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帮邻居大娘家脱土坯，天热我光着膀子，大娘闺女递水不敢抬头

那年帮邻居大娘家脱土坯，天热我光着膀子，大娘的闺女递水时不敢抬头

声明：本故事虚构创作，请勿代入现实，所有人名地名均为虚构，请理性阅读。

第一章 三间土坯房

一九八四年，夏天。那年我二十一岁，在镇上的砖瓦厂当临时工，一个月挣三十七块钱，每天跟泥巴和砖头打交道，回到家身上的泥巴能搓下来二两。可那年夏天，比砖瓦厂的窑炉还热，天热得地里的玉米叶子卷成了筒筒，路边的狗尾巴草晒得发白，踩上去嘎嘣嘎嘣地脆。老井里的水一天比一天浅，打上来的水先是浑的，后来就只剩泥汤了。

我娘说，一九八四年的热，是她活了半辈子没见过的热。

可就在这么热的天，邻居刘婶子偏偏要脱土坯。她家那三间老土坯房，西墙夏天被雨水泡塌了一面，堂屋的梁上裂了一道缝，晚上躺在屋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不修不行了，再拖下去，冬天的北风能把整个屋顶掀翻。可刘婶子家没人，男人前年病故了，闺女叫秀芝，刚满十九岁，还有个十岁的儿子叫小虎。孤儿寡母的，垒个鸡窝都费劲，哪脱得了土坯？

刘婶子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底下发愁，手里拿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来划拉去，划了半天也没划出个名堂。枣树是秀芝她爹活着时种下的，如今树干都比碗口粗了，每年结的枣子吃不完，刘婶子就晒成干枣拿到集上去卖。那天傍晚我从砖瓦厂回来，骑着那辆链条嘎嘎响的破自行车，路过她家门口，看见她坐在枣树底下，树叶子在风里抖，她的头发也抖，一绺一绺的白头发从黑发里探出来，像是过早落下的霜。她手边搁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农业学大寨”的字样，字迹都快磨没了，只剩下半个“寨”字还隐约可见。

“婶子，咋了？”

刘婶子抬头看见我，眼睛先是一亮，又一暗，那一下的变化看得我心里一酸。“长河啊，婶子想脱坯，可这天气，请谁呢？问过东头老王家的两个小子，人家说天太热不想动。问过村西的李老三，开口就要三十块工钱。我哪拿得出三十块？”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风吹到别人耳朵里，让人家知道她连三十块钱都拿不出来。

“我帮您脱。”我话一出口，自己都没犹豫。我这个人，嘴比脑子快。我娘常说我是直肠子，一根筋，看见人家有难处自己先坐不住。其实我心里清楚，我是见不得别人愁眉苦脸——刘婶子平时对我家不错，去年我娘生病，她连夜去镇上抓药，回来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巴，也不知道在黑灯瞎火的土路上摔了多少跤。

她愣了一下，手里那根树枝啪地折了。“那怎么行？你白天上班——”

“厂里正经的放了两天假，闲着也是闲着。”我拍了拍自己胳膊上的肌肉，晒得黑红黑红的，往那儿一站跟半截铁塔似的，“我别的本事没有，力气管够。”

刘婶子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她站起身来，把手里的搪瓷缸子放在树根上，缸子里的水晃了几下，映出一小片破碎的晚霞。“长河，你爹妈知道不？”

“我娘说过，远亲不如近邻。您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我说着把自行车靠在枣树干上，进了她家院子转了转。那面塌了半截的西墙，土坯碎了满地，被雨水泡过的泥浆干成了硬壳，裂缝里的蟋蟀叫得有气无力。堂屋的梁上那道缝，我伸手进去掏了掏，能感觉到风从屋顶灌进来。这样的房子再不修，冬天真能把人冻坏。

我说回去跟我娘讲一下，明天一早就来。

回到家，我娘正坐在门槛上择豆角，豆角是隔壁张婶送来的，有些老了，丝筋多，得一根一根地抽。我把这事跟她说了，她抬头看看天，天边的晚霞烧成了一片火海，红得有些过分。她说这天热成这样，你受得了吗。我说受得了，砖瓦厂的窑炉比这热多了。我娘沉默了一会儿，把择完的豆角放进簸箕里，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碎屑，说行吧，明天让你爹把我腌的那坛咸鸭蛋给刘婶子带几个过去，你干活累了就吃。她顿了顿又说，秀芝那孩子脸皮薄，你别跟人家瞎逗。

我才没瞎逗。我娘总把我当成十七八岁的愣头青，动不动就说我把隔壁村哪个姑娘惹哭了，其实那姑娘是自己哭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把家里的铁锹找出来。铁锹是好铁锹，我爹年轻时在县农机厂干活，带回来的，锹面上有个钢印，是“新华”两个字，用了十几年还锃亮，只是木把有些松了。我打了水把铁锹磨了磨，又把铡刀找出来。铡刀是生产队分下来的，铡草的，我小时候常拿它铡玉米秸，一刀下去干脆利落。铡刀刃上有一点锈，我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块磨刀石，坐在井台边磨了半天，磨到手指在刃口上轻轻一刮就能剃下汗毛。

我爹蹲在旁边抽旱烟，烟袋锅子磕在井沿上嗒嗒嗒地响，火光照着他的脸一明一暗。他看着我磨刀磨锹，半天没说话，最后站起来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一磕，说：“脱坯是个力气活，你年轻，有力气，但不能蛮干。麦秸要铡碎，铡刀下去不能拖泥带水，一截一截的，铡不碎就泡不烂，泡不烂就和不匀，和泥要透，翻泥要勤，闷泥要足时候。这活你爹年轻时在生产队干过，那时候脱出来的坯，盖的房到现在还杵着，你二大爷家的东厢房就是我们脱的坯。”他难得说这么多话，说完转身进屋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平时不言不语的父亲，心里其实什么都懂。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户开着，窗外的知了叫个不停，月亮透过纱窗洒进来，落在床前的地上，一片银白。我在想，明儿天会不会凉快一点。又想，秀芝那姑娘，平时不怎么说话，在村里碰见了总是低着头绕道走，见了男人就跟见了什么洪水猛兽似的，连眼皮都不敢抬。村里人都说这姑娘太老实了，说以后嫁人怕是连婆家的狗都管不住。可我知道她不是老实，她是怕。她爹走那年她刚上初中，成绩一直拔尖，班主任都上家来劝了好几回，说这孩子是块念书的料。可她爹一倒，家里天就塌了，她只能把书包挂在门后头，把课本收进柜子里，从此喂猪割草洗衣裳，一个人撑起了半个家。

明天帮她家脱坯，她大概会躲得更远吧。

第二章 脱坯

脱坯这活儿，讲究可大了。

黄土不能随便挖，得挖那种半沙半粘的黄土，太黏了坯干了裂，太沙了坯一碰就散。我在刘婶子家屋后头选了一块坡地，铲掉上面一层浮土，底下的黄土颜色纯得像蛋黄色，攥在手里能成团，松开手一捏就散，正好用来打坯。刘婶子说那是她家自留地的一角，种过一季红薯，土早就养肥了，挖下去尺把深还能看见几条没挖干净的红薯根，白生生的，断了的地方渗出乳白色的汁。

我先挖了个浅坑，把泡了一夜的黄土从坑里铲出来。为了让土泡得更透，我头天傍晚在这里浇了十来担水，把坑灌得满满的，水渗下去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像是土地在喝水。土坑旁边摆着刘婶子家的两副木桶，桶是杉木的，箍着锈铁圈，桶底有些渗水，我一路小跑从井边挑过来，来来回回跑了不知道多少趟，肩膀上的汗把褂子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

现在土泡得正好，水分渗得均匀，铲出来的时候软乎乎的，铁锹铲下去没有那种干涩的刮擦声，而是闷闷的一声，像切豆腐。

麦秸是昨晚铡好的。我爹亲自来铡的。他本来只说来看看，结果一看我铡的麦秸长短不齐，二话不说把我推到一边，自己蹲下去铡了起来。他铡麦秸的时候不说话，嘴里的烟袋锅子不点，就那么咬在嘴里，双手起落干脆利索。那把铡刀用了多少年了，在他手里比在我手里听话多了，一起一落带着风声。麦秸铡得碎碎的，每一截两寸来长，均匀得跟尺子量过一样。我爹说脱坯这活，麦秸是筋，黄土是肉，筋得剁碎了才能和进肉里，不然坯一干就裂，裂了就白费功夫了，冬天北风灌进去，再好的房子也冻人。

麦秸铡好了堆在旁边，金黄色的，堆得像座小山，散发出一种干燥的、被太阳暴晒过的草香，偶尔有一阵小风吹过来，能把麦秸屑卷起来飘飘扬扬地飞。

我脱了外套，后来连背心也脱了。太阳晒在身上跟烙铁似的，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又辣又疼，来不及擦，就用胳膊一蹭，蹭得一脸都是泥印子。我索性光着膀子干。上身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脊背上的肌肉随着铁锹的起落一鼓一鼓的，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淌到裤腰上，把裤子湿了一大片。我踩着铁锹往土里一锹一锹地挖，翻了三遍土，又把麦秸一层一层地铺在土上，每铺一层就浇一遍水，然后开始踩泥。

踩泥这活最累人，得光着脚跳进泥坑里，用全身的重量把泥和麦秸踩匀。我卷起裤腿跳进去的时候，泥浆噗的一声没过我的小腿肚子，凉丝丝的，跟站在井水里完全是两个感觉——井水是清亮的，泥浆是稠厚的，它裹着你的腿，每抬一步都要使出力气。

我一边踩一边转圈，踩完左边踩右边，踩完上层踩下层，泥浆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把麦秸一寸一寸地踩进泥里。有时候脚底下踩到一小块没化开的土疙瘩，就得用脚后跟使劲把它碾碎，不然土疙瘩晾干了会变成一个空洞，坯就不结实了。

闷泥是最后一道工序。把踩好的泥堆成一个长方形的大泥堆，盖上草席子，让它在太阳底下闷着，麦秸的汁水和黄土的粘性都得慢慢渗出来，闷不透的泥脱出来的坯，脆得跟饼干似的。刘婶子拿了几床旧草席子铺上去，那些草席子是前年打下的苇子编的，边缘已经有些散了，苇条支支楞楞地伸出来，压在四角的是几块从老墙上拆下来的土坯碎块。

干完闷泥的活，已经是正午了。

太阳挂在头顶正中，热辣辣地往下烤。院子里的枣树叶子被晒得打了蔫，知了叫得声嘶力竭，树影缩成了脚下一小团。新铺的泥堆被晒得冒着一层白汽，踩上去还是热的。我站直身子，从泥坑里拔出双腿，一屁股坐在枣树底下，脊背靠在树干上，树皮粗糙得很，硌着我的肩胛骨，有点疼，但这会儿顾不上了。我从旁边的搪瓷缸子里倒了杯凉茶，一口气灌下去，茶是刘婶子早上煮的老叶茶，放凉了带点苦味，但解渴得很。

“长河哥。”一个声音忽然从旁边响起来，轻轻的，软软的，像是夏天傍晚的风从门缝里挤进来。

我转过头。秀芝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她今天穿了一件白底碎花布衫，蓝裤子，裤腿上沾了点泥，大概是从院子那边走过来时蹭到的。头发扎成了两条麻花辫，辫梢用红头绳系着，垂在肩上，随着她微微的呼吸轻轻晃。她的脸低着，额头几乎要贴到搪瓷缸子沿上了，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脖颈雪白雪白的，跟我这晒得跟黑泥鳅似的身板一对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

“喝水。”她说。声音小得跟蚊子哼哼似的，我要不是正对着她，差点听不见。

“哎。”我赶紧站起来，走过去接过搪瓷缸子。缸子是新洗过的，搪瓷上还挂着一层水珠，握在手里凉丝丝的，入手能感觉到水是新打上来的井水，透着一股井底特有的凉意。我接缸子的时候，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凉凉的，微微颤了一下，像一只受了惊的蝴蝶，嗖地缩了回去。

她抬起头来，眼睛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就这一眼，她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她脸上飞起两朵红云，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朵根。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羞，也不是怕，倒像是看到了什么让她心里头怦怦跳的东西。她的目光从我的脸滑到我的胸口，又滑到我的肚子上，然后像被火烫了一样，猛地缩回去了。她嗖地转过身，甩着辫子就往屋里跑，步子快得像后面有条狗在追她。跑到堂屋门口，一脚踢在门槛上，差点绊倒，手在门框上扶了一把，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屋里。门帘子在她身后一甩，飘了几下才落下来。

我端着搪瓷缸子站在原地，低头看了看自己。光膀子，胸膛上全是汗水和泥点子，腹肌被这些日子干体力活磨得有些线条了，腰上系着那根破皮带，裤腿卷到膝盖，一双腿从膝盖以下全是泥巴。古铜色的皮肤在太阳底下反着油亮亮的光，汗水把肌肉的纹路勾勒得清清楚楚。整个人就像一块刚从窑里烧出来的红砖，粗粝、结实、滚烫。

我心里一咯噔。这丫头，不会是——

缸子里的水晃了一下，映出我那张沾满汗水和泥土的脸。我端起缸子咕咚咕咚把水喝完，井水顺着下巴淌下来，滴在胸口上，把泥土冲出几道细细的棕色水痕。我把缸子搁在枣树下的石墩上，拍了拍后脑勺。算了不想了，下午还有一堆活等着呢，和泥闷泥，翻泥拍坯，傍晚得把坯膜子都填满，这天气坯干得快，不抓紧脱出来，泥就废了。

院子里很安静。知了在枣树上扯着嗓子叫。我重新走到泥堆旁边，弯腰抓起铁锹。铁锹把已经被太阳晒得烫手了，握上去掌心里一阵灼热。可我心里，比这铁锹把还烫。

第三章 秀芝

要说秀芝这姑娘，命是真苦。

刘婶子怀她那年，正赶上六零年。别说营养了，能吃饱肚子就是烧高香。她爹那时候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每天能多分一把红薯干，刘婶子舍不得吃，全留给还在肚子里的秀芝。后来秀芝生下来，瘦得跟只小猫似的，接生婆说这孩子能活下来是命大。刘婶子奶水不够，就用米汤一勺一勺地喂，喂了整整半年，硬是把这只小猫喂成了人。

秀芝打小就懂事。别的孩子在村口玩泥巴、打陀螺的时候，她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台前帮着添柴烧火。别的孩子满村疯跑着抓萤火虫的时候，她蹲在院子里拿玉米皮编小篮子，编得又密又结实，可以装鸡蛋拿到集上卖。她从小就知道家里穷，知道爹身子骨不好，知道弟弟还小，知道自己得多干点活。这种懂事不是天生的，是穷日子逼出来的。

上学的时候成绩拔尖。村里小学一共就三间教室，五个年级挤在一起上课，老师是一个从县城下乡的知青，姓王，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待了几年就走了。可秀芝记性好，算术好，王老师布置的作业她总是一遍就做对。人家在操场疯跑，她趴在课桌上做题。人家放了学去河沟里捞鱼，她背着弟弟去地里给爹送水。有一年期末考试她考了全乡第一，那张奖状是王老师亲自贴在她家墙上的，刘婶子高兴地拿出一袋去年攒下的花生给老师炒了吃。那张奖状现在还贴在她家墙上，纸已经发黄了，边角被虫子蛀了几个小洞，可那几个字还清清楚楚——三好学生。

后来她爹病倒了。开始只是咳嗽，以为是小毛病，灌了几副草药不见好，后来咳出血来，去镇上卫生院一查，是肺上的毛病。大夫说要住院，她爹不住，说住院花钱多，回家养养就好。其实哪是回家养养，是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就那么拖了半年，人走了。

走那天秀芝刚念完初一，书包还挂在门后头，课本还放在枕头边，翻到的那页是朱自清的《背影》。她爹咽气的时候拉着她的手说，秀芝，爹对不住你，没让你把书念完。她跪在床前哭得说不出话，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爹的手背上，滚烫滚烫的。

她爹走了以后，她就没再去学校。把书包挂在门后头，把课本收进柜子里，把那张奖状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卷好，开始跟着刘婶子干农活。那年她才十四岁。十四岁，城里的姑娘还在父母怀里撒娇，她已经开始扛起半个家了。一开始割猪草都不会，手被镰刀割了好几道口子。一开始挑水挑不动，肩膀磨破了皮，晚上睡觉不敢侧身，只能平躺着。一开始做饭做糊了，把一锅粥熬成了黑炭，刘婶子没骂她，她自己蹲在灶台前哭了半天。

可日子是磨人的。磨着磨着，她就什么都会了。她能一个人插一亩地的秧，从早干到晚，腰都直不起来，晚上睡觉翻身都难。她能一个人杀猪，按住猪头一刀下去，干净利落，比村里有些男人还利索。她能把破了的衣裳补得跟新的一样，针脚细密得看不见缝。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弟弟小虎被她管得服服帖帖，放学回来先写作业再出去玩，不写完作业不许吃饭。她还会给小虎做布鞋，纳鞋底纳得手指全是针眼，可做出来的鞋又厚实又暖和。

唯一不行的，是怕见人，尤其是怕见年轻男人。村里的小伙子们跟她说话，她总是低着头，问一句答一句，从来没多说过半个字。有人在背后说她是闷葫芦，有人说是她爹走了以后变得太孤僻了，也有人说她打小就文静，可我觉得，她是把自己裹在一个硬壳里，裹得太久了，连怎么跟人说话都忘了。

可她会脸红。刚才在院子里，她抬头看我的那一瞬间，那双平日里躲躲闪闪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从未见过的光。那道光很短，短得只有一眨眼的功夫，可我看得真真切切。

我把搪瓷缸子搁下，拍了拍后脑勺。缸子里还留着最后一滴水，挂在搪瓷缸沿上，迟迟不肯落下来，在阳光下亮晶晶地闪了一下。刘婶子从堂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个簸箕，簸箕里装着新摘的豆角。她看看院子中间的泥堆，看看还闷着的草席子，又看看秀芝跑进去的那扇门，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只有过来人才看得懂的笑。

“长河，累坏了吧？快来吃饭。”刘婶子招呼我，“你婶子没别的本事，做饭还行。”

“还行还行。”我收起铁锹，把锹头在砖阶上磕掉泥疙瘩，铁锹搁在墙角。又把工具一件一件放回工具箱——工具箱是我爹年轻时走乡串村打家具时用的，把手磨得油亮油亮的，四角包着铁皮，虽然旧了但特别结实。

午饭摆在小桌上，放在枣树底下。刘婶子炒了四个菜：豆角炒肉片，肉片切得薄薄的，豆角被煸得起了虎皮，一看就是乡下灶台的手艺；西红柿炒鸡蛋，鸡蛋是自己家老母鸡下的，西红柿是院子里菜畦上刚摘的，还带着太阳的余温；凉拌黄瓜，黄瓜是早上从地里揪的，脆生生的，用蒜汁和醋拌了；还有一个炖土豆，土豆被她炖得起了沙，筷子一夹就碎，汤汁浓稠得能挂在碗边上。

主食是手擀面。刘婶子擀面的手艺在村里是有名的，面皮擀得薄薄的，叠起来切成宽条，下锅后捞出来筋道滑溜，白花花的，浇上一勺肉末卤子，再撒上一把葱花，我吃了三大碗。她是东北人，嫁到我们这里快三十年了，乡音都改得差不多了，可做饭的手艺还是东北那边的——实在，油水足，量又大。

“婶子，您这面擀得真地道。”我端着碗夸她。

刘婶子呵呵笑了，拿围裙擦了擦手说喜欢吃就常来婶子家，别的不敢说，饭管够。

秀芝没上桌。刘婶子说她身体不舒服，回屋躺着了。可我注意到厨房的灶台边上，搁着那碗没动过的面条，碗沿上搭着一双筷子，筷子是一双新的竹筷，还没怎么使过。

我低下头扒饭，心里头明白，她不是身体不舒服。

是我让她不舒服了。是我这身晒得黑红黑红的腱子肉，让她不舒服了。可我转念一想，心里又浮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也许不是不舒服。也许是太舒服了，舒服得她自己也觉得不对劲。

不行，赵长河，你瞎想什么呢。我狼吞虎咽把最后一口面吃完，站起来帮刘婶子收了碗筷，端到井边去冲洗，然后重新回到闷泥的土堆旁，开始翻第二道泥。

下午的太阳更毒了。晒得地上的蚂蚁都躲进了石头缝里，连枣树上的知了都热得叫不动了，半天才吱一声。我脱了鞋光着脚踩进泥里，泥浆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温温的，带着一股熟透了的泥土腥气和泡烂的麦秸清香。我一边踩一边哼歌，哼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句，嗓门扯得老大，反正这院子也没别人，刘婶子在后院鸡圈旁收蛋，小虎还没放学。

可我感觉到了。堂屋的窗户后面，窗帘动了一下。窗帘是一块白底蓝格的布，大概是刘婶子用旧被面改的，边角缝得歪歪扭扭，但洗得干干净净。帘子被拉开的缝很小，只有巴掌宽，但那后面有一双眼睛，一双躲躲闪闪的眼睛，透过窗帘的缝隙正在偷偷往外看。那目光一直追着我后背上的汗珠，看它们顺着脊梁沟淌下来，在腰间被裤带截住。

我没回头。我怕一回头，那窗帘就会“唰”地拉上，把那对刚探出头的蝴蝶惊回黑暗里。

我继续踩泥，把泥浆踩得咕叽咕叽响，然后弯腰翻泥，一锹一锹地翻，翻完了再踩。汗水浸进一道被麦秸碎屑划出的浅口子里，辣得我不由自主地咧了咧嘴，胳膊一甩弹掉脸上的汗珠，想着反正手是脏的，干脆别管了。太阳从头顶慢慢往西移，枣树的影子一点一点拉长，终于遮住了我汗湿的脊背。直到泥堆里再也感觉不到任何一块细小的土疙瘩，全成了烂烂稠稠的泥膏，我才停下来。

第四章 雨夜

坯脱了两天。我的脊背晒得能当铁砧，手心里磨出了七八个亮晶晶的水泡，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破。晚上回家把手泡在凉水里疼得龇牙咧嘴。

可活还没干完，第三天的傍晚，天变了。

乌云从西山头压过来，黑压压的，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在天空狂奔。风也起来了，把院子里的枣树吹得前俯后仰，树叶沙沙乱响，几个青枣扑簌簌地掉在地上，滚了一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暴雨来临前的土腥气，闷得很，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正蹲在院子里吃晚饭，一块发糕还没啃完，天边忽然亮了一道闪电，把整个院子照得惨白惨白的，紧接着咔嚓一声雷响，从头皮顶上炸过，震得院子里的水缸都嗡嗡响。刘婶子手里端的一碗绿豆汤差点摔了，碗晃了好几下才稳住，汤洒了一桌沿。

“坯！”我扔下发糕就往外跑，脚在地上蹬得尘土飞扬，“坯还在地上晾着！刚脱的坯还没干透！”

一百多块土坯，整整齐齐地码在屋后的空地上，全都是今儿下午刚脱出来的，还是生坯，软得很，指甲一按就是一个坑。这批生坯要是不盖上，再晒两天就能进窑了，现在让雨一淋，全完。非但用不了，还得重新铲掉从头脱一遍泥。

刘婶子、我爹、我娘，全都冲了出来。连小虎都从屋里跑出来，手里拎着一张门板——那是他卸了堂屋的门板扛过来的。刘婶子家那年粮食产量不够，买不起塑料布，家里只有几张破席子和两张门板，根本不够盖一百多块坯。我急得嘴上冒泡，一边搬砖压席子角一边往远处的麦秸垛跑，抱了好几捆麦秸过来铺在坯堆上，勉强多盖了一块地方。

可雨来得太快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砸在干地上溅起一小团一小团的灰烟。麦秸被雨水打得贴在一起，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浇在泥地上，地上的浮土变成了泥浆。

忽然，秀芝从屋里冲了出来。她穿着一件旧雨衣，雨衣是她爹留下的，大了好几号，穿在她身上像套了个面口袋，袖子卷了好几下还拖到手背上。她顾不上自己的雨衣下摆拖在泥水里，手里抱着一大卷塑料布，跌跌撞撞地穿过雨帘。塑料布是之前盖鸡笼用的，她平时喂鸡怕淋雨特意收好叠在屋檐下的，此刻被她死命地往外扯。

“姐！你慢点！”小虎在后面喊，声音被风雨盖住了一半。

“别废话！快帮忙搬砖压角！”秀芝拉过塑料布往坯堆上铺，抬头的那一瞬间，我跟她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把她的碎发贴在额头上。她的眼睛被雨水淋得有些睁不开，睫毛上挂着水珠，可这次她没有躲。她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眼里的惊慌和倔强被闪电照得清清楚楚，那里面还有另一种东西——一种在风雨里亮得刺眼的坚定。

“长河哥！那边还有一摞！你拽住这头！”她冲我喊，声音压过了雨声。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喊我。在暴风雨里，在被浇湿了全身站在泥泞的空地上，她忘了害羞。

我们俩一左一右，拼命把塑料布拉开来往坯堆上盖。风大得差点把整张塑料布刮上枣树梢，秀芝拼命拉住一角，她的身板瘦，风一吹就往后退，雨衣的帽子被吹得在背后翻飞，整个人差点站不稳。但她咬着牙没松手，胳膊抖得像狂风中的竹竿，指尖却铁青地勾着塑料布边缘。用碎砖头把四角压稳。我这边刚压住一角，雨哗地一泼，把她辛苦拉平的一道边全卷了起来，砸在我手背上生疼。我们又拽又按，脚下泥水横流，坯堆上的湿麦秸滑得站不住人，几块土坯已经塌了角，泥浆正顺着缝隙往下淌。我听着生坯咕嘟咕嘟地吸水，心里凉了半截。

可秀芝始终没撒手。她跪在泥地上，两只手死死按住塑料布，雨水浇在她背上，顺着雨衣的破洞往里灌。她的辫子湿透了，头发梢滴着雨水，红头绳被雨水泡得褪了色，雨水顺着她的脖子往下淌。她跪在那里的姿势像一尊石像，又像当年那棵被洪水淹了根的小柳树，水没了顶，枝条还在挣扎。可她的眼睛里，一滴泪都没有。

我们忙了大半宿。雨稍微小了些，雨点从豆大变成了细针，打在塑料布上沙沙地响。最后检查一遍，坯堆上盖得严严实实，该压砖的地方压了砖，该垫高的地方垫了木头，不透水不进风，总算没白费力气。麦秸和席子加上最后铺上来的塑料布，终于把大部分坯护住了。

只是——还是有一小堆坯没盖住。雨来得太快，那堆坯在最边上，等塑料布拉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浇透了，泥浆顺着坯缝往下淌。秀芝蹲在那堆湿漉漉的土坯旁边，看着泥浆里碎了的坯角，眼泪掉了下来。雨水把她的眼泪冲得看不清，可我知道她在哭。

“没事，这批废了就废了。”我走过去，雨水从我的头发梢往下淌，滴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回头我重新脱。你救下了大部分，已经是大功一件。”

她没吭声。只是站起来，把雨衣脱下来，拧了拧水，挂在了门框上。雨衣的扣子掉了一颗，她弯腰在雨里摸索了半天才找到，攥在手心里。雨后的月光从云缝里挤出来，照在湿漉漉的院子里，地上的积水反射着碎碎的银光，像是洒了一地的碎镜子。

刘婶子烧了一锅姜汤。姜是老姜，切得薄薄的，一锅水煮得辣味直往鼻子里钻，整个堂屋都弥漫着一股冲人的暖意。我们围坐在堂屋里，一人端着一个碗喝姜汤。秀芝坐在角落里，小口小口地喝着，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她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说呢，是那种卸下了什么东西的感觉，是怕了一天的牲畜终于在深夜的安寂里卸下犁头，只剩下最轻的喘息。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雨已经停了，窗外只有风吹过湿叶的沙沙声，偶尔一滴积在屋檐上的雨水落下来，砸在窗台上嗒地一响。

眼前全是秀芝跪在泥地里护坯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姑娘跟我之前以为的不一样。不是那种只会低头脸红的、一碰就碎的玻璃罐子。她在风雨里，能扛得住东西。她的怯弱是表象，她的骨头是钢的。

第五章 她的心事

坯晾干了。我帮刘婶子把坯挑进屋后的柴棚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一人高，上面盖了两层席子和一块旧塑料布，墙角还撒了一圈石灰防虫防潮。刘婶子留我吃晚饭。小虎围着桌子转来转去，一边吃我给他带的水果糖一边嚷嚷着明天要跟我学脱坯；他在屋外的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脱坯膜子，说要盖房子给姐姐住。秀芝给他夹了一筷子炒鸡蛋，塞进嘴里堵住了他的嚷嚷。

吃饭的时候，秀芝坐在我对面。以前吃饭她都是端着碗去厨房吃的，要不就坐在门槛上，从来不跟外人同桌。可今天她坐在我对面，虽然还是低着头，但偶尔会抬头看我一眼，目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崩地裂地闪躲，只是看完又沉下去，落到碗里的稀饭上，像一片浮在水面的叶子，明明轻得只要一个涟漪就能漂远，却安安稳稳地贴着碗边不动。

她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故意睁大的亮，而是心里头装着事的时候，眼睛自然而然就会有的那种光。那种光藏不住，不管她怎么低着头，怎么假装专心吃饭，它都会从睫毛缝里漏出来，像夜里门缝里透出来的灯光。

我夹菜的时候，筷子不小心掉在了桌上。她伸手帮我捡起来，手指碰了我的手背一下，然后像触电一样缩回去。她的耳根悄悄地红了，从耳垂烧到脖颈，红得像院子里种的那几株凤仙花。

刘婶子在旁边看着，一边给我夹菜、往我碗里又加了一块肥瘦相间的红烧肉，一边说：“长河，你太瘦了，多吃点肉。”

“婶子，我这身板哪叫瘦啊。”我笑着拍拍自己的胳膊，“您摸摸这，都是疙瘩肉。”

刘婶子笑了，笑得眼角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她看了秀芝一眼，又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包含的东西太多——是丈母娘看女婿的那种审视，是长辈看到晚辈出息的欣慰，是穷苦半辈子的女人看到一丝希望的欣慰。我在她的目光里，看到了某种说不出口的期待。那期待融在灶台上的热气里，氲氤模模糊糊，却比任何言语都清晰。

吃完饭，我去院子里的井边洗手。月亮很圆，挂在枣树梢上，把院子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银辉。井边的水槽里积了一汪水，映着月亮，清清凉凉的。

秀芝端着碗筷出来，要去厨房洗碗。她从堂屋里迈出来，走到院子中间的时候，看见我站在井边，脚步一下子就慢了。她迟疑了一下，低下了头，手里端着碗筷不知道退回去还是接着往前走。

“秀芝。”我叫住了她。

她站住了。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睫毛投下一片淡淡的阴影。她今天没有扎麻花辫，头发披在肩上，刚洗过的样子，还有点湿，带着肥皂的清香味。那种味道不是城里的洗发水，是乡下最便宜的硫磺皂，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花样。

“今天天气挺好。”话一出口，我就在心里骂了我自己一句。赵长河，你是猪吗。月亮圆就叫天气好，你这不是废话？

她嘴角轻轻弯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月亮，又把目光慢慢放回到我身上，轻声说了一声“嗯”。那一声嗯，很短很轻，但不是一个句号，倒像一个逗号——她说完之后没有立刻走，双脚定在原地，手里的碗筷轻轻磕了一下，像是在等着什么。

我挠了挠头。“那个——你平时，喜欢干啥？”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沉默了一小会儿，她轻声说：“喜欢看书。”

“看书？”我来了精神，“县城新华书店的书可多了，有一回我去帮人修拖拉机，进去转了一圈，眼睛都看花了。你喜欢看什么书？小说？还是那种教人干活的技术书？”

“都喜欢。”她说，眼睛微微亮了一下，像有人往她眼底深处投了一小块明矾，“以前上学的时候，王老师借给我看过一本《青春之歌》，我看了一整个暑假。后来王老师返城了，书也带走了。家里没书，我就把以前念过的课本翻来覆去地看，地理课本上那些省的名字我都背得下来。”她停了停，声音变小了，“有时候，我觉得那些省的名字写在水面上一样，不用等我去，水一干它们就没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最后一句话她大概没对任何人说过——在水面上写字，那是只有独自对着锅底的火苗发呆时才会从心底浮上来的念头。可现在就着月色，她把它轻轻搁在了井沿上。

她说完这话，低下了头，好像后悔说了太多。她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碗沿上来回画着圈，那个动作很轻很慢，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我娘说，你小时候成绩特别好。”我靠在井沿上，心里想的是，她爱看书，那以后得多给她找些书来。可惜我家里也没几本书，除了一本残破的《毛泽东选集》就是一本《农机维修手册》。“她说老师上门劝你继续读书，你都哭成泪人了，就是不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把院子里的枣树叶子吹得沙沙响，几片青枣叶子落在她脚边，打着旋跑远了。空气里还有白天晒谷子留下的余香，混着猪圈旁淡淡的草料味和土墙上剥落的石灰气。

“不是不想去。”她说，“是不能去。”

她说完这句话，就端着碗筷往厨房走。步子不快，地上有光，她的影子落在青砖上，拉得长长的。

“秀芝。”我又叫住了她。

她停下来，没有回头。她的背影很瘦，肩膀窄窄的，月光把她裹了一圈柔柔的银边。

“以后你要想看什么书，我去县城给你买。”我说。

她站在那里，很久很久没有动。久到我以为她没听清。然后她轻轻点了一下头，点得很深，很深，下巴几乎要碰到锁骨，然后快步走进了厨房。厨房的旧木门吱呀一声被她推开，灶台旁还燃着一盏煤油灯，灯焰在门框里一晃，把她湿漉漉的睫毛映成一排闪烁的流萤。

我把手心里的汗在裤子上蹭了蹭，抬头看着那轮圆月。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可我的心跳有点快。我摸了摸后脑勺，忽然想起我娘说的那句——秀芝那孩子脸皮薄，你别跟人家瞎逗。

我哪有瞎逗，我是认真的。

第六章 棉花地

坯脱完了，墙也修好了。我帮刘婶子在屋顶上加了一层瓦，把房梁那道裂缝用铁皮箍了一圈，刷了两遍桐油，刘婶子说这下刮大风也不怕了。

可我没有理由再天天往刘婶子家跑了。

砖瓦厂的活又忙了起来。厂里新接了一批供销社的订单，加班加点地烧砖。我每天天不亮出门，天黑才回来，身上晒得跟刚从煤窑里爬出来似的，工作服上全是一圈一圈的汗碱，脱下来能立在墙角。那几天回到家，晚饭也吃得匆忙。可我心里，老是惦记着点什么。是那棵枣树下的搪瓷缸子，是井边洗得干干净净晾在石墩上的瓷盘，是窗帘后面那双偷偷往外看的眼睛。

有天傍晚我下班回来，骑到村口那棵歪脖子柳树旁边，远远看见棉花地里有个影子。棉花地紧挨着刘婶子家的自留地，是一块窄窄长长的碎地，别人家嫌地薄不肯种，她家捡了来栽棉花。走近一看是秀芝，她正蹲在地里给棉花打杈。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棉花地染成一片金黄。棉桃还没开，一颗一颗青涩涩地挂在枝头，像攥紧的小拳头。风吹过来，棉花叶子轻轻地响着，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棉叶浆液味，涩涩的，带着一丝丝青。

她穿着一件旧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把豁了口的剪刀，专注地把多余的杈子剪掉。她干活一向认真，每一个动作都有条不紊。棉花打杈这活看着简单，其实是绣花活——杈子多了抢养分，杈子少了误产量，留多少去多少都得看长势，全凭一双眼。

“秀芝。”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走进地里。

她抬起头，看见是我，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惊吓，是那种——怎么说呢，是盼了一天忽然盼着了的表情。她抿着嘴，嘴角想往上翘又不好意思翘得太明显，最后停在一个浅浅的弧度上，像是月牙刚露出云层的一角。

“长河哥，你下班了。”她站起来，手里还拿着那把剪刀，剪刀的刃口上沾着绿色的棉株汁液。

“嗯。我路过，看你在干活，就过来看看。”我又开始没话找话了。路过？赵长河，你家在东头，砖瓦厂在西头，刘婶子家的地在南头，你管这叫路过？

“棉花长得不错。”我说。

“嗯。今年雨水好，棉桃比去年多了两成。”她蹲下去继续干活，剪刀咔嚓咔嚓地响着。

我蹲在旁边看她干活。她手指很灵巧，在一堆枝杈中间挑挑拣拣，剪刀一下去又快又准，多余的营养枝落在泥土上堆成一小垛。

“长河哥。”她忽然说。

“嗯？”

“那天，谢谢你。”她没抬头，声音闷闷的。她的剪刀停了一下，咔一声把一截粗壮的杈子剪下来，像是在替她下了什么决心。

“谢啥，乡里乡亲的。”我随口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看她这样直视一个男人。她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像是一缸被藏了太久的水，终于被人搬开了缸盖。

“我说的不是坯。我说的是那天晚上的雨。你是第一个在那种时候，跟我说，没事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抖，可眼神没有躲。

我愣住了。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没事”，我自己都没放在心上。可她把这句话记住了，珍而重之地放在了心里，像是有人把一颗暖热的鹅卵石塞进她冰凉的掌心。

风吹过来，棉花叶子沙沙地响，把夕阳的光筛成一片一片碎金子，洒在我们两个人身上。远处有炊烟升起来，村里传来狗叫和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

我刚想说点什么，忽然听见地头有人喊：“长河！长河！”

是大军，砖瓦厂的工友，跟我住隔壁村。他骑着他那辆永久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铁皮饭盒，叮叮当当地响。

“长河！快回家！你娘让我捎话，说你爹要你去办什么事！急事！”大军扯着嗓子喊，车子歪歪扭扭土路上刹出一条印子。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那我先走了。”

秀芝点点头，站起来目送我走远。我骑上自行车蹬出去好远，回头一看，她还站在棉花地里，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她朝我挥了一下手，然后很快把手放下来，好像挥了那一下已经用掉了她攒了大半天的勇气。剪下来的杈子在棉垄边上堆了三小垛，每一垛的枝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我骑远的那条土路。

晚上我坐到井边，我爹说了去县城找孙师傅的事。原来是那台砖瓦厂搅拌机的启动器出故障了，厂长老黄让去请农机厂的孙师傅过来修，可孙师傅上了年纪不肯出门，他儿子在隔壁县开修车铺也不回来。厂长让找个体能干的钳工把电机部件拆下来捎过去。我爹说让我明天请半天假跑一趟，把启动器拆了送到孙师傅家里，省得他顶着大太阳出门。

说完了这事，我爹忽然看着我说：“你最近老往刘婶子家跑。”

我低下头，盯着井沿上的裂缝不说话。井沿上的青苔滑过我的拇指，月光把裂缝描成了一张细密的地图。

“秀芝是个好姑娘。”我爹说，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就是命苦。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就别磨磨叽叽的。”

我抬起头看着我爹，他坐在竹椅上，月光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手里那把旧蒲扇轻轻摇着，扇出来的风全是井水的凉气。

“爹，我——”

“你什么你。”我爹把扇子往竹椅子上一搁，站起身来，“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干点活喊累，追个姑娘怕羞。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娶了你娘了。”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秀芝那孩子心思重，你要是没那个意思，就别老往人家跟前凑。要是有意思，就抓紧。”

我看着爹走进屋里，门帘在他身后落下来。我把头转向刘婶子家那个方向，看见那间老土坯房的窗户上亮着灯。那扇窗户很小，白底蓝格的窗帘不特别，可是灯亮着的时候，莫名就让人觉得里头暖。我知道那灯下坐着秀芝。她大概在缝补衣裳，大概在看一本翻烂了的小学语文课本。

我躺回堂屋的竹床上，看着满天星斗。天河从头顶横过去，密密匝匝的，像是谁在墨蓝的缎子上洒了一把碎米。北斗星斜斜地挂在屋檐上，牛郎织女隔着银河遥遥相望。我忽然想，明天去县城，顺便给她买两本书。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地在竹床板上翻了个身。竹床板咯吱咯吱地响着，把井边蛐蛐的叫声都盖住了。

赵长河，你这是头一遭给姑娘买东西吧。上一个被你这么惦记的，还是砖瓦厂那台老掉链子的拖拉机，你可从来没想过要给拖拉机买什么东西，它坏在路边你还蹲车斗上抽着纸烟骂了一刻钟。可现在你居然在盘算着给一个爱看书的姑娘买书。

第七章 书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城。天刚亮就出门了，鸡才叫头遍，东边的天刚泛起一抹鱼肚白，露水还挂在路边的狗尾巴草上，一颗一颗亮晶晶的。我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后座绑着一只从厂里借来的旧工具箱，里面装着从砖瓦厂拆下来的启动器——那个启动器的外壳上糊着一层油泥，线圈烧坏了一大片，闻着有种烧焦了的绝缘漆的味道。

我骑了两个多钟头才到县城。县城的路是柏油路，比村里的土路平多了，自行车轮碾上去沙沙地响，不像土路上那样咯噔咯噔地颠。街上的门市部刚开门，营业员们正往外搬货，铁皮卷帘门哗啦哗啦地响。副食品店的门口摆出一筐筐新到的月饼，月饼皮油亮亮的，用红纸盖着，纸面上用黑墨印着“中秋月饼”四个大字。我这才想起来，中秋节快到了。

先去了孙师傅家。孙师傅住在县城西南角的一条老巷子里，巷子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两边是青砖灰瓦的老房子，墙根长着滑滑的青苔，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爬山虎。孙师傅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他在农机厂干了大半辈子，什么样的机器都修过。他把启动器拆开，拿着放大镜对着线圈看了一会儿，用一根竹签挑了挑漆包线的断口，又测了测绝缘电阻，说问题不大换了线圈就好。他在院子里摆弄了大半个上午，我蹲在旁边给他递工具，老虎钳、尖嘴钳、万用表，顺便也学了几招排查电路的手艺。孙师傅的老伴给我们端来西瓜，西瓜是井水里镇过的，咬一口透心凉。孙师傅一边吃瓜一边感慨说他年轻时修过苏联产的柴油机，那家伙笨重是笨重，但皮实，现在的国产货也跟上了，就是有些小零件的工艺还差着火候。

上午十点多，启动器修好了。孙师傅把试好极性的接头拿胶皮重新套上，嘱咐我回厂怎么对线。我把启动器包好，重新绑在后座上，跟孙师傅道别后骑上自行车，却没往回家的方向拐，而是拐进了县城的主街。

我要去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口，是一栋两层的砖混楼，门头上挂着红底白字的招牌，写着“新华书店”四个大字。门口有个修鞋摊子，修鞋匠正拿着一把锤子敲鞋掌，看见有人推门进书店，眼睛也不抬一下。我长这么大，进书店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除了那回帮人修拖拉机进来问路，就没正经逛过。推开玻璃门，一阵凉气扑面而来——书店里装了吊扇，呼啦啦地转着，吹得收银台上那本翻开的杂志哗哗响。

书店里的书架排得整整齐齐，各种各样的书脊挤在一起，花花绿绿的，比百货商店的货架还好看。我站在书店里，手心有点冒汗。一个戴眼镜的女店员正在擦柜台，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这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满手机油味的人不该出现在这里。

“同志，想买啥书？”她问，停下了手里的抹布。

“我……我想买两本书。姑娘爱看的。”说完我就后悔了。姑娘爱看的，这不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吗。

女店员扶了扶眼镜，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破了解放鞋，鞋面上还沾着孙师傅家院子里蹭的黄泥。

“对象？”她问。

“不是不是。”我赶紧摆手，脸一下子红了，“就是——邻居家的姑娘。爱看书，我顺路帮她挑两本带回去。”

“哦——还是对象。”女店员嘴边浮起一抹笑，把抹布往肩上一搭，转身就往书架那头走，“跟我来吧，我帮你挑。你对象喜欢看啥类型的？小说？诗歌？散文？”

“她……她喜欢看《青春之歌》那种。”我更正道，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后半句“不是对象”还没说出口就被她挥手打断了。

“《青春之歌》？那得有文学底蕴了。”女店员在书架前站住，手指从一排书脊上划过去，最后抽出一本厚厚的浅绿封面的书来，“这本，杨沫的《青春之歌》，跟你看的那本同款，保存得新新的。再配一本这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刚刚拿过全国奖，写得可好了，知青下乡的故事，农村姑娘保准喜欢。”

她把两本书递给我，又加了一句：“你等着，我再给你拿一本。琼瑶的《在水一方》，现在的小姑娘都爱看琼瑶，看得哭哭啼啼的。你对象哭了，你给她递手绢，刚好。”

我说她不是。但女店员已经转身去了另一个书架，清脆地哼了一句“故事里的男主角”。我站在原地满脸通红，手里捧着那几本崭新的书。书是我这辈子摸到过最光滑的书皮，散发着油墨和新纸的香味，闻着像是刚出锅的馒头，忍不住翻了几页。

女店员又走回来，手里多了一本封面印着山水画的《在水一方》。“拿着吧，别不好意思。我在这书店干了十几年了，买书送对象的我看多了，你这害羞劲儿都不用猜。”

我把三本书抱在怀里，用工作服擦了擦手指上的机油印子，小心翼翼地递过去付钱。女店员收了钱，给我拿牛皮纸包上，还系了根纸绳，手法熟练地打了个蝴蝶结。她把包好的书往柜台上一搁，推了推眼镜说：“小伙子好好干，书是投其所好的好本钱。”

我把书揣进怀里，骑上自行车往回赶。车把后座绑着孙师傅修好的启动器，怀里揣着三本崭新的书。书贴着胸口，硬硬硌硌的，遇到土路颠簸，就一上一下地轻轻拍着我的肋侧，像一只小鼓在悄悄地敲。风吹过我的头发，路边一树树的槐花开得正盛，一串串白花挂在绿叶间，空气里全是甜丝丝的香气。我心情好得想唱歌。

到了村口，夕阳已经沉了一半。我远远看见秀芝提着一篮猪草从地里回来，篮子沉甸甸地坠在她手上把她整个人都往一边微微倾着。猪草是灰灰菜和野芹，她每天傍晚都要打一篮回来，用铡刀和玉米面拌匀了喂给圈里那两头花猪。她今天大概是去南河边割的草，草叶上还沾着水珠子。她走得很慢，步子沉，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秀芝！”我骑着车啷当过去，在她身边停下来，把书从怀里掏出来递给她。牛皮纸包被我揣了大半天，已经有些皱了，可牛皮纸上油墨印的大字和手指蹭黑的浅印混在一起，像一封还没来得及写信封的便条。蝴蝶结在夕阳的光里微微抖动。

“给你。”

她愣了一下，接过牛皮纸包，抬头看我一眼，那双眼睛还是躲闪了一下，可这次没跑。她把篮子搁在脚边的草地上，翻开书——崭新的封面，上面印着烫金的书名《青春之歌》，旁边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的剪影，封底上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字样。第二本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米黄的封面，印着延安窑洞的黑白版画。第三本是《在水一方》，封面上画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撑一把油纸伞，身后是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

“这是——”她声音发颤，拿着那本《青春之歌》，手在微微发抖，书在她手里跟着那频率颤了几秒。

“你不是爱看书吗？我今天去县城修机器，顺路去书店买的。”我说得有点心虚，低下头假装在调自行车的车链，“也不知道你喜欢看啥样的，就——就随便挑了两本。后来书店大姐非推荐第三本，说你也可能爱看。反正凑个数吧，不要嫌多。”

她抱着三本书，抱得死死的，像抱着一包刚出锅的热馒头。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的眼角有水光一闪，她赶紧低下头，拿袖子按了一下，那张被她翻得皱巴巴的牛皮纸在手里被攥得微微作响。

“长河哥。”她说。

“嗯？”

“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第二份礼物。”她说。她翻开《青春之歌》扉页，上面有我用圆珠笔写的几个字——送秀芝。字歪歪扭扭的，实在拿不出手，我把扉页又盖上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看到了。三本书上都写着同样的字：《青春之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水一方》——“送秀芝”。她用手背捂住了鼻子，吸了一下气，鼻音闷闷的。

“第一份是啥？”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低下头笑了笑，把书小心翼翼地装进装猪草的篮子里，腾出最干净的一角码好，上面盖了把草叶。然后她把篮子往肩上一搭，转身往村里走。走路的步子比来时轻快多了，脚下像装了弹簧，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听到路边棉花地里有谁在笑。蹲下来一瞅，是小虎。他趴在棉垄旁边抓蚂蚱，头顶上盖着几片棉花叶子，看见我瞪他，他嘿嘿一笑，把一只碧绿的大蚂蚱冲着我举了起来。

“长河哥，你送给我姐什么了？她走路都快要蹦起来了。”他拖着童音喊，那声音脆亮得像刚从井里汲上来的水。

“去去去，大人的事小孩别多问。”我挥手赶他。蚂蚱从他手里飞到我胳膊上，又弹了出去，没入棉花地深处。

小虎乐颠颠地跑了，边跑边喊：“我姐脸红了！脸红得像关公！”他跑到村口那棵歪脖子柳树下还回头冲我招了招手。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臭小子，嘴倒挺快。我还得赶紧去砖瓦厂送修好的启动器，脚下一蹬踏板，车子歪歪扭扭上了路。老远看见夕阳把整个村子染成金红色，秀芝的背影已经进了自家院门，门吱呀一声关上了，只有透过门缝还能看见厨房里升起袅袅的炊烟。

第八章 看电影

入了秋，天气凉快下来。晚上不用再打扇子了，坐在院子里还得加件薄褂子。

那天傍晚我从砖瓦厂回来，在井边洗了把脸，刚直起腰就看见小虎连跑带颠地冲进我家院子，脚上的布鞋有一只已经蹬掉了，光着一只脚丫子踩在门槛上，差点一头撞上我娘晾衣裳的竹竿。

“长河哥！长河哥！今晚公社有人来放电影！在打谷场上！我姐让我来问你——去不去看！”他喊得嗓子都劈了。

我把毛巾搭在井架上，看着他急吼吼的样子，问：“你姐让你问的？”

小虎点头如捣蒜，兴奋地两只手乱比划：“她还给你准备了凳子呢！我把我们家最好的那张长条凳占了，我姐把我撵下来了！”说着他还委屈地挠挠后脑勺。

我心里一暖。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工作服，脏得不像话，赶紧进屋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对着镜子把头发梳了梳。镜子里的人看起来有点傻，嘴角止不住地往上翘。我把衬衫领子反复整了好几遍，袖子卷起来又放下去，总觉得有点皱。

我爹坐在门槛上抽烟，看着我忙前忙后，吐了口烟圈问：“干啥去？”

“看电影。公社放的，在打谷场。”我低头系鞋带。

“跟谁去？”我爹明明知道答案，他就是想听我说出来。

“跟……跟秀芝。”

我爹哼了一声，没说话。可我看见他转过头去的时候，嘴角分明是弯的。我娘从厨房窗户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淘米的盆子，水淋淋地往下滴：“怕啥羞，人家姑娘都开口了。”我低着头快步走出院子，背后传来我爹一声干咳和竹椅吱呀的响动。

打谷场上已经围了一大群人。银幕挂在两棵大白杨中间，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帆。银幕是旧的，上面有几块洗不掉的黄色水渍，但画质还行，在风里一鼓一鼓地像个活的。银幕下面坐满了人——有自带马扎的老头老太太，有垫着鞋盒坐着的小孩，有挤在麦秸垛上的年轻人；麦秸是新垛的，一屁股坐上去还能闻到晒谷子的香味。放映员是个戴鸭舌帽的中年人，正蹲在放映机旁边倒胶片，机器旁的音箱时不时发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

我一眼就在人群里找到了秀芝。她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旁边空着一张长条凳。她今天穿着那件白底碎花布衫，头发扎成麻花辫，辫梢系着新的红头绳——那红头绳鲜亮亮的，比上次见到的更红几分。她低着头，手里捧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晾好的凉白开。她的大拇指无意识地在缸子边缘画圈，一圈一圈又一圈，那节奏比她腕上的旧表还稳。

“来了？”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长条凳咯吱响了一下。

“嗯。”她把搪瓷缸子递给我，眼睛盯着银幕。可我注意到她的余光——那个余光落在我的白衬衫上，然后移开了，然后又回来了。她最近看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惊惊慌慌地弹开，倒更像是水面上漂着一枚树叶，缓缓绕一圈，又缓缓漂回来。

电影是一部战争片，叫《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替赵蒙生挡枪那段，配上背景里隆隆的音效，全场都看得入了神。前排抽旱烟的老人停了扇子，抱小孩的妇女也不再哄孩子。可我没怎么看进去，因为我发现秀芝也没怎么看进去。她的眼睛虽然盯着银幕，可她的全身都绷着——从肩膀到腰，到搁在膝盖上的手。她的膝盖微微朝我这边偏了一点，隔着风吹鼓起来的裤腿布，几乎要蹭到我的膝侧。

忽然，一颗流弹在银幕上炸开来，轰隆一声炮响，音箱也震得嗡嗡响。秀芝被吓了一跳，身子猛地往旁边一缩。她没坐稳，往前还滑了一下。我赶紧伸手扶住她的肩膀，手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棉布传过来，能感觉到她肩头的骨头又细又窄，轻轻打着颤。她的手也下意识地按住了我的手背——只停留了一两秒就缩了回去。

“没事吧？”我低声问。

“没事。”她低下头，刘海遮住了她的眼睛。可她没把我的手推开。有那么一小会儿，她的手静静地停在那里，掌心是出汗的，手指凉凉的，触感像刚浸过井水的棋子。银幕上梁三喜正把最后一颗手雷塞进赵蒙生的防弹衣口袋，全场一片死寂，而我耳朵里只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轰隆隆的比枪炮更响。

电影散场了，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有人在议论梁三喜娘的哭戏，有人学唐国强端着冲锋枪的姿势逗别人笑。天上的星星密密匝匝的，银河从打谷场这头横到那头，萤火虫在麦秸垛周围一闪一闪地飞，偶尔有一颗掉进小孩手里的空罐头瓶里，亮得像小灯笼。小虎早就蹿到大军那边去了，这小子不知什么时候跟大军混得烂熟，两个人正合伙往一个瓶子里塞抓来的蚂蚱。

我和秀芝走在人群后面。她把那张长条凳扛在肩上，凳子歪了一下，我顺手接过来扛在自己肩上。她没跟我抢，只是低着头跟在我旁边。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她的脸在月光下白得像细瓷，眼睫上还停着刚才枪响时的那一小簇惊惶，现在慢慢褪成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安详。

“今天的电影真好看。”她说。

“嗯。”

“那个梁三喜，死的时候我差点哭了。”

“我也差点。”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月光，有星子，还有一片她藏了很久很久的心事。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然后又把话咽回去了。最后她用一个很小很小的笑，把那些没说出的话都包在了嘴角。

“长河哥。”她忽然停下脚步。周围已经没什么人了，打谷场边的麦秸垛在月光下像个巨大的蘑菇。放映员正蹲在空地上收电缆，借着挂在树杈上的灯明晃晃地照着地上的线轴。

“怎么？”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问。”

她咬着嘴唇，脚尖在地上画了个小圈。那个圈画了三遍都被她踢乱了，麦秸碎屑沾在她布鞋的鞋面上。她深呼吸了一下，像是做了极大的心理准备。

“你觉得——我算不算一个好姑娘？”她说完这句话，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连呼吸都凝住了，手指死死地抠着搪瓷缸子的杯沿，指尖被凉水浸得发白。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不是我不知道答案，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一个好姑娘，这么好，还要跑到月光下来问别人算不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平日里总是躲闪的眼睛，此刻像秋天的湖水一样澄澈。湖底的鹅卵石，每一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她爹走那年她跪在床前哭红的血丝，有她背着小虎走在田埂上踩出来的脚印，有她在暴风雨里拽住塑料布的指甲印，有她把书包挂在门后头那天夜里没能流出来的眼泪。

“秀芝，你不是算不算的问题。你是这个村子里，唯一一个在暴风雨里拽着塑料布不肯撒手的人。你说你算不算？”

她站在月光下，眼圈红了。可她这次没有低下头。她就那么红着眼眶，直直地看着我。

我扛着长条凳，往前走了一步。晚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来一阵干草和泥土的香味；打谷场上放完电影后的余烟还在空气里淡淡地飘着。秀芝把搪瓷缸子举起来贴在我额头上，水早凉透了，可她迟迟不肯拿开。缸子沿上还留着她刚才喝过的水印。

“凉不凉？”她问。

“不凉。”我说。其实凉得要命，可我的心是烫的。

第九章 中秋

中秋节到了。

这天砖瓦厂放了半天假。我爹去镇上割了两斤猪肉，我娘炒了四个菜，又从柜子里翻出那坛存了快一年的桂花酒。桂花酒是去年重阳节隔壁村的赵爷爷帮忙酿的，酒色黄澄澄的，封坛的油纸一揭，满屋子都是桂花的甜香。晚上月亮升起来，又圆又大，挂在东边的梧桐树梢上。

我刚吃了两口月饼，就放下筷子。我娘手里的桂花酒还没倒进碗里，就听见院门吱呀一声，小虎那颗毛茸茸的脑袋从门缝里挤了进来。

“长河哥！我姐让我给你家送月饼！”他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盘子，盘子上盖着一块干净的白纱布，纱布底下是四个圆滚滚的月饼，月饼是自家烙的，面皮有点焦，但芝麻撒得厚，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焦香。搪瓷盘被纱布压着，边角露出半截红纸，是我上次包书剩下的纸头——她没舍得扔，压平了垫在月饼下面。

小虎把盘子往我怀里一塞，仰起那张沾着月饼渣的脸说：“我姐自己做的，她说让你尝尝。她还说咸蛋黄的是从外婆家拿的鸭蛋腌的，你要嫌咸就喝点开水。”他说完扭头就跑，光着脚踩在石板路上啪啪响。

“你等一下！”我追出院门喊住他。

我把我们家买的两个五仁月饼和一袋我娘今天刚从供销社称的冰糖放在他手里，又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塞进他胸口的口袋。“这红头绳你拿好，给你姐，路上别掉了。”

小虎摸了摸口袋，掏出来看了看——三卷红头绳，在月光下鲜红鲜红的，是用玻璃纸裹好的，两头用细线扎着。他嘿嘿笑了，冲我扮了个鬼脸，转身就跑，两条腿跑得比兔子还快，一会儿就消失在枣树后头。

我回到屋里，打开纱布，拿起一块秀芝做的月饼咬了一口。面皮虽然有点硬，可豆沙馅是自己熬的，甜而不腻。豆沙里还有几颗没碾碎的红小豆，咬上去糯糯的。那枚咸蛋黄被她细心分成了四等份，每一块都比馅料本身更加温润。还有那包过书的红纸，轻轻展开一角，隐隐能看见我写的“送秀芝”三个字透过纸背。

我娘看着我吃，又看看那盘子，笑着说：“这孩子有心。”说完又补了一句，“你也有心。”我爹没说话，把烟袋锅子搁在地上，端起酒碗喝了一口，破天荒地从兜里摸出两颗纸皮糖果放在搪瓷盘边上，说是给秀芝的，他早上在镇上赶集时买的。我看见那两颗糖静静地挨在月饼旁边，忽然觉得我家这老灶台比任何时候都暖和。

吃了月饼，我往刘婶子家走。远远看见秀芝坐在枣树底下，面前放着一个小桌子，桌上摆着月饼和茶。刘婶子和我爹娘在堂屋里聊得正欢，笑声从窗户里传出来，中间还夹着我爹那把难得开口的粗嗓门——“长河在家也常提你家秀芝”，后半句被我妈一声咳嗽打断了。

“长河哥。”秀芝站起来，微光照着，她的眼睑有点红，是卸下重担之后才有的那种微红。她的辫梢上系着鲜红的新头绳，格外亮丽，一看就是今晚刚换上的——那几圈红头绳是我给她的，她全用上了，一圈一圈缠得密密实实，在月光下比石榴花还耀眼。

“月饼很好吃，豆沙特别细。”我在她旁边坐下，把盘子递还给她。

她接过盘子，手指在我掌心轻轻划过，她装作若无其事地拨了下盘子上的纱布。“鸭蛋是外婆家拿的，有点咸。”

“不咸。正好。”

我们俩坐在枣树下，月光把地上一小片压水井的石沿照得发白，井水汽已经干了，剩下石板清清凉凉的，像一面不说话的银镜。石榴树枝影落在我们脚边，轻轻地晃，夹杂着远远几声狗吠和电视天线被晚风吹动的金属声。

“长河哥。”她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来，是那本《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书页上有些折角，一看就是翻过很多遍了。“这本书我看了。史铁生写得真好，清平湾的老黄牛，我读了好几遍，每次都想到我爹养过的那头老黄牛，干完活就卧在树底下慢慢嚼草。”

“你还想看什么书？我下次去县城再给你买。”

她转过头看我说：“下次去县城，能不能带上我？”

她的眼睛让我说不出拒绝的话。这大概是她有生以来，第二次跟人提出请求。第一次是问我她算不算一个好姑娘。她的手指紧紧夹在书页间，指尖微微泛白。

“行。等你哪天有空，我就请半天假。”

她笑了，那笑靥从嘴角漾开到眉梢，眼角弯弯的像是被月光浸透的柳叶。枣树上一颗熟透了的红枣正好掉下来，咕咚一声打在她膝盖上。啪嗒。她捡起来，看了看，把它塞进我的手心里。枣子还带着她的体温，握在手心里温温的。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她告诉我她爹活着的时候，每年中秋节都给她做红灯笼，纸是自己糊的，竹篾是从村后山上劈来的竹子劈的。有一年灯笼被风吹到了屋顶上，她哭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天没亮她爹就从炕上爬起来重新做了一个，裤腿被露水扫湿了一整条小腿。她说她弟弟小时候有一次掉进河里，是以前村里那条还没填的老河，大冬天的，她跳下去把他拉上来，上来以后冻得浑身发紫，她爹拢着她坐在灶口擦了半天才把她擦热。她又说起以前上学的事，说王老师走的那天在村口抱了抱她，说秀芝你有出息，以后会有好日子的。她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望着很远的地方，像是那条出了村口往县城去的路正一级一级地拆了重铺到脚边。

我听着，偶尔应两句，更多的时候只是静静地听。月光越来越亮，地上我们的影子也越拉越长。村东头的狗已经没了声响，只剩下风在树叶间打着旋、秋虫在草丛里一长一短地叫。

我忽然发现，这是她头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她以前跟我说话都是三个字五个字往外蹦，现在能说这么多，可见她不再把我当外人。

这个发现，让我心里比吃了秀芝做的月饼还甜。我把手心里那颗红枣举到嘴边，慢慢咬了一口。枣子脆极了，像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的那一批。汁水在唇齿间迸开，甜得透心。

第十章 县城

星期天，砖瓦厂难得放了整假。我借了大军那辆二八大杠，载着秀芝去县城。大军把车钥匙交给我的时候左左右右盯了我好一会儿，说你把我那车后座加个软垫，别颠着人家姑娘。原来这小子早知道了。

秀芝坐在后座上，双手抓着车座下面的弹簧，不敢搂我的腰。但她今天特地换了那件白底碎花布衫，头上扎着我送的红头绳，脚上是一双新布鞋，鞋面是黑灯芯绒的，鞋底是她自己纳的千层底，前头还绣了两个小小的蝴蝶。布鞋是新的，头一回穿，大概是走路时舍不得踩，骑在车上也没怎么碰着脚蹬。

路两边的玉米地已经黄了，玉米棒子被掰走了，剩下的秸秆在风里沙沙响。田埂上有人在砍高粱，砍刀过处，高粱秆一排一排地倒下，发出清脆的咔嚓声。深秋的天空又高又蓝，大雁排成人字形往南飞，鸟鸣声从高远处一阶阶向下坠落。空气里有一股焚烧玉米秸的焦甜味，那是乡下秋天的味道。路边不时有小孩跑过，追着狗尾巴草甩来甩去地打闹。

“冷吗？”我问。

“不冷。”她说。可她抓着车座的手关节都白了。

我把车停在了县城的供销社门口。秀芝从后座下来，她的腿有点麻，踩在地上的时候踉跄了一下，手在空中晃了两晃，然后轻轻扶住了我的胳膊。她低头看着自己扶住的地方，又抬头看看我，把手缩了回去，塞进自己衣兜里，衣兜鼓起来又瘪下去，像是在握着一兜没说出口的话。

我们先去了新华书店。那个戴眼镜的女店员还记得我，看见我进来，正要跟我打招呼，忽然看见我身后的秀芝，愣了一下，然后脸上浮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她扶了扶眼镜，镜片被门口的太阳晃了一下，反光一瞬把她的眼神遮住了，但我猜她正打量着秀芝——那双新布鞋，那几圈红头绳，那块白底碎花的布衫，还有她垂下去又抬起来、像只受惊的麻雀一样落在书架上的眼睛。大概正一分分地在心里把她描成上次那个“农村姑娘”。

“那个——”我说，“上次买的书——”

“看完了？”女店员问。

秀芝点点头，声音很轻：“谢谢您帮忙挑的《那遥远的清平湾》，我很喜欢。”

女店员笑了，笑得比上回更灿烂。她从书架上又抽出几本书摆在柜台上：一本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浅灰色的封面上印着松树的图案；一本冰心的《繁星·春水》，墨绿色的封面，书脊是布面的；还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面画了一个戴着布琼尼帽的男人。她说这几本都是最近新到的，年轻人都爱看，尤其是那本《繁星·春水》，她的外甥女读得都能背下来。

秀芝抚摸着那些书，就像抚摸一件件无价的宝贝。她翻开《可爱的中国》，看到扉页上写的那句话——“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手指轻轻划过那些字，睫毛垂下来遮住了她微红的眼角。最后她只挑了两本，剩下的推了回去。

“不都买了？”我掏出钱包——是我上次厂里发了工资还没来得及存进家里的那几张十元钞票，新票子吹一吹会沙沙响。

“不用了，两本够看很久了。”她说，把那两本书抱在怀里，抱书的姿势和那晚在打谷场护住长条凳时一模一样，身子微微前倾，像要把整本书护在自己的影子里。她又转头对女店员说了声谢谢。

从书店出来，我带她去吃了碗阳春面。面馆在街角，招牌灯箱里的字掉了一笔，只剩“日月春面馆”。店面很小，木桌被岁月磨得泛起柔光，桌腿垫着啤酒瓶盖。老板是个胖大叔，系着白围裙，扯面的手法干净利落，面团在案板上摔得啪啪响。秀芝吃得很慢，她把碗里的荷包蛋推给了我，说她不饿。我知道她不是不饿，是舍不得吃。

“秀芝，你吃吧，我碗里有。”

“不，你干活多，你多吃点。我吃了也是白吃。”她低下头吸了一口面汤。

我趁她不注意，把荷包蛋又夹回她碗里。她愣了一下，抬头看我，我也低头假装专心吃面，她嘴张了张，没出声，只是红了眼眶，把蛋夹成两半，一半悄悄放回我碗里，另一半小口小口地嚼了很久。

吃碗面出来，秀芝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一双鞋垫。针脚密密的，上面绣着一对并蒂莲，莲花的花瓣用粉红色的丝线，叶子是翠绿的，针脚细细密密，每一针都是她自己绣的。鞋垫的厚度刚好，捏在手里踏实得像一件干得漂亮的农活。

“我自己纳的，纳得不好。你垫在鞋里，走路舒服点。”

我接过鞋垫，捧着看了半晌。那双鞋垫在秋阳下泛着棉布特有的柔光，针脚虽然不如裁缝铺的密实，可每一针都走得直直的、稳稳的，跟她这个人一样。她把压在箱底那截粉红丝线攒了大半年，只为绣这两朵莲花。

“秀芝。”

“嗯？”

“你手真巧。”

她低下头，耳廓悄悄地红了。阳光落在她侧脸上，把那圈红晕照得透透的。街上有人在卖糖葫芦，红彤彤的山楂果子穿在竹签上，晶亮的糖壳在斜阳下闪着琥珀色的光。卖糖葫芦的老头戴着个旧毡帽，用方言悠长地唱了一句“冰—糖—葫芦嘞”。我买了两串，递给她一串，自己留一串。她咬了一口，酸得皱了皱眉，然后笑了一下。

“真酸。”她说。

“酸里带甜。”

“像日子。”她说完又咬了一小口，嘴里含着糖葫芦，笑了第二次。那个笑干干净净的，像个终于吃上零嘴的小孩。

我看着她吃糖葫芦的样子，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要是能让她天天吃上糖葫芦该多好。要是能让她每天都笑得这么简单，眼睛里全是被甜到的光，该多好。

下午我载着她从县城往回骑。太阳斜了，把大片的玉米地染成橙色，地里烧过的秸秆堆冒着淡蓝色的烟，烟被风拉得长长的横在公路上。后座上的秀芝，手里抱着两本书，她的脸轻轻靠着我的后背。这一次，她没再抓车座，她扶住了我的腰，指尖勾着我腰带上的那一圈布。风把我们两个人的头发都吹乱了，我把脚踏踩得很轻。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把鞋垫塞进解放鞋里，不大不小，刚好。我走两步，又踩两步，脚底软软乎乎的，像踩在蒸笼里的棉花上。鞋垫底下的并蒂莲踩着地，每一针一线都跟着我的脚板一起走。

我爹问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干啥，我没答，自己坐在床沿上摸着鞋垫发笑。

第十一章 风言风语

好事不出门，闲话传千里。

我跟秀芝的事，不知怎么就在村里传开了。起初只是几个婆子在井边洗衣裳时嘀咕几句，搓衣板撑着肥皂盒，压下去的嗓子和搓衣声搅成一团——赵家那大小子，怎么老往刘寡妇家跑？再后来在集上碰见我娘，卖豆腐的老张婶子直接拽住我娘的袖子问：“你家大小子是不是跟刘家那丫头好上了？”我娘回来倒什么也没说，把豆腐搁在案板上，只是问我一句：“长河，你拿定主意没有？”

我正蹲在院子里修鸡笼，鸡笼底子烂了一块，我用铁丝和木条重新加固。我拿老虎钳拧着铁丝头说：“拿定了。”我娘嗯了一声，转身去灶台端汤，锅里的水开了烫着她的指头她也没吭声。我心里明白，她是不太愿意，但不想开口拦我。

倒是我爹硬气。有一回在村口老槐树下，王老三阴阳怪气地说刘家那丫头配不上我，说我长得高高大大又有手艺，刘家那闺女瘦得像根豆芽菜家里穷得叮当响，说我是干体力活的，将来找个同样壮实的媳妇才撑得起一个家。我爹当时就火了，烟袋锅子往树上一磕，铜箍在树皮上磕出个印子来。

“我家的事，轮不到你插嘴。秀芝那姑娘是刘婶子家的一根顶梁柱，你小子嘴给我放干净点。”我爹平时蔫不拉几的，发起火来眼睛瞪得像铜铃。王老三被我爹这副模样噎得说不出话，悻悻地甩着衣袖走了。后来我爹回来跟我和我娘复述，我娘差点笑出声——他连人家叫王老三还是王老四都没弄清，坐在那里越讲越气，把烟袋锅子在门槛上一连磕了四五下。

还有一回，刘婶子在集上遇见一个娘家的远房亲戚，拉着她在卖布摊子前头说了半天话。那亲戚话里话外都是在打听我家的情况——赵家那大小子月工资多少？脾气怎么样？有房子没？赵家就一个独苗，公婆好相处不？刘婶子一一答了，最后那亲戚叹了口气，说你家秀芝命苦，有个好婆家也算是有个靠。刘婶子听了这话，当时就红了眼眶，在布摊前面站了很久，手里捏着一块碎花布料捏得皱皱巴巴的，最后一块布料也没买，空着手回了家。

可不管外人怎么说，我和秀芝该怎样还怎样。她帮我家腌咸菜，我帮刘婶子劈柴火。她教我认地里的野菜，我教她骑自行车。自行车是二八大杠，她个小，坐垫都快到胸口了，跨上去颤颤巍巍的，我扶着车后座跟着跑了半条乡道。她骑出去老远回头才发现我早就松手了，吓得连人带车滚在麦秸堆里，马尾巴上沾满了草屑。她在那堆麦秸里也不爬起来，抱着车把笑，笑声比自行车铃铛还脆。

有一回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劈完柴坐在枣树底下歇息。刘婶子端过来一碗水，坐在我对面，拢了拢被秋风吹下来的一绺白发。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压得很低。

“长河，婶子问你个掏心窝子的话。”她的手指在碗沿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搪瓷缸子上那个只剩半个的“寨”字被她的指腹磨得越发淡了。

“婶子您问。”

“你是不是真心对秀芝？你要是只是看她可怜，那婶子不要你可怜。秀芝是我心头一块肉，再穷我也不拿她换半分同情。”她抬起头，目光像一把旧筛子，往我脸上罩过来。院子里静静的，只有枣树叶在风里哗哗地摇。

我放下碗，站起来，脊背挺得直直地看着刘婶子。“婶子，我不是可怜她。她是我见过的，心里最亮堂的姑娘。在暴风雨里她跪在泥地里不肯松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这姑娘，我赵长河配得上她。”

刘婶子看着我，眼眶湿了。她什么都没再说，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那只手满是茧子，却格外地暖。她把自己坐的竹椅往我这边挪了半寸，又挪了半寸。

第十二章 提亲

冬天来了。小雪那天，天空灰蒙蒙的，飘着几片细碎的雪花。雪花落在地上就化了，把路面洇成深色的泥泞。我爹穿上他那件藏蓝色的涤卡中山装——那是他压箱底的好衣裳，只有参加镇上三级干部会时才舍得穿，袖口的折痕还熨得笔挺。我娘头上别了根银簪子，手里提着一篮自己蒸的发糕和两瓶老白干。发糕上用红曲点了几个圆点，是她蒸之前在灶台前小心铺好笼布点上去的。老白干是我爹用医用酒精瓶自己灌的，酒味厚得能辣嗓子。我跟在他们身后，怀里抱着一块红布包着的布料——那是我托供销社的小周从县城带回来的呢子料，深蓝色的，质地厚实，花了小半个月工资。布料旁边是一包冰糖，用红纸包成了方形，纸角折得规规矩矩。

我们全家一起去了刘婶子家。

提亲这种事，在我们农村是大事。谁家要是主动上门提亲，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刘婶子家堂屋里那张八仙桌，今天铺上了红布。红布是秀芝她爹去世后缝的，压在柜子最底层足足快十年了，今天总算派上了用场。刘婶子把院子扫了又扫，连鸡窝门口都洒了清水。堂屋正中供着她爹的遗像，遗像前摆了一盘苹果和一碟点心。秀芝和小虎不在堂屋里——小刘婶子把他们姐弟俩暂时遣到隔壁张婶家去了。

两家长辈围坐在八仙桌旁。桌上搁着我家带去的发糕与两瓶老白干，旁边是刘婶子特意找出的一碟炒花生。那把紫砂壶是天刚亮她起来擦干净的，壶身养得油亮油亮的，壶嘴正对着我爹的方向。

我爹不善言辞，端着酒杯半天憋出一句：“我家大小子，人也算是老实巴交的，长得也不算太磕碜，手脚也有力气，就是不太会说好听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端着酒杯的手背在微微地抖。我娘在他腰上轻轻戳了一下，他立刻把酒杯放正了。

刘婶子端着一杯热茶，看着我的眼睛：“长河，婶子不是那种要彩礼的人。我就一个要求——秀芝进了你家门，不能让她受委屈。”

“婶子，您放心。进了我家门，她就是我家的人。我吃干的，绝不让她喝稀的。我赵长河不是会说漂亮话的人，但我这辈子不会让秀芝过苦日子。”我说完就站起来给刘婶子鞠了一躬，动作太快，膝盖差点撞到桌腿上。我能感觉秀芝在隔壁屋里，正透过门缝往里看，那个贴着窗花的木格子紧紧扣着，可我知道她一定在。

刘婶子的眼圈红了。“秀芝这孩子，打小没爹。我一个寡妇把她拉扯大，不容易。她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她拿帕子按了按眼角，“她胆小，怕人，不会说话——可这孩子心最软，也最念人好。她往你家擀了多少面、纳了多少鞋垫，从来不在我面前提，但我都看在眼里。”

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们家三个人。窗外的雪还在飘，落在院子的石板上化成了水，猪圈那头的草棚顶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银霜。空气里弥漫着烧热灶膛的柴火气和用老面发酵的发糕清香。

“别人说我闺女攀高枝，我不这么想。金枝玉叶也好，穷家破院也罢，只要你们真心疼她——她就是最结实的枝。你把她当屋顶的主梁，她就撑得住你们赵家的整间屋子。”

这时候，秀芝推开了里屋的门走出来。她今天穿着我从县城带回的呢子布料新做的棉袄——领口还没来得及钉盘扣，只系了一根从旧围巾上拆下的红绳，可她穿着已经合身得像是做了许多年。脚上还是那双绣着蝴蝶的黑布鞋。她脸上挂着泪，跪在刘婶子面前，叫了一声娘就哽咽得说不出话了。

刘婶子扶她起来，把她拉到我身边。拉起秀芝的手，又拉起我的手，把她冰凉的手指塞进我的手心里。秀芝的手指在我手心里轻轻蜷了蜷，那动作像一只归巢的鸟。

“今天当着两家长辈的面，婶子把秀芝托付给你。”

我握着秀芝的手，感觉她的手在轻轻发抖。可这一次，她没有低下头。她抬起脸，用那双哭红的眼睛，直直地、一瞬不瞬地看着我。她的瞳孔深处有一个小小的、亮亮的光点，那是窗外细雪里唯一的一盏灯。

“秀芝，”我说，声音有点发颤，“你愿意吗？”

她咬着嘴唇，用力地点了点头。点得那么用力，麻花辫梢上的红头绳都晃散了，一截落在肩上。

我爹站起来，把酒杯举过头顶。窗外的风吹得院门吱呀一响，屋檐上的积雪被卷起一小蓬白烟。

“好！今天这门亲事定下了，等开了春就办婚事！”他的声音在整个堂屋里回荡，震得墙上的年画都微微动了动。

秀芝低下头，耳根子红透了。她的手还握在我的手心里——方才还微微发着抖，此刻却安安静静地、一点一点地收紧，攥着我的虎口。过了片刻她轻轻地用手指把刚才散下来的那截辫梢重新绕进红头绳里，绕得又轻又稳，像是已经注定了要在这圈圈红丝里编进些什么新的、她盼了很多年的东西。

第十三章 灾

正月，砖瓦厂出了事。

搅拌机坏了——不是普通的坏，是铸铁底座裂了一道缝。厂里的老师傅看了看裂缝的位置，摇着头说底座裂缝是最要命的，只能换新的，旧件送到孙师傅那儿焊了几次，补丁越焊越薄，跟风湿病人的膝盖一样不堪用了。可一台新的搅拌机要上千块钱，厂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

厂长愁得在车间里转圈，一会儿跑去翻库存账本，一会儿又蹲在机器旁抽闷烟。最后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接。他用手指在办公桌上划拉了几下，说年前那批供销社的红砖订单催得急，厂里指着这批单子发年终奖，要是搅拌机停了，全厂停产不说，工资都和年终奖都泡汤了。他说找人去兄弟厂借搅拌机，可远水解不了近渴。车间其他人提议自制一个替代的搅拌槽，却没人懂怎么焊铸铁座。

“长河，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把搅拌机的电机拆开来仔细看了看。电机是好的，只是因为底座裂了导致整机震动过大，地脚螺栓跟着松了一圈，搅拌槽一往下塌，链轮就咬合不稳，一开机就跳闸。我把链条取下来一节节检查，又拿厂里的备件箱翻了个底朝天，脑子里始终转着孙师傅那台老式苏联柴油机的联轴器。铸铁底座焊不了，但可以自己浇一个底座替代件——我在农机厂跟孙师傅修那台柴油机时见他浇过轴套，用的是翻砂法，模具就用木头刻一个，熔铁是废车间的旧生铁回炉。

可浇铸铁底座得熔铁，我们车间没有高炉，只有烧砖的窑。我把这个想法跟厂长一说，他皱着眉头抽了半根烟，最后把烟头往地上一按站起来说，死马当活马医，给你三百块钱和三个工人，砖窑那边空出一孔窑位给你用，窑温调出风调整，工具和砂箱先用翻砂间的旧家伙。

那几天我连轴转得像个陀螺。先是去废品站收了一堆铸铁零件，从生锈的犁头到报废的手摇脱壳机再到两截断成两半的铁轨压板，凡是铸铁的都往车间搬。然后在一车间后面搭了个临时炉——其实就是个能送鼓风的大铁皮箱，我把砖窑出风管接了上去，焦炭是废品站的老周通融我的。我和三个工友白天浇砂箱刻木模，晚上守着自制的铁水罐给铁锭升温，车间里铁花飞溅，焦炭的烟气呛得人眼泪直流。铁水罐把车间地面烤得发白，水泥缝里的野草老早就枯了，碾碎的草梗在热浪里打着转。

底座浇了三回。第一回模具错位，铁水从缝隙里漏出来溅得满工作台火星；第二回调温不当底座表面全是气孔，我拿着锉刀修到凌晨三点发现补不了；第三回把鼓风量调到最准，铁水出炉时颜色对头——白亮的铁水表层浮着一层微黄的硅光——浇进砂型里冷却的狗叫声把附近的鸡都吓飞了。开箱的时候几个工友咽着唾沫围上来，我拿着锤子轻轻一敲，砂模脱落，一个完完整整的铸铁底座露出来，银灰色的，没有气孔，没有裂纹，成型漂亮得像直接从铸造厂订回来的标准件。

“成了！”几个工友欢呼起来，把安全帽扔到半空中。

换上底座的那天，全厂的人都围在车间门口。我按下启动按钮，搅拌机轰隆一声运转起来，电机的声音稳得像老牛撒了欢。没有震动，没有跳闸，链条传动平稳，搅拌槽里第一槽黄泥拌出来的时候，厂长蹲在旁边看了半天，站起来把安全帽一摘，在车间地面上磕了好几声响。

“长河，好小子！”他胖乎乎的脸上难得露出笑容，拍着我肩膀，“从今天起，你就是砖瓦厂的机修组组长，奖金多加两百。年终评先进我给你报上去。”

工友们也炸开了锅，纷纷过来捶我的肩膀。可我站在搅拌机旁边，听着它均匀的运转声，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巨大的疲惫。那几天的连轴转让我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手指被铁屑划破好几道口子，耳朵里到现在还嗡嗡响。

可我终于能回家了。我把沾满铁粉的工作服脱下来，换上干净的棉衣，拖着一身疲惫往村口走。天已经彻底黑了，路灯还没修好，土路坑坑洼洼地被运煤的车压出了一条条深沟。村里稀稀落落亮着灯，远处狗在叫。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眼皮沉得像灌了铅，心里只惦记一件事——明天去找秀芝。

第十四章 婚事

春节过了，春天来了。砖瓦厂的年终奖发了，省里面评的先进来年才能见分晓，可厂长拍着我肩膀时那点含糊的骄傲，我已经不怎么在乎了。我现在每天下工回来，最盼着的是晚饭后去刘婶子家。

开春以后，路边的柳树抽出了嫩芽，黄绿色的柳枝在风里飘摆。麦子返青了，大片大片的麦田绿油油的，风一吹就翻起一层一层的绿浪。伏羊河里的冰化尽了，河水哗哗地淌，把冬天积攒下来的枯枝败叶一股脑冲往下游。

我们的婚期定在了三月初六。老黄历上写着宜嫁娶、宜动土，是个黄道吉日。我爹翻了又翻，还特意拿到镇上李半仙那里去对了一下生辰八字，回来笑呵呵地说两人属相一个龙一个马，龙马精神，般配。

秀芝这些天格外忙。她跟着刘婶子学做被子，大红绸面的被子，被面上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里子是新买的长绒棉。她学得很认真，可绣花针总是不听使唤——毕竟她只纳过鞋垫，没绣过那么大的物件。有一天晚上我过去，看见她手指上缠满了白胶布，问她怎么了，她把手背在后面不肯给我看。后来小虎出卖了姐姐，说姐姐手指被针扎得到处是窟窿眼，一晚上举着绣花针对着煤油灯绣到半夜。我拿过她的手来看，密密麻麻的针眼，有的已经结了痂，有的是新的，她缩回手说在纳鞋底，我知道她骗我，但我没戳穿。

我家这边也在忙。我爹请了村里的老赵木匠打了一套新家具——一张柏木床，一个衣柜，还有一张八仙桌。衣柜门上的铜把手是我特意去县城挑的，蝴蝶形的，秀芝的鞋上就绣着蝴蝶。我娘开始缝结婚用的新棉被，棉花是从絮匠那里买的弹好的新棉，弹得蓬蓬松松的。院墙上晾着洗好的新床单，被风吹得鼓鼓的像一面帆。

我也没闲着。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天给秀芝打了一个书柜，虽然手艺比不上老木匠，可榫头对得还算严实，柜门关起来不翘不歪。书柜的隔板用砂纸磨了三遍，每一层都特意做得很薄——因为我知道秀芝那几本旧课本高度不一，有的高有的矮，隔板做大厚了她以后攒多了书就放不下。我在柜门上刻了两朵莲花，和她绣在鞋垫上的并蒂莲一模一样。刻刀在木头上刻歪了一瓣花瓣，我懊恼了半天，后来一想，她绣花扎了一手针眼都没嫌疼，我刻歪一朵花又算啥。

大婚前三天，按老规矩不能见面。可那天晚上我实在睡不着，偷偷翻过她家院子，站在枣树底下。枣树已经开始发芽了，嫩绿的芽尖尖的，一个个顶着露珠立在枝头。她屋里的灯还亮着，窗户上映着她低头做针线活的影子。我站了很久，正想转身回去，忽然吱呀一声窗户开了——她早就从窗缝里瞥见了我那身灰蓝工装。

“给。”她伸出胳膊，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一双布鞋，黑布面的，针脚纳得密密实实，比上一双更精细，鞋口还镶了一圈藏青色的滚边。两只鞋垫上各绣着一个字——左“长”，右“河”。

我接过鞋，看着窗户后面的她。灯光把她的脸映得很柔和，额前那几缕碎发散散地垂着，她没有躲。她静静地看着我翻来覆去摸那双鞋，笑了。

三月六日，天刚蒙蒙亮。雾还没散，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院子里昨儿泼出去的水结成一层薄冰，踩上去咔嚓咔嚓响。公鸡还没打鸣，村里已经热闹起来。大军把他那辆二八大杠擦得锃亮，车把上绑了红绸子，车铃铛上一圈圈缠了红毛线。后座铺了红布，旁边插着一小束刚从山坡上折下来的野桃花，他说这叫花轿。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勒得我脖子有点不得劲儿，脚上踩着秀芝做的新布鞋，胸口别着一朵红纸扎的大红花。骑在大军那辆绑满红绸的自行车上，后面跟着长长的一支迎亲队伍——有敲锣打鼓的，有放鞭炮的，有我爹举着酒杯边走边哭、我娘在一旁拽着他的衣袖怕他绊倒在巷口的碎砖堆里，还有一群小孩追着跑，嘴里喊着娶新娘子咯娶新娘子咯。小虎也在那群孩子里，他今儿穿了件新的蓝布衫，手里举着半挂没燃尽的鞭炮，兴奋地在队伍前头跑，时不时回头冲我挤眉弄眼——长河哥你可不能半路摔跤。

到了刘婶子家门口，秀芝被小虎背了出来。按规矩，新娘子出门要由娘家的弟弟背出来，跨过门槛踩碎一块瓦片，从此便是别家的人了。小虎个头不大，背着姐姐歪歪扭扭地出了门，在门槛上差一点绊了一下，秀芝伸手在他肩头拍了拍，他才站稳当。

秀芝穿着大红嫁衣，那是刘婶子熬了好几个晚上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红绸面的，袖口绣着金色的云纹，胸前的盘扣是新盘的蝴蝶盘扣。她头上盖着红盖头，露在盖头外面的一缕头发辫着她唯一用过的那支银簪子——那是她外婆传下来的，她爹活着时说要留给秀芝大婚这日。她踏上我家门槛的时候，微微偏了一下头，朝枣树的方向侧了侧脸。

我跟在她旁边，牵着她跨过了火盆。碳火照得地上的碎瓦片一明一暗，热气扑在盖头的流苏上，流苏微微往后飘了几寸。唢呐声震天响，鞭炮噼里啪啦地炸着，红色纸屑在烟雾里纷纷扬扬撒了我们满头。

进了喜堂，拜天地。我爹坐在主位上，这次他没穿那件干部会上才穿的中山装，衣服还是那件藏蓝色的，但袖口上多别了一只我娘给他找出来的旧呢帽——大概是当年他们自己结婚时留下的。刘婶子坐在另一侧，不停地拿手帕抹眼泪，身边的小虎抓着她袖子也跟着傻笑。

一拜天地。我们跪下磕头，堂前的方砖地跪上去硬邦邦的，她落地的那块砖有一道轻微的凹痕。二拜高堂。我爹声音洪亮地喊了一声“好”。刘婶子哽咽着说了一句“秀芝，你有家了”。夫妻对拜的时候，秀芝的红盖头微微掀起来一角，我看见她那双哭红的眼睛——可那里面全是笑意，笑意被泪水洗得清清亮亮的。

送入洞房。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秀逸的嫁衣被烛光映得满是金色。她红着脸，终于抬头看着我。她今天盘了发，露出光洁的额头和细白的脖子，鬓角旁的碎发被蜡烛的暖光溶成了一圈淡淡的光晕。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她的眼睛——那里面，装着枣树下的夏天，暴风雨里的塑料布，月光下的长板凳，还有我送她的那三本书。它们排着队从她眼角游过来，然后装进她今天这身新嫁衣里。

“秀芝。”

“嗯。”

“你今天真好看。”

她低下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我的手心里。

是《青春之歌》的扉页。是我当初写着“送秀芝”三个字的那一页。她把它小心翼翼地裁了下来，压得平平整整的，夹在今晚的枕头底下。空白的地方，她用她那枚旧钢笔添了一行字，墨水是蓝色的，字迹还是当年抄课表时那股端正的劲头——“吾爱之人赠吾之书，吾亦赠吾余生”。

我握着她的手指——那些带着针眼的、能绣出并蒂莲和蝴蝶的、在暴风雨里替我们护住一百多块土坯的、捧着书一页页翻过的，细瘦却骨节分明的手指。

窗外有人在闹洞房，大军带头唱起了老歌，鞭炮声又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可那三本书站在崭新的书柜上，扉页那张纸片被我们握在手心之间，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压住了两个人这大半辈子的重量。

第十五章 婚后的日子

婚后的小日子，平淡却有味。

每天清晨天刚亮，秀芝就起来了，轻手轻脚地去厨房烧水做饭。她做饭的手艺是跟刘婶子学的，东北家常菜，炖菜尤其好。猪油炖粉条子，豆腐炖白菜，土豆炖豆角，锅底总要把火收得恰到好处才起锅。我每天下工回来一进门就能闻到灶台上的饭菜香，案板上有时搁着新买的几根大葱，有时是她在院子里掐回来的一把薄荷叶。她系着那条蓝布围裙站在灶台前，头发也扎起来了，露出一段白净的脖颈。结婚第三天她就悄悄把我的解放鞋拿去晒了，第二天又把我那件破背心补好了两处新擦出的窟窿。

“怎么不多睡会儿？”我问她。她摆好碗筷转头说：“不困，鸡一叫我醒了。饭在锅里，趁热吃。”

吃完饭，我出门上班，她送到院门口，递给我灌满搪瓷缸的凉白开，叮嘱我路上慢点，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厂里电话接了条线到村委，她每天上午去村委卫生室帮忙打杂，顺便能等来电。其实她知道我不会打，她只是想那个电话铃能响一次是因为我。

有时候下班早，我就带她去河边散步。河水潺潺地淌，夕阳把整条河染成了金红色的，水面上闪着细碎的鳞光。几只鸭子在水面上悠悠地游着，柳树条子垂到水里被水流拨得像姑娘的长发。她会给我讲今天在家里做了什么——帮娘腌了一缸黄瓜咸菜，给小虎补了条新裤子，给村里的幼儿园糊了几张拼音卡片。她还告诉我，她把那本《繁星·春水》背了好几段，特别喜欢那句“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河面上粼粼的波光，眼角溢着一种从她十四岁以后就很少再出现过的安宁。

有一天傍晚散步回来，天已经黑了一半，村口的黄狗远远卧在井台边打盹。她忽然拉了拉我的袖子，低着头说：“长河，你说——我配得上现在的日子吗？”

我站住了。河风吹过，把她身上的皂角味吹进我的鼻子里。我拉起她的手，那双手上的茧子还没来得及褪掉，指节处的伤疤还没有完全长好。

“你又在瞎想。”我把她的手合在掌心里，压得紧实实，“你先在暴风雨里护住了那一百多块土坯，护住了你娘的家；现在，你在这个家里护住每一顿饭、每一双鞋垫、每一句我不曾说出口的累。从来没有你配不配，是这日子配你——刚刚好。”

她仰起脸看我，月光把她的睫毛镀成银白色。她嘴角轻轻颤了一下，随即漾出一个我熟悉的、含着泪光的笑。

那个笑，从多年前她在枣树下递给我清凉搪瓷缸时就有了雏形；而今在这片月光里，它终于开成了一朵完整的花。

尾声

又一个夏天。院子里的枣树绿了又黄，黄的叶子落干净了，枝头又挂满了新枣。枣子一天天变大，我常趁她午睡搬把梯子上去套一筐下来。秀芝搬了把竹椅坐在枣树底下，膝上摊着那本翻卷了边的《青春之歌》——扉页早已被她裁下来压在我们枕头底下，现在翻开的这页纸质软塌塌的，被阳光和手指磨得变薄了。她的肚子微微隆起来，手无意识地在上面轻轻抚着，像抚摩一个还不为人知的秘密。

“想好名字了吗？”我端着一碗红糖水走过去递给她，碗沿上搭着一只银汤匙。

“要是女孩，就叫莲莲。并蒂莲的莲。”

“要是男孩呢？”

她想了想，抬头看着枣树上一颗刚转红的长枣。“叫小坯吧——你就记住，我们是因为土坯才认识的。”

我笑了，蹲下来把耳朵贴在她的肚子上。隔着那层薄薄的棉布，我听到了一个很轻很轻的胎动，它像一滴春雨砸在瓦片上的第一声，轻轻地、弱弱地，却真的响了。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枣树梢的声音，燕子衔泥筑巢把湿泥摔在窗台上的声音，和远处打谷场上孩童们的嬉闹声。阳光斜斜地洒在我俩身上，在地上拉出一双挨得紧紧的长影子。

声明，本故事虚构创作，请勿代入现实，所有人名地名均为虚构，请理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