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的一个早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一个42岁的中年人登上了一架美国军用飞机。
他要去的地方是东京。
临走之前，记者围上来问他有什么想说的，他只说了一句话：“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这话说得很克制，但你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就知道这句话背后的分量有多重。这个人叫梅汝璈，他即将代表中国，坐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席，去审判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甲级战犯。
后来他自己说过一句更直白的话：“我登上审判台，是四万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
这句话不是在煽情。从1931年到1945年，十四年间，中国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家，这笔账太大了，大到必须有人去清算。而梅汝璈，就是被选中去做这件事的人。
说起来，梅汝璈能被选上，还真不是偶然。
1904年梅汝璈出生在江西南昌郊区一个叫朱姑桥梅村的地方，家里条件一般，父亲管教很严。小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捡猪粪牛粪，给田里当肥料。但这孩子有个习惯，出门捡粪的时候随身带一本英语书，一边干活一边背单词。
12岁那年，他考上了清华学校的留学预备班，后来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本科，又在芝加哥大学拿了法学博士。回国之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学校教法律，讲的是英美法、国际法这些课程。
说白了，梅汝璈是当时中国法学界最拔尖的人才。所以1945年底，盟军通知中国派人去东京参加审判的时候，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挑人，最后定下来的法官人选就是他。
然而到了东京之后，麻烦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你可能不知道，光是法官的座位排序这件事，梅汝璈就跟其他国家的法官较了一番劲。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共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审判长由澳大利亚人威廉·弗拉德·韦伯担任，但法官座位怎么排，谁坐在靠近审判长的位置，这不是小事，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在这场审判中的地位。
当时审判长威廉·弗拉德·韦伯想把中国法官的位子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后的第三位。但梅汝璈不干了。他认为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抗战打了十四年，死伤数千万中国人，凭什么中国法官要往后坐？
如果是个人排位，梅汝璈不会有任何计较，但这次审判他将代表中国，所以他必须为中国在国际上争得地位，因此他据理力争，最后争到了紧挨审判长右侧的位置，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
这事听起来好像就是争个座位，但你想想，1946年的中国是什么处境？国力衰弱，内战一触即发，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本来就不够。梅汝璈能在这种场合争到这个位置，靠的不是嗓门大，是他对国际法的精通和不卑不亢的态度。
座位的事只是开胃菜，真正的硬仗是后面的审判。
整个东京审判持续了两年半，从1946年一直审到1948年底。这期间，梅汝璈做了两件关键的事。
第一件，是坚持对战犯判死刑。
法庭上11个法官来自不同国家，对量刑的看法差异很大。比如印度法官认为不应该判处日本甲级战犯死刑，“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印度法官认为应该将所有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而审判长韦伯则认为应该将这些战犯全部流放无人荒岛，终身监禁就够了，还有英美的法官支持判处死刑，但只支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英美战俘的日本战犯实行死刑，对待很多侵华的日本战犯则是不支持死刑。
为此梅汝璈坚决反对这些法官的观点。他的逻辑很简单：这些日本战犯策划和发动了侵略战争，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平民死亡，如果不判死刑，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
最后投票的时候，关于死刑的表决结果是6票对5票，以就差一票的微弱优势取得了对日本甲级战犯执行死刑的结果。如果梅汝璈当时稍微退让一步，东条英机这些人可能就不用死了。
最终，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人被执行死刑，而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谷寿夫也在梅汝璈的坚持下，被引渡回中国接受正义的审判。这些判决结果，梅汝璈出了很大力。
第二件，是参与起草判决书。
整个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其中关于日本侵华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梅汝璈负责的。他要用法律语言，把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一条一条写清楚、说明白，让它成为白纸黑字的历史记录。
这活儿不好干。你既要熟悉国际法，又要掌握大量的历史事实和证据，还要用英文写作——整个法庭的工作语言是英文。梅汝璈一个人扛下来了。
但说到东京审判，梅汝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没能把裕仁天皇送上审判台。
这事不是梅汝璈不想，是他做不了主。
但当时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决定保留天皇制度。美军负责人麦克阿瑟认为，如果废掉天皇，日本社会可能会陷入混乱，不利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控制。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把裕仁天皇排除在了被告名单之外。
这个决定让梅汝璈很不舒服。裕仁天皇在战争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到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至少不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傀儡”。很多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他的名义下发动的。日本军队打仗的时候喊的是“天皇万岁”，投降的诏书也是他发的。
所以当时梅汝璈建议，既然保留日本天皇制度，但裕仁天皇必须接受审判，应该废除裕仁天皇的身份，从日本皇族中挑选其他人继承天皇位置，然后被废掉的裕仁天皇应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可是没办法，当时的审判主要是美国人说了算。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在这个问题上能做的事情有限。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结。
东京审判结束之后的事情，可能比审判本身更让人感慨。
1948年底，审判基本结束了。梅汝璈本来应该回国，但他没有回去。
为什么？因为当时国内在打内战。
他在东京的时候，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国内的消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得不可开交，老百姓又在遭殃。梅汝璈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失望。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给他开出了一个很大的筹码：请他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长。
这是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部长，而且还兼任国务委员。对一个法律学者来说，这已经是能给到的最高职位之一了。
梅汝璈的回答是不去。
他在东京公开发表声明，拒绝赴任，然后跑到了香港。
让梅汝璈更愤怒的是另一件事。1949年1月，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居然把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给放了。冈村宁次是谁？就是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那个人，在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大魔头居然被国民政府无罪释放。梅汝璈在东京辛辛苦苦审了两年半的战犯，你转头就把另一个大战犯给放了？
这件事彻底让梅汝璈对国民政府死了心。
1949年，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梅汝璈从香港联系上了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他决定回大陆。
但回去的路并不轻松。1949年12月初，梅汝璈化装成商人，坐船从香港北上。船经过舟山群岛附近的时候，碰上了国民党部队的盘查。
这个场面你想想就紧张，一个刚刚在国际法庭上审判了日本战犯的著名法学家，现在穿着商人的衣服，在船上被国民党士兵盘问。要是身份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没出事，梅汝璈顺利到了北京。到北京第三天，就参加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
回到大陆之后，梅汝璈在新中国外交部当顾问，参与条约委员会的工作，还在燕京大学兼职教法律。1954年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恩来和陈毅都对他表示过关怀。
客观地说，建国初期那几年，梅汝璈很受瞩目。当时他代表新中国去德国柏林、芬兰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在国际场合发表演说。抗美援朝期间，他也多次在国际上呼吁反对侵略战争。
但好日子没持续太久。
从1957年的政治运动开始，梅汝璈每况愈下，基本受到了冲击。尤其是到了1966年特殊十年时期爆发，事情就更严重了。
1966年红小将们跑到梅汝璈家里去抄家，翻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他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那件法官袍。
看到这件法官袍时，红小将们眼睛都亮了。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反动历史问题”的铁证。你看，这人以前给国民党政府当法官，还去帝国主义的法庭上审案子，这不是妥妥的“反动派”吗？
他们要烧掉这件法袍。
梅汝璈急了。这件法袍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解释，那是他代表中国、代表四万万中国同胞坐在审判席上对日本侵华战犯审判的见证。烧了它，就等于烧掉了一段历史。
但他没有硬顶。因为他明白硬顶在那个年代只会让事情更糟。他用了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去据理力争，最终这件法官袍保住了。
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人。在东京法庭上，梅汝璈敢跟各国法官拍桌子争座位；面对红小将们，他又能屈能伸，用智慧把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保了下来。这种分寸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最让人觉得了不起的一点是，即便遭受了这么多不公正的待遇，梅汝璈从来没有消沉过，也没有怨天尤人。
他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盯着日本。
战后的日本，有一批人一直在试图为军国主义翻案。他们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甚至要把那些被处决的甲级战犯捧成“英雄”。梅汝璈每次看到这些消息，就忍不住要写文章批驳。
梅汝璈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专门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行为。他说过一句话，直到现在都值得反复咀嚼：“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这话说得多好。不是要报复，不是要记仇，而是要记住。记住那段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从1962年开始，梅汝璈着手写一本书，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想把东京审判的全过程如实记录下来，配上自己作为亲历者的专业评述，给后人留一份参考。
可惜这本书他没能写完。
梅汝璈晚年的身体很差。尤其是60年代中后期，他的肝炎、心脏病反复发作，多次住院。1972年8月，又突发脑梗塞，半身不遂，瘫痪在床。
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
五天后，外交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梅汝璈举行了追悼会。《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右下角登了一则讣告，标题是“梅汝璈先生逝世”。
就这么几行字，送走了一个曾经代表四亿中国人坐在国际法庭上、把7个日本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法官。
看梅汝璈这一生，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做选择。
年轻时选择出国学法律，学成后选择回国教书。国家需要的时候，他选择去东京当法官。审判结束后，他选择拒绝国民政府的高官厚禄。大陆解放后，他选择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北上。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选择忍耐，但不放弃。
每一次选择，他都站在了他认为对的那一边。
有人可能会说，他的选择并不都带来了好的结果，他回到大陆，却在政治运动中吃了苦头；他拼命写的那本书，最终也没能完成。但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结果。要看他在做选择的那个时刻，心里想的是什么。
梅汝璈心里想的，从头到尾就一件事：这个国家和这些人民。
梅汝璈那件从红小将手里保下来的那件法官袍，后来被家人捐给了国家博物馆。现在如果你去国家博物馆，还能看到它。一件黑色的法官袍，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记录的是一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
梅汝璈先生说得很对，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这句话放到现在，依然一点都不过时，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决不能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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