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民族交融的故事|东胡|中原|匈奴|北魏|大兴安岭|拓跋

大兴安岭位于祖国版图的“金鸡之冠”，横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北部，是黑龙江和嫩江这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我国地势第二三阶梯分界线。它自东北向西南延伸，北宽南窄，呈弧形走向，全长1400多公里，均宽约200公里，总面积约32.72万平方公里，既有“神州北极”的冷峻，也有“绿色宝库”的丰饶。

有关大兴安岭的记载，早已见诸史籍。《魏书》称其为“大鲜卑山”，唐至辽代称“金山”，元明时期称“哈喇温山”，至清代始称“大兴安岭”。这里气候凉爽，森林茂密，河流湖泊众多，土壤湿润，形成了广袤的天然牧场和林场，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优渥的生存空间。

自古以来，大兴安岭就是北方各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场域，东胡、匈奴、鲜卑、室韦、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印记。在漫长的历史中，游牧文明、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相互影响，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大兴安岭成为各民族心向中华的历史见证。

从嘎仙洞到洛阳：北魏的融合之路

大兴安岭的林海河流滋养了众多族群。从远古的“扎赉诺尔人”，到后来的东胡、匈奴、鲜卑、室韦、契丹、女真等，这些族群大多以渔猎、采集和游牧为业。随着活动空间扩大，他们走出森林，走向草原与耕地。

“胡”，是古代中原地区对北方民族的泛称。东胡之称，最早见于《山海经》所载“东胡在大泽东”（大泽为今呼伦湖）。《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三国志》记载：“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其中的拓跋鲜卑在大兴安岭生息近百代，于大约公元前1世纪末南迁，最终建立北魏。

《魏书·礼志》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北魏时期，乌洛侯国派遣使者前来朝拜进献，禀报说拓跋鲜卑祖庙依然完好，当地百姓常常前往祈祷求福，北魏派遣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祭祀。

▲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藏的嘎仙洞石刻祝文拓片。吴晨雪摄

这段历史得到了考古的印证。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发现、研究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石壁上的文字记载，认为这是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魏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时雕刻的祝文，证明嘎仙洞为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大兴安岭北麓就是拓跋鲜卑的发祥地。由此，拓跋鲜卑一路南迁的历史脉络得以清晰展现。

“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rù）”，这是《魏书·序纪》对拓跋鲜卑南迁之行的记述。意思是说，北魏拓跋推寅继位后，向南迁徙至大泽，这里方圆一千多里，土地潮湿泥泞。拓跋鲜卑第一次南迁到达呼伦湖，第二次南迁抵达阴山脚下。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设官制、兴农耕，形成了“胡风汉韵”的交融盛景。

▲敕勒川狩猎图壁画。　来源：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和林格尔鸡鸣驿墓葬出土了北魏墓葬壁画《敕勒川狩猎图》，画面左侧，一名鲜卑猎手引弓满弦，身姿如松，目光如炬，直视奔兽，尽显游牧民族骁勇与力量；画面右侧绘有一驾车舆，体现出中原礼制特有的庄重与秩序。左右两侧画面彼此呼应，自然和谐。

山西大同沙岭发现的北魏墓葬壁画，既有身着胡服的鲜卑人宰杀牲畜的场景，也有汉人执犁耕作的画面，穹庐毡帐与飞檐屋宇错落有致。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施一系列汉化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使用汉语、改革服饰、鼓励胡汉通婚，并将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洛阳。至此，拓跋鲜卑完成了从森林、草原到中原的跨越。

从辽边壕到金界壕：长城体系的延伸

位于大兴安岭一带的辽长城和金长城，是我国长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白银哈达段辽长城边墙。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来，为防御周边部族侵扰，在大兴安岭北部构筑了堑壕式长城（边堡）。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根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发现的辽长城，是我国最北的一段长城，沿根河、额尔古纳河延伸至今俄罗斯、蒙古国境内。辽朝曾与五代十国时期的梁、唐、晋、汉、周及北宋、西夏共存，与高丽、北宋、西夏等相邻，关系时战时和，边境线也不断变化。为了保障边防安全，辽朝在边境设置机构加强管理的同时，还在军事要冲修筑边墙（长城）。辽长城采取外侧挖壕、内侧筑墙的方式构筑，沿线分布小型戍堡，边墙之内还修筑了一系列边防城。

金灭辽后，在辽堑壕式长城基础上增补修缮，建成金界壕，又称“金长城”，这是规模仅次于万里长城的第二大长城体系。金界壕东起嫩江右岸，西至阴山，在大兴安岭东南坡下沿岭而卧，绵延万里。其中，金初界壕（婆卢火界壕，即大兴安岭南麓金界壕）始建于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后在大定五年（1165年）增筑边堡，明昌年间（1194年—1201年）又修建内侧长城，形成比较系统的防御体系。金界壕为外侧挖掘堑壕、内侧夯土筑墙的壕墙结构，墙体呈高大的土垄状，而堑壕则成为一条低凹的浅沟，界壕主线墙体上马面、铺舍、边堡齐备，为预警、戍卫、屯兵之所，“掘地为壕，以限戎马”是其基本功能。

辽金两代的长城作为联结游牧、渔猎与农耕文明的纽带，促进了各民族深度融合。金朝为巩固边疆，建立屯田与戍守制度，促进女真、汉、契丹等各民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共处。《金史·太祖本纪》载，天辅五年（1121年）“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于泰州，婆卢火为都统，赐耕牛五十”，屯田范围已达嫩江中下游一带。作为军事防备一线的大兴安岭一带，各族边民聚居于此，互市交易，共生互动。

从“山林渔猎”到“商道贯通”：经济联系的密切

大兴安岭丰富的貂皮、鹿茸、人参、东珠等物产，成为密切东北边疆与中原地区经济往来的重要资源。自西周时期开始，东胡先民就与中原有了来往，并逐渐建立朝贡关系。《尚书》记载：“武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逸周书·王会篇》有“东胡黄罴（pí），山戎戎菽（shū）”的记载，意思是东胡之地出产黄罴（一种大熊），山戎之地出产戎菽（大豆）。后来，逐步形成了以“贡道”为纽带、覆盖大兴安岭一带的交通网络。历史上，东胡、肃慎、秽貊等族群向中原政权进贡皮毛、药材、海东青等特产，中原政权赏赐绸缎、棉布、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品。互通有无的经济往来，密切了边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

“鹰路”是辽代连接五国部（辽代对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五个女真部落的统称）与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重要通道。辽朝建立后开辟“鹰路”，途经大兴安岭东麓，输送海东青、皮毛、药材等特产。辽朝还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互市贸易。《辽史·食货志》记载：“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cuì　jì）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位于宁江州（今吉林松原）的榷场，不仅是物资交换点，也是文化交流地。

清朝在大兴安岭建立起完善的驿路交通网络。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赶走沙俄侵略者，收复雅克萨城，康熙帝下令开通从墨尔根（今嫩江）至雅克萨前线的驿道。雅克萨之战胜利的消息就是通过这条驿路传递给康熙帝的，因此这条路又被称为“奏捷之路”。驿道全长700多公里，沿途设25座驿站。每个驿站配15至20名士兵驻守，担任站丁。《黑龙江外记》记载，“上下站壮丁自为聚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过客，私开旅店间亦有之。”各民族站丁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家属也互为邻里，和睦共处。

雅克萨战争结束后，这条驿道一度荒废。光绪年间，李金镛被任命为漠河矿务总局督办，开办漠河金矿。他从墨尔根出发，率兵重走“奏捷之路”，历时36天抵达漠河老沟金矿，“奏捷之路”由此成为“黄金之路”，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者们沿着这条“黄金之路”，修通了嫩漠公路（嫩江—漠河）、呼嫩公路（呼玛—嫩江）、呼漠公路（呼玛—漠河）等公路以及嫩林线（嫩江—加格达奇）、牙林线（牙克石—满归）、伊加线（伊图里河—加格达奇）、伊阿铁路（伊敏—阿尔山北）等铁路线，为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传说同源到节日同庆：文化习俗的共享

各民族在大兴安岭地区长期共处，口头传说、节庆习俗等深度互嵌，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不断加深。当地流传的各民族叙事歌谣，既有狩猎游牧的历史，也有守望相助的故事。比如，达斡尔族民间传说《青牛白马传说》印证了其与契丹的历史渊源，同时吸收了鄂伦春族狩猎传说的叙事手法。当地的传统节庆既保留各民族特色，又彼此借鉴交融。比如，鄂温克族瑟宾节最初是为了祭祀山神，后来吸纳了其他民族射箭、摔跤等竞技项目，演变为集美食、歌舞、竞技于一体的多民族共庆的节日。鄂伦春族篝火节源于火神崇拜，后来发展成为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竞技、在篝火晚会上载歌载舞的平台。

如今，在党和国家关怀下，大兴安岭建设了各类博物馆、民俗馆、文化陈列馆，一批非遗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达斡尔族曲棍球、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传统射箭等古老技艺，与现代体育项目结合，得到有效传承，并进行产业化探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添了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