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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文学的黄金时代,就是四个疯子联手把小说玩儿坏的过程。

莫言、余华、残雪、苏童。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听话。

80年代,大家都在写“伤痕文学”,哭哭啼啼控诉那个年代。这四个人偏不。他们说,小说的任务不是翻案,不是告状,是把语言和形式的牢笼砸碎。

先说莫言。他的先锋体现在对语言的“下药”。《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沉默的黑孩,全程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但莫言用魔幻的描写让他比任何话痨都更饱满。他把福克纳的意识和马尔克斯的魔幻拌在一起,又灌了一斤白酒,最后端出了一锅乱炖——闻着怪,吃着上瘾。

再讲余华。他更极端。早期的余华是个冷血杀手,《现实一种》里,他把暴力写得像天气预报一样平静。山峰把侄子摔死了,山岗就把山峰的儿子也杀了,然后山峰把山岗杀了,最后山岗的尸体被医生解剖,每一部分都码得整整齐齐。余华用最冷静的语气写最变态的事,让你读到头皮发麻。他的先锋,是用“零度叙事”把读者的道德感一刀一刀割掉。

残雪是最疯的那个。她的《山上的小屋》我看了三遍都没看懂,但就是觉得恐怖。残雪的小说没有逻辑,没有因果,只有梦呓和幻觉。她的先锋是把现实碾碎了再重新拼贴,拼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你在里面找不到一扇能出去的門。

苏童相对温和一些,但他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同样离经叛道。他写南方、写家族、写欲望,用阴柔的笔触把一个大家族的腐烂写得像花一样盛開。苏童的先锋,是用唯美的语言写最肮脏的事。

这四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是他们不信“小说要说人话”这一套。他们觉得小说该说“人说不出来的话”——那些潜意识的、欲望的、黑暗的、狂乱的、说不出口的,才是小说的地盘。

当然,后来他们都变了。余华去写《活着》了,莫言去深耕高密东北乡了,苏童也温柔了,只有残雪还在一意孤行地疯。

但我永远怀念那个时代——四个疯子站在一起,对着整个文坛竖中指,然后开始自己的狂欢。

那种不要命的、不留退路的、不讨好的写作,后来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