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沈曾植（1850年-1922年）《海日楼文集》向以稿本复杂、校勘为难。其弟子、史学家、书法大家王蘧常（1900年—1989年）于抗战期间在孙德谦校本基础上，广罗沈氏初稿、抄稿、清稿、别稿，悉心编校，成《海日楼文集》手稿七册，以小楷恭书，附 “蘧案” 校注四百八十余条，1987 年捐赠辽宁省博物馆，是为整理沈氏文集最精审之 “王校本”。
钱仲联 （1908年-2003年）出版的《海日楼文集》（钱点本），自称底本为 1947 年抄自沈慈护家之孙德谦编本，笔者经考证钱氏真实底本，系1988 年前后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之王校本复印件。钱点本篇目分类、编次顺序悉遵王校本，校注内容几乎全袭 “蘧案”，仅删去 “蘧案” 及与王蘧常相关之语以掩踪迹，其自撰校注仅十条且多无关校勘。本文以版本对勘、文献互证、当事人口述三重证据，澄清钱点本底本来源与成书真相，还原王蘧常整理沈曾植文集之学术功绩，为近代学术史与文献学公案提供确凿结论。
《王蘧常编校<海日楼文集>手稿》
王蘧常先生
王瑗仲讳蘧常先生编校沈曾植《海日楼文集》手稿（以下简称“王校本”），淡黄色竹纸，竖行誊録，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其中一百二十余篇有双行小字楷书校注，絶大多数出以“蘧案”。此稿共收其师沈寐叟所撰各类文章一百七十二篇，其中四篇有题无文，实收文一百六十八篇，除三篇外，皆为王先生以小楷恭书。手稿共七册，无装订，除第七册《海日楼文外集》外，第一册到第六册收文，皆以王先生撰《沈子培先生著述目》分类次序编排。此次影印出版，亦据手稿本来面目和编次，不做任何改动，以存原貌。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王先生夫人沈静儒病逝。随后在筹备处理王夫人后事上，时辽宁省博物馆杨仁恺先生助力匪浅。为感谢杨仁恺先生的恩惠，王先生随后将自己的多幅书作，及收藏于身边的多种文稿，分批捐献于辽宁省博物馆，其中即包含了上述所说的“王校本”，以及王先生珍藏多年的沈寐叟遗札、遗稿等珍贵文献。
《双花王阁记》
据王校本所收《双花王阁记》“蘧案”，该稿应写成于一九四四年或稍晚，时当抗战后期。王校本编校体例，亦于手稿所收《沈达夫先生墓志铭》中有所揭示。沈氏留存于后人处的诸多原稿、钞稿、清稿等，多赖王校本的“蘧案”而得以保存，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王校本的撰写，固然缘于沈寐叟和王先生的师生渊源，亦和其撰写《沈寐叟年谱》，以及长期关注并研究寐叟的相关文献有莫大关系。
王先生和其师寐叟同籍嘉兴，嘉兴王、沈二家世有戚谊，沈寐叟为王先生之母沈太恭人的族父，故而王先生敬称寐叟为“四公”（寐叟于兄弟姊妹行四），王先生之父部畇公（讳甲荣）亦恭称寐叟为“四丈”。一九一八年夏间，沈寐叟等自上海回嘉兴，与部畇公等六老诗酒相会。少年瑗仲托名“阿龙”，向寐叟函问平日读书所不能解者二十余事，寐叟均给予圆满解答，令其大为叹服。1919年2月，王先生随父至上海，为沈寐叟祝七十大寿，并正式拜入沈氏门下受业。至1922年沈寐叟故去，王先生于寐叟门下问学约有四年，在书学和诗文等方面深受其影响。五年后，为表彰沈寐叟一生学行，王先生决定撰写先师年谱。但沈氏逝世不久，寐叟遗着鲜见公开发表，欲撰其《年谱》，实属不易。
但王先生勉为其难，先作简谱，历一月又五日而成，名曰《先师沈子培先生年谱初稿》。《初稿》颇为疏略，有待增补者实多。而沈寐叟故去后，其相关各种文稿大多藏于嗣子沈慈护处。为充实《初稿》内容，王先生曾托张元济联系寐叟后人，并恳其出借相关研究材料。
后沈慈护应允王先生翻检寐叟相关遗稿，并请其整理沈氏多种著作，于是藉此机会，“先后得见先师文稿书札及杂俎多种，于是发奋加以补订”。至1938年，历经十年修补，《沈寐叟年谱》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此后几十年间研究寐叟学行的基本参考著作。从内容上看，囿于当时相关历史文献的缺乏，《沈寐叟年谱》亦较简略，仅五万余言，但此谱的显著特点，在于其首尾完具，引证简明扼要；且多处引据了亲闻或亲历者，如寐叟嗣子沈慈护、其父部畇公、其兄王迈常等的回忆，亦甚有价值；有的地方所引据文献，独赖《沈寐叟年谱》才得以保存。在此谱中，亦有多处利用了收藏于沈慈护处的孙德谦编《海日楼文集》。此外，《沈寐叟年谱》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书后附录了一万余字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该《著述目》以沈慈护《海日楼遗书目》为基础，增补扩充了那时所能见到的沈寐叟的全部文献资料，并有提要说明，实为后来者研究沈寐叟的基础文献指南。
辛未（1931年）初秋，王蘧常先生写成《海日楼文钞》一册，留存于沈慈护处。此册共收録寐叟19篇文章，远非全本，所抄録寐叟文章皆为清稿，尚无王校本后来所作“蘧案”等校注文字。沈氏文献中极为重要的《海日楼文集》，“原稿丛残，且多阙文”，而寐叟对其文稿前后修改，所在多有。王先生那时已能见到沈慈护处收藏的沈寐叟诸多遗稿等，于是藉此机会，在孙德谦编《海日楼文集》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编校，汇校异文，完整保留寐叟前后修改其文稿之样貌，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近年收藏于沈慈护后人处的寐叟遗稿已流散于外，大多已收入《沈曾植遗墨集》（戴家妙主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23年）一书，经笔者与王校本核对，发现此书其中所收二十余篇沈氏文稿，多有王校本所利用者。
《定庐集序》局部
《定庐集序》局部
以上简述王先生撰著《沈寐叟年谱》，及编校《海日楼文集》一书的经过，自然会令人联想到著名学者钱仲联近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即所谓钱仲联“编校”《海日楼文集》（实非“编校”，故以下简称“钱点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1995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有关人员至钱仲联处，约稿出版寐叟文集，并预付钱氏稿酬一万伍仟圆，但此后延宕多年，方于钱氏辞世十六年后得以出版。钱点本所凭借的材料从何而来，自然引起笔者莫大的兴味。钱点本于书前影印王校本《定庐集序》手稿复印件，此手稿共有“蘧案”两条，第一条钱点本删去，第二条在钱点本《海日楼文集》正文中袭用，但删去“蘧案”二字。读者如细心体察，所谓钱氏“编校”内情，实已露出端倪。
钱点本自序（作于乙亥年，即 1995 年）中明言，其所凭借材料为孙德谦编校《海日楼文集》，该书后附《校读后记》亦引钱氏云：“我出的《文集》是据孙丈德谦的校订本。” 而在钱氏撰写于 1985 年的《沈曾植集校注・前言》中，对于钱氏口中颇为重要的孙校本，其实已有明确交代，但前后所言，大相径庭：
沈氏尚有《海日楼文集》二卷，为孙德谦所整理。孙殁后，沈氏门人王蘧常复加编定，其篇目载《沈寐叟年谱》。沈慈护家有清本，王君亦藏有钞本。新中国成立后，慈护以沈氏遗著，包括《文集》在内，全部捐献浙江图书馆。四凶肆虐时，慈护已殁。前数年，我派学生到浙图查看《海日楼文集》，该馆细查不复得。又索诸王家，不见此书。问诸沈氏后人，亦茫然不知。
由上可知，迟至 1985 年，钱氏从辽宁省博物馆索得王校本之前，只是知晓（听闻或亲见）沈慈护家有孙校本之 “清本”，并没有觅得孙德谦所整理之两卷本《海日楼文集》。至于其所言沈慈护向浙江省图书馆捐献沈曾植遗物事，实为沈慈护于 1955 至 1957 年，“先后两次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家藏书画碑帖、图籍手稿等共计一千一百余种（包括部分沈颋个人收藏）”。而钱氏所说 “王君亦藏有钞本”，实乃钱氏想当然之事，据后文所述，此 “钞本” 实为王蘧常先生编校《海日楼文集》手稿，也即钱氏所言 “复加编定” 者。五年后的 1990 年，钱氏在《文献》第三期发表《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上》，于引言中谈及材料来源，前述四处苦觅不得之孙校本，突然现身于其笔下，成为其整理寐叟文集的 “枕中鸿宝”，并云：“其《海日楼文集》上、下卷，曾由孙德谦整理编排，其篇目见王蘧常《沈寐叟年谱》附沈先生著述目中。四十年前，联亲见此文集稿于沈氏家中（当时沈公子慈护馆我于其家凡两月），全部抄出，近加研究复阅，发现孙氏所编文集，有脱漏的文章未收入，如《频伽精舍大藏经序》《文云阁墓表》之类，且其中还有有目无文者不少。至其先后编次凌乱颠倒，错误尤甚。为此，联重加编次，审定其写作先后，补其缺篇及有目无文之篇，次第与孙编本大异。” 又五年后（1995 年），广东新闻出版局有关人员联系钱氏，欲出版寐叟文集。钱氏应允后，为钱点本作《序》。在此《序》中，钱氏追叙其祖上与沈寐叟交谊，并明言其编《海日楼文集》之材料来源为孙校本，所述更为详确：
四十年前，先生嗣子慈护馆我于其沪西家中凡两月，曾获见此文集钞本，为孙德谦先生所整理，上有孙先生校识及金兆蕃附识。余全部抄出此稿，归后并复印副本。“文革” 之祸，钞本被劫，已成灰烬，幸复印本先为友人借去，事过归还，幸无缺失。后反复研阅，发现孙氏编次钞本，有有题而无文者，更有脱漏之文未收者，如《频伽精舍大藏经序》《读元秘史后记》《文云阁墓表》《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策对》，及其他零散杂文不少。至于编次，往往先后零乱，序类尤甚。因重加厘定，补入有题无文之作，于他家著作及选本中觅得之。复增补佚文，成为今之全本。
《跋投筆集》
综上，前所引钱氏曾于 1985 年前访求不得之孙德谦编《海日楼文集》，又在五年后的回忆中戛然出世，且为其 “编校” 寐叟《海日楼文集》所参考利用者，而且为其四十多年前，即 1947 年于沈慈护家所抄录之复印本。1985 年至 1995 年，此十年间，沈慈护辞世已久（沈慈护于 1963 年去世），钱氏当更无可能通过浙江省图书馆，或沈氏后人觅得孙编《海日楼文集》。其前后追忆之辞，大相径庭，然又言之凿凿，似不由人不信，但略加考索，所谓 “抄出此稿” 者，显为钱氏冥想杜撰之语。且不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氏神通广大，竟能利用当时不可能有的复印设备来复印文稿。仅从钱点本《海日楼文集》的文本来看，其最大的特色和文献价值，并不在对沈氏单篇文字的汇总，而是对沈氏文集的不同写本（沈氏手稿，同一篇或有不同写本）和钞本等，进行汇校，别其同异，订其讹误，从而既能呈现出善校精勘之定本，也能从中体察出沈氏同一篇文字的前后修改情况和作文命意所在。在钱点本的正文单行小字校注中，多有据沈寐叟原稿和钞本等进行对校的文字。笔者对此颇为疑惑，难道在 1985 年以后，钱氏又得到了沈慈护后人的大力惠助，将寐叟撰写之原稿、别钞等借与钱氏进行编校？或如钱氏在钱点本《序》中所云，其将孙德谦编《海日楼文集》在沈慈护家抄出后，同时据沈家所藏寐叟手稿等进行校订工作？略加梳理，这两种情况亦绝无可能。1985 年前，钱氏既苦觅孙编《海日楼文集》而不得，更不可能获得 “钱点本” 据以对校的沈氏手稿、钞稿等。而钱氏于 1947 年馆于沈慈护家中两月，只言抄出孙编《海日楼文集》，并未言及校勘之事。退一步说，即便彼时进行《海日楼文集》相关编校工作，加上钱氏还要整理寐叟二十余种遗稿，以及抄录沈寐叟各种札记，“馆于沈慈护家” 两个月时间也绝无可能完成。可见彼时其亦不可能在孙校本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校的工作。能够佐证笔者上述怀疑合理性的，恰为钱氏在另处的一段记录。1948 年，也即馆于沈慈护家，整理寐叟遗稿之明年，钱氏撰写了《海日楼札丛》之《跋》。在此《跋》中，钱氏罗列了于沈慈护家整理寐叟遗稿共 21 种，令人奇怪的是，钱氏后来念兹在兹，一再标举藏于沈慈护家的《海日楼文集》孙校本，却没有列入进去。个中消息，实堪玩味。1985 年，钱氏记述当年客于沈慈护处，所董理寐叟遗稿，亦为 “学术笔记、日记及诗稿”，亦可与其《海日楼札丛》之《跋》相印证。此外，钱氏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
四十年前，联亲见此文集稿于沈氏家中（当时沈公子慈护馆我于其家凡两月），全部抄出。近加研究复阅……
此处钱氏似乎是强调自己利用四十年前从沈慈护处过录的 “抄本”，而非前面引文所谓的 “抄本” 之 “复印本”。暂不论钱氏前后所说为何不一，我们不禁要问，钱点本既然参考的是孙校本，但是其中四百余处与孙校本不同之正文小字单行校注，果为钱氏所作，抑或另有隐情？其中所依据的手稿、钞稿、清稿等，到底从何而来？凡此种种，颇让人疑窦丛生。事实上，孙校本于钱氏笔下横空出世后，如仔细体会其相关文字，钱氏多次强调的是钱点本对孙校本文章编次顺序的调整和阙文的补充（笔者怀疑钱氏所依据的是王先生《沈寐叟年谱》后所附 “复加董理” 之《海日楼文集》目录，而非孙校本目录），并没有提及其校注案语的来源，但钱点本最大的学术价值，正是那些袭自王校本的四百余条小字校注案语。笔者谫陋，至今不知孙校本存于何处。寐叟嗣子沈慈护于 1932 年撰《沈乙盦先生海日楼遗书总目》，内有孙德谦编校《海日楼文集》，后 1957 年沈慈护致书北京中国社科院院长，建议出版寐叟遗著，随函附有寐叟遗稿目录七种，但无钱氏所说的孙校本。浙江省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寐叟遗稿中，亦无孙校本的信息。不管孙校本是否已佚失，如后所述，王校本实为可以取代孙校本，并有重要文献校勘价值的善本。
所幸于八十年前成稿的王蘧常先生编校沈寐叟《海日楼文集》手稿，因辽宁省博物馆的妥善收藏，尚存于天壤间。经与钱点本对勘一过，便可显知钱点本的成书真相，其篇目顺序和分类，以及钱点本正文中所加单行小字校注，除了仅十条为钱氏自作外，皆袭自王校本和 “蘧案”。为掩踪灭迹，钱点本将王校本中所有 “蘧案” 两字全部删除（少数仅删 “蘧” 字），并将和王先生有直接牵涉之文字，亦扫除殆尽，如：
《渐西村人安般簃诗序》。蘧案：《文集》定本公手署此题作渐西山人，金校云：渐西似自署村人。金说是也。《清史稿・袁昶传》谓昶有《渐西村丛刻》，陈衍《近代诗钞》袁昶小传云 “有《渐西邨人集》”，今检《渐西村舍丛刻甲集》，有《渐西村人初集》十三卷、《安般簃诗续钞》十卷。公盖一时笔误。又案，此文作于壬辰仲春，光绪十八年也，详余《年谱》。此条钱点本全袭王校本，但于 “金” 后加 “兆蕃”，又删掉 “详余《年谱》”。《年谱》即为王先生著《沈寐叟年谱》。
《沈达夫先生墓志铭》。蘧案：余外舅沈仲殷先生录示公此文清稿，“算” 下有 “所” 字，《文集》钞本原亦有 “所” 字，后经公乙去。兹从《文集》钞本。沈仲殷为沈曾植子侄，为王先生外舅，和钱氏无任何关系，故此条钱点本全部删除。
《沈达夫先生墓志铭》。蘧案：清稿 “太守” 作 “观察”，兹从公定本，据先大夫《沈书森太守传》，作 “太守” 是。钱点本删除 “据先大夫《沈书森太守传》，作‘太守’是” 两句。“先大夫” 指王蘧常先生之父部畇公讳甲荣，《沈书森太守传》为部畇公所撰，和钱氏亦无任何关联。
王甲荣撰《沈书森太守小传》（局部）
《汉律辑存凡例》。蘧案：《清史稿・薛允升传》有《汉律辑存》四卷，据金甸丞太守蓉镜言，是书实公与徐博泉同溥同辑。书未见，详余《年谱》。譣凡例墨迹，当是公中年所作。《允升传》光绪十九年授刑部尚书，二十三年坐事镌级，贬授宗人府中丞，此数年中公正在刑部，十八年擢江苏司郎中，二十三年丁忧，撰此必在十九年以后，二十三年以前也。钱点本删除 “蘧案”，遂将沈寐叟 “自注” 内容和 “蘧案” 所作内容连为一体，不复能分别。钱氏又删除 “详余《年谱》”，此《年谱》，亦为王先生著《沈寐叟年谱》。
王校本《海日楼文集》手稿中，不计单条所引的 “孙校”、“金校” 等，所出 “蘧案” 总计四百八十余条，除去少数被钱氏删除者外，皆为钱氏所袭用，而钱氏自己所作的 “校注”，据编者统计，仅有区区十条。
除了第九条勉强可算作对《海日楼文集》正文文字的校核外，其余九条钱注，皆为标明沈文的写作时间，或对沈文篇题中提及的人名所作的简注等，实无关 “编校” 之事。
钱氏如此辛苦删节弥缝的结果，使钱点本《海日楼文集》正文中的小字校注，如标明 “自注” 等者，为沈寐叟所作，而除 “自注” 和 “孙校”、“金校” 等外，对寐叟文献整理价值最大的单行小字校注，只能使读者认为是钱氏的编校成果。但这样大加删除 “蘧案” 等字样的结果，又使上述寐叟自注、孙校、金校等和钱氏袭用的 “蘧案” 混同为一，复增不少错误。
从王校本和钱点本所收文章篇数来看，王校本收文一百七十二篇，其中四篇有题无正文，即为存目，实收文一百六十八篇，其中有九篇钱点本没有收录；而钱点本共收文亦一百七十二篇，其中有九篇王校本没有收录。由此可见，两书所收篇数相差实不甚大。
至此，读者也许会心生疑惑，然则钱氏所据的王校本又从何而来？本文前已提及，王先生编校沈曾植《海日楼文集》手稿，已于 1987 年捐于辽宁省博物馆。而笔者后与钱点本编辑宋浩先生联系，问及钱点本与王校本的关系，蒙宋先生赐告，当年其亦面询钱点本所据手稿之来源，钱氏言系为辽宁省博物馆杨仁恺先生复印并转交，且钱氏提交给出版社编辑所用的底稿（皆为复印件），即用墨笔把 “蘧案” 两字等全部涂去。此节宋浩先生于其所撰钱点本之《校读后记》中已有所披露：
钱先生校点所据的底本为复印件。有四种字迹，一为王蘧常毛笔钞校，一为钱先生毛笔钞校，一为钱先生硬笔钞校，一为复印杂志等刊本文字。钱先生在此复印稿上标点编辑、董理注文。校记均体现在注文中，多有存异，阙疑仍之。
这四种钱点本所据的复印件，“王蘧常毛笔钞校” 者，自然指前述辽宁省博物馆杨仁恺先生提供的王校本复印件；“钱先生毛笔钞校者”，疑指王校本中所收非王先生手书之《跋星凤楼帖》和《持明窔记》两稿，但此两稿是否为钱氏手迹，其实还可存疑，读者可将其与收在《蘧草法帖》第五册后的几通钱氏手札进行对照，两者字迹颇为不同；其他两种底本复印件，“复印杂志” 者，不可能和钱氏多次提到的孙校本有关系，而最后一种 “硬笔钞校” 者，编辑亦没有明确交代其底本详细情况，应绝非孙德谦编校《海日楼文集》钞本。而钱点本体现在注文中的 “校记”，据上述，充其量，只有寥寥十条，如严格来说，仅区区一条而已，其他则全袭自 “蘧案”，可见其所谓四十多年前抄录孙德谦校本之事，本为其向壁虚构者。
由是钱氏盗用王校本，于王先生辞世之 1989 年，就开始在《文献》和《学术集林》等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多期多篇 “研究成果”，如《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沈曾植未刊遗文》等系列文章。不消说，原王校本的 “蘧案” 等字样，皆被钱氏刊削殆尽，至钱点本公开出版，王先生于抗战艰难困苦时费尽心力而成的《海日楼文集》和 “蘧案”，历经社会动荡而幸存，却于半个多世纪后，成为钱氏董理沈寐叟文集的成果（有的研究者据此，即认为整理《海日楼文集》为钱氏董理寐叟遗稿的三大贡献之一）。王校本作为《海日楼文集》的二次校订本，利用寐叟所遗诸多原稿、清稿、别抄等对校整理。诸稿文字讹夺淆乱，所在多有，此事实不易为。如王校本《沈敬裕公诔辞并序》一文，其抄本有 “空电亦多，言应如响” 二句，实为 “竈亦多言，应那如响” 之误，其讹误情由奇诡之极，以致 “蘧案” 发出 “有思误无从之恨” 之感喟。而钱点本竟一字不移，挪作己注，“王恨” 无由转为 “钱恨”。“凿壁借光” 犹可说，但钱氏此举，真令人有 “卿本佳人” 之恨。
综上可知，钱点本实由王校本“变身”而来，只可惜“真身”总会有显现之时，此实为钱氏百虑一失者。钱氏多处说到“馆于”沈慈护家，亦不可能用沈氏家藏手稿等对校孙编《海日楼文集》。
（注：郭建中整理《王蘧常编校<海日楼文集>手稿》一书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原题为《海上听潮音，风高草木深：王蘧常编校<海日楼文集>手稿》述略。本文为节选。）
来源：郭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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