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秋末的时节。
北门菜市的地面上，总有一层颜色发黑的水。
那水，有鱼摊倒掉的，也有从烂菜叶里渗出来的，还连着夜里落下的雾。
天还没亮，这水就把青石板泡得滑溜溜的。
我蹬着三轮车进了门。
三轮车的后轮压过一截白萝卜叶，发出“哧啦”一声，就像扯破旧布的声音。
我车上装着两筐白菜和一筐芹菜。
麻绳在车帮上勒出了一道道印子。
老鲁在门房口打着哈欠，手里还夹着昨晚剩下的半根烟。
我正打算把车拐到东头去。
突然，前轮边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人影。
那孩子蹲在一个翻倒的竹筐旁边。
她手里捏着半块发黏的麦芽糖。
她的棉袄前襟敞开着，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只套着袜子。
袜尖磨破了，露出一点脚趾。
我赶紧捏闸，车把抖了一下。
筐里的白菜滚下来两颗。
她抬起头看着我。
她脸上有一道灰印，从鼻子横到耳根，也不知道是在哪儿蹭的。
她不哭不闹，先把麦芽糖往嘴里塞了一下。
然后她往四周看了看，嘴里含糊地叫了一声：“娘。”
我把她抱了起来。
她身上有股奶腥味，还掺着汗和尘土的味道。
她大概两岁上下，分量不重，但胳膊抱得紧紧的。
她抓着我棉袄上的布扣子，怎么也不松手。
鱼摊的老庞伸长了脖子，好奇地看了一眼。
然后，他皱了皱眉头，摆了摆手说：“不是我家的。”
豆腐摊的赵婶听见动静，停下手中的活，摇了摇头。
她一脸认真地说：“一早就没见谁找孩子。”
旁边卖姜的老汉，缓缓蹲下身子，脸上带着温和的神情，轻声问她：“闺女，你住哪儿呀？”
她有些害怕，将头往我肩窝里一埋，声音含糊地只吐出两个字：“车车。”
我心疼地抱紧她，在热闹的菜市里转了一圈。
我先走到卖葱的摊位前，满脸焦急地问：“师傅，您见着这孩子的家人没？”
卖葱师傅摇了摇头，我又走向卖鸡蛋的摊位。
我急切地问道：“大姐，您知道这孩子是谁家的不？”
卖鸡蛋的大姐也无奈地摆摆手。
接着，我又问了卖粉条的，甚至连外头摆地摊卖针头线脑的我都没放过。
这孩子就像刚从泥堆里滚出来一样，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她身上没有一件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只有右耳后头有一小块红印，就像被蚊子叮过似的。
中午，太阳渐渐升起来，菜市顶棚的塑料布上开始往下滴水。
孩子饿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馒头摊，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我赶紧买了一个热馒头，小心翼翼地掰开，轻轻吹了吹。
她伸出小手，稳稳地接过馒头，先是啃了啃边上，一圈啃完，才开始啃中间。
老鲁在一旁看着，皱着眉头说：“先送派出所吧。”
我点了点头，把车上的菜托付给隔壁摊。
我抱着孩子，匆匆忙忙地去了南街派出所。
值班的是个姓伍的老民警，他坐在桌前，桌上铺着硬纸板，纸板上压着一本蓝皮登记簿。
他先仔细地看了看孩子，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他带着疑惑的语气问道：“你家的？”
我赶忙解释：“不是，菜市捡的。”
他把钢笔帽套上，用手背轻轻敲了敲桌沿。
他严肃地说：“你把时间地点说清楚。”
孩子乖乖地坐在长凳上。
她那两条短短的腿，根本够不着地面，只能一下一下地晃着，晃一下，又停一下。
她的小手里，还紧紧攥着我刚刚塞给她的半个馒头。
伍民警一脸温和地问她：“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那张褪色的年画。
年画上有一条胖嘟嘟的鱼，那尾巴黄灿灿的一片，孩子看得可专注了。
那个时候，镇上可没什么好的寻人办法。
广播站一天也就响几回喇叭，要打电话还得去邮电所排长队呢。
伍民警认真地记完信息后，开口说道：“先在所里留个底，你再回市场接着问问。这孩子太小了，晚上留在所里也不合适，你先带回去，明天再来一趟。”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折起来，然后塞进上衣口袋。
天渐渐擦黑了，我把孩子放在三轮车前头的横梁上。
我找来麻绳，在两边拦了个圈，就怕她不小心滑下去。
孩子坐得稳稳当当的，嘴里咬着馒头皮，眼睛一直跟着街边卖糖炒栗子的铁锅转。
我推开院门，就看见我妈正蹲在灶屋门口择芥菜。
她先看到了我车头那团小小的棉袄，手里那把芥菜半天都没动一下，脸上满是惊讶，问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我把三轮车靠到墙边，然后解开麻绳，无奈地说：“没问出来她是谁家的。”
02
我妈赶紧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脸上露出心疼的神情，先把孩子抱了下来。
然后，她又转身去舀热水，嘴里念叨着：“先给孩子暖暖。”
院子里，那口压水井的旁边，常年放着一只掉了瓷的白搪瓷盆。
这只盆的盆沿裂过一道口子，还用铁丝仔细地箍着。
她将水兑到适宜的温度，然后蹲在小木凳上。
她先是小心翼翼地洗孩子的脸，动作轻柔。
接着，又认真地洗孩子的手。
随后，她轻轻地把孩子那只没穿鞋的脚托了起来。
孩子脚背上有颗黑痣，不大，也就黄豆皮那么一点。
她洗得十分仔细，连孩子的指甲缝都掏了一遍。
洗完后，她用旧毛巾把孩子的脚裹好，这才抬起头，一脸关切地问我：“派出所怎么说？”
我从口袋里慢慢摸出那张折了四道的登记纸。
我把登记纸放在饭桌上，只见纸边被白菜水浸湿过，已经起了毛。
灶上的小锅正咕嘟咕嘟地响着，面条快要煮烂了。
我妈走到咸菜坛前，夹出两根蒜苔。
然后，她又在碗底卧了个鸡蛋。
平时家里的鸡蛋都攒着，拿去换盐换火柴，很少自己吃。
孩子坐在板凳上，两只小手紧紧按着碗边。
他等不及我妈把面吹凉，就先伸出舌头试了一下。
结果，烫得他一缩脖子，抬头看了看我们，又低下头接着吃。
这孩子吃东西有个怪习惯，他先把面从中间吸断。
然后，再一根根捡起来，放在碗沿上晾。
我把三轮车上的菜卸进堂屋。
卸完后，我仔细数了一遍，看看少没少。
毕竟做买卖的人，手指头上沾了土，脑子里也得拴根绳，不然一天就白忙了。
第二天，我起得更早了。
我心里惦记着找孩子的事儿，找了一张旧包装纸，翻到背面，拿起笔写下找孩子的信息。
字写得不算工整，横平竖直是说不上，但起码能让人看明白。
我找来浆糊，用刷子仔细地刷在纸上，然后去到菜市门口，把纸平整地贴了上去。
贴好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客运点、粮站和供销门市外头，重复着贴纸条的动作。
孩子留在家里，由我妈帮忙看着。
中午，我抽空回了一趟家。
远远地，我就看见我妈正蹲在门槛上剥花生。
孩子乖巧地坐在她腿边，正拿着花生壳当小船，一只一只认真地摆在地上，小脸上满是专注。
我妈见我回来，先抬手给我看，手里攥着半截红头绳，那红头绳褪色褪得快发白了，是从孩子辫子根上拆下来的。
我妈皱着眉头，认真地说：“不是谁家不要的，头发昨天刚扎过。”
我轻轻点点头，走到水缸旁，舀了两瓢凉水喝了下去。
然后，我又准备出门接着打听孩子的消息。
镇子不大，可巷子却不少。
一条条巷子夹在土墙和矮房之间，拐个弯，可能就是一家缝补铺，或者是一摊炸麻叶的油锅，那炸麻叶的香味时不时飘进我的鼻子里。
我从南街开始问起，一家一家地打听。
有人说好像见过这个孩子，可又说不清楚到底在哪儿见过。
还有人拉着我问：“这孩子是不是你亲戚家的啊？”
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无非是想借机和我搭话。
我没接他们的话茬。
这样的搭话我听过不少了。
不是媒婆，就是卖炭的老婶，她们跟我说话，三句话一绕，总能绕到“你这院子要是有个女人收拾就好了”。
多数时候，我只顾着低头捆菜。
麻绳紧紧勒进手里，生疼生疼的。
即便周围有什么声响，我就当没听见，一心只在手上的活儿上。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
孩子已经在热乎的炕上甜甜地睡着了。
我妈把她的那只独脚鞋放在窗台上晾晒。
那鞋面是蓝布做的，鞋头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针脚密密麻麻的，一看就是谁在煤油灯下熬着眼睛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夜里，孩子尿了炕。
我睡得正浅，隐隐约约听见我妈在西屋轻轻翻身。
接着，又听见木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她端着那盏煤油灯，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了起来。
然后，夹着湿被褥往院里走去，准备晾一晾。
十月底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
煤油灯的灯焰在玻璃罩里左右晃动，忽明忽暗的。
灯光映照下，她鬓角的那几根白发一亮一暗。
我赶忙穿上棉袄，跟了出去。
走到她身边，我伸手接过她手里的被子。
我妈皱着眉头，轻声说道：“明天还得找。”
说着，她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便低头拧起了水。
我点点头，应道：“找。”
03
三天过去了，依旧没人来认孩子。
又过了七天，菜市门口那张寻人启事被夜里的露水浸得皱巴巴的。
我重新写了一张，工工整整地贴了上去。
伍民警见到我，总是先翻开登记簿仔细查看。
然后，他会抬起头看看我身后。
有时候，孩子也跟着我一起来，坐在我三轮车的车斗里。
她把两腿夹着一颗大白菜，就像坐在一张绿椅子上似的，模样十分可爱。
可她还是说不出自己叫什么。
那天，妈妈从院子里拿起晒着的谷穗，笑眯眯地逗她，扬起眉毛问道：“乖孩子，你看看这是啥呀？”
她仰起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谷穗看了老半天，小嘴巴张了张，奶声奶气地吐出一个“穗”字。
从那之后，妈妈就开始这么称呼她了。
“穗穗，吃饭啦！”妈妈站在厨房门口，双手叉腰，大声喊着。
“穗穗，可别去抠炉灰哟！”妈妈皱着眉头，一脸担心地叮嘱。
“穗穗，你的鞋我给补好啦！”妈妈拿着补好的鞋，满脸笑意地告诉她。
她听得多了，也明白是在叫自己，小脑袋一歪，咧嘴一笑，然后撒开小腿就跑，那模样别提多可爱了。
自从这孩子来到家里，日子变得热闹起来，到处都有从前没有的响动。
木盆里，她玩水玩得可欢了，“扑通扑通”的水声一阵接一阵。
窗台上，她穿着小鞋子，“哒哒哒”地磕着木头，那声音清脆悦耳。
就连我用了好几年的算盘，也被她拨得“噼啪”乱响，她那小手不停地在算盘珠子上扒拉着，眼睛里满是好奇。
刚开始，我真有点不习惯这种热闹。
每次从菜市回来，我还是习惯性地先站在门口，用力地把裤脚上的泥跺干净，这才准备进屋。
可现在，进屋之前我还得仔细看看地上，瞅瞅有没有她扔的栗子壳，有没有她搬出来的矮凳。我小心翼翼的，就怕一脚踩空，摔个大跟头。
有一回，她跟着我去市场。到了菜摊前，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称菜，小脸上满是羡慕，拽着我的衣角，奶声奶气地说：“我也要学称菜。”
我没办法，只好把秤杆递给她。她两只小手紧紧地抱着秤杆，秤砣拖在地上，一路磕过去，“叮当叮当”响个不停。
卖鸡的老周看到这一幕，笑着打趣道：“阿平，你这可倒好，一脚跨过去，当爹都不用拜堂啦！”
我听了，无奈地笑了笑，把秤拿回来，挂得高了些，生怕她再去乱动。
回到家后，我找来了废木条，在三轮车斗里认真地钉了两根横栏。我一边钉，一边仔细地检查，把边上磨出的倒刺都削平，就怕扎到她。
那根木条，原本是打算给院里架豆角用的。
削木条的时候，木屑纷飞，落了一地木花。
穗穗坐在门槛上，神情专注，一片一片地把木花往鞋里塞。
半个月的时间，如流水般匆匆快过去了。
然而，还是没有那个人的踪影。
那天晚上，一家人吃的是玉米糊糊，还配了一碟我妈亲手腌的芥菜疙瘩。
穗穗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勺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碗边。
敲一下，停一下，那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
她每次睡前都爱这么做，就像是在给自己默默点数。
我妈坐在一旁，低着头，专心地给穗穗纳一只新鞋底。
那鞋样，是照着穗穗的那只蓝布鞋比出来的。
她纳到一半，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缓缓说道：“养着吧，反正你也讨不到老婆。”
我正夹着芥菜疙瘩，听到这话，手中的筷子不小心在碗沿上碰了一下。
一时间，屋里只剩下穗穗敲碗的声音，气氛有些沉默。
我妈没有抬头，手中的针线一穿一拉，线在昏黄的油灯底下闪一下，又消失不见。
其实，她这话也不是头一回表达这个意思了。
只是从前说得比较委婉，绕了好几个弯，这回倒省事了，直接把话摆在了明面上。
我把那口玉米糊糊咽了下去，心里有些五味杂陈。
伸手把炕角那只破了边的搪瓷碗拿过来，仔细看了看。
第二天，收摊之后，我去了南街的杂货铺。
在杂货铺里，我挑了一只小碗，红边白底的，碗底还印着两条并在一处的鲤鱼，看着挺喜庆。
我又买了根细皮筋，想着专门给三轮车前头拴个布兜。
这样就能把穗穗的水壶和手绢放在里面，方便又实用。
回来的路上，风呼呼地刮着。
树上的梧桐叶被风卷着，打着转儿，边缘都有些卷曲。
我一边用力蹬着自行车，一边陷入了回忆。
两年前，有人来家里说媒。
姑娘家的大哥站在院门外，皱着眉头，先是看了看我们家那面掉灰的墙，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显得十分破败。
接着，他又看了看我妈，我妈正背对着他，不停地咳嗽着，身体都跟着颤抖。
最后，他只是淡淡地说等回去商量商量。
结果呢，从那之后就没了消息。
那时候，我还满怀希望，重新扯紧了晾衣绳，把东屋漏雨的瓦换了三块。
可最后，这些努力都白费了，真是白忙一场。
再后来，我就不怎么去想这些事了。
我心里明白，人要是总盯着一扇没开的门，脚下的路就容易踩空。
那天傍晚，我把小碗带回了家。
穗穗两只小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小碗，眼睛紧紧地盯着。
在灯光的映照下，碗底那两条鲤鱼仿佛活了一般，轻轻晃了晃。
我看着家里那张饭桌，忽然觉得，少一双筷子好像也不算什么大事。
可要是多一双筷子，那位置却好像一直空着，让人心里有些失落。
04
穗穗在第十一天晚上发起了烧。
一开始，她的脸就红得不正常，像是被火烤过一样。
吃到一半饭，她就把勺子放下了，额头紧紧地贴在炕沿边，一动不动。
我妈赶紧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
她二话不说，转身就去灶上添柴，想烧些热水。
我急忙拿过棉袄，轻轻地给穗穗裹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快步往巷口诊所跑。
诊所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的白漆掉了一半，有些地方都露出了木头的本色。
我冲进诊所，里面值夜的是个瘦大夫。
他戴着老花镜，眼镜架在鼻梁尖上，随时都好像要掉下来。
煤球炉上正煨着药罐，屋里弥漫着一股碘酒和陈皮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小心翼翼地给穗穗量了体温。
随后，又轻轻扳开穗穗的小嘴，仔细查看她的喉咙。
看完后，他皱着眉头说穗穗是着了凉。
接着，他开了两包退热粉，还特意叮嘱回去用温水给穗穗擦拭身体。
穗穗平时特别认生，不肯让生人抱。
可那晚她却出奇地安静，没有哭闹。
只是把小脸紧紧往我胸口埋，呼出的气滚烫滚烫的，透过棉袄直往里钻。
回到家后，我妈满脸担忧，一整晚都没怎么合眼。
她心疼地把旧床单撕成小块。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在温水里拧干，轻轻地搭在穗穗的额头上。
搭了一会儿，布变热了，她又赶紧换一块新的。
我坐在灶前，静静地看着火。
炉口里的火苗忽明忽暗，铁壶盖子也随着热气轻轻跳动。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穗穗身上慢慢出了汗。
贴身的小褂湿了一层。
我妈这才松了一口气，松开一直紧握着的手。
她端起木盆里的水，走出屋子，把水泼了出去。
院子里天还黑着。
墙角那棵石榴树光秃秃的，枝杈上挂着两片碎叶子。
风一吹，那两片碎叶子轻轻碰在一起，发出细微的声响。
第二天，我没去出摊。
赵婶热心地替我照看了一会儿菜摊。
老鲁中午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有人问那孩子是不是送人了。是个外乡男人，年纪四十来岁，牙缝里还塞着韭菜叶呢。他说话绕来绕去的，说他知道有对没孩子的夫妻，要是这孩子真找不着家，托他帮忙送人也成。”
我正拿着搪瓷勺给穗穗冲药，听了老鲁的话，我缓缓放下手里的勺子，抬头看向他。
老鲁抬手把帽子摘了下来，一边扇着风，一边说道：“我没接他的话，直接把他轰走了。”
我轻轻点了点头，随后起身走到院门口，小心翼翼地又给院门的插销加了一道。
到了下午，穗穗退了烧，悠悠转醒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水喝。
她喝水的时候，嘴唇边上还沾着药粉留下的白渍，每喝一口水，就会不自觉地皱一下鼻子，模样十分可爱。
我轻轻把她抱到门槛上晒太阳，她伸出小手去够晾在竹竿上的小袜子，可惜够不着。
够不到袜子，她就把脚往半空里踢，小脚丫在空中晃悠着。
我看着她脚背上那颗黑痣，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贴出去的寻人纸。
到这会儿，镇上该问的地方都已经问遍了，剩下的只能往周边的几个集上找找看。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穗穗托付给我妈照顾，自己蹬上自行车，准备前往南坝集、河湾集，还有西坡那片摆野菜的露天场。
路上尘土飞扬，车轮一圈圈地裹着泥，每转一圈都显得有些沉重。
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停下自行车，向周围的人打听。
我满脸期待地问他们，看有没有谁家丢了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穿着蓝布鞋，脚背上有颗痣，话也不多。
有人听完后，只是轻轻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无奈。
有人则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遍，又看了看我车上空出来的一角，问得那叫一个仔细，就像在盘账一样。
快回来的时候，一个卖刷子的女人在路边扯着嗓子叫住了我。
她热情地说道：“西堤那头住着个卖针线的，前几天也在到处问孩子的事儿，说是孩子从三轮车上掉下来丢了。”
她不识字。
菜市门口那张纸，都贴了好几天了。
她瞅了好几眼，愣是没看明白纸上写的啥。
还是后来别人念给她听，她才知道上面写的内容。
我把车掉了个头。
车链子哗啦啦地响着。
风呼呼地从耳边灌过去，吹得眼睛都发涩了。
我在路上想了好多事情。
可又好像什么都没仔细想成，只记住了那句“从三轮车上掉了”。
想象着人掉下来，车却还继续往前走。
也不知道得走出多远，才会发现后头空了。
05
第三天一早，菜市刚开门。
一个女人脚步匆匆地站到了我摊前。
她穿着一件灰蓝棉袄，袖口都磨得起毛了。
头发在脑后挽成了一个小揪，像是走得太急，鬓角散落下几根头发。
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只小鞋，是蓝布做的，鞋头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她先是看到了我车边那块寻人纸。
接着又看到了我摊后头那只挂在竹竿上的旧帽子。
她眼睛亮了亮，急忙问道：“你这里，前些天捡到个小女孩？”
我把手里正摆弄的白菜放了下来。
看着她，问道：“多大？”
她连忙回答：“两岁上下，左脚背有颗黑痣。”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只见她衣襟上沾着点白色线头，指甲缝里还有浆糊印，看样子像是常年拆货包的人。
我点了点头，说：“在我家。”
她喉咙口动了动，嘴唇微微颤抖着，也没再追问别的。
只是把手里那只鞋递了过来，小心翼翼地说：“你看看，是不是这孩子的。”
我伸手接住了鞋子。
将两只鞋放在一起比对，发现鞋头那朵小花的针脚一模一样。
只不过，这一只鞋子的后跟还缝了块补丁。
我跟赵婶打了个招呼：“赵婶，麻烦您帮我看会儿摊。”
赵婶笑着点头：“行嘞，你去吧。”
随后，我带着她往家走去。
路上，她脚步有些急切，走两步又会慢下来。
她眉头微皱，眼神里带着思索，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又生怕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事。
到了院门口，她先停住了脚步。
抬手轻轻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头发，深吸一口气后，才跟着我进了院子。
此时，穗穗正蹲在地上专心地掰着玉米粒。
听到脚步声，她先是抬头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疑惑。
接着，她又看向我身后的人，手里那半截玉米棒“啪”地掉在了地上，骨碌碌地滚到了桌腿边。
那女人站在门里侧，没有上前，嘴唇动了动，轻轻叫了一声：“小穗。”
穗穗没有动，身子往我妈身边挪了挪，眼神里满是警惕。
我妈正坐在矮凳上摘豆角，听到声音后没有作声。
她把围裙在腿上抹了抹，往旁边挪了挪，给那女人让出个地方。
女人小心翼翼地坐下，手背不小心碰到了桌沿。
桌上一只搪瓷缸里的水晃了一圈，泛起了小小的涟漪。
女人开口说道：“俺叫秀兰，住在西堤后头那排土房里。”
我好奇地问：“那您平时靠啥营生啊？”
秀兰笑了笑说：“平时就在各个集上卖点针头线脑、头绳夹子，有时候也倒腾点糖果饼干。”
我接着问：“那生意咋样啊？”
秀兰叹了口气说：“也就勉强糊口呗。半个月前，俺借了辆三轮车去县里进货。”
秀兰眼神有些黯淡，接着说道：“天没亮就走了，孩子在后头睡着，裹着被子，边上压着两包货。俺以为她一直在。”
她说到这里，缓缓伸出手，将那只小巧的鞋子轻轻放在膝盖上。
接着，她用拇指在鞋边上来回摩挲着，眼神有些黯淡。
“到了批发行门口，我去搬东西，掀开被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空了。”
这时，我妈手里正掐着豆角，“啪”地一声，掐断了一根。
她皱着眉头，问道：“你一路都没回头看看吗？”
秀兰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神情有些愧疚。
“风太大了，车上又吵。而且后头绑着铁皮盒，一路哐当哐当响个不停。”
说完，她掉头回去寻找。
从西堤开始，一路找到菜市，又找到了南街派出所。
然后，她挨个去问路边摊的摊主。
可那几天她住的那片地方，没几个认字的人。
别人给她念寻人纸，也念得很晚。
穗穗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看了好一会儿，她忽然伸出手，指了指秀兰布包上缝的一块红花布。
秀兰见状，把布包放了下来，从里面掏出一块芝麻糖。
她轻轻把芝麻糖搁在门槛边上，没有硬塞给穗穗。
穗穗没有去拿。
她往后靠在我妈的腿边，鞋尖一下一下地蹭着地面。
秀兰一直坐到天黑才起身准备离开。
走的时候，她把那只单鞋留在了桌上，说自己明天再来。
我妈把她送到门口，轻声说了一句：“别硬拽，孩子认人慢。”
那晚，穗穗睡得并不早。
她紧紧攥着那块还没拆纸的芝麻糖，在床上翻来覆去。
纸角在被面上摩擦，发出细细的声响。
我躺在东屋。
隔着一堵墙，我听见那响声。
脑海中，浮现出白天秀兰坐在门边的模样。
她棉袄下摆沾着两点泥，像是路上赶得太急，连掸都没顾上掸。
06
接下来的几天，秀兰天天都来。
有时候，她赶在我出摊前就到了。
有时候，她等我收摊后才过来。
她每次来都不会空手。
今天，她带了一小包白果糖。
明天，她拿了两根红头绳。
后天，她又拿来一只用竹篾编的小风车。
她把东西放下后，会坐到稍远的地方。
先是陪着穗穗玩耍。
等孩子肯往她跟前挪动了，她才伸手给穗穗理衣领。
第五天，穗穗肯让她梳头了。
秀兰手法很利落。
木梳从后往前一带，再一分，辫子就编好了。
她编得不紧，辫梢留了一点蓬松，免得扯到头皮。
梳完后，她顺手把穗穗后脖颈处翻进领子里的棉絮揪了出来，动作十分熟练，像是做惯了一样。
我站在院里修秤盘，看到这一幕，手里的锤子停了一下。
后来，我送她回过一回西堤。
她租的那间房在一排土房的最里头。
门口堆着几只空纸箱，箱上印着大红喜字。
我估摸这些纸箱是从婚庆糖盒上拆下来的，然后翻过来用来装货。
走进屋里，只见一张床，还有一张小方桌。
桌上摆着线轴、发卡、针包，还有一本旧账本。
账本用黑线装订，边角都卷了起来。
我好奇地问：“这些空纸箱留着干啥呀？”
秀兰笑着说：“还能装装东西，扔了怪可惜的。”
我又指了指那本旧账本：“这账本记录啥的呀？”
秀兰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些日常的小收支，自己记着玩。”
在墙角的位置，立着一辆三轮车。
那车帮上有一块木板是重新补上去的，上面的钉子头都外翻着，看起来有些扎眼。
秀兰热情地给我倒了一碗白开水。
我注意到，碗底沉着一点还没化开的糖粒。
她轻轻叹了口气，缓缓说道：“那天就是借这辆车去进货的，穗穗坐在车后头。我怕孩子着凉，还特意垫了棉被呢。”
她微微皱着眉头，继续说：“可车上的货压得太高了，我前头又得拐弯看路。走到东堤那段碎石路的时候，也没察觉后头什么时候空的。”
“回来找了五天，就只找着这一只鞋。”
她目光有些呆滞，把视线落在门外那辆三轮车上。
我忍不住问：“那边的人呢？”
她自然知道我问的是谁，抬手慢慢去拨弄桌角那枚掉漆的发卡，淡淡地说：“早不在一处了。”
她话不多，我后来才慢慢拼凑出事情的全貌。
秀兰先前和丈夫一起摆过摊。
她丈夫嫌弃小买卖来钱慢，后来就沾上了牌桌。
家里攒的那些零碎钱，一点点从抽屉里变少了。
秀兰想拦着，可根本拦不住。
她索性把货分出来，自己租了屋子，带着孩子单过。
人刚分开，手续还没办。
在三轮车丢孩子那天，她还在往后收拾那些烂摊子。
到了第七天傍晚，那个人找上了门。
我刚收摊回来，三轮车还没停稳呢。
就看见院门被人从外头“哐当”一声推开了。
来的是个高个子男人。
他的脸瘦瘦的，眼袋耷拉得很深，鞋子上还沾着泥，一看就像是刚从某个牌桌旁直接过来的。
他先看了看我，接着又看向院里坐着的秀兰和穗穗。
他粗声粗气地说：“孩子给我。”
顿时，院里安静了下来。
秀兰把手里正给穗穗擦嘴的手绢仔细地折了折，然后放在了膝盖上。
她坚定地说：“她跟我。”
那人往前迈了一步，眼神里带着些不耐烦：“你跟不跟我，回头再说。孩子给我。”
我把车把上的麻绳解了下来，轻轻地搭在车斗边上。
我看着他，严肃地问：“你找过她没有？”
他看了看我，眼皮抬了抬，满脸不屑地说：“我跟她说话，轮不到你插嘴。”
我提高了音量：“派出所留了底，菜市贴了半个月纸。你人呢？”
他嘴角往一边歪了歪，像是想说句什么，犹豫了一下，最后只甩出一句：“孩子带回去，事就算了。”
秀兰这回缓缓抬起了头，眼神里满是决绝：“我不回。”
那人伸手就去拽穗穗。
穗穗吓得一缩，赶紧钻到我妈小腿后面。
我妈生气地把手里的锅铲往灶台上一拍，铁器碰在锅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大声说道：“院里有孩子，别动手。”
可那人的手并没有停下，秀兰眼疾手快，先一步挡在了穗穗前面。
结果胳膊让他抓了个正着。
她棉袄袖口往上窜了一截，露出手腕上一圈旧青印，那青印已经黄了边，像是早前被勒出来的。
我向前跨出一步，伸手用力将他的手掰开。
他目光紧紧盯着我，足足看了两息时间，鼻翼微微扇动着。
他满脸不耐烦，冷声道：“一个外人，倒是管得挺宽。”
我表情严肃，认真说道：“明天去县里，一切都得按规矩来。”
他愤怒地甩开手，像啐出一口唾沫似的呼出一口气，眼神阴鸷。
最终，他没再去碰那孩子，转身大步出了院门。
“咣”的一声巨响，门板被他带得狠狠关上，墙上挂着的筛子也跟着晃了好半天。
屋里一片寂静，没人说话。
穗穗害怕地躲在我妈身后，手里还紧紧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白果糖。
那糖已经被她捂化了，黏糊糊地沾满了小手。
秀兰低着头，伸手把袖口往下拉，想要整理一下，却没拉平，犹豫了一下，手又放了下来。
我走进堂屋，把这些天剩下的寻人纸，还有派出所那张登记底单都拿了出来。
我将它们摊在桌上，小心翼翼地压平。
这些纸边曾经潮过，又被烘过，摸上去硬邦邦的。
我看着秀兰，坚定地说：“明早去县里。”
我把登记底单往她面前轻轻推了推，接着说道：“该立的字据立，该打的官司打。我陪你。”
07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把菜摊托付给了老鲁。
老鲁一边接过摊子，一边嘴上念叨着：“你这一车菜，一天要是卖不完，回头蔫了可不算我的啊。”
我笑了笑，把算好的价钱工工整整地写在纸壳上，然后压在菜筐边。
我又仔细地把零碎钱分开扎好，这才放心地带着秀兰出了门。
穗穗留在家里，由我妈看着。
去县里的路，可比去那几个集远多了。
得先经过东桥，然后再上土公路。
清早的风，从车篷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在人耳朵上，冻得人耳朵都发木了。
秀兰怀里紧紧抱着那本用黑线订的账本，手指一直压在封面的边角上，眼神里带着一丝紧张。
县法院在一栋灰楼里。
门口有两棵梧桐树，树根边堆着扫起来的落叶，显得有些萧瑟。
民事庭里接待的人不多。
里面有一张长桌，一把搪瓷壶，还有两条掉漆的长凳。
办事员看到我们，先开口问道：“你们是为啥事儿来的呀？”
秀兰有些局促地看了看我，我便让她慢慢说。
之后，办事员让秀兰填表。
她认字不多，我便把她口述的时间、地点一条条写在表格上。
“哪年结的婚？”我一边问一边写。
“哪天分开住的？”
“哪天孩子丢的？”
“哪天找到的？”
“丈夫什么时候来抢人的？”
“家里有哪些货是她自己拿钱进的？”
写到一半，钢笔没水了。
我把笔尖在墨水瓶边上蹭了蹭，又继续认真地写着。
办事员看完表格后，说道：“先受理了，后头还要调解、取证呢。孩子跟谁过，也得看平时谁照料、谁有住处、谁有收入。”
从法院出来后，我对秀兰说：“咱再去南街派出所看看。”
到了南街派出所，伍民警见了我们。
他先把老花镜扶正，然后从柜子里翻出当初那本登记簿。
那登记簿的纸张发黄，角上还有油印的痕迹。
他仔细对照着日期，郑重地开了张证明。
证明上写明，某日某时，我在北门菜市发现了一名大概两岁左右的女童。
当日我就来进行了报备，后来女童由生母秀兰认领。
这张纸可太要紧了。
有了它，要是后头再有人说三道四，他们那嘴总得先消停消停。
我回到菜市，没有立刻出摊。
而是挨个去找到几家平日里经常打照面的摊主。
我先找到了赵婶，笑着对她说：“赵婶，麻烦您帮我按个手印。”赵婶二话没说，爽快地按了手印。
接着我又来到鱼摊，跟老庞说明情况，老庞也麻溜地按了手印。
就连卖豆芽的老许，也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然后伸出大拇指，按了个红印。
我写的都是实情。
某一天，我在菜市捡到了女童。
之后我张贴了寻人纸，还去进行了报备。
秀兰在半月之后，拿着孩子遗失的鞋到我家认领。
她丈夫之前既没到菜市找，也没去派出所找，后来却到我家来争抢孩子。
就这么几行字，字数不多，可压手的却是一个个红彤彤的手印。
秀兰在旁边看着，偶尔提醒我一句日期。
或者纠正我某个摊位是在东头，而不是西头。
她说话比先前稳多了，就好像走在坑洼的路上，脚下终于试探出哪块地是实在的。
一直忙到晌午，我才把自己的菜重新摆开。
秀兰没有回西堤。
她在我摊边支了张旧木桌。
然后把她那两只装着针线头绳的铁皮盒摆了上去。
盒盖轻轻一打开，
里头的彩色头绳如同成串的小果子般，
这一对比，让我摊位上的白菜土豆显得愈发土里土气了。
这时，有人路过，不禁多瞧了两眼。
也有人故意停下脚步，开始问这问那。
我才懒得解释那些绕来绕去的话，
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买不买菜？”
要是不买，我就说：“麻烦让一让，后头还有人挑葱呢。”
下午，穗穗被我妈领了过来。
她乖乖坐在木桌后面，手里捏着一卷没穿线的空线轴。
她先是看了看我，
接着又看了看秀兰，
最后把线轴放在了我们两人中间，就好像在桌上摆了个界限。
黄昏时分，准备收摊了。
秀兰仔细算了算自己卖出去的东西，钱并不多，零零碎碎的一小把。
她小心翼翼地把钱平平整整捋好，装进了那个旧布包里。
秀兰说：“这摊位钱，我出一半。”
我一边把菜筐往车上抬，一边说道：“先摆着吧，等官司的事儿走完再算。”
她听了，也没再争论，只是把那张派出所证明仔细折好，夹进了账本的最里头。
那本账本原先薄得都快空了，夹了这些纸以后，合上的时候居然鼓起来了一点。
08
从那以后，秀兰就把摊位摆到了我旁边。
她卖的东西不怎么占地方，一块布往地上一铺。
针头线脑、发卡头绳、小镜子、纽扣盒，一样挨着一样，码得整整齐齐的。
这天正好赶上逢集。
集市上热闹非凡，女人们纷纷出来买菜。
她们在挑选新鲜蔬菜的同时，还会顺手捎上两根发绳，再买上一卷线。
看着这热闹的生意场景，比我预想的还要红火。
我也没闲着。
穗穗之前从三轮车上掉过一次，虽说不是在我照看的时候发生的，但从那以后，我每次看到三轮车，总会先仔细看看后头那块板结不结实。
收摊之后的那天，我翻找出几根废钢筋。
接着，我去铁匠铺借了一把小锤。
我打算给三轮车前头加上个半圈围栏。
围栏弄好后，我又在里面绑了条宽布带，就像小孩坐椅的腰封一样。
那扣子是我从旧军挎包上拆下来的，铜色的，按一下还会响。
我试了几回。
发现坐进去的孩子身子会往前倾。
于是，我又在脚下加了块挡板。
穗穗坐进这个新弄的“小座椅”里。
她先是好奇地低头看着铜扣。
然后抬起脚踢踢挡板。
直到脚踢不出去，她才满意，似乎才算完。
我妈站在院门口，眼睛盯着这边，嘴里说道：“你这是做了个小牢笼。”
我手里拿着钳子，用力把最后一点铁丝拧紧，回了句：“小孩子坐车，牢一点好。”
秀兰在旁边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抿了抿嘴。
她走到晾衣绳旁，把一块小花布收起来。
然后用这块小花布包住穗穗新做的棉背心。
她没接我的话。
可到了第二天，她把自己那辆旧三轮车也推到我院里。
她笑着对我说：“你给我这三轮车后头也添两根栏杆吧。”
官司还在按程序进行着。
可西堤那边却不太平，似乎有什么不安分的事情要发生。
有天傍晚，太阳渐渐西沉，院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火气。
一个和秀兰同院住的女人匆匆走到我跟前，神色有些紧张地给我递话：“我说，秀兰那男人在打听她屋里的货呢，还问她最近是不是都在北门菜市摆摊。”
我听完，眉头微微一皱，心里琢磨了一下，没有立刻去堵人，而是决定先去一趟西堤。
西堤的院子里，秀兰原先住的屋子显得有些杂乱。
屋里堆着纸箱、铁盒，还有两捆新进的袜子，角落里放着一包散装糖。
我当晚就借了一辆板车，一趟趟地往我家偏房运东西。
每运一样东西，我都把房东老太太叫到门口，让她站在那儿看着。
我一边搬，一边在纸上记一笔，然后对老太太说：“大妈，您不会写字，按个手印就行。”老太太点点头，颤颤巍巍地按了手印。
秀兰的那台缝纫机特别重，我使出浑身力气也搬不动。
于是，我找来工具，把抽屉先卸了下来。
抽屉里存着线团、布头，还有一些零散的钱，我把它们都另装进一个箱子。
做这些的时候，秀兰蹲在一边折空纸盒，她折得很认真，动作很轻，像是怕纸响大了，就把谁招来了。
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四周。
第二天夜里，月色朦胧，那男人果然去了西堤。
他到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一张床板，一把椅子，还有墙上钉着的一面小圆镜。
只听见“砰砰”几声，他把门踢得很响，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最后，他连墙上的镜子也摘走了。
第三天，菜市里热闹起来，人们开始窃窃私语。
有人凑到我跟前，阴阳怪气地说：“嘿，我看你捡个孩子是假，借机拐个女人进门才是真。”
也有人在一旁不怀好意地说：“秀兰还没办完手续呢，就天天跟你并摊，这话里有刺，专挑人多的时候往外抖。”
我没有跟他们起争执。
中午的时候，菜市场里人少菜也少。
我把派出所开具的证明、寻人启事的底稿，还有摊主按了手印的证明，都仔细地夹在一块硬纸板上。
然后，我带着这些东西去找老鲁。
老鲁是菜市门房，也负责管理摊位。
他认得很多字，说话还特别直爽。
我把东西递给老鲁，他认真地看完后，走到门口。
他伸手拿起那只小铜锣，“当当”敲了两下。
老鲁提高嗓门说：“谁要是再在市场里胡编乱造，就自己来我这儿拿字据核对。没有字据的，就少在那儿瞎咧咧。”
他这话一说出来，周围嘈杂的声音总算小了些。
到了晚上收摊的时候，秀兰走到放铁盒的地方。
她慢慢地把我垫在铁盒底下防潮的旧报纸抽了出来。
接着，她换了一张新报纸，动作十分缓慢。
她小心翼翼地把报纸的每个角都压平，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你这几天菜卖得少了不少呢。”
我手上正拧着麻绳，听到她这话，抬起头看着她，说：“回头从腌菜里补回来。”
秀兰顺着我的话，看了看院里那两口大缸。
她轻声说：“我会腌萝卜条，也会腌蒜苔。”
听到她这么说，我手上拧麻绳的动作停了下来，再次抬头看向她。
此时，天边最后一丝光亮从墙头滑落下去。
院子里只剩下灶屋窗户透出的一格昏黄的光。
穗穗在炕上拍着布老虎，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几个不成句子的词。
院门外不时有人推着车路过，车轮轧在石子路上，发出一阵一阵的声响。
我忽然就觉得，家里那两口空了一半的大缸，好像等这句话等了好些天。
09
第一次调解定在了腊月前。
那天，我和秀兰一大早就出了门。
我妈把穗穗裹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小棉团，然后送到隔壁赵婶家去玩。
穗穗出门前还惦记着自己那只竹风车，非要把它插在棉帽边上，风车的翅子转得歪歪扭扭的。
县法院的调解室不大。
里面有一张长桌，桌子两边各放着四把椅子。
墙上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法制宣传画。
桌角放着一个暖瓶，壶嘴上缠了一圈布，怕人烫手。
秀兰的男人来得比我们晚。
他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黑棉袄的年长男人，应该是他哥。
两人进门后，先找了个位置坐下。
坐定之后，他们才抬眼看了看我们，那模样，就好像是来谈一桩生意似的。
调解员把材料翻了一遍。
他先开口问道：“你们双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秀兰把事情说得很简洁。
她从家里钱莫名变少说起，讲到货物被拿走。
又说到自己出来租房，以及孩子丢失后自己怎么寻找、怎么认回来的过程。
她没有绕弯子，每一个日期都没有遗漏。
当说到孩子从三轮车上掉下来那段时，她手里账本的边角都被她摸得发亮了。
调解员看向那男人，示意他说说看法。
那男人清了清嗓子，说道：“夫妻之间拌嘴是常有的事儿，女人回娘家也是常有的事儿。”
顿了顿，他又接着说：“孩子嘛，就该跟男方的户口走。秀兰既然自己跑出来了，那就有点不守规矩了。”
调解员一脸严肃地问他：“孩子丢了之后，你有没有去找过？”
他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口说：“找了。”
可紧接着，他又挠了挠头，有些茫然地说：“我记不清哪天去的菜市了。”
我赶紧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和寻人纸的底稿拿出来，又把连着摊主们按了手印的证明一起放在桌上，动作十分急切。
纸张一张张在桌上铺开，上面的日期都清晰可见。
调解员仔细地看完后，目光又转向他，问道：“你第一次去女方现住处，是在孩子找回后，还是找回前？”
他眼神闪躲，没有完整回答，只是干巴巴地说：“我知道孩子迟早能找到。”
这话一说完，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调解员皱了皱眉头，拿起笔在纸上划了两下，随后又把目光转到秀兰的账本上。
秀兰小心翼翼地拿起账本，里面夹着不少零碎纸条。
有进货单，纸张有些陈旧，边角都微微卷起。
有借车人的字据，字迹歪歪扭扭的。
还有一张缝纫机修理票，颜色已经有些泛黄。
她一页页地翻给调解员看，一边翻一边解释：“这笔钱是我卖头绳攒下来的。”
“那笔钱是进糖果压的货。”
“这页让人撕过一半，你看这边口，还留着齿印似的毛边呢。”
那男人皱着眉头，提高声音说：“那些货是婚后置办的，算共同的。”
我没有插嘴，只是默默地把另一本单独记着秀兰摆摊收入的小本递了上去。
我轻声说：“这是这几个月她在菜市摆摊，我帮着她记的。”
“每天卖了几卷线、几根发绳、几包糖果，都记在上面，清清楚楚的。”
调解员接过小本，认真地看了许久，然后扶了扶眼镜，说道：“孩子目前先跟母亲生活，男方不得擅自带走。”
“离婚和财物分割的问题，过完年后正式开庭。”
若男方再有抢夺、滋事的行为，就由派出所另行处理。
从法院出来时，天上悠悠地飘起了小雪。
那雪不算大，轻飘飘地沾在棉袄上，就像白花花的盐粒。
秀兰小心翼翼地把账本揣进怀里，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随后掏出两块硬邦邦的糖递给我。
她笑着说：“路上含着，风大，含着糖就不呛喉咙啦。”
我接过一块糖，另一块她没收回，捏在手里好半天，最后还是塞进了自己口袋。
回镇上的车摇晃得厉害，冷风从车窗缝里一个劲儿地往里钻。
秀兰坐在我旁边，肩上落了几点还没化开的雪。
我忽然就想起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棉袄下摆那两点泥，到今天好像都还没完全拍干净。
人一旦翻起一捆旧日子，那灰尘啊，总要跟着飞一阵。
“这雪看着不大，还挺冷的。”秀兰搓了搓手说道。
“是啊，风一吹更冷了。”我回应着。
回到菜市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
我妈把穗穗抱了过来，穗穗在我怀里摸索了两下，就从我口袋里摸出那块硬糖，自己先含上了。
她含得可认真了，小脸鼓起一边，竹风车仍旧插在帽边，翅子让风吹得转不动，只是一颤一颤的。
秀兰站在旁边，伸手把她歪掉的帽带系正，笑着说：“小丫头，帽带都歪啦。”
“等年后开了庭，我把西堤那屋退了。”我说道。
“行，退了也好。”秀兰点点头。
我说：“西屋的炕这两天补一补，先把货搬过来放。”
她手上的动作稍稍停顿了一下。
接着，又继续把帽带仔细地打了个结。
“先等文书下来。”她说道。
我轻轻点了点头。
这句话之后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可回家的那晚，我还是来到西屋墙角。
看着那堆旧竹筐，我皱了皱眉头，咬了咬牙，把它们一个个搬了出去。
随后，我又找来泥灰，仔细地把炕沿掉渣的地方一点点抹平。
10
年根底下，菜市的情况乱极了。
到处都是人，买年货的人们脚步匆匆。
卖鸡鸭的小贩大声吆喝着，声音此起彼伏。
还有背着麻袋换粉条的，也一股脑地往菜市里面挤。
地上满是鸡毛、蒜皮和红纸屑，都被人们踩成了一团。
就连我平时摆菜的那条线，也被拥挤的人群挤得看不清了。
我和秀兰一人守着一边。
我负责卖菜，摊位上的青菜、萝卜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她卖糖果和红头绳，色彩鲜艳的糖果和红头绳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她还从我妈那儿学了两样腌菜，切成小碟摆在桌角。
路过的人尝上一口，觉得味道不错，就会顺手捎上一小罐。
穗穗坐在我改好的小车座里，一脸好奇地东张西望。
小车座前头围栏上拴着那只竹风车，风一吹，转起来时嗒嗒嗒地响。
晌午那阵，人多得简直要把菜市挤爆了。
我刚替人称完两斤萝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回头一看，却发现穗穗那只小车座空了。
布带还垂着，铜扣晃来晃去，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平时就算下来，也会先跑到秀兰摊边。
可今天那边却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的心猛地一紧，手上的秤砣差点砸到脚背。
我瞪大了眼睛，焦急地喊道：“穗穗呢？”
秀兰猛地抬起头。
她手里正在找零的一把分币，“哗”地一下散落在桌上。
这时，人群里传来一阵小孩子的声音。
声音不算远，还断断续续的。
我赶紧挤过去。
先是看到一截蓝棉裤腿，接着又看到那男人的后背。
只见他一手拎着穗穗，一手使劲拨弄着周围的人，正往粮店后头那条窄巷钻去。
我把手里的麻绳甩给老鲁。
然后几步追了上去。
这巷子很窄，那男人转不过身。
穗穗的一只鞋掉了，袜子踩在湿泥上，她的脚缩着，一直在发抖。
不过她没哭，只是脖子使劲往后仰，手紧紧抓着那男人棉袄前襟上的扣眼。
我伸手把孩子抱过来，放到自己肩头。
那男人伸手来阻拦。
他大声说：“这是我家的。”
我冷冷回应：“孩子不是货。”
他盯着我，额角的青筋都鼓了出来。
他又说：“她户口在我那儿。”
我把穗穗往上托了托，说道：“她跟谁过，规矩就往哪边写。”
这三句话一说完，巷子口就围上了人。
老鲁来了。
赵婶也来了。
后头还跟着两个穿蓝棉制服的治安员。
年关前市场怕出事，门口天天都有人巡逻。
秀兰跑得飞快，鞋后跟都踩塌了一边。
她到跟前时，手里还攥着几枚没来得及放下的分币。
治安员走上前来，满脸严肃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鲁赶忙把我递给他的那捆纸往前一伸，只见里面有派出所证明、法院调解记录还有摊主证明，它们夹在一起，纸边都被磨得毛毛糙糙的。
那个男人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这时，秀兰眼疾嘴快，抢先把话接了过去，语气坚定地说：“现在正在诉讼期间呢，法院都已经明示了，不得擅自带走孩子。”
治安员仔细看了看那些文件，又目光锐利地看了那男人一眼，然后大声说道：“你跟我去所里，把事情详细记清楚。”
那天下午，那男人就跟着治安员去了所里，一直待到了后半夜。
后来听伍民警说，问到最后，那男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连自己第一次去菜市是年前还是年后都说不利索。
伍民警严肃地记了一笔，还警告他：“再闹的话，可就不是坐半夜这么简单了。”
这事一发生，市场上的闲话彻底变了风向。
有人在买菜的时候，一边挑着菜，一边顺口夸我改的车座特别牢靠。
也有人特意跑到秀兰的摊位前，满脸好奇地问：“秀兰，你这腌菜咋卖啊？”
老鲁更痛快，直接动手把我和秀兰的摊往里挪了半尺，紧靠着门房。这样一来，谁进市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两家。
晚上收摊以后，整个院子里只有灶屋亮着昏黄的灯光。
我轻轻地把穗穗抱回炕上，她已经睡得很熟了，小脚心冰凉冰凉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捡来的红头绳。
我心疼地给她脱鞋，看到她脚背上那颗小黑痣，不禁想起半个月前我第一次抱起她的时候，她的袜尖磨出了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
昏暗的屋内，妈妈在灶前忙碌着添煤球。
那跳跃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照在她的侧脸上。
我静静地蹲在门槛上，仔细地把今天掉下来的鞋底泥一点点抠干净。
随后，我将鞋底放到一旁，让它自然晾干。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缓开口说道：
“等文书下来，我想把事办了。”
妈妈听了，默默地用火钩捅了捅炉心。
她神色平静，缓缓说道：
“日子要人过，不是让人看。”
就在这时，煤球里“啪”地炸出一点火星。
不过，那火星很快又暗了下去。
11
正月刚刚过去，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起案子。
这一次去法院的人比调解那次少了许多。
但大家说的话却更加实在、真切。
调解员换成了审判员，审判桌上多了印章和卷宗。
秀兰把前几个月收着的材料全都带上了。
我也把菜市里后来那次抢孩子的处理记录一并交了过去。
那男人来的时候，脸色显得十分憔悴。
他的脸比年前又瘦了一圈，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萎靡。
他一开始还试图绕圈子，态度有些躲闪。
他说夫妻之间总会有些小摩擦、小拉扯。
还说孩子跟着母亲在市场里跑不是长久之计。
审判员把前后几份记录整齐地摆在一起。
然后严肃地问他，孩子丢失后为何没有尽到查找义务。
还询问他分居后为何多次拿走女方的货物。
以及抢孩子时为何无视先前的调解意见。
听着审判员的审问，那男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嘴里那点硬气，一句句地往下掉。
案子并没有拖太久。
到晌午前，审判结果就定下来了。
婚姻关系就此解除。
孩子由秀兰抚养，男方以后不能再擅自把孩子带走。
财物方面，家里大件物品不多，就算争来争去，也争不到一间房或者一块地。
最后，只认定秀兰现有的货物和缝纫机归她所有。另外，男方之前拿走的一部分货款，要分期补给秀兰。
虽然数目不算大，但白纸黑字写下来，就不是男方说一句“算了”就能了事的。
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天空有些阴沉，风呼呼地吹着，把院里那两棵梧桐树刮得沙沙直响。
秀兰小心翼翼地用布把文书包好，然后夹在腋下。
她走到门口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楼，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
我站在台阶下静静地等着她。
她慢慢走过来，把布包往怀里紧了紧，像是在保护着最重要的东西。
“回吧。”她轻声说道。
回到镇上，我先去菜市看了看。
老鲁正替我守着摊，秤砣旁边还压着两棵别人预定的花菜。
赵婶远远地冲我摆摆手，示意这边不用着急。
此时天色还早，我便和秀兰决定先回家。
推开院门，我妈正在太阳底下晒被子。
她眼尖，一下子就看到了秀兰手里的布包，心里便明白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她没多问，只是默默地把西屋门上的旧挂锁摘下来，然后把钥匙在围裙上擦了擦，递给秀兰。
“里头我收拾过了。”我妈温和地说。
“炕席是新铺的，柜子还空着两层呢。”
妈妈笑着把钥匙递给秀兰，“你先把货放进去。”
秀兰伸手接钥匙，手指碰到妈妈掌心时，稍微停顿了一下，才紧紧握住钥匙。
我走上前去，用力推开西屋的门。
屋里的泥墙刚补过，窗纸也换成了新的，透进来的光线比以前亮堂多了。
炕头摆放着一只樟木箱，这可是妈妈陪嫁时留下的老物件，平时轻易都不给别人用。
箱盖上有一道浅浅的烫痕，像是从前不小心掉了一滴油灯留下的印记。
我把门再往里顶了顶，热情地说道：“西屋离前院近，摆货搬货都省腿。你要是乐意，就先把东西往这边挪。”
秀兰站在门槛边，眼睛先是落在那只樟木箱上，又看了看窗边的小木桌。
她没有马上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怀里的文书放到桌上，一页页仔细地抹平。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认真地说：“先把官司文书收好，再搬货。”
第二天，秀兰就从西堤退了房。
货搬过来之后，院子里一下子变得满满当当的。
线轴、糖盒、缝纫机、空纸箱，还有一捆捆做腌菜用的萝卜干，堆得到处都是。
穗穗兴奋地在两间屋里跑来跑去，把小风车插在每个箱子缝上做记号，跑得脚底噔噔响。
春天还没到，我们就简单地把事情办了。
没有大摆酒席，只是在菜市的后院支起了三桌。
鱼摊老板热情地送了两条鲤鱼，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说道：“拿去吃，图个热闹。”
豆腐摊的摊主也大方地送了一板老豆腐，拍着胸脯说：“这豆腐新鲜着呢。”
赵婶手脚麻利地蒸了一屉白面馒头，热气腾腾的，香气四溢。
老鲁在门房里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出一挂去年没放完的红纸灯，他举着灯，乐呵呵地说：“瞧，这灯还能用。”
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饭。
彼此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趁着这个机会，认认新排下来的座次，就算是成了。
成了事之后，活儿变得更多了。
我把原先只卖菜的摊子往旁边扩了半截。
摊子前头摆着新鲜的蔬菜，水灵灵的，十分诱人。
后头则摆着腌菜和秀兰的小百货。
秀兰挺会记账，我也擅长跑进货的路子。
我们两个人凑到一起，账目比先前清楚多了，进货的时候也敢多压一点货了。
我妈在家里负责照看炉灶和孩子。
她闲下来的时候，还帮忙择菜、拌酱、补袋口，忙得不亦乐乎。
第一批腌萝卜条卖得特别快。
那是秀兰调的味，盐、糖、辣椒面的用量她都拿捏得特别准。
她切的萝卜条细细的，拌出来吃起来嘎嘣脆。
有人买过一回，隔天就提着空罐子来续，还笑着说：“这萝卜条太好吃了，再给我来点。”
老鲁尝了一口，吧唧吧唧嘴，说：“比他家老婆子腌的有滋味多了。”
到了第二周，我就又去进了两袋白萝卜。
忙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就出门了。
直到天擦黑，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不过人一忙起来，脚底下反倒稳当了。
从前我总觉得自己就像那辆旧三轮车。
车链松松垮垮的，轮圈也有点瓢。
它能跑倒是能跑，可没人指望它能跑多远。
现在，院里新添了人，摊上也新添了货。
我坐在桌前拨弄着算盘，那珠子碰撞的声音，仿佛都比从前更清脆了些，我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到了第二年秋后。
我们在北门菜市里，已经拥有了两个连着的摊位。
一个摊位摆着蔬菜和腌菜，另一个摊位放着针线糖果。
摊位前头挂着两块木牌，那字都是我自己刷上去的，白底黑字，一点也不花哨，远远地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老鲁在一旁瞅了瞅，笑着说：“你这字比前几年看着顺眼多了。”
我仔细看了看，心想笔画还是那些笔画，不过现在手腕落下去的时候，不再抖那一下了。
穗穗也长高了一些。
她有了两双新布鞋，一双蓝色的，一双红色的。
“妈妈，蓝的我平时穿，红的留着逢年过节穿。”穗穗开心地说道。
她现在坐在我那辆改过的三轮车里，不用我提醒，自己就会把宽布带往腰上一扣，然后拍拍铜扣。
听到“咔嗒”一声，她便笑着说：“好了！”
我每次出门前，总会蹲下来，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
看看围栏松没松，脚挡板牢不牢，后轮气足不足，车斗里的麻袋有没有压住。
唉，人一旦在同一个地方摔过一次，后来就算路再平，手也会多摸两遍。
秀兰每天早起，总比我快一刻钟。
清晨，天还蒙蒙亮，秀兰就轻手轻脚地起床。
她先走到腌菜坛子前，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透气，嘴里还念叨着：“让腌菜透透气，味道才更好。”
接着，她打来热水，把勺子和小碟放进热水里烫了一遍。
穗穗身上的棉袄是前一年就裁好了尺寸，还特意留了边。
今年把边放出来，穿在她身上正合适。
衣领里面还缝了一块小小的名字布。
这倒不是怕衣服丢了，而是穗穗说，小孩穿新衣，总得有个记号才行。
如今，我妈不怎么去前头久站了。
她的腿脚比以前慢了许多，常常坐在院里晒太阳。
脚边还搁着一篮没剥完的蒜。
要是有熟客从院门口探头叫她，她就会扬声应一句，嗓门依旧响亮。
偶尔有人拿旧事打趣，说她当初一句话就把儿子的事全说准了。
她就会把蒜皮往地上一弹，不接这个话茬。
有天下午，我收摊回来后，在柜子底下翻出一叠旧纸。
纸的边缘都毛糙了，上面的字也被潮气晕开了不少。
仔细一看，原来是当年那几张寻人纸和派出所底单。
那时写这些纸的时候很着急，笔画有深有浅。
最底下的一张还沾着一点白菜帮子的绿汁，到现在都没退干净。
穗穗蹲在旁边，看到了这些纸，伸手就过来摸。
“这是什么呀？”她好奇地问道。
“是旧纸。”我回答道。
“上面写的啥？”她接着问。
我把纸又折好，塞回抽屉里，说：“写的是你。”
她眨了眨眼睛，没再继续问，转头去数刚收上来的鸡蛋。
她数数不太稳，常常数到七又回到五。
可每回她都要从头再来，不肯糊弄。
傍晚时分，菜市比清早安静了许多。
收了摊的人们推着车，慢悠悠地往外走，地上留下一道道湿亮的车辙印。
东头卖粉条的老许正在洗木盆，水哗啦啦地响着，声音在寂静的菜市中格外清晰。
秀兰仔细地把最后一包头绳收进铁盒，接着拿起抹布，认真地擦拭着桌面，连边角都不放过，擦得干干净净。
我将三轮车推到摊位前。
穗穗自己爬上三轮车，乖乖地坐好，然后低下头，仔细地扣上铜扣。
她把那只竹风车又插回了围栏上，风一吹，风车的翅子转得飞快。
穗穗抬起头，冲我喊道：“爹，今天多进点藕，赵婶说想要嫩的。”
我应了一声，双手握住车把，往上一提。
秀兰把一只布袋挂到车边，袋子里装着明早要带的饼和热水。
她顺手轻轻拍掉我肩头那点菜叶，然后转身去关摊位的木门。
“咔”的一声，锁头锁住了木门，此时巷口的天空已经微微发青了。
我妈站在院门里，手里还拿着半头蒜，她往我们这边瞧了一眼。
我跨上三轮车，脚下一沉，车轮稳稳地压过门口那块磨亮了的石板，朝着批发行那条路驶去。
前头的天还没大亮，街口豆浆锅冒出的白气已经缓缓往上冒。
穗穗坐在围栏里，小手有节奏地拍着车帮，一下又一下。
那声音，和很多年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
她微微皱眉，陷入回忆。
那时候，那声音空荡荡的，仿佛在茫茫人海中急切地寻找着什么。
每一声呼唤，都带着无尽的迷茫与渴望。
如今，清晨的风轻轻拂过，那声音也融入其中。
她静静地站在风中，侧耳倾听。
此时，前头是清晰可见的道路，充满了希望与未知。
而后头，也总有温暖的回应，让人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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