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春的一个清晨，青州高柳镇段村的街口飘着薄雾。八十四岁的王效禹铺开毛边纸，写下“霜刃未曾试”五字。旁边一位村民忍不住问：“王书记，当年冲出去时心里怕不怕？”老人抬头笑答：“怕，但还得冲。”话音很轻，却像钉子一样落在地上。
往回推38年，1945年5月21日，农历四月初十，陈户店大集。雨线斜飘，集市上人声鼎沸，谁也没料到五千名日伪军正沿四条路扑来。此刻山东敌后根据地大势已定，县里接连召开庆祝会，队伍集中休整，自觉离胜利只差一步。乐观气氛掩盖了潜伏特务递出的情报。
拂晓枪声把集镇惊醒。独立营二三连最先顶上，由于误判为小股袭扰，火力准备不足，很快被压回冯吴、高家一带。西北蒲台、正北利津、东面广饶方向的日伪兵如铁钳合拢，包围圈直径不到三公里。
指挥权落在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王效禹手里。当时他三十四岁，身高一米八，声音洪亮。简短动员后，他把残部分成三股突围。副营长李超夫向西北闯，两公里外遭骑兵围断；协理员王竹川向南，激战中负重伤殉国；王效禹亲率主体沿东北方向东寨村突击。
东寨道路被数百名赶集群众堵得水泄不通，枪声、雨声、哭喊声搅成一锅粥。王效禹一面组织士兵开路，一面指挥民众疏散。日伪步机炮火点点逼近，烟尘中连长王新华、指导员孟庆龙等先后倒下。三次刺刀肉搏后，千人队伍仅剩八十余人。
天色暗下去又亮起来，外围封锁仍在收缩。王效禹审视地形，决定从淤沟密林中迂回。他低声吼一句：“谁掉队谁给弟兄添乱，咬牙！”余下的战士拔腿狂奔。黄昏时分，他们终于翻出合围线，清点人数，干部战士共36人，人人血迹斑斑，却无人再喊疼。
陈户战后，我方伤亡数百，民众被掠百余，牲畜物资损失难以统计。那年秋，乡亲们依靠残砖断瓦和手中微薄口粮凑出银元，盖起了高四米的土台，再立十五米五层八角塔，塔额刻“纪念烈士”五字。碑文里，突围三路的名字与牺牲者并排镌刻。
抗战结束，王效禹随部改编，先后任清河军区独立团政委、渤海纵队政治部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调山东省检察院副院长，正厅级。1957年反右风浪，他因为“组织观点偏激”被划右派，降为某机械厂副厂长。下车间的第一天，他提起旧伤，仍坚持跟工人一起扛钢锭。
1966年局势翻转。熟悉地情、口碑尚在的他被推到前台，几个月内连跨数级，出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又兼济南军区、省军区第一政委，名义上等于正部。有人私下感叹：“老王这是搭火箭。”王效禹却对身边人说：“风急浪高，别眨眼。”果不其然，1971年风向突变，他被撤职、开除党籍，下放沾化徒骇河农场监督劳动。
农场的院落只有一扇吱呀作响的铁门。院内杂草没膝，几架旧收割机歪在角落。他和老伴刘崇玉一人一间小屋，中间隔着一排麦秸垛。清晨打太极，午后种菜，夜里对着煤油灯练字。来串门的年轻人好奇地问：“老同志，现在算苦吗？”他淡淡一句：“能写字就不苦。”
1978年后，原处分被撤销，党籍恢复。组织安排他回青州休养，给了三间瓦房。墙上挂着战争年代的黑白照片，桌案上是铺开的绵纸。他常对来访子弟兵说：“身上若没一门手艺，翻船时就抓不住木板。”那是他在农场悟出的活法。
进入八十年代末，他几乎每天挥毫，抄写毛主席词、杜甫诗，也写“清慎勤”“忠诚无畏”。遇到熟人求字，只要纸墨带来，总会落款一幅，从不收礼。偶尔忆及陈户突围，他会停笔，指尖轻敲桌面，嘴里低念：“三十六人，命悬一线。”
1993年深冬，他向当地民政部门递交申请，愿去烈士陵园做讲解员。“想陪他们说说话。”批复迟迟没有回音，他也不再追问，继续在自家小院与鸟雀相对。1995年1月16日清晨，王效禹因病在老屋辞世，享年84岁。街坊抬棺经过镇口，雾气稀薄，石阶上仍残留当年他写下的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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