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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唐山劳动日报）
开滦书画院院长杨玉剑如数家珍般为记者讲解一封封信札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杨盛东 摄
“刚看到这些信札时，我特别兴奋，这就是一张张字帖啊！这才是真正的书法艺术！”在开滦博物馆惕励馆展厅中，开滦书画院院长杨玉剑面对一幅幅民国时期的名人信札，激动之情仍溢于言表。
杨玉剑的兴奋，源于一位书法家的艺术敏感。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也是中国煤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浸淫书法艺术几十载，没想到竟在开滦档案中，寻觅到一大批堪称艺术精品的书法真迹。去年6月，在开滦领导的支持下，杨玉剑终于为这些“宝贝”安了家。380幅名人信札经复制放大后首次面世，尘封档案中飞出的这些便条、书信，或温润或恣肆，姿态各异、美美与共，让整个“惕励”馆熠熠生辉。
“惕励”二字出自开滦创始人唐廷枢的私人用章，曾被用于早期的开滦股票上，开滦集团专门请唐廷枢的后人、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唐嘉乐先生题写了馆名。据介绍，“惕励”出自古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核心思想是勤勉不懈、自强不息，这也是无数开滦先辈勤勉奋斗的写照。
“你看，我们开滦为社会作出了多少贡献！”指着当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札，杨玉剑脸上洋溢着自豪之情。那封信札的大意，是希望开滦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拨借”100部电话机等通讯设备，名为“拨借”，实为捐赠。众所周知，解放前开滦煤矿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多重意义，没想到，从这些“借”煤“借”物的书信中，还能看到开滦的另一面——善举不断，屡屡资助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事业。
自2022年初，以开发开滦旅游资源为契机，杨玉剑一头扎进开滦档案馆的故纸堆中，先后在6000余卷开滦历史档案里，整理出数百位名人的信札禀帖。这份工作在常人看来枯燥乏味，杨玉剑却乐在其中。他逐字逐句品读那些信札，边读边为名人的书法技艺拍案叹赏，同时被字里行间鲜活的历史场景和开滦深厚的人文底蕴所震撼。
整理名人信札时，杨玉剑会深入考察信札书写者的履历、他们与开滦煤矿的关联等细节。有时，为了考证一位信札作者及背后的故事，他要翻阅海量晚清民国历史资料，在柳暗花明的那一刻，会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跳起来。
一封信札落款为“暹”，字迹流畅爽利，颇具艺术价值。然而，“暹”究竟是何人？信中只谈及煤炭价格，上款也只有“湛然”二字，没有姓氏，内容里找不到更多线索。民国时期流行各种印刷精美的花笺，有时会印有信纸发行售卖处的信息，可这张信笺简洁质朴，既无印花也无明显标识，杨玉剑陷入沉思。忽然，信纸左下角几个模糊的小字映入眼帘，经仔细分辨，是套红印刷的“双南华馆”四字。查阅资料后他发现，“双南华馆”竟是民国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的藏书室名！终于，“暹”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周暹，字叔弢，是滦矿董事长周学熙的长兄！这位世家出身的开滦董事还曾在唐山华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公司等多地任职，为开滦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
苦心人，天不负。四年磨一剑，杨玉剑终于整理出唐廷枢、周学熙、傅增湘、严修、李宗侗、丁文江、赵元礼、萧子升、梅贻琦等234位名人的信札手迹，共计380幅。这些信札的时间跨度超百年，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平矿务局初创，到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一幅是开平矿务局首任总办唐廷枢于光绪六年二月初五日（1880年3月15日）致李鸿章的信札。在内容分类上，杨玉剑按照集团公司党委思路，将信札分为开滦总办督办信札、开滦协理董事信札、开滦员司和股东信札、社会各界人士与开滦往来信札、开滦军代表信札和政府领导信札六大类，之后借助高清复制技术，将它们挂上展墙。
“整理这些信札，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洗礼，它们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也让我的心灵被唐山及开滦厚重的工业文化底蕴所震撼。在艺术创作上，我也深受启迪：前辈们的书法虽追求变化，却始终恪守法度，既保持书写的共性特征，又彰显鲜明个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杨玉剑站在展品前，表情庄重地说道。
这些信札确实具有史料与艺术双重价值。观者阅读信札，可了解开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包括历届高层的决策过程、企业管理、生产运作、市场经营理念，开滦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交往，解放后开滦煤矿的接管、管理和改造，以及开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同时，信札也展现了诸多名人臻于化境、“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书法艺术，令人赏心悦目、流连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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