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 一
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来得迟。
往年惊蛰一过，地里的阳气就往上冒，土软了，虫子醒了，连风都变了性子，不再刀子似的割脸。可那一年不同，都农历二月了，西北风还是一股一股地刮，刮得人身上的棉袄脱不下来，刮得地里的墒情迟迟不上来。
柳沟村的老人们说，这是倒春寒，六二年有过一回，再往前五七年也有过一回，都是年景不好的征兆。
那年我十二岁，已经能顶半个劳力使唤了。放了学不回家，先背着筐去地里割草，割满一筐才回来。爹说我懂事早，娘说我命苦，摊上了这么个家。其实我自己知道，不是懂事，是怕。怕看我娘掀开面缸时那一瞬间的表情，怕听我爹半夜翻身时那一声长长的叹气。
我们家的穷，在柳沟村不是秘密。
三间土坯房，墙根底下让雨水泡得掉了好几层皮，露出里头黄褐色的土坯，像一排豁了口的牙齿。房顶上的麦草几年没换了，发黑发霉，一到下雨天就到处漏，娘把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都摆上接水，叮叮咚咚的，像在屋子里头养了一池塘的青蛙。
我爹赵德水，那年四十五，在村里辈分不低，可地位不高。他这人有个毛病，不会来事。别人见了村长田满仓，隔老远就递烟递笑脸，他倒好，点个头就算打过招呼了，连句热乎话都不会说。村里红白喜事，别人都抢着去帮忙，好混顿好吃的，他去了就知道闷头干活，干完活人家留他吃饭，他抹把汗说“家里做好了”，抬腿就走。
我娘常说他是一块榆木疙瘩，不开窍。他听了也不恼，嘿嘿一笑，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齿，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吃啥不是吃，穿啥不是穿。”
我娘气得翻白眼：“你倒是豁达，你豁达去跟米缸说，米缸见了底，看你还能豁达到几时。”
话虽这么说，可一家人到底还是活下来了。我爹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地里的活他一人能顶俩，再加上我娘精打细算，春天挖野菜，夏天捋榆钱，秋天捡落果，冬天腌咸菜，一年到头虽然见不着几顿干的，可也没断过顿。
我不知道别人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只知道柳沟村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部分和我们差不多。偶有几户日子过得红火的，那必定是家里有人在乡里当差，或者跟田家有沾亲带故的关系。
田家在柳沟村就是天。
村长田满仓，五十三岁，身高体壮，站在那里像一堵墙。他不光自己当村长，他的三个弟弟、两个堂兄、四个侄子，都在村里的大小事务上占着位置。谁家要批宅基地，得先过田家的眼；谁家想多分一亩地，得先看田家的脸色；就连村里唯一那台手扶拖拉机，都是田满仓的侄子在开，谁家要用，得给他塞两盒烟。
我爹从来不跟田家打交道，当然，田家也不待见他。
我爹的祖上是外来户，太爷爷那辈从河南逃荒过来，在柳沟村落了脚。往上数三代，没有一户跟田家沾亲带故的。在这个讲究家族势力的村子里，我们家就是一棵无根草，风往哪边吹，就得往哪边倒。
可即使是这样一棵无根草，也想把根扎进土里去。
土地，就是我们的命。
## 二
九一年春天的那次土地调整，来得很突然。
正月十五刚过，田满仓就在大喇叭里喊了，说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要对全村的承包地进行统一调整，各家各户的地要重新丈量、重新分配。他说这事的时候，语气不容置疑，仿佛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不容讨论。
消息一出来，村里炸了锅。
“好好的地，动它干什么？”
“就是啊，我这块地种了六七年了，肥力刚养上来，就要换走，这不是折腾人吗？”
“你懂啥，这叫重新分配，说得好听，实际上不就是田家又要往自己碗里扒拉了吗？”
这些话，大家也只敢在背地里说说。当着田家人的面，一个个都跟锯了嘴的葫芦似的，一个字也不敢往外蹦。
我娘那天晚上跟我爹商量这事，我趴在炕沿上写作业，耳朵竖得比兔子还直。
“德水，”我娘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说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听说了没有，这回调地，是田满仓自己提出来的。”
我爹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旱烟，烟雾把他的脸遮得影影绰绰的。
“听说了。”
“你说他好好的调什么地？前年不是刚调过吗？才两年又调，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谁知道呢。”我爹的声音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你可不能不当回事。”我娘急得往前探了探身子，“咱们家的地本来就不好，三亩旱地，拢共打不了多少粮食。这回要是再分个赖的，咱们一家四口喝西北风去？”
我爹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分啥是啥，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你！”我娘气得脸色发白，“你就不能去找田满仓说说？哪怕是送点东西呢，咱们家不是还有两只老母鸡吗？你拎一只去，也不至于——。”
“行了。”我爹打断她，声音不大，可有一种从没见过的生硬，“咱家不搞那一套。分地是公家的事，他田满仓要是真敢搞鬼，我就去乡里告他。”
我娘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我爹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连跟人红脸都没红过，他说要去告人？这话听着，就跟太阳打西边出来一样不真实。
可他转身出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在发抖。
那个晚上之后，我再也没听我爹提过“告状”这两个字。可我也知道，他不可能真的去告。不是因为他不敢，而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告了也没用。乡里的人，有几个跟田满仓不是一条裤子的？
调地的事，就这么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了。
先是丈量，田满仓领着几个村干部，扛着皮尺，在每块地的地头上钉了木桩，编了号。然后是大喇叭通知，各家各户派代表到村部开会，研究分配方案。
我爹去开了一次会，回来的时候脸拉得老长，一句话也没说，端起水瓢咕咚咕咚灌了半瓢凉水，蹲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
“到底咋说的？”我娘忍不住问。
我爹沉默了很久，才憋出一句：“他们说按人头分，一人一亩五。咱们家四口人，六亩地。”
“六亩？咱家原先还不到四亩呢，这倒是多了。”我娘的口气里带着一丝意外的高兴。
“多啥多，”我爹把烟锅子在地上狠狠一磕，“多的是坡地，旱地，梁上的薄地。平地好地都让人抢光了，剩下的都是没人要的。”
我娘脸上的喜色一下子褪得干干净净。
“你咋知道的？”
“我在村部看了图纸，标好的地块，好的那些，早就被人画了圈了。”
“谁画的？”
我爹没吭声。可他不说我也知道，能在村部的图纸上画圈的，除了田家的人，还能有谁？
分地的方案折腾了整整半个月，吵了无数回架，拍了好几次桌子，最后还是在田满仓的一锤定音下落了实锤。方案贴在了村部门口的大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地块编号。
我挤在人群里看那张纸，好多字我不认识，可我找到了我爹的名字——赵德水，后面跟着一行小字：十五号地块，坡梁子，四亩；二十一号地块，河滩边，一亩五；三号地块，东山坡，半亩。
加起来五亩五，比六亩少了半亩。我算了算，没敢吭声，跑回家告诉我爹。
我爹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这话，手里的斧头停在半空中，好半天才落下去，咔嚓一声，一根碗口粗的木头被劈成了两半。
“少了半亩？”我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来，声音尖了起来，“不是说一人一亩五吗？四口人，六亩地，咋就成了五亩五？”
“再去问问。”我爹放下斧头，抹了把汗，往村部去了。
这一次他回来得快，不到一个时辰就回了家，脸上的表情比去的时候还要难看。
“咋说的？”我娘迎上去。
“他们说，”我爹的声音干巴巴的，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政策是按人头分，可实际执行的时候要考虑到村里的机动地留存，每家每户都要留一点余地。还有，我的名字……”
“名字咋了？”
“他们说，我的名字登记错了，应该是赵德水，不是赵德顺，少的那半亩是登记错了，已经分给别人了，改不了了。”
屋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赵德顺？”我娘的声音忽然尖锐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赵德顺不是田满仓的小舅子吗？他也在这次分地的名单里？”
我爹没说话，可他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响亮。
我娘的身子晃了晃，扶住了门框。她的眼眶红红的，可她没哭。我娘这个人，从来不轻易在外人面前掉眼泪，她把眼泪都攒着，攒到深夜里，攒到没人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流。
可那天中午，她没忍住。
“天杀的田满仓！”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腿哭了起来，“你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啊！你给田家的人都分好地，给我们家少算人头，你还是人吗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你就不怕遭报应？”
我赶紧跑过去拉她，可她坐在那里不起来，哭声一声高过一声，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荡着，把隔壁的狗都惊得叫了起来。
我爹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像一根被钉在地上的木桩。他的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握成了拳头，又松开，又握紧，又松开，反反复复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手心里挣扎着，想要冲出来，可怎么也冲不出来。
那天下午，我爹又出去了。他没去村部，而是去了坡梁子，去看那块分给我们的地。
我跟在他后面，沿着村后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了二里地，爬上了一面不算太陡的山坡。坡上全是碎石子，杂草丛生，稀稀拉拉长着几棵酸枣树，树枝上挂着去年的干果子，黑黢黢的，像一个个小小的骷髅头。
我爹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在手心里搓了搓。那土又干又散，根本攥不成团，风一吹就散了，扬了他一脸。
“爹，这地能种庄稼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爹没回答我。他把那把土扬了，站起来，目光越过那片碎石坡，看向远处的山梁。太阳正从他背后照着，把他的影子投在碎石坡上，又长又瘦，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种庄稼？黄土都能种出庄稼来，这地咋就不能？石头缝里都能长出草来，咱还比不上草？”
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回走。
走出去好几步，我听见他又说了一句，声音更轻了，像是在跟自己说：“不就是四亩碎石坡吗？我赵德水就是用手抠，也要把庄稼从这地里抠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爹不像我娘说的那样，是一块榆木疙瘩。他是有骨头的，只不过那骨头藏得太深太深，深到连他自己都快找不着了。
## 三
分地的结果一出来，我们家的三号地——就是那块东山坡上的半亩地——成了全村人议论的焦点。
不对，准确地说，不是“我们家的”三号地。因为那半亩地，根本就没分到我们家名下。
事情是这样的：方案上写着三号地归赵德水，可等到实地指界的那天，田满仓的小舅子赵德顺忽然跳出来，说三号地是他的。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说是分地方案的补充说明，三号地重新划归赵德顺。
“这是啥时候的事？”我爹看着那张纸条，声音发紧。
“昨天定的，忘了通知你了。”田满仓站在地头上，双手叉腰，脸上的表情云淡风轻的，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德顺家的地不够数，从机动地里调剂了一点，正好三号地挨着他家的地，就划给他了。你呢，就拿坡梁子的那块，四亩，也够你种的了。”
“可是……”我娘往前冲了一步，想说什么，被田满仓一个眼神压了回去。
“可是啥？这是村里的决定，你有意见可以提，提了也没用。这事就这么定了。”他摆了摆手，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德水啊，不是我说你，做人要知足。你原先才三亩多地，这回一下子给了你四亩，你还要咋的？坡地怎么了？坡地就不能种庄稼了？我看你就是太贪心了，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我爹站在地头上，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手攥成拳头，攥得骨节发白，可是最终，他还是松开了。
我娘的眼眶红了，可她也什么都没说，拉着我扭头就走。走远了，她才松开我的手，我看见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她飞快地用袖子擦掉，又淌下来，又擦掉。
那个春天，是我记忆中最难熬的春天。
倒春寒迟迟不退，风一天到晚地刮，刮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家的四亩坡地，与其说是地，不如说是一片碎石坡。上面全是鸡蛋大的、拳头大的石头，土薄得连犁都下不去，一犁下去，犁铧碰到石头，当当直响，火星子乱溅。
我爹牵着牛，牛拉着犁，在地里走一趟，犁铧就被石头崩出几个豁口。隔壁的二叔看见了，心疼得直咧嘴：“德水，你这哪是犁地啊，你这是毁犁啊。别犁了，这地没法种，你种了也是白搭。”
我爹没吭声，换了一副犁铧，继续犁。
犁了三趟，犁铧又崩了。
牛累得呼哧呼哧直喘，趴在地头上不肯动了。我爹也累得够呛，一屁股坐在地上，抓起一把土在手心里攥着。那土干得跟灰一样，攥了半天也攥不成个团。
他沉默了很久，站起来，把牛解开，牵到一边拴好，然后拿起一把镐头，弯下腰，开始刨。
一镐下去，刨出一块石头。他把石头捡起来，扔到地边上。
又一镐下去，又刨出一块石头。
再一镐，再一块。
他就这么一镐一镐地刨着，太阳从东边挪到了西边，他身后的石头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包。他的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血糊糊的，可他不肯停，也不肯让我和我娘帮忙，说我们娘俩手上没力气，刨不动。
“爹，你歇歇吧，都刨了一天了。”我看着他的手，心疼得不行。
“不累。”他说，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砸在干裂的黄土上，瞬间就被吸干了，连个印子都没留下。
第二天，天不亮他又去了。这一次他带上了我和我娘。
我娘负责把他刨出来的石头搬到地边上，我负责捡那些小块的石子。我们三个人，像三只蚂蚁一样，在那片碎石坡上一点一点地啃着，啃着，啃得满手是泡，满身是土，满嘴是灰。
村里的刘婶路过，站在地头上看了好一会儿，摇了摇头，叹口气：“德水家的，你们这是何苦呢？这地一看就是赖地，你们就是把命搭进去，也种不出好庄稼来。”
我娘直起腰，擦了把汗，笑了笑：“刘婶，好歹是地不是？种不出庄稼，还能长草呢。总比荒着强。”
刘婶又摇了摇头，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娘弯下腰继续搬石头，搬着搬着，我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我知道她在哭，可她没出声，也没擦眼泪，就那么一边哭一边搬，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把脸上的尘土冲出了两道浅浅的白印子。
我爹也看见了，他停下手里的活儿，走过来，站在我娘面前，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春花，你要是累了，就歇歇。”
我娘抬起头看着他，眼睛红红的，可嘴角挂着一个笑。那个笑容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又苦又甜，又酸又涩，像冬天里最后一颗挂在树上的柿子，被霜打了，被风吹了，可就是不落。
“我不累，”她说，“德水，你刨你的，我搬我的。咱俩一起干，再赖的地，也能种出庄稼来。”
我爹看着她的脸，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他只是伸出手，把我娘鬓角一缕被汗水打湿的头发别到了耳后。那动作很轻很轻，轻得像风吹过麦田。
然后他弯下腰，继续刨。
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赶紧低下头，假装捡石子，可石子在我手里变得模模糊糊的，怎么都看不清。
## 四
第三天，情况有了变化。
这一天我们没有全家出动，因为我娘病了。她连着搬了两天的石头，腰疼得直不起来，只能躺在炕上，让我给她揉腰。我一边揉一边听她说：“没事，就是累着了，歇一天就好了。你们爷俩去，把那块地刨完，咱们就能种庄稼了。”
我和我爹去了坡上，继续刨地。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爹忽然停下手里的镐头，抬起头，望着山坡上方出神。
“爹，你看啥呢？”
他没回答我，只是那么望着，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像是疑惑，又像是警觉，又像是一个一直在寻找什么东西的人忽然之间有了眉目。
“娃儿，”他忽然开口，声音很低，“你看看那块石头，是不是跟别的不一样？”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山坡上方离我们大概百十步远的地方，有一块露出地面的大石头，半人多高，黑黢黢的，跟周围那些灰白色的石头确实不太一样。
“好像是黑了一点。”我说。
我爹放下镐头，爬上去了。
他蹲在那块大石头前面，用手摸了摸石头表面，又凑近了仔细端详，然后拿起镐头，在石头边上刨了几镐。土被刨开了，露出了石头更大的部分，黑黢黢的，在阳光下泛着一种暗沉沉的、像是煤炭一样的光泽。
我爹的手抖了一下。
他又刨了几镐，然后跪在地上，用手扒开那些松动的土和碎石，把脸凑到石头跟前，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爹，这石头有啥好看的？”我不解地问。
他没回答我，站起来，在原地转了两圈，又蹲下去，抓了一把石头边上刨出来的土，在手心里捏了捏。那种土不是山坡上其他地方那种干巴巴的黄褐色，而是一种黑灰色的，带着一种潮湿的、油腻的感觉。
我爹把那些土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然后猛地站了起来。
“走。”他说，声音不大，可是很急促。
“去哪？”
“回家。”
他把镐头往肩上一扛，拉着我就往山下走。他的步子很大，我得小跑着才能跟上。一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可是他的手一直在发抖，我能感觉到，因为他攥着我的那只手，又湿又热，像攥着一块刚从火里捡出来的炭。
回到家，我娘还躺在炕上。我爹进了屋，把门关上，又打开了窗户往外看了看，确定院子里没有旁人，才坐到了炕沿上。
“春花，”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我跟你说个事。”
我娘看他那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吓了一跳：“咋了？出啥事了？”
我爹沉默了一下，把声音又压低了几分：“三号地那块石头下面，可能埋着好东西。”
“啥好东西？”
我爹没直接回答，而是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他把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小块黑色的、发亮的东西，像石头，又不完全像石头，比石头轻，比石头脆，手指一捏，就碎成了粉末，把指头染得乌黑。
“这是啥？”我娘盯着那块黑东西，眼睛慢慢瞪大了。
“煤。”我爹说。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响。
“煤？”我娘的声音猛地拔高了，又赶紧压了下去，变成一种又惊又喜又不敢相信的调子，“你是说，煤？能烧火的煤？”
“不是能烧火的煤，是能卖钱的煤。”我爹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我从没见过的光，像是灰烬里埋着的一块通红的炭，忽然被风吹开了表面的灰，露出了生生不息的滚烫的红，“春花，三号地底下，可能有煤层。”
“你咋知道的？”
“我年轻的时候在矿上干过，认得煤。今天刨出来的那块石头，上面有煤矸石的痕迹，边上的土也是黑土，下面十有八九有煤层。”
我娘愣了好半天，忽然一把抓住我爹的手，声音发颤：“德水，你没骗我？”
“我啥时候骗过你。”
我娘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可这一次不是伤心，是高兴。她一把搂住我爹的脖子，把脸埋在他肩膀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又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鼻涕眼泪糊了我爹一肩膀。
我爹拍着她的后背，轻声说：“别急，别急，还没确定的事呢。明天我再去刨刨看，要是真有煤，咱家……”
他没说下去，可我们都知道他想说什么。要是有煤，咱家就不用再过这苦日子了。要是有煤，咱家就能翻身了。要是有煤，我爹就不用再看田满仓的脸色了。
那一天晚上，我娘破天荒地给我们做了一顿干的，棒子面饼子，一人一张，还切了一碟子咸菜，滴了几滴香油。那香味在屋子里弥漫了整整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闻着，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头美滋滋的，像是在做梦。
可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梦，醒得太快了。
## 五
第四天。
天还没亮，我就被院子里的动静惊醒了。趴窗户上一看，是我爹，他正在往架子车上装东西，镐头、铁锹、绳子、扁担、两只藤条筐，满满当当装了一车。
“爹，这么早去哪？”我揉着眼睛跑出去。
“去三号地。”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昨晚上我想了一宿，不行，我得把那块石头周围全刨开看看，到底有多大的煤层。”
我娘也起来了，腰上还缠着布带子，走路一瘸一拐的，可精神头比前两天好多了。她给我爹装了一壶水，包了两个饼子，又拿了一件旧棉袄，嘱咐道：“山上风大，冷了穿。”
我和我爹推着架子车上了路。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村路上的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腿，凉飕飕的。可我心里热乎乎的，推着车也不觉得累，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三号地，亲眼看看地底下那个能让咱家翻身的宝藏。
到了坡下，我把架子车停在路边，和我爹一前一后爬上了山坡。
东边的天际已经泛红，太阳还没出来，可光已经先从山梁后面漫了过来，把整个柳沟村染成了一片柔和的橘色。山坡上的晨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野草的腥气，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焦糊味。
焦糊味？
我抽了抽鼻子，觉得不太对劲。我爹也闻到了，他的脚步停了下来，鼻子翕动了几下，脸色忽然变了。
“快！”他猛地跑了起来，往山坡上冲去。
我也跟着跑，可我的腿短，跑不过他，被他远远甩在了后面。等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坡顶，我爹已经站在了三号地边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我跑过去，看到了那幅画面，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三号地——我们一家人刨了三天的三号地——被翻了个底朝天。
那不是普通的翻，是用锄头、铁锹挖过的痕迹，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坑洞，到处都是被翻出来的石块和泥土，乱糟糟的一片狼藉。而最要命的是，那块露出来的黑色大石头，那块被我们认为是煤矸石的石头，不见了。
它的位置上剩下一个深深的坑，坑底积了一汪浑浊的水，映着天上灰蒙蒙的晨光，像一只空洞的、没有眼珠的眼睛。
我爹蹲在那个坑边上，用手扒拉着坑边的土。他的手在发抖，抖得厉害，可他还是不停地在扒，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又好像只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想确认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爹……”我叫了一声，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他没应我。
我又叫了一声：“爹！”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眼眶红红的，眼睛里全是血丝，可一滴眼泪都没有。他的嘴唇在颤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可他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让人心碎的东西——是茫然。
像一个孩子搭了一整天的积木，被人一脚踢翻了，他蹲在那堆碎片面前，不知道该哭，还是该捡，还是该转身走开。
那一刻我想哭，可我不敢哭。我站在他身边，也蹲了下来，学着他的样子，用手扒拉坑边的土。
我们爷俩就那么蹲在那个大坑边上，扒了很久的土，扒到手指头都磨破了皮。可什么都没找到，除了土和碎石，什么也没有。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把山坡照得亮堂堂的。可我的心亮不起来，冷得像掉进了冰窖里。
田满仓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跟着他弟弟田满囤，还有他小舅子赵德顺。三个人从山坡下面走上来，走得慢悠悠的，像是在散步。
“哟，德水啊，这么早就在地里忙活呢？”田满仓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笑嘻嘻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油腻和得意。
我爹慢慢转过身来，看着田满仓。
他的手还插在坑边的土里，满手是泥，指甲缝里全是黑土。他慢慢地把手抽出来，撑在膝盖上，站起来，跟田满仓面对面站着。
“满仓哥，”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他本人的声音，“这是咋回事？”
“啥咋回事？”田满仓装糊涂的本事真是一绝，脸上的表情无辜得像个刚出生的婴儿，“我一大早就过来了，怎么了这是？你的地让人刨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得报案啊。”
“你不知道？”我爹盯着他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问。
田满仓迎着他的目光，一点都不心虚，甚至还往前凑了半步，压低了声音，用一种只有我们几个人能听见的音量说：“德水，我实话跟你说吧。三号地底下的事，我早就知道了。你爹在世的时候就跟我提过，说这底下可能有煤。我一直没当回事，前阵子你在这块地上一镐一镐地刨，刨得那么起劲，我就知道你跟你爹一样，也发现了。”
我爹的身体晃了一下，像是被人狠狠擂了一拳。
“昨天晚上，”田满仓往那个大坑里吐了口唾沫，“我让人来挖了。底下是有煤，可有啥用？煤层太薄了，根本不成气候，挖出来还不够本钱的。你这辈子，没发财的命。”
“你——！”我爹猛地攥紧了拳头，往前跨了一步。
田满囤和赵德顺马上挡在了田满仓前面，两个人膀大腰圆，像两堵墙。田满囤还伸出手来，一把推在我爹胸口上，把他推得连退了好几步，一个趔趄坐在了地上。
“赵德水，你他娘的想干啥？”田满囤恶声恶气地骂道，“地是村里的地，村里的地底下埋的东西，都归村里管，你懂不懂？你一个种地的，还想挖煤发财？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去！”
我爬过去扶我爹，他的手在地上撑了一下，手掌被碎石子硌出了血。可他没让我扶，自己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死死盯着田满仓，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田满仓，”他的声音不大，可是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血丝和铁锈味，“你早就知道这事。”
“知道又怎样？不知道又怎样？”田满仓推开挡在前面的两个人，走到我爹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赵德水，你听好了。在柳沟村，我说煤是白的，它就不能是黑的。我说三号地底下没东西，它就是没东西。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我爹面前抖了抖：“这是新的分地方案，三号地从今天开始，归到村的机动地里头，不作为承包地分给任何一户。你那四亩坡梁子，也减到三亩，剩下那一亩，调剂给赵德顺家。你有意见，找乡里去说。不过我劝你一句，别折腾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你自己吃亏。”
他把那张纸往我爹怀里一塞，转身走了。
田满囤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指着我爹的鼻子：“赵德水，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出去乱说，别怪我不客气。你老婆孩子还在村里住着呢，你自己掂量掂量。”
三个人吊儿郎当地走了，山坡上又剩下我和我爹两个人。
风呼呼地刮着，把那个大坑里的水吹出了一圈一圈的涟漪。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可并没有带来多少暖意，春天的太阳就是这个样子，看着亮堂堂的，可骨头里的寒气就是散不掉。
我爹蹲在坑边上，把那团揉皱了的纸展开来，看了一遍，又叠好，揣进了怀里。他的动作很慢很慢，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
“娃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可怕，“回家吧。”
“爹，咱就不告他了？”我不甘心，眼睛里的泪花在打转。
“告？”我爹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咱拿啥告？他有文件，有公章，有乡里的人给他撑腰。咱有啥？咱就是几个种地的，连字都认不全，告谁去？”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拉着我的手往山下走。
他的手冰凉冰凉的，粗糙得像砂纸，指缝里的黑土还没有洗干净，把我的手心也染黑了。我被他拉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碎石坡上，回头看那个大坑，它在我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斑点，融进了漫山遍野的荒凉里。
## 六
从三号地回来以后，我爹像变了一个人。
话更少了，烟抽得更凶了，脸上的笑容彻底不见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坡梁子那块地里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太阳落山了才回来。饭做好了，他端起来就吃，吃完了就坐在院子里抽旱烟，一锅接一锅，抽到深夜才进屋睡觉。
我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想劝他，可又不知道怎么劝。她试过跟他说话，可他要么不回答，要么只回一个“嗯”字，好像所有的语言都从他的身体里被人抽走了，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还在机械地完成着吃饭、睡觉、干活的指令。
那段日子，家里的气氛沉闷得像要下雨之前的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可是变化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发生。
那天是星期天，我没去上学，跟着我爹去坡梁子干活。他在前面刨地，我在后面捡石子。干了半晌，他忽然停下来，直起腰，望山坡下面看了一会儿，然后叫我过去。
“娃儿，你来看看。”
我跑过去，顺着他的目光往下看，看到山坡下面的沟沟坎坎里，有好几个人影在晃动。他们有的在挖土，有的在搬石头，有的在用铁锹铲着什么。
“那是谁？”我问。
“田家的人。”我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可我从他的呼吸里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在挖三号地旁边的那几块地。”
“三号地不是已经收归村集体了吗？”
“收归村集体是幌子，他们是想把临近几块地底下的煤都找出来。我爹当年的记录上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片山坡底下，不是只有三号地有煤。”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打开来，里面除了之前那块煤的碎片，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他把那张纸摊在地上，我凑过去看，歪歪扭扭画了一幅图，上面标着一些数字和箭头，画的什么我看不太懂，可那几个被我爹用圆圈圈出来的地方，我看明白了——那是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四块地。
“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在这一片山坡上放过羊，挖过草药。他对这每一块地，比对自己的掌纹还清楚。”我爹指着图上那些圆圈，一个一个地跟我说，“三号地有煤，五号地底下也有，七号、九号也有。这些他全记下来了，交代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拿出来。”
“为啥不能拿出来？”
“因为他去找过乡里，乡里的人让他不要声张，说这事涉及国家资源，不能私人开采。可他后来想明白了，田家在乡里有人，他们不是怕国家管，是怕别人知道了，他们吃独食就吃不成了。”
我爹的声音忽然压得很低很低，低到我得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能听清：“田满仓那天说三号地底下煤层太薄，不值得挖，是骗人的。你爷爷当年挖下去看过，那煤层少说也有三尺厚，而且不是孤立的，连着底下好几层，是一个矿脉。”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
“那咱们怎么办？”我问。
我爹沉默了很长时间。风从山坡上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落得很深很深，像是要把那张纸看穿，看到另一头去。
“你爷爷留下这张纸，不是让我当传家宝的。”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和往常不太一样，带着一种石头碰石头似的坚硬，“他让我在最要紧的时候拿出来。”
“现在是最要紧的时候吗？”
我爹抬起头，看着山坡下面那些晃动的人影，眼睛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光在闪烁。
“田满仓把三号地收回去，不是为了留着那块地，是为了把他田家所有的地连成一片，然后把底下的煤挖出来，卖成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里。这已经不是欺负我一个人了，这是在挖国家的墙角。这种事，不能让他干下去。”
他从怀里掏出那支秃了头的钢笔，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歪歪扭扭的，可一笔一画都写得极其认真。
“这是我这半个月写的，把咱村分地的前后经过，把你爷爷当年跟我说过的话，一件一件都记下来了。”他翻到最后一页，那儿空着，“我想好了，把这封信寄到乡里去，寄到县里去，寄到管这事的地方去。就算石沉大海，我也要试一试。”
我看着那本笔记本，看着上面那些艰难地挣扎着从笔端流淌出来的、歪歪扭扭的字迹，忽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想起爷爷临终前拉着我爹的手说的那句话，那时候我还小，听不懂，现在忽然一下就懂了。
“爹，”我说，“我帮你写。你口述，我写。我字写得比你好。”
我爹愣住了，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好半天，眼眶慢慢红了。他伸出手来，揉了揉我的脑袋，揉得我的头发跟鸡窝似的。
“好，”他说，声音有点哽咽，“你写，娃儿，你来写。赵家的人，总得有个能拿笔杆子的。”
那天下午，我和我爹坐在坡梁子的地头上，顶着春天的大风，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信的内容是他说一句我写一句，他说得慢，我写得也慢，有时候他停下来想很久，有时候我写错了字，撕掉重新来。太阳从头顶慢慢挪到了西边，我们爷俩终于把那封信写完了。
最后一句话是我加上去的，我爹没让我加，可我偷偷写了，写完之后他看见了，沉默了很久，没有让我擦掉。
那句话是：我们农民不怕地赖，就怕人心坏了。人心要是坏了，再好的地也长不出庄稼来。
## 七
信是托隔壁村一个在乡里开车的司机捎走的。那人跟我爹沾点远亲，信得过。他把信揣在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德水叔，你放心，我一定亲手交到乡里办公室。”
信寄出去了，可等来的不是回音，而是一场更大的风暴。
田满仓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的，可能是那个司机走漏了风声，可能是田家在乡里的耳目听到了什么。反正信寄出去不到三天，田满仓就带着人找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正趴在炕上写作业，院子里的狗忽然狂叫起来。紧接着，院门被人一脚踹开了，哗啦一声，门栓都断了。
田满仓冲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七八个人，手里都拿着手电筒，光柱在院子里乱晃，晃得人睁不开眼。
“赵德水！你给我出来！”
我爹从灶房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正在炒菜。他看见院子里乌泱泱站了一群人，愣了一下，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搁，擦了擦手，走出来。
“满仓哥，大晚上的，你这是——”
“少跟我废话。”田满仓一把揪住我爹的衣领，把他顶在墙上，力气大得惊人，我爹的后脑勺磕在土墙上，砰的一声，听得我心都揪起来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往乡里写信了？”
我爹被他顶在墙上，脸涨得通红，可声音还算镇定：“我写啥信了？”
“你写啥信了你心里没数？”田满仓的手又紧了几分，我爹的衣领被揪得变了形，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赵德水，我告诉你，你在柳沟村的日子，到头了。你给我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以为有人会看？你做梦！乡里就是我的家，你写信告我？你告得动吗？”
“松手。”我娘从灶房里冲出来，拿着擀面杖，朝田满仓的手上就敲。田满仓一甩胳膊，我娘踉跄了好几步，差点摔倒。
“娘！”我扑过去扶住她。
田满囤从后面走上来，一把抢过我娘手里的擀面杖，随手扔到了院子里：“嫂子，别不识好歹。我哥来找德水叔，是好好说话，你动什么手？”
田满仓松开了我爹，退了两步，拍了拍手，像拍掉什么脏东西似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我爹面前晃了晃：“看看，这是你写的吗？”
我爹看了一眼那封信，眼神闪了一下，没吭声。
“不承认也没关系，你的字我认得，歪歪扭扭的，跟鸡爪子刨的一样。”田满仓把信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半，八半，十六半，碎片飘飘扬扬撒了一地，“赵德水，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一个忠告。你老老实实种你的地，别的事情少管。你要是不听，下次我来，就不只是撕一封信这么简单了。”
他转过身，对着院子里那七八个人挥了挥手：“走。”
一群人呼啦啦地走了，手电筒的光柱在夜色中晃了几下，消失在村道尽头。院子里的狗又叫了几声，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惊魂未定。
我爹坐在地上，靠着他刚刚被顶过的那面土墙，胸口起伏着，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衣领被扯烂了，脖子上一道红印子，触目惊心。
我娘蹲下来，搂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像哄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
我站在他们面前，看着地上那些信件的碎片，白花花的，像冬天里落下来的第一场雪。我弯下腰，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捡了很久，才把那些碎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圆。
信还在，可它已经变成了一堆废纸。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月光从天窗上透进来，在炕沿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白框子。我盯着那个白框子，心里头翻江倒海。
我想起田满仓撕信时那副得意的嘴脸，想起田满囤把我娘推了一个趔趄时那轻蔑的眼神，想起我爹被顶在墙上时涨红的脸，想起我娘蹲在地上搂着我爹时微微发抖的肩膀。
这些画面，像一把一把的刀，一刀一刀地剜着我的心。
十二岁的我，拳头攥得咯咯响，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湿了枕头。我不服。凭什么？凭什么田满仓可以一手遮天？凭什么我爹老老实实种地就要被人欺负？凭什么那些信还没送到对的地方就被人拦下了？凭什么这个世道，好人要受气，坏人却耀武扬威？
我不服。
可我不服又有什么用？我连个大人都不算，我连字都还没认全，我能做什么？我翻来覆去地想着，想得头疼欲裂，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梦里，我看到了三号地。
不是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三号地，而是它最初的样子——碎石遍地，杂草丛生，像一块无人问津的荒地。我爹站在地中央，手里拿着那把镐头，一下一下地刨着，刨出了一块石头，又刨出了一块石头。石头在他身后堆成了一座小山包，太阳在他头顶上一点点地移动，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滚落下来，砸在地上，叮咚作响，像一颗一颗的珍珠。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很久。忽然，他转过身来，对我笑了。那笑容里没有苦，没有涩，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笃定，好像他知道，这块地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
我也笑了。
然后我醒了。
窗外天还没亮，公鸡叫了第一遍。
我听见东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是我爹和我娘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商量什么事情。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只断断续续听到几个词。
“乡里……不行……县里……再去……”
“老头子……再想想……”
“想啥……没啥可想的……”
然后是我娘长长的叹息声。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眼泪又下来了。
不是委屈，是心疼。心疼我爹，心疼我娘，心疼我们这些在地里刨食的人。我们就像山坡上的那些野草，长在碎石缝里，没有肥沃的土壤，没有充沛的雨水，可我们还是拼命地长，拼命地把根扎下去，扎到石头的缝隙里，扎到地底下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去，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活路。
野草不会说话，可野草也有根。
我深深地闭了一下眼睛，在黑暗中默默地发誓：我一定要长大，长成一棵大树，大到能给爹娘遮风挡雨，大到能让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再也不敢靠近。
那一年，我十二岁。
那一年的誓言，我记了一辈子。
## 八
后来的事情，像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谁也没猜到结局。
我爹没有被田满仓吓住。信被撕了，他又写了一封。这次他没有交给任何人，而是自己揣着信，步行了二十五里山路，去了乡里。
乡里的人当然没有见他。他站在乡政府门口等了一整天，从早上等到傍晚，门卫不让进，他就站在门口等，愣是等到一个副乡长下班出来，把信塞到了他手里。
那位副乡长姓周，是个年轻人，戴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他接过信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把信翻了翻，看了看封面上的收信人，又看了看我爹，问了一句：“你是柳沟村的？”
“是。”
“赵德水？”
“是。”
周副乡长把信夹在腋下，沉吟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我爹终身难忘的话：“信我收下了，我会认真看的。你先回去，有消息我通知你。”
我爹满心欢喜地回来了，以为这下总算找到了对的人。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位周副乡长，三个月前刚娶了田满仓堂兄的女儿，是田家的新女婿。
信又落到了田满仓手里。
田满仓这次是真的怒了。他没有再上门闹，而是动用了他在村里所有的权力，开始清算我家。
先是通知我们，坡梁子的那三亩地，因为“规划调整”，要收回一亩半。然后是村里的救济粮，本来每年冬天都有的，这一年忽然没了名额。再然后是我上学的学杂费，村里本来给困难家庭有减免，这一年忽然说政策变了，不能减免了。
一件一件，像钝刀子割肉，不让你死，可让你生不如死。
我娘去找田满仓理论，被他媳妇堵在门口骂了一顿，说我娘是“泼妇”“刁民”“不识好歹”。我娘回来以后哭了一整夜，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核桃，可她还是早早起来，去地里干活了。
我爹什么也没说，可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那段时间，他常常一个人去三号地的山坡上坐着，一坐就是大半天。三号地已经被田家圈了起来，四周拉上了铁丝网，还竖了一块牌子，写着“村集体用地，严禁入内”。我爹进不去，就坐在铁丝网外面，隔着那一道道带刺的铁丝，望着里面那片被他刨了三天三夜的土地。
那块地现在已经变了样子。田家在上面盖了几间简易的房子，还拉来了几台我叫不出名字的机器，轰隆隆地响着，昼夜不停。他们在挖煤，明目张胆地挖，肆无忌惮地挖，仿佛那地底下的东西，天生就该是他们田家的。
我爹就那么坐着，一坐就是大半天，有时候手里夹着一根旱烟，烟都灭了也不知道，就那么夹着，像一尊泥塑的雕像。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如果当年爷爷没有发现那些煤，如果没有三号地这回事，如果我们家只是老老实实种那几亩薄田，日子会不会更好过一些。也许他在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怎么老实人就活该被人欺负。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只是累了，不想再想任何事情了。
转折发生在一个意外的时刻。
那是麦收之后的一个下午，我爹正在坡梁子上锄地，忽然听见山坡下面有人在喊他。抬头一看，是村东头的李大爷，骑着自行车，骑得气喘吁吁的，车后座上还带着一个人。
那个人从车后座上跳下来，我爹一看，愣住了。
是周副乡长。
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的身后，还跟着三辆吉普车，正沿着村口的土路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来，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
田满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屁滚尿流地赶来了。他跑到周副乡长跟前，满脸堆笑，刚要开口，周副乡长一摆手，没让他说话，而是径直走到了我爹面前。
“赵德水同志，”周副乡长的表情很严肃，可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歉意，又像是敬佩，“上次你给我的信，我没有及时处理，这是我的失职。今天县里来了调查组，专门调查柳沟村土地承包和煤炭资源非法开采的问题。你能把你掌握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跟调查组说一遍吗？”
我爹握着锄头的手在发抖，可他站得直直的，声音也稳稳的：“能。”
吉普车上下来了好几个人，有穿制服的，有戴大盖帽的，有扛摄像机的。他们在我爹面前站成了一排，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上前来，跟我爹握了握手，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可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老乡，委屈你了。你放心，该还的公道，一定会还给你。”
我爹的眼眶红了。他拼命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可当他把爷爷留下的那张图纸，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来，递到那位领导手里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图纸差点掉在地上。
我扶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手指上全是裂口，有的裂口里还嵌着洗不干净的黑泥。那只手在我掌心里抖了很久很久，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稳了下来。
后来调查组在柳沟村待了整整一个月。
他们把田家的那些地一块一块地重新丈量，把被侵占的土地一块一块地退还给原主，把那些私自开采的矿井全部查封，把涉案的人员一个一个地传唤、问话、带走。
田满仓是在一个深夜被带走的。那时候全村人都睡了，只有狗在叫。几辆警车开进了村子，手电筒的光柱在夜空中划来划去，田满仓被从被窝里揪出来，戴上手铐，塞进了警车。
有人看见他被带走的时候，大喊大叫，骂人，踢车门，把警车的门踢得砰砰响。也有人说他没喊没叫，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柳沟村一点点地远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不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爹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一句话也没说。我娘从屋里出来，给他披了一件衣裳，在他身边坐下来，也没说话。两个人就那么肩并肩地坐着，看着头顶上的星星，看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爹就去坡上了。
这次他没去坡梁子，而是去了三号地。铁丝网已经被拆掉了，那片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土地，在晨光里显得格外荒凉。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机器留下的履带印子还清晰可见，像一条条巨大的蜈蚣趴在地上。
我爹在那片地里走了一圈，在一处土坎前停下来，弯下腰，从土里扒拉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块黑黢黢的石头，不大，比鸡蛋大不了多少，被泥巴糊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他在衣服上擦了擦那块石头，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然后揣进了怀里。
“爹，那是啥？”我问。
“煤。”他说，“三号地的煤。最后一块。”
他把那块煤揣在贴身的衣兜里，拍了拍，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又像是一个憋了很久很久的气，终于可以慢慢地、长长地呼出来了。
## 尾声
很多年以后，我离开了柳沟村，在城里安了家，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过着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可每年清明，无论多忙，我都会带着老婆孩子回柳沟村，给我爷爷和我爹上坟。
我爹是五年前走的，肺癌，走得不算太痛苦。临走之前那几天，他已经不太能说话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可眼睛还是亮的，清清亮亮的，像山涧里的一汪泉水。
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听见他用气音说了几个字。断断续续的，我听了好几遍才听清。
他说的是：“三号地，种上棒子了没？”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泪也下来了。
“种上了，爹，种上了。”
他也笑了，露出了被旱烟熏黄的、只剩几颗的门牙。
那天夜里，他走了。
我给他换衣服的时候，在他的枕头底下找到了一个布包，油纸裹了一层又一层，打开来，里面是那块煤，那块他从三号地的废墟里捡出来的、黑黢黢的、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煤。
我把那块煤放在他的手心里，让他带走了。
我爹这辈子，没住过大房子，没穿过好衣裳，没吃过几顿好的，可他走的时候，手心里攥着一块煤，那是三号地的煤，那是他一辈子的念想。
我们村的那些地，后来陆陆续续都被流转出去了，种核桃，种花椒，种一些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坡梁子的三亩地也流转了，每年能拿到几千块钱的流转费。我娘不肯去城里，一个人住在老屋里，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过得清清静静的。
三号地一直荒着，没人承包。地力太差了，种什么都不爱长。村里人提起那块地，还会说一句：“就是当年赵德水翻了三天的那个三号地。”
我每次回去，都会去三号地看一看，站一会儿。那片地现在已经长满了野草，高高低低的，在风里摇摆着，绿油油的，看着竟然比周围的庄稼地还要茂盛一些。
有一次我带着我五岁的儿子去，他站在地边上，歪着脑袋问我：“爸爸，这块地为什么长这么多草？”
我想了想，蹲下来，摸着他的头说：“因为这块地的底下，有东西。”
“有什么东西？”
“有煤。”我说，又想了想，改了口，“有比煤更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我没回答他，只是把他抱起来，让他站在地头上，让他看看这一片被群山环抱的、安静的、沉默的土地。
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远处有人在放羊，羊铃叮叮当当的，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着。
我看着那些在风中弯腰又直起的野草，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爹蹲在这块地边上说的那句话。
“种地的人都懂一个道理，种子埋在土里，你不翻它它永远长不出来。有些东西埋得太深了，该翻了就得翻，管它土有多硬，石头有多大，你不翻，它就在底下烂着，永远不见天日。”
那些东西，终于都翻出来了。
它们埋在阳光底下，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路过的人看着，再也不会烂在黑暗里了。
我抱着儿子，站在三号地的地头上，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他趴在我肩膀上，小小的身子一沉一沉的，睡着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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