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文献发掘与文学研究的互济并行会议纪要|书志学|小说史|文学研究|文献

2026年4月18日下午两点，第二届古代小说圆桌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5049会议室举行。

论坛海报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古代小说文献发掘与文学研究的互济并行”，旨在交流对古代小说研究中如何积极处理文献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思考，而不片面强调各自的重要性或目的性。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小龙老师主持，并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潘建国老师、李鹏飞老师担任与谈人。来自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的二十余名学者以及三十余名北京高校的在读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论坛。

一、主题发言

会议的第一个环节是主题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周健强老师，发言的题目是《小说文献的考玩、考证与考古——近代日本书志学的学术史脉络》。

周健强老师

周健强老师从小说文献的考玩、考证与考古三个角度梳理了近代日本小说书志史中的学术脉络，讨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流传过程及其催生的学术演变。

在日本江户时期，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传入日本有两种传播方式。

一是江户初期以德川家康为中心的明刻本小说藏书体系，演变为后世的三大藏书机构：内阁文库、蓬左文库、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这些小说文献版本价值很高，但因深锁幕藩官藏，民间流传不广，对当时日本的传播影响较小。

二是江户中后期通过商船舶载传入，在民间流通的清刊本小说，这些文献的版本价值虽然相对偏低，但在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成了日本前现代时期最成熟的小说形式“读本”的产生。

周健强老师认为，近代日本的书志学与上述两种传播途径存在复杂的对话互动，这也是本次议题讨论的主体思路。

为读懂这些白话小说，当时的日本出现了《小说字汇》等工具书。由于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极少并现，学者们对白话小说的研究关注点最初在于中国风俗，如伊藤东涯著有《名物六帖》《盍簪录》等随笔。

《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播》

周健强老师将这一阶段称为“考玩”，意指带有鉴赏性质的风物考察，尚非严格学术考证。

随着近代学术的转型，小说研究在日本汉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现象的标志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大量编纂的文学史之中都提到了小说。

1926年盐谷温在内阁文库发现“三言”并发表专文，开启了从版本源流切入的“考证”研究范式，学者们开始大规模搜访明版小说。传统上用于经学研究的书志学方法被引入白话小说领域，形成了从松崎慊堂、盐谷宕阴、盐谷温到长泽规矩也的传承链条。

长泽规矩也撰写《日本书志学史》并与川濑一马创办《书志学》杂志，使小说书志学式的研究形成规模，包含发掘存世文献、考证稀见版本与故事源流、编纂小说目录三个层面。

周健强老师指出，让日本书志学研究产生较大变化的学者应该是石崎又造。当时中日学界普遍认为白话小说具备文献价值，但艺术成就却不足，而石崎又造受到青木正儿、冈岛冠山等学者的影响，不再局限于版本考证，而是从白话语言角度切入，思考中国白话小说究竟为日本文学带来了什么。

周健强老师

由此，周健强老师重新审视了白话小说的成就：一是很早实现了言文一致，白话文学出现较早；二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较为成熟，白话小说的章回体已经实现了内部结构的连贯性；三是中国白话小说已经注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特质均已与现代小说接轨。

周健强老师最后将方法论提升至“小说的知识考古”层面。这一思路意味着不再止步于文献是什么、文学怎么写，而是追问文献与文学在何种物质条件、观念环境中生成，又与这一环境发生了怎样的互动。

总而言之，“考玩—考证—考古”的递进脉络，呈现了近代日本书志学如何逐步深入，不仅发掘了存世文献，更在跨文化视野中照亮了中国白话小说的文学价值。

第二位发言者是福建师范大学邓雷老师，发言题目是《版本如何重塑审美——古代小说文本叠变的内在逻辑》。

邓雷老师

邓雷老师以《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文字改易为中心，深入考察了明代章回小说从通俗化到文人化的演变脉络，并借此探讨了小说文本叠变所折射的审美取向与社会文化背景。

邓雷老师首先指出，简单以时代先后或小说类型来判断诗词多寡的规律并不可靠。不同小说的诗词插入频率差异极大，例如神魔小说内部也存在《东度记》诗词密集而《开辟衍绎通俗志传》诗词稀少的情况，《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诗词数量更是差异巨大。

为了排除干扰因素，使研究更具独立性、可靠性，邓雷老师选择以《水浒传》这一拥有多种版本且诗词差异显著的作品为切入口，通过对比简本与繁本的异文，追寻小说演变与文本改易之间的内在关联。

简本《水浒传》的诗词改易特征概括为通俗化与世俗化。建阳书坊在删节小说正文时并非专门针对诗词，而是整体删减，但留存下来的诗词经过了有意识的通俗化改造。

例如容与堂本开篇引首诗所蕴含的历史沧桑感，在评林本和刘兴我本中被替换为忠义说教意味浓厚的诗句；正文中不少诗句的字词改动也更趋直白浅近。

这种通俗化审美与建阳书坊以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民众为目标读者密切相关，建阳刊刻的其他小说如《天妃娘妈传》中的打油诗、余象斗评点中的大白话诗均可佐证此点。不过，建阳内部也受到文人化倾向的影响，后出的刘兴我本在诗词文雅程度上便高于较早的评林本。

《〈水浒传〉版本研究》，邓雷著，中华书局2024年1月版。

繁本《水浒传》则呈现出清晰的诗词文人化轨迹。从容与堂本到三大寇本，诗词数量由842首骤减至453首，大量引首诗和重复性诗赞被删除，另有部分诗词经过改易、移置或两者兼施。这些改动使诗词与叙事结合得更为紧密，避免了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套语习气。

随后的大涤余人序本又在三大寇本基础上增补诗词至564首，其改易方向更加文雅精致。从三大寇本的删诗到大涤余人序本的增诗，反映出明代文人群体内部对待小说诗词也存在两种分歧观点，一种观点更重视阅读的连贯性，一种观点更重视诗词的点缀功能。

金批本《水浒传》将诗词文人化推向了极致。七十一回仅存四十首诗词，平均每回不足一首，且保留下来的绝大多数与情节紧密相关，或符合人物身份与情境。金圣叹还将部分诗词有意改为散体，进一步弱化了韵文在小说中的独立地位。

受其影响，《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在清代的经典化版本均对诗词做了大量删减。

然而邓雷指出，清代章回小说并未沿着金圣叹开辟的散文化道路彻底走向诗词消亡，多数作品依旧夹杂不少诗词。诗词真正的全面消退，要待到“小说界革命”之后新小说兴起、章回体体制被整体改造之时。

《建阳刊刻小说叙录》，涂秀虹、邓雷、胡小梅著，附件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版。

除诗词外，邓雷老师还简要论及简本与繁本在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倾向等方面的文本叠变。简本中节妇思想的掺入、对残忍情节的弱化处理，繁本对阎婆惜事件和扈三娘婚事的移置增补，均体现了不同编者基于自身立场对文本的主动重构。

总结而言，同一小说不同版本间的细微文字差异，往往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或编者个体的审美偏好。围绕这一方向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值得深入挖掘的空间。

第三位发言者是中央民族大学刘紫云老师。发言题目是《文体视角下文献与文学的互通共融——以晚明通俗文本与小说生成为例》，认为如何理解“文献”构成文学研究的前提，对“文献”和“文学”的理解可以重塑文学研究的视角、对象。发言分为三部分。

刘紫云老师

第一部分反思文献与文学的关系。

传统的文献学以“作者-文本”为中心，假定原作者与初始定本存在，围绕所谓“文学文本”展开外围文献的研究，以梳理历时性流变脉络、建构文本的历史序列为主要研究范式，但通俗小说文本的流动性导致传统文献学的预设失效。

受潘建国老师2012年发表的《白话小说对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文体渗透——以若干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刊行与删改为例》一文以及2021年在北大文研院论坛“流动的文本：俗文学文献学漫谈”上发言的启发，刘老师提出“共时文本群”这一概念，以补充传统范式“历时文本流”之不足，即关注共时生态中不同文类、文体的互动。

刘老师进一步将晚明商业出版比作生态系统，引申出文本生态系统、文本生态位、文本/文体适应性等一系列概念。除文本外，书坊、读者、阅读习惯也共同塑造这一生态。

第二部分聚焦《金瓶梅词话》与晚明通俗出版的个案，引入“通俗文本”的概念，指称与小说共享同一生产、传播、消费生态的非经典性的文本，探讨它们通过互文、嵌入、仿拟等方式与小说发生的深度文体互动。

《摹物不倦：物象与明清小说日常叙事的展开》，刘紫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金瓶梅词话》作为一部富于代表性的晚明小说，杂糅了诸如时曲、笑话、灯谜、酒令、善书、宝卷、日用类书等诸多通俗文本。

对这种文体杂糅性的探讨，学界形成了三种主要学术范式：以冯沅君先生、韩南先生为代表的第一种范式系统勾稽小说素材来源，关注“用了什么材料”的问题；以黄霖先生为代表的第二种范式，提出“镶嵌”的概念，研究重心转向“怎么用”的问题；以商伟先生为代表的第三种范式，关注小说文本与商业印刷文化场域的交互关系与转化机制，回答“何以可能”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还原到晚明商业出版的语境，对应生态位的类比或可得到进一步启发，小说只是晚明通俗出版生态中的一支，虽是边界相对清晰、占据主要生态位者，却也与其他文本融通共生，构成多种互动。

以笑话、时曲为例，在晚明出版生态中，这两种通俗文本相对独立但又共生共利（可以单刊也可以合刊），由于其容易获得、可塑性强、文体功能互补性而被“挪至”小说中，而“生态位”即存在方式、功能定位、受众体验、价值来源亦随之调整。

刘老师以第五十二回应伯爵“解曲”为例，论证笑话与时曲移入小说共同情境后的相互渗透与消解。

第三部分回到“文献”“文学”“小说观”的议题。

刘老师指出传统的文学观注重辨体，但一些预设对于小说的适应性或可商榷，小说作者、编定者未必有统一的小说文体观，他们对小说文本的调整或基于当时阅读生态中与其他文本的互动，因此，对小说文体观的考量要放到当时的共时生态中。

《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

最后，刘老师指出，文献与文学并非二元对立，取决于学者用何种小说观打量小说文献。尤其是晚明商业出版生态中的小说，其文体形态是在与其它通俗文本的融通中达成的文体实践。

对小说文体的动态理解，将会帮助我们“看到”并“发掘”更多在既有小说文献范畴之外的“新”文献，并反哺小说文学研究。因此，文学与文献的关系可以是双向循环、动态互构、互济并行的。

二、与谈环节

在与谈环节，北京大学潘建国老师首先指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天然带有文献文本融合的属性。自20世纪以来，小说研究很长时间内相对偏重文献，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学科文献基础已大致形成，且比较稳固。对于如何继续开掘、达成小说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的并济互动，潘老师提出以下三方面的路径。

潘建国老师

第一，发现新文献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发现此前未见的作品，尽管成建制、成体系地发现新文献已不可能，但伴随图书馆的电子化程度提高、海外调查的条件也比以前更好，今日学者能看到的书籍数量比前辈更多，也更方便，搜集发掘新作品，仍存有一定空间。

搜访新文献的第二个意义，是发现此前未知的版本甚至版次文献，譬如找到某种更完足的版本、带批点的版本、此前未发现的处于衍变节点的版本等，这是文献研究精细化、深入化的表征。

此外，近年来书籍史阅读史研究颇为兴盛，它所倡导的“众书平等”“众本平等”观念，也给新发现的普通版本文献，带来了出版史、阅读史、社会文化史的学术价值，这无疑也拓展了小说文献研究的空间。

第二，什么样的研究理念可能会决定看到哪些文献，或者说，学术文献是学术观念筛选的结果。

刚才周健强老师的发言指出，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对中国小说的兴趣偏重民俗语料层面，因此，他们在意的是小说的通行文本，而不是版本。

明治以降，日本中国小说研究中“史”的概念较为凸显，需要去寻找源头文献和节点文献，因此，小说版本、小说善本访查，成为学者的新任务，这种学术价值观后来也流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引发小说新文献在东亚范围内的大发现。

《妮古录：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又如，刘紫云老师的报告，提出古代小说存在一个共生文本群，认为小说的产生有非经典文类伴生、多元文化聚合的特性，这一学术新视角，可以引导打开一些之前可能未关注的“周边”文献，小说文献的边界也因此得以扩大。

我还想特别指出，刚才邓雷老师在报告中，借助《水浒传》版本汇校，梳理了文本诗词韵文的增删改动过程，这给到我们一个启发，就是版本文献研究，可以和小说文本研究实现有效结合，也就是利用版本校勘，获取大量文本异文，再利用异文分析，来推进小说文本修订研究，有些异文可能和作者有关，有些与评点者有关，有些则与书坊编辑有关，异文之中，既有技术性客观性异文，也有涉及小说文本语言或叙事艺术的主观性异文。这一研究论题，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本次论坛的主题，就是小说文献和文本研究的“共济”。

第三，当然，我们似乎也不必为自己能否实现文献文本的“共济”，而感到纠结焦虑，学术研究是个体性私人化很强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以做纯文献研究，也可以做纯文本研究，不妨根据自己的秉性、旨趣、机缘，找到自己舒服的切入点和方向感，而不必强求“共济”。

《古代小说版本探考》，潘建国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版。

比较而言，如何在快乐的状态下，将自己的研究推进到自己能够抵达的学术“顶峰”，这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真正做好了自己的研究，无论它是文献研究，还是文本研究，那么，小说研究的整个学术生态，就是蓬勃向上、多姿多彩的，这也就实现了一种更高层面的“并行共济”。

北京大学李鹏飞老师首先指出文学、文献研究是并行不悖的。在古代小说的研究史上，前辈学者根据性情之所近，做出了出色的成果，融通两类研究者大有人在。

李鹏飞老师

胡适、孙楷第、郑振铎、蒋瑞藻等早期一辈学者，受传统学术风气的影响，进行大量文献发掘整理研究，同时也有文学方面的研究；王国维先生是文献研究的大师，而《红楼梦评论》则是纯文学、纯文本、思想性的研究；俞平伯先生在诗歌方面的很多是纯文本的研究，而《红楼梦》方面则既有大量版本的研究，也有艺术、思想的研究，讨论《红楼梦》对前代各种文学形式的借鉴等。总之，前代学者不为文献、文学研究的差别所限，从问题入手选择适当的方法。

今天的学者出于种种现实因素的考量，倾向于考据、文献研究。

李老师认为，在面对现实的前提下，学者还应根据自己的兴趣、擅长的方面选择自己的方法、领域。

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是难以截然区分的：真正好的文本研究是建立在可靠的文献研究基础上，研究过程中遇到文献问题，或自己动手搜寻，或利用已有的研究，而前人已有研究也需要自己的鉴别判断，所以文献功夫是研究者需要掌握的。

文献研究最好能引导到重大问题的解决，不一定是文学、艺术、美学问题，可能还是版本、历史、小说史的问题。针对邓雷的研究，李老师提出自己对于《水浒传》如何成书、写定年代问题的兴趣，期待邓雷在马幼垣先生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版本内部进行更加深入、细密的研究，除发现新的版本外，同时已经发现的版本或也有一些此前未关注到的版本信息，有进一步发掘、探讨的空间。

《长安回望：汉唐文言小说考论》，李鹏飞著，文津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最后，李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经历：年少时喜欢阅读公案小说、西方侦探小说，而考据研究满足了自己的爱好，硕士学位论文即进行了一些考据研究，博士论文转向文本研究，后来又重新关注考据研究。指出文学、文献研究没有绝对的畛域，个人希望的结合文学、文献的研究，是在小说史上真正重要的、根本性的、疑难的问题引导下进行的，针对具体问题，选取适当的研究策略。

三、自由讨论

论坛的第三个环节是自由讨论，围绕文学研究与文献研究的互动关系、小说文体的边界与研究方法等议题，十位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交流。

北京大学刘勇强老师首先回应了三位发言人的报告，认为“文献是根本、文学是目的”的理念虽已成为共识，仍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二者能否共济并行。

刘勇强老师

他提出应树立“大文献意识”，这包含两个维度：

其一，不必一味地推崇稀见、冷僻文献，常见资料是文献的大宗，承载了绝大多数的小说史信息；其二，近二三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向宗教、绘画、出版、医药等领域的拓展，本身就要求以更宽阔的视野看待小说文献。

刘勇强老师举出三篇颇具启发的文章加以说明：李小龙老师《“义激猴王”的校勘、义理与小说史语境》，对《西游记》“义激猴王”回目内容进行文献学的校勘研究，广泛运用了此前不受重视的图题等材料，最终回到文学角度判断“义识”更为可取，堪称文献与文学共济研究的典范；潘建国老师《白话小说对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文体渗透——以若干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刊行与删改为例》，依托文献的深度考察，用文献研究打开了文体研究的相关思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叶楚炎老师《论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分回》对传统的常见文献重新梳理，区分主要、次要及复合标志物，这一研究的阐释价值不亚于新文献的发现，这也启示着我们，对传统文献的阐释仍然有更多的研究空间。

在此基础上，刘勇强老师进一步指出，文献的价值和文学的阐释均有限度，阐释不可超出文本客观存在而过度发挥。文献发掘与文学研究都是实践性的，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需在实践中解决，对实践困惑的自觉反思有利于形成学术自觉。

中央民族大学叶楚炎老师指出，小说周边的文献也是属于小说文献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这些文献也与古代小说的文体演变息息相关。

叶楚炎老师

例如“话本小说”这一文体就是在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渐趋定型的，《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话本小说颇为驳杂，既有文言小说套用话本外壳的作品、也不乏来自其他民间伎艺的说唱文学被收编为话本小说的实例，而此后的很多“小说”也与日用类书等存在文体界限的模糊与文体之间的交融。

因此，所有这些文献都应该被纳入话本小说文体的讨论，如果强行对小说及其周边文献分出内外主次，便会丧失平等对待文献材料的可能，因此应该适当地延展“小说文献”的概念界限。

就邓雷老师的《水浒传》韵文变易研究，叶楚炎老师认为韵文比散文更利于版本考察，且韵文数量的增减与雅俗的变动都能够折射不同时代的文体观念，而与叙事相疏离的韵文可能会具备更高的文献研究价值。

而对于《儒林外史》一类文人化的小说作品，所有相关的制艺、诗文、传纪、方志、经学著作等，其实也共同构成了小说的镜像文本或另一种可能性的小说文本，因此所有这些文献也同样需要被纳入进来，小说研究的空间在小说文献范围的延展之下或许才能取得更为深入的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井玉贵老师援引程千帆先生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之说，认为既要发掘新文献，也要不断更新我们审视常见文献的视角。

井玉贵老师

他肯定周健强老师研究日本小说学术史的优秀文献功底、邓雷老师的《水浒传》版本异文研究对考察心理描写演进的贡献，以及刘紫云老师的理论建构意识，如“共时文本群”等概念有助于开拓研究视野。

井玉贵老师还提及刘勇强老师的“小说知识学”及杨义、傅修延等学者的叙事学研究，认为理论支撑使研究既能串联材料又有趣味，最好的研究应当兼具二者。

国家图书馆李晶老师提出古典小说的外语文本和外语文献是一座富矿，值得开掘。

李晶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萌昀老师从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视角出发，认为每位历史上的读者所接触的都是具体的版本，不回到具体情境便无法更好地理解小说的生成与传播。

他提到了周健强老师所论日本人阅读中国小说的情况，指出拉开文化距离之后，日本人的阅读体验与接受结果与中国读者存在较大差距，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有趣课题。

李萌昀老师进一步以《红楼梦》王熙凤出场连珠炮式提问的版本呈现差异为例，这一提问话语在己卯本中被消解为一问一答，这段情节展现了现实主义小说不一定完全写实，是一种提炼、改编而不是完全还原，其间差异也许反映出某位读者对原写法的不解及其对阅读尴尬的消解意图。

李萌昀老师

李萌昀老师最后指出，在当今学术规范下研究者常致力于还原完美的《红楼梦》或《水浒传》，但这种理想文本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被历史读者阅读过，仍值得反思，而每一个被阅读过的版本，尽管不一定完美，但都切实地存在过，打动过阅读它的人。

广州大学杨骥老师认为三位老师的发言大致可以整理出一个脉络，即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周健强老师的发言可归类为文献搜集的研究，邓雷老师进行版本梳理，可归为文献整理的研究，刘紫云老师的发言可归入文献的阐释研究。

杨骥老师

作为戏曲研究者来审视小说研究，杨老师提出两点认识：一是纯小说的研究或因新文献的发掘越来越难而面临瓶颈，或可进行小说、戏曲的交叉研究来缓解这种局面；二是当今小说领域一些理论阐释的研究对戏曲研究或有推动作用，如纳入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研究戏曲，目前的戏曲研究也存在以相近的理论、方法介入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武迪老师首先回应了三位老师的发言，指出周健强老师的研究从中、日的古代文化、书籍的交流角度展开，而域外文献的发现可能会改变既有研究的认识；肯定了邓雷老师《〈水浒传〉版本研究》一书对复杂版本的细致梳理，同时期待此后邓雷老师能有更多的成果；近代以来《天演论》等进化观念影响下，我们往往寻找文学发展的历时脉络，但一些文学现象、意象、小说的面貌是共时性的，单纯从进化、演进的角度难以讨论清楚，需要从共时性的角度讨论同一时间段的文本为什么产生不同的形态的变化，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基于各自目的对同一则材料的改编等，刘紫云老师提出的从“历史文本流”到“共时文本群”的范式，可能是我们未来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意识的变化。

武迪老师

当今小说研究面临很多困境，也有很多可以开拓的地方，需要转变视角，研究方法转变后，旧文献也可以看出有趣的问题，如话本小说的分回、口头的故事如何影响小说生成等问题。

但是，对于已经发现的文献，如何具体实现新的思路、方法的变化，或需依据章回、话本、文言小说各自的特性进一步探索。

河北师范大学元伟老师表示此次小说圆桌论坛提供了很多启发、收获，大部分内容和通俗白话小说相关，希望以后可以增加文言小说方面的汇报、研讨。

元伟老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左怡兵老师认为三位汇报的老师很好地展现出海外视野、文献积累、理论拓展，注重比较视域、社会环境，运用基础方法，探寻新的解释，可以看出师承脉络和个人兴趣。希望80后优秀的小说研究者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被看见，并提出如何在小说研究中兼顾学术的精深和学术的影响的思考。

左怡兵老师

北京师范大学李小龙老师首先认为三位学者的发表令人惊喜。邓雷老师的研究启发我们，《水浒传》或可编纂一部汇校汇订本，不是研究本，而是提供给普通读者的一种版本；周健强老师的发表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如何认识一部小说，某种意义上标识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小说研究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日本如何定义、看待我们的小说，形成了日本学术的路径之一，也可以启发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自己学术脉络；刘紫云老师具备很强的建构能力，期待尽快形成文章，给小说文献一种理论框架的支撑，或可打开新的小说研究范式——目前小说研究的问题在于研究范式，刘勇强老师发表“小说知识学”的文章后，就给予小说研究一定的力量，因此，新的范式能够推进我们研究重大成果的产生。

李小龙教授

随后，李老师回应了自由讨论环节中一些老师的发言。针对叶楚炎老师的研究关注《儒林外史》的副文本与背后庞杂的文体，指出如果将《儒林外史》比作一首诗，那么程廷祚、宁楷等人的文献可视作一种“今典”，吴敬梓朋友读到这些会别有会心，相视而笑，但时过境迁，我们已不悉这些“今典”了，现在我们打捞这些文献，就是把《儒林外史》丰富的“今典”寻找出来，为文本提供更丰富的阐释可能性。

李老师感谢刘勇强老师提出本次论坛“文献发掘与文本研究的互济并行”的题目，认为其包含两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