让自家人吃。
城破之后，从将领到伙夫全冲进去了，金银珠宝、木料建材、绫罗绸缎，连房子上的钉子都撬下来往湖南老家运。长江上全是满载财物和女人的船，日夜不停。为了抢东西，不同营的湘军自己人都能拔刀互砍。
湘军的劫掠到底有多狠？南京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谭嗣同在《北游访学记》里记录了南京百姓的证言：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时候，“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但老百姓还是天天盼着官军打回来。
结果等真打回来，曾国藩的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王师，比他们嘴里的“发匪”还要残暴。
我写这些不是骂曾国藩伪君子。因为古代打仗其实基本都这样，他没得选。
更何况湘军不是朝廷的正规军，粮饷全靠他自己想办法。后期欠饷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欠了士兵十几个月的军饷。他唯一能给手下的筹码，就是攻城之后那三天的自由。
用城里的钱换士兵的命，换战场的胜利，换自己的千古功名。一笔交易，各取所需。
后来我每次读到曾国藩这一段，都会想一个问题：他在老家把自己关了一年多，到底是真的大彻大悟了，还是终于卸下了伪装？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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