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鹰，那个被严重低估的帖学“守夜人”|书法|唐人|楷书|沈尹默|潘伯鹰|章士钊

【头陀评现代书家系列】

潘伯鹰（1904年-1966年），原名式、婴，号凫公、有发翁、寂娱学人，别署孤云，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学者，书法家，诗人，小说家，鉴定家。潘伯鹰早年从吴闿生习经史文辞，曾游学日本，回国后从章士钊修逻辑学，复修古文辞。1933年在上海执教，1949年后供职于上海图书馆。1949年以后，在上海创建私人书室隋经堂。1960年代，其与沈尹默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许宝驯是其入室弟子。

潘伯鹰，那个被严重低估的帖学“守夜人”

□冯华（二马头陀）

在沈尹默被骂“其俗在骨”、白蕉被誉为“三百年来寥寥数人”的那个时代，有一个人始终身处漩涡的中心，却从来不曾成为故事的男一号。同时代的人称呼他为“二王帖学的监督者”，将他和沈尹默、白蕉并称为“海派帖学三家”。但和前者的“宗师”地位、后者的“天才”光环相比，他更像是一个坐在书房角落里的人——沉默、冷峻，温润又倔强。

他就是潘伯鹰。一个被历史严重低估了的帖学大家。

如今我们谈论潘伯鹰，确实绕不过“海派帖学三家”这个著名的框定。但在拍卖市场和大众传媒的话语里，这个“三家”是严重失衡的：沈尹默、白蕉的作品频频创下百万元级高价，而潘伯鹰的最高拍卖纪录至今未突破五十万。市场给出的答案向来残酷：他的字“好看”，但不够有冲击力；他的理论“经典”，但不够刺激。可如果你真的翻开他写下的那些字，尤其是那本《中国书法简论》，你会发现，他的“不刺激”，恰恰是有意为之。冷，有时反而意味着一种更强大的热。

潘伯鹰的一生，注定和沈尹默、白蕉活在不同的坐标系里。三人同宗二王、同为帖学复兴的扛鼎之人，但他们的起点截然不同。沈尹默是“刀口舔血”过来的，是从“其俗在骨”的泥潭里一寸一寸爬出来的；白蕉是兰花影子里长出来的神仙人物，天生就不沾半点纤尘。而潘伯鹰呢？他是“学”出来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斋学者。

1904年，潘伯鹰出生于安徽安庆的书香门第，家学深厚且异常驳杂。他自幼饱读经史，在文学、书法、鉴赏、篆刻甚至小说创作上都有极深造诣。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创办“饮河诗社”，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等人都是常客，他本人是当仁不让的核心。这一脉“桐城—同光”的诗学传统，赋予了他的书法一种无法模仿的底色：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书卷气，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并非刻意学来的风神，也非规矩堆砌的修养。

如果用一句话描述他的书法师承：始于唐人，上溯魏晋，终在“二王”帖学的体系中炼成了自己的冷逸之气。

潘伯鹰的用笔极讲究“笔笔有来历”，开卷必师法古贤。他早岁从欧阳询楷书入，取其法度森严、骨体刚硬；不久发现单纯的“唐法”不够用，开始上溯“二王”，穷究《兰亭》《圣教》的笔法奥秘。他谙熟褚遂良“空灵飞动、起伏顿挫”的用笔，也折服于赵孟頫“结体遒美、规范典雅”的法度之美，但他并不满足于模仿秀雅。他的目标要更高远：将唐人法度、晋人气韵和宋人意趣熔铸于一炉，再以自己的诗人气质加以提纯。

这过程并不轰轰烈烈，但却极为精深。有一则轶事足以说明问题：沈尹默对潘伯鹰的书法曾作过一则极其简短的评语——“精能”。这不是一个随便说说的词。在沈尹默的语汇里，“精能”意味着“技术已臻完美，但尚未入‘神采’之门”。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有保留的赞美。同时它也暗示了潘伯鹰的书法困境和局限：他的字太“准”了，精准到几乎无可挑剔，但也因此少了那一点点意外之喜，少了一点点“味道”，终是显得寡淡了一些。

和沈尹默相比，潘伯鹰同样是“法”的信徒，但他没有将“法”视为教条。沈尹默主张纯化和规范，他认为学二王必须经由唐人这座桥梁，一步步拾阶而上。潘伯鹰也说“不学唐人，终难入晋”，但他更强调从唐法中提炼出那股“无法之法”的冷逸之气。他的楷书功底，公认是“三家”中较深的；他的行书，以“清冷”为基调，结构内敛，线条干净，不刻意追求沈尹默的肥美，也不刻意经营白蕉的萧散。它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泓深潭，不起波澜。

如果用白蕉的话侧面衡量：他唯一推重的同时代书家，就是潘伯鹰。在他写给潘伯鹰的诗注里，曾写下“百炼刚柔已到天”这样的句子。让一个“三百年来寥寥数人”的狂者低头称许，这本身就是一个极高的证明。

但这还不是潘伯鹰最重要的一面。他真正的历史雄心，不止在写字本身，而在建立一个足以传世的帖学理论体系。他花了半生时间写下的《中国书法简论》，正是他交给历史的答卷。

这是一本争议很大的书。在这本书里，潘伯鹰毫不客气地批评“颜真卿的字有火气”，理由很简单——不符合他心中以“二王”为极则的晋韵标准。此言一出，书坛大哗。随后他又批评柳公权的楷书“机巧太过”，同样犯了晋韵大忌。这些观点，放在今天仍然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但如果我们跳出个人好恶，从艺术思想的角度审视，会发现潘伯鹰其实在做一件极具个性的事：他在给“帖学”做减法，他在为“什么是好字”划清一条极其狭窄但又极其高贵的边界。

这是潘伯鹰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也是他最让学书者疏远的地方。在那个碑帖融合、中西碰撞、民国书法所有可能性遍地点燃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最窄的路：回到“二王”，进入“二王”，然后试图去理解“二王”。他不创造新的风格，不融合碑学的骨力，也不追求个性解放。他只是安安静静地、用一生的时间，把“二王”这条路走通、走透、走出一个可供后人循迹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伯鹰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学者。他的字，是他理论的实践；他的理论，是他字的灵魂。两者不能分开看，一分开，就全错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潘伯鹰被历史严重低估了？

一个直白的答案是：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不愿意“慢慢走”的时代。沈尹默留下了“法”，你可以照着他的模子练；白蕉留下了“神”，你可以看着他的字感叹；潘伯鹰呢？他留下的是“路”——一条从唐法走到晋韵、从规矩走到自由、从热走到冷的路。这条路没有终点，没有标志性建筑，没有值得拍照打卡的风景。你必须自己走一遍，才能看见它的美。而大多数人，不愿意走。

文革的巨轮碾过来时，沈尹默挨斗，白蕉惨死，潘伯鹰也未能幸免。一个饱读诗书的世家子弟，一个在重庆防空洞口都不忘写字的书斋学者，突然被指为“反动文人”，整日游街、抄家、批斗。1966年，他在忧愤交加中离世，享年六十二岁。同年，白蕉正遭受非人迫害；五年后，沈尹默含冤离世。海派帖学三家的灯火，在同一场风暴中次第熄灭。

公允地说，潘伯鹰书法的美学高度，确实难以企及沈尹默的博雅纯熟，也难以比肩白蕉的飘逸孤高。但在帖学理论的系统性建构和冷逸之意境的开拓上，他提供的价值和启示却不容小觑——他的冷逸和清刚，在今天这个喧嚣的书坛反而成为极为稀缺的美学资源。他不是站在你面前耀眼的火堆，他是压在《中国书法简论》书页间的那块石碑，平日冰冷缄默，唯有在你真正迷失方向时，才会发现它可以作为唯一可靠的坐标。

如今，我们怀念沈尹默，因为他凭一己之力复兴了整个帖学的江山。我们怀念白蕉，因为他用天赋证明了帖学的灵魂从未死去。

那我们怀念潘伯鹰什么？

怀念他，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最不引人注目的路。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往外走、去博采、去融合、去创造的时代，只有他一个人往回走，走进“二王”的深处，走进法的尽头。他不创造新的风格，因为他相信旧的风格里还有未被穷尽的东西；他不追求个性解放，因为他认为法度本身就是最高的个性。

这需要比做加法更大的勇气。做加法的人，有满世界的材料可以取用；做减法的人，只能面对自己，一刀一刀地削去那些多余的、讨巧的、可以被喝彩的部分，直到只剩下最纯粹的骨架。潘伯鹰的字寡淡吗？是的，寡淡如清水。但你要知道，只有干净到极致的水，才能照见一个人的全部面孔。

他不是天才，没有留下一眼惊艳的传奇；他不是宗师，没有开出桃李满天下的门派。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不过是一本薄薄的《中国书法简论》，和一条最窄、最难、最不好走的路。这条路至今仍然在静静地等待着愿意慢慢走的人。

这就够了。历史从来不会亏待那些在喧嚣中保持沉默的人。当烈火烹油的时代冷却下来，当那些曾经博人眼球的创造被时间冲刷褪色，人们回过头来，会发现那个坐在书房角落里的沉默者，一直守着一盏孤灯。灯下有墨，墨痕犹温。

他以一个人的冷，守住了一个传统的体温。这种冷，或许，比所有的热都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