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尘埃（4月26日—5月1日）
四月的最后几天，柏林的中心区域成为了最后的墓场。
苏军已经完成合围，将市中心牢牢压缩在东西不足五公里、南北约十五公里的狭窄区域之内。
最激烈的厮杀发生在国会大厦方向——这座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巨大圆顶建筑。
成为了苏军志在必得的最终象征，布尔什维克红军希望通过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将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穹顶，为这场战争画上象征性的句号。
负责守卫国会大厦的是大约一千二百余名德军：
其中有以党卫军外国志愿兵为主的战斗部队，也有海军水兵、空军地勤人员和被打散的装甲兵残部，几乎没有任何完整的建制。
这些人在这座巨型建筑内部展开了近乎狂热的最后抵抗。
国会大厦的砖石墙壁厚达两米以上，底层还加固了钢筋混凝土围墙，所有门窗都被砖头彻底封死，只留下狭小的射击孔。
苏军炮兵对这座堡垒建筑倾泻了八十九门各类火炮的直射火力，持续轰击了半个多小时。
将整个广场炸得面目全非。
战场上到处是被击毁的坦克，炸烂的火炮和飘散的档案文件残片——烧掉的档案在风中飞舞。
落在血迹斑斑的碎石上，落在死者睁开的眼睛上。
埃里希不在国会大厦里。
他和亨舍尔所在的战斗群被分割在了距离帝国总理府几个街区之外的一片废墟之中。
这里的战斗比大楼里的厮杀更加零碎，更加绝望——四五个街区的范围之内，苏军和德军犬牙交错。
往往一堵墙的一面是苏联人，另一面就是德国人。
墙壁被凿出小孔，充当了近距离开火的通道。
一场肉搏战随时会在任何一个走廊、任何一个楼梯转角爆发。
亨舍尔的腿已经发炎了，伤口边缘浮现出不正常的暗紫色。
埃里希在废墟中找到半瓶过期的磺胺粉末，给他敷了上去，但亨舍尔仍旧烧得厉害。
他的嘴唇干裂，眼窝深陷，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不说话。
埃里希守在他旁边，听着头顶传来的爆炸声和远处的呼喊。
他已经记不得自己多久没吃过一顿热饭了。
饥饿和疲劳像两块沉重的铁锭，死死压在他的骨头上。
4月30日，一则消息像幽灵一样在废墟间传开。
先是苏军的炮火骤然猛烈起来，仿佛要把整个中心区彻底翻一遍。
接着，断断续续的枪声忽然在某个时刻安静了许多，沉寂之中，几乎可以听见碎砖从高处落下的声音。
然后，一个穿着脏污军装的中尉踉踉跄跄地跑过地下室通道，低声对每一个他能遇到的士兵说道：
“元首自杀了。结束了。元首自杀了。”
埃里希站在那里，一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
他转头看向亨舍尔，亨舍尔的表情像石雕一样凝固着，看不出任何情绪。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埃里希以为他听见了也不愿意作答。
“现在，”
亨舍尔声音嘶哑地说。
“该想办法活着了。”
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他们听到了迫近的坦克轰鸣声。
苏军步兵分几路向帝国总理府方向实施压缩，炮火接连不断，破碎的木料、建筑碎料横飞在空气中。
埃里希顶着弹片跳进一个狭窄的掩体，当他抬头看时，身后只剩下硝烟和瓦砾，不见亨舍尔。
他爬过一片倒塌的墙垣，在碎石间找到了亨舍尔——不是完整的。
弹片斜斜地切进了他的喉咙。
他的眼睛还睁着，铁灰色的瞳仁望着烟尘遮蔽的天空，像是有什么话还没说完。
埃里希跪在他身旁，沉默了很长时间。
漫长到他自己都无法判断时间。
他为亨舍尔合上眼睑，从他军装内袋里找到一张照片——三个孩子，金色头发，笑得像没有战争一样。
他把照片揣进自己口袋里。
5月2日，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通过苏军战线向市内残存守军下达了投降命令。
柏林的抵抗在一夜之间崩溃。
埃里希把步枪丢进废墟深处，举起双手，缓步走向了街道另一端。
他的军装上满是泥土、血迹和硝烟的痕迹，靴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皮。
苏军士兵搜索着他的口袋，拿走了他身上仅有的几件物品：
一张褪色的全家福、一枚金属士兵牌、一只早已停摆的怀表，和那张亨舍尔三个孩子的照片。
一个翻译问他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
他一一作答，声音平静得出奇。
他没有求饶，没有争辩，也没有解释。
周围不断有俘虏走过。
有人失声痛哭，有人默然无语，还有人依然在念叨着某种早已失去意义的誓词。
埃里希只是垂着手，站在那里。
这些已经与他无关——他的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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