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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和旧金山条约签字后，随着日本同亚洲个别国家、地区的“单独媾和”，日本政界的领导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战争处理已经结束，从此不必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再费周章。
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不仅越来越淡化，而且时常出现反复和逆流，与此同时，战前旧皇国主义的货色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复辟和回潮，这一切都成为日本取谅亚洲人民、重新融于亚洲社会的最大障碍。
1、为战犯脱罪的进程
在旧金山条约第11款中，规定了日本接受东京审判及其他国际审判法庭审判结果的内容，按着这一条款的规定，日本政府理应承担对已判决战犯的刑期执行责任。然而，当旧金山条约正式生效后不久，日本就掀起了一个所谓要求释放战犯的“国民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是在右翼团体和右派政治家的直接参与和组织下展开的。
1953年11月11日，右翼团体在东京国技馆召开“贯彻救出羁留同胞、全部释放巢鸭战犯国民大会”，出席人员达13000人，并征集到3000余万人签名，联名向国会施加压力，呼吁立即释放一切在押的战争罪犯。
毋庸置疑，这种“国民运动”是日本政界怂恿和影响的结果。早在1952年6月9日，国会的参议院就把释放战犯问题提上了议程，除共产党议员反对外，其他各政党、派别都赞同释放战犯。6月12日，众议院也正式讨论了自由党(现今自民党的前身)总务会长、议员益谷秀次关于区别对待BC级战犯的提案。12月9日，众议院作出“关于BC级战犯”的决议，决定要采取“迅速而适当的措施”解决BC级战犯的在押问题。
1953年8月3日，众议院又作出更强硬的决议，声称:
根据国民的恳请，如不全部赦免战争犯罪的受刑者，有伤国民的感情。
还有议员在演说中称:
当今人类世界上最残暴的行为是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与此相比以不算问题的理由处分战犯，断不能使国民诚服。
为了早日释放战犯，日本政界的领导人不仅运动国会，也展开了运动同盟各国的切实步骤。1953年10月到12月期间，中央更生保护审查会委员长土田丰开始走访欧美各国，游说各方同意释放战犯。
1954年9月15日，接任该委员会委员长的白根拜访了澳大利亚驻日大使，以“战犯家属处于生活悲惨状态”为由，请澳方通融云云。然而，由于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日本军队的侵略和残暴行为还深深留在各国人民的心中，所以，日方的请求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
尽管如此，日本政界还是从1955年开始，以患病年迈为由着手释放战犯，到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小矶国造(陆军大将、战时首相)、东乡茂德(曾任东条英机、铃木贯太郎内阁的外相)、白鸟敏夫(曾任驻意大利大使)等三人外，其余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他们是：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桥本欣五郎(陆军大佐、“樱会”头目)、畑俊六(陆军元帅、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平沼麒一郎(首相、枢密院议长)、星野直树(国务相、企划院总裁、伪满洲国总务厅长)、贺屋兴宣(东条内阁藏相)、木户幸一(内大臣)、南次郎(陆军大将、陆相)、冈敬纯(海军中将、海军省军务局长)、大岛浩(陆军中将、驻德意志大使)、佐藤贤了(陆军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嶋田繁太郎(海军大将、东条内阁海相)、铃木贞一(陆军中将、东条内阁国务相)、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参谋总长)。
这些人连同东京审判前后被盟总释放的岸信介、笹川良一、儿玉誉士夫等几十名A级战犯嫌疑者大多加入到保守政党的行列，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显赫人物。
除战犯外，因为战争责任而被盟总明令解除公职的原日本政界人物、旧军人、司法警察人员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美国占领初期，曾颁发了对部分战争责任者予以“公职追放”(即开除公职)的命令。按着盟总的命令，前后计有21万人被解除了公职，其中职业军人占80%之多，官僚、实业家各占0.9%，另有一批战争时参与“总力战”的“大政翼赞会”成员和反动右翼团体的头目。
但是，随着冷战局势的加剧，美国占领军出于反共的需要，于1951年宣布取消“公职追放令”，结果，被解除公职的人员纷纷重返政坛或各要害部门，到1951年末，计有201507人恢复了公职。这之中，有曾在战时政府各机关、部门任各种职务的官方人员两万余人，比较著名的人物有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石桥湛山、三木武夫、三木武吉、松村谦三、大麻唯男、安堂正纯、大久保留次郎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在日本政府担任过重要甚至首相的职务。
另外，在恢复公职的人员中，还有原代议士(即议员)95人，占议员总数的20%，另有329人作为候选人参与议员竞选，结果有139人当选，占议员总数的30%。换句话说，不包括未被开除公职的议员，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国会议员中，至少有50%以上的人员曾是旧政权的卫道士。
此外，一大批恢复公职的旧军官、警察官、司法人士等也进入自卫队、警察或司法机关重操旧业。特别是一部分原731细菌部队的要员根本没有受到任何触动，就钻进日本政府机构以及官办的医疗卫生、保健、防疫医学研究、医学教育、绿十字协会等机关，继续担当着重要职务。
如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战后曾担任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731部队的长友浪男，战后曾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731部队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顺一，战后曾任日本防卫厅主任研究员；1644部队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曾任日本厚生省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现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长和第七任所长；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曾任日本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可以想见，这些人根本不会自觉地反省和认识战争责任，更不会主动地向被害的国家和人民谢罪了。
2、虚伪的战争反省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殁者追悼式”，首相吉田茂在追悼式上致辞说:
今天，我们举行中国事变以来全国战殁者追悼式，祈祷他们的冥福，并对遗族各位的苦劳表示深深的同情，祈念这样大的不幸不再重演。另外，每当想到因为战争而负伤的许多人和仍滞留在异邦的近30万同胞时，本人就禁不住万感充胸。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式之际，我心驰向那些战没者，谨此祈祷其冥福。
从吉田茂这段短短的致辞中，我们可以透视出当时日本政府领导人的战争责任意识:
他们所悼念的战殁者是指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300万日本军人，不包括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而牺牲的3000万以上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人。这种典型的“内向型”追悼理念由吉田政府始，并被后来的历代内阁所继承。
直到1994年8月15日，社会党总裁村山富市组阁，才把亚太国家、地区的战殁者包括在被追悼的对象之列，表示:
那场战争，给亚洲及世界的许多人们带来了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悲惨的牺牲，对他们的苦难和悲痛致以深深的怀念和深刻的反省，并谨此表示哀悼之意。
最高法院院长田中耕太郎在致辞中称，战殁者是:
在国家危难之际尽到忠诚国民的义务，为了祖国而献出生命。这种牺牲符合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是最高的德行。
参议院议长佐藤尚武也美化战殁者是:
为了东洋和平，勇敢赴难的忠诚之士。
吉田内阁的领导人对战殁者的评价成为后来各界内阁效仿的“模式”，直接影响到日本官方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认识，直到今天，这种认识观仍有广泛的市场。
不承认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依然坚持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由大本营颁布的“包括中国事变称作大东亚战争”的旧说，把侵略战争限定在1937年“七七事变”。此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把追悼的范围限定在“中国事变”以来，1963年5月14日，在有天皇和皇后参加的式典上，池田内阁还明文规定:
本式典的战殁者的范围，包括中国事变以来战殁的军人、军属、准军属以及在外地死于非命和内地的战灾死战者。
以后的其他内阁或者同池田内阁一样明文规定式典范围；或者用“先前那场大战”等模糊词句来表示，就是不肯明确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
吉田等人在这里继续使用战争期间蔑视中国的称谓，反映了他们仇华反共和轻蔑亚洲的心理。
直到中日恢复邦交前，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几乎一直把蔑视中国的称谓挂在嘴上。
3、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
旧皇国史观沉渣泛起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1945年12月15日，盟总鉴于靖国神社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和其军国主义的性质，颁布了“神道指令”，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明令日本政府(国家)必须同靖国神社断绝“特殊关系”:
宗教同国家分离，防止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所有的宗教、信仰、信条在同一机会下接受保护，严格置于同样法律的基础上。
但是，战后日本内阁的成员从来没有顿住迈向靖国神社的脚步。东久迩组阁的当年(1945)，就参拜了靖国神社。接任的币原喜重郎在任期间参拜了两次。吉田茂在任期间参拜了5次。岸信介参拜了两次。
第一位在8月15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是三木武夫，于1975年8月15日以“私人”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福田纠夫是第一位声称以“私人”名义，却在参拜簿上明确记入“内阁总理大臣福田纠夫”字样而前往参拜的首相(1978年)；中曾根康弘则是战后既在8月15日这天，又公然以“总理大臣”名义“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人(1985年8月15日)。
与此同时，昭和天皇也不甘“寂寞”，从战后到1976年先后8次迈进靖国神社，分别是1945年11月20日，1952年10月16日，1954年10月19日，1957年4月23日，1959年4月8日，1965年10月19日，1969年10月20日，1975年11月21日。
1978年10月17日，有关当局偷偷将东条英机等7名被处决的战犯，连同在狱中死亡的梅津美治郎等5人、未审判时死亡的松冈洋右等两人，总计14名战犯秘密移到靖国神社内供奉。
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悼念“亡灵”，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恢复日本的“传统文化”，继承和维护日本的“皇国体制”。
所以，从1950年开始，朝野各界要求恢复日本战争期间“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而内阁和国会成员则首当其冲，站在最前沿。
1950年3月23日，一部分国会议员组成了“战死战灾死遗族议员联盟”，参加议员51人。1951年2月14日，参议院部分议员又单独成立了“参议院遗族议员联盟”。
1952年11月27日，众议院也成立了“众议院遗族议员联盟”。这些议员组织同民间的“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即后来的“日本遗族会”)一唱一和，掀起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提出一纸“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向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国会予以通过。但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下，这一法案连续5次被国会否决，成为“废案”。
3、招魂的补助
战争期间，为了给侵略战争的炮灰鼓劲打气，日本政府对死伤军人及其遗族给予远远超过普通市民因战争死伤的“恩给”、“援护”、“补助”等待遇。1945年11月，盟总认为“恩给”制度是:
希图永续世袭军人阶级的手段，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最大的源泉，而带来当今悲惨困境的最大责任者是军国主义者，必须废除极特权待遇的制度，日本政府应制定公正的、为了所有善良市民的社会保障计划。
所以，盟总于1946年2月下发了《关于“恩给”法特例的件》，规定除重伤病者给予一定的补贴外，废除一切军人“恩给”制度。然而，就在旧金山条约刚刚签字后的1951年10月，日本政府的阁议就通过了《关于处理战伤病者与战没者遗族以及设立协议会的件》，正式地将恢复战争时期的军人“恩给”制度摆上了日程，并在1952年的国家预算中列入了战死者遗族和战伤者的“年金”(类似退休金)预算。
1952年3月，国会通过了《战殁者遗族及战伤者援护法》，这以后，日本政府又相继恢复或制定了《军人恩给法》(1953年8月恢复)，《未归还者留守家族等援护法》(1953年8月)，《关于旧军人等遗族恩给特例的法律》(1956年12月)，《归还者给付金支付法》(1957年5月)，《未归还者特别措施法》(1959年3月)等。进入60年代后，又相继颁发了《对战殁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付法》(1963年3月)，《战伤病者特别援护法》(1963年8月)，《对战殁者遗族特别吊慰金支付法》(1965年6月)，《对战伤病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付法》(1966年7月)，《对战殁者父母特别给付金支付法》(1967年6月)以及《关于归还者特别交付金支付法》(1968年8月)等十几项援护法令。
从本质上言，上述各项援护法律是战后日本政府维护旧体制法典的具体体现。
日本政府统计的300万阵亡者中，不包括在海外或日本内地因战争而死伤的普通民众，所以，这些死伤者及其遗族就得不到国家的补偿或援护。如在冲绳战中死亡的9万多民众中，除一部分参加了战斗或从事后援的人员外，有38754人因不符合各援护法规定的范畴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东京遭受空袭时死伤的数十万普通民众也不在补偿之内。
在战争期间，因为军事力的不足，日本当局曾征用了449524名台湾和朝鲜出身的青年填充日本军队，其中台湾出身的“帝国军人”207183人，其中战死者30306人；朝鲜出身者242341人，战死22182人。另外，在被征用的人员中，还有一部分在战争期间为虎作伥、在战后被定为BC级战犯受到处罚的人员。
可是，日本政府在颁布各项援护法时，明确规定有“国籍条款”，即战后持有“日本国籍”之人才能作为补助对象。这样，就把台湾和朝鲜出身的战死伤者及其遗族排除在外，拒绝依据上述法令予以援护。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尽管日本官方对殖民地人民抱有歧视，但在法律效应上，台湾、朝鲜出身的人都被视为“大日本帝国的臣”，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服兵役义务，他们的死伤同日本军人没有什么区别。
日本政府却以“国籍”为由拒绝支付补助金，其不公平性和歧视殖民地人民的心理显而易见。
更无理的是，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先后强掳了70余万朝鲜人和5万以上的中国人到日本各艰苦地区从事繁重的苦役，这些人受尽折磨，九死一生，还有相当数量之人把尸骨丢在日本列岛。然而，他们及其遗族在战后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补偿。相反，那些在战争期间奴役中朝劳工的日本企业，却在战后以各种“损失”为由得到日本政府的补偿。有资料证实，仅日本的土木建筑业就获得了4600万日元的政府补偿。
即使同样的日本军人，根据战争时期的不同级别，得到的待遇也不同，而且，被处决的战犯遗属也在“恩给”之列。
A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遗族每年至少可以获得300万日元以上的补助金，而普通士兵如揭露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东史朗不过年获72万日元的补贴，其差距之大显而易见。再看日本政府对外赔偿的数额，其差距更是令人咂舌。
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政府计向国内的“援护对象”发放补助金达40兆亿日元之多，而日本政府在战后对被侵略和蹂躏国家的赔偿总数(包括无偿经济援助)不过1兆亿日元。这样悬殊的数字正说明了日本当局战争责任意识的淡漠和“内外有别”、“官民有别”的价值取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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