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自由党，也不再认同那套左右对立、徒耗精力的政治叙事。选民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什么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澳大利亚实行强制投票和优先投票制度，这套颇具优势的制度，长期以来让澳大利亚政治总体保持在中间路线。但近些年，澳大利亚选民正逐渐远离中间地带，转向两端。在我看来，这并非出于主动选择，而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下的反应。
当下许多政治裂痕，归根结底都指向“建制”与“反建制”的对立。放在过去，反建制者往往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今天，更多是那些一再被两大政党忽视的工薪中产。
澳大利亚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一个大胆推进改革的政府了，这一点有目共睹。占据建制高地的那些庞大机构，本身就存在系统性缺陷，过多精力消耗在内部运转上，常常显得软弱而低效。澳大利亚人不该在“建制”和“有效治理”之间二选一，我们本应同时拥有这两者。
我曾花了很多年时间，试图从自由党内部推动改革。但今年，我既退出了自由党，也离开了自己创办的“希尔玛网络”。这个组织原本致力于吸引更多自由党女性投身政治。说到底，我最终失去了耐心，也耗尽了力气。
很多人问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认为，澳大利亚人正迫切需要希望，也渴望新的政治选项。他们已经准备好跳出“左”与“右”这副棱镜，也摆脱这座牢笼。如今的政治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左右分野，那种粗糙的标签已经毫无帮助。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在乎意识形态，他们在乎的是有没有成效。他们想要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更多问题。
一种新的政治运动，也许看起来并不循规蹈矩，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澳大利亚的两大政党通常在密室中决定政策和立场，然后再设法把它们推销给公众。我认为，应该反过来做：先从民众出发，再和他们一起搭建政治纲领。
应该让越来越多感到在政治上被抛弃的澳大利亚人，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参与塑造这个平台。也要吸纳那些最了解本行业问题与机遇的产业人士和思想领袖参与其中，同时摆脱党内派系操盘者的控制，不再受制于缺乏代表性的党员结构。
正因如此，我创立了“更好的澳大利亚”。我希望，它能成为推动澳大利亚下一个主要政党诞生的起点。
如果这一切听上去过于理想化，那我想反问一句：难道澳大利亚的政治，就只能永远按照过去那套方式运转吗？
选民对“打破旧局”的渴望，早在2022年“青绿浪潮”出现时就已经显现，那更像是一记礼貌的提醒。如今，随着宝琳·汉森领导的“一个国家党”支持率上升，政治阶层正再次感受到更直接的冲击。这个政党成立于1997年。我第一次上幼儿园时，汉森刚进入议会，但直到今天，这个党仍把自己定位为体制外力量。
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真正渴望的，是一种更有活力、更有雄心的政治选择，是一个新的政党，而不是把30年前的旧招牌重新包装一遍。
长期以来，我一直抗拒那种碎片化的小党政治，但现行体制显然没有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工党第一选票支持率下滑，已经说明澳大利亚人同样没有被它打动。这个政党如今仍像处在竞选中期一样运作，政策平淡、乏味、处处求稳。尽管已经进入第二个任期，还手握压倒性多数席位，却在白白浪费这样的政治优势。
靠煽动不满情绪的政治，远远不是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但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它会对许多人产生强烈吸引力。
2025年，全球新增340名亿万富翁，几乎相当于每天增加一人，成为迄今为止超级富豪表现最好的一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和可支配收入仍在持续下降。所谓“涓滴经济学”并没有真正惠及普通人。税收优惠、金融激励和加息政策，正在让资本占优者赚得更多，而收入微薄的劳动者则像被固定在原地的仓鼠轮上，不停奔跑，却始终无法前进。
说得简单一点，如果经济不能让为它运转的人受益，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不平等已经广泛存在。而在这种强烈且真实可感的怨气之下，在一个明明已经失灵、却无人真正着手修补的体系中，要解决社会凝聚力问题、重建共同体，几乎难上加难。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常被告知，澳大利亚政治只是乏善可陈，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混乱，因此已经值得庆幸。但这真的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标准吗？执政者因为害怕失去政权而不敢放手去做；反对派则因为过于自负，连基本反思都不愿进行，只在夜里对自己低声安慰：一切不过是周期循环，风水轮流转。
在这种情绪紧绷的时代，人们最常听到的所谓解决方案，往往只是沉溺于一种自我陶醉的怀旧情绪，不断念叨过去的好日子，仿佛只要把工业时代的办法重新装回今天，就能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我也不认为，个人主义会是答案。如果真正有价值的人愿意站出来，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进入内阁，参与治理，而不是零散地分布在议会独立议员席位上。
2026年的澳大利亚人希望政治能够更“激进”。这种激进，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目标、雄心和韧性。如果继续无视这一点，只会让更多怒火指向建制本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