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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还得从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说起。那一年,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个名叫李陵的年轻将领兵败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勃然大怒。满朝文武顺着皇帝的意思,争着数落李陵的罪状。偏偏有个叫司马迁的小小太史令,站了出来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然而,只因这几句话,就把司马迁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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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司马迁受宫刑这件事,表面的理由是“为叛徒说情”,可真相远比这复杂得多。那是一个由猜忌、贫穷和尊严交织成的悲剧,是一个人踩在时代裂缝上,一脚踏空的必然结局。

先说那件表面的小事。

天汉二年,汉武帝派他的宠妃 李夫人的哥哥 李广利去打匈奴,李陵负责押送粮草。李陵年轻气盛,不愿意给这位 靠裙带关系上来的“贰师将军”打下手,主动请缨要带五千步兵单独出征。汉武帝大概觉得小舅子需要有人分担点压力,就批准了。

结果李陵的五千人马在浚稽山遭遇了匈奴八万主力的围剿,杀敌万余,箭矢用尽,最后在离汉朝边境只剩百余里的地方被截断了退路。李陵让部下各自突围,自己留下来“欲得便,报汉”----(他想找机会 再做点事 来回报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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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最初的反应是“食不甘味,听朝不怡”。他不是暴怒,是伤心,是失望。

但朝堂上最可怕的气氛就来了:皇帝不高兴,谁敢不顺着说?所有人都开始骂李陵,恨不得把所有罪名都安在他头上。司马迁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 开了口。

据《报任安书》里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觉得满朝大臣的嘴脸太难看了。当汉武帝问他的看法时,他讲了三点:李陵这个人有“国士之风”;他以五千步兵杀敌过万,虽败犹荣;他投降可能是假意,是想留着命 再找机会 报国。司马迁实在太天真了。他以为汉武帝要的是一个理性的分析,但实际上汉武帝想要的,是所有人都跟他一起骂李陵,安抚他那颗被失望和焦虑塞满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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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错在哪儿呢?他最大的错,不是替李陵辩护,而是那句“虽败犹荣”直接戳到了一个人的痛处---那就是 贰师将军李广利。

这一仗,李广利的主力部队战绩平平,而李陵区区五千步兵却打出了赫赫威名。司马迁夸李陵,就等于在打李广利的脸。打李广利的脸,就等于在打皇帝的脸。

汉武帝勃然大怒,给司马迁定了个“诬罔”的罪名----就是你竟敢欺君罔上,败坏贰师将军的名声。这是死罪。什么国士之风,什么假意投降,在皇帝看来,都是细枝末节。真正让他动了杀心的,是有人碰了他宠妃的哥哥,碰了他作为皇帝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接下来的故事,才是最让人心寒的部分。

死罪判下来了,但汉朝有个制度,死罪可以用两种方式免除:交五十万钱赎罪,或者接受宫刑

五十万钱是什么概念?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清清楚楚:“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他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史官家庭,一个太史令的年俸加起来也不够五十万钱的零头。

平日自命清流的那些朋友,这时一个个躲得远远的,没有一个敢站出来为他奔走,更别说拿钱赎他。

司马迁看透了这世道,他有一句 刻进中国史书骨头里的痛:“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人,此刻全都沉默了。他没有被敌人的剑杀死,却被朋友们的沉默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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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交不出来,就只能受宫刑。所谓宫刑,就是割掉生殖器官,汉朝也叫“腐刑”。这种刑罚不仅是肉体的摧残,更是人格的彻底摧毁。在古人的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不用说是那个地方。一个受了宫刑的人,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是半个残缺之人。

司马迁不是没有想过一头撞死。

他在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写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他的死,在世人眼里,大概就轻如鸿毛。一个不知好歹的小官,为一个叛徒说话,最后畏罪自杀。这样的死,没有任何意义。

但他还有一件未竟的大事---《史记》还没写完。

他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我死后,你必为太史,一定要把我们这几代人收集的史料,写成一部史书。这是父亲的遗命,更是司马迁自己毕生的使命。

于是,这个男人做出了他一生中最痛苦、也最伟大的决定:接受宫刑,忍受天下所有的唾骂和轻贱,活下去。

他在蚕室里被割去了作为一个男人的根本,却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为一部震古烁今的《史记》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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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汉武帝后来气消了之后,其实是后悔的。他重新起用了司马迁,让他做中书令,这可是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是怎么说的?他说自己“为扫除之隶”,说自己“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

他一点不感激皇帝,因为中书令虽是高官,实际上近于宦官,对于士大夫来说,仍是贱役。汉武帝确实给了他一条活路,但活路是咬着牙走出来的,不是谁施舍的。汉武帝事后也许觉得自己很大度,可在司马迁心里,这道伤口从来没有愈合过。

所以,司马迁受宫刑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一颗命运的种子,被太多只手同时摁进了泥土。有汉武帝要维护外戚面子的私心,有满朝大臣落井下石的自保,有汉代法律“交钱赎罪”的不公,有知识分子清贫无钱的可悲,还有一个史官为了完成使命不惜一切代价的死磕。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在公元前一世纪那个秋天,把他推进了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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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场灾难最终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宫刑没有毁掉司马迁,恰恰相反,它锤炼了司马迁。

他在《报任安书》里写了一段千古流传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他自己,便成了这个名单上最沉痛、最滚烫的一个名字。从那以后,他写《史记》不再是为朝廷修史,为一个时代立传,而是一个被命运打入深渊的人,凭着一副残躯,和对这个世界最刻骨的理解,写下了三千年的兴亡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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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的史官有千千万万,但能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只有那个被宫刑折磨得痛不欲生、却又死死不肯松开笔杆的司马迁。一个皇帝用权力夺走了他所有体面的生路,但他用被羞辱的余生,还给了中国历史一座任何人都无法翻越的高峰。这大概就是全部真相里,最残酷也最伟大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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