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
论汉代本土出家合法化实践
东汉时期，朝廷颁布严苛律法，明确禁止汉人出家为僧，佛教作为外来信仰陷入生存与传播的双重困境。严佛调作为文献可考的首位汉人出家者，其所撰《沙弥十慧章句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汉人佛教自撰文献，亦是早期佛教本土化与汉人出家合法化探索的核心文本。本文以《沙弥十慧章句序》全文释读为基础，逐句剖析序文核心意涵与思想内核，结合东汉“禁汉人出家”的律法语境、社会伦理环境，系统梳理严佛调以儒道格义融通佛法、依附儒家伦理、低调潜行弘法、规避律法风险的合法化实践路径，揭示其在王权礼法与外来信仰的夹缝中，以委曲求全、文化调适的方式，为汉人出家破冰、推动佛教落地中原的历史意义。同时对比同期本土道教军事抗争式突围路径，凸显汉代外来佛教信仰调适模式的独特性，明晰《沙弥十慧章句序》在中国佛教史、宗教合法化进程中的奠基价值。
一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原，初入时期仅在西域胡人之间流传，并未深入汉人社会。东汉王朝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统治思想，秉持“华夷之辨”的文化立场，同时为维护户籍赋税、宗法孝道秩序，以律法形式明确划定信仰红线：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这一禁令贯穿东汉一朝，曹魏、西晋亦沿袭此制，汉人剃度出家、建立僧团成为触犯国法、违背伦理的违禁行为，早期汉地佛教发展始终处于律法压制与文化排斥的双重夹缝之中。
在严苛的制度与文化困境下，严佛调于东汉灵帝时期，在佛教传播重地徐州下邳，突破禁令完成出家修行，并与安息居士安玄共译佛经，撰成《沙弥十慧章句》并自作序文，成为汉人出家与本土佛教撰述的开创性人物。《沙弥十慧章句序》全篇不过二百余字，却完整承载了早期汉人佛教徒的信仰困境、弘法理念与生存智慧，是研究汉代汉人出家合法化、佛教本土化最原始、最直接的文献资料。
学界既往研究多聚焦严佛调的译经贡献、《沙弥十慧章句序》文献价值与佛教本土化开端意义，却鲜有研究立足序文全文释读，深度挖掘文本背后，严佛调在“禁出家令”下推动汉人出家合法化的具体实践与策略逻辑。基于此，本文以《沙弥十慧章句序》文本为核心，结合汉代律法、社会伦理与宗教生态，系统阐释序文内涵，全面梳理严佛调的合法化探索路径，还原汉代汉人出家合法化的艰难历程，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关于严佛调与《沙弥十慧章句序》的研究，学界已积累一定成果。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考证严佛调为“汉人出家之第一人”，明确其在汉魏佛教史上的开创地位，梳理《沙弥十慧章句序》的文献传承脉络，指出其为中国佛教撰述之滥觞。僧祐《出三藏记集》收录《沙弥十慧章句序》全文，保留了这一珍贵文献的原始面貌，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核心文本依据。
在文献释读方面，后世学者多对序文进行白话翻译与表层释义，梳理其佛法传承脉络、著述缘起与核心宗旨；在本土化研究层面，学界普遍认可严佛调以儒道思想诠释佛教义理，开启佛教格义先河，推动佛教融入中原文化。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文献考据法、历史分析法为核心研究方法。首先，对《沙弥十慧章句序》进行全文校勘、逐句释义，完整还原文本核心内涵；其次，结合东汉律法条文、儒家伦理规范，剖析严佛调所处的信仰困境；再次，从序文文本出发，提炼严佛调推动汉人出家合法化的实践策略；最后，对比同期道教信仰突围路径，总结汉代佛教合法化实践的历史特质与意义。
二
《沙弥十慧章句序》全文校释与核心意涵
2.1 序文全文校定
本文以《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所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为底本，参校历代文献辑本，确定全文如下：
昔在佛世，经法未记，言出尊口，弟子诵习，辞约而义博，说鲜而妙深。佛既泥洹，微言永绝，犹谷水消竭，日月陨坠。于是众贤共使阿难，演其所闻，凡所著出十二部经。其后高明，各为注说，章句解故，或以十数。
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韬弘稽古，靡经不综。愍俗童蒙，示以桥梁，于是汉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
夫十者，数之终；慧者，道之本也。物非数不定，行非道不度。其文郁郁，其用亹亹，广弥三界，近观诸身。
调以不敏，得充贤次，学未浃闻，行未中四，夙罹凶咎，遘和上忧，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穷自潜，无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
不敢自专，事喻众经，上以达道德，下以慰己志。创奥博崇尚之贤，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启蒙焉。
2.2 序文逐句释义与层次梳理
《沙弥十慧章句序》全篇结构清晰，层层递进，既梳理佛法传承脉络，又阐明著述缘起、核心宗旨与弘法定位，暗含汉人佛教徒的信仰立场与生存智慧，全文可分为五个层次：
2.2.1 佛法传承之脉：正法衰微与经典传世
序文开篇追溯佛教经典的起源与传承，言佛陀在世之时，佛法口口相传，未著于文字，言辞简约而义理广博；佛陀涅槃之后，正法微言濒临断绝，如同河水枯竭、日月陨落。直至众贤弟子推举阿难，集结佛陀所言，形成十二部经；后世高僧相继为经典作注，以章句之学解读佛法。
这一表述既确立了佛法传承的正统性，又暗含严佛调对佛法传承断裂、中原佛法根基薄弱的忧虑，同时为自身著述确立合法性依据——其作《沙弥十慧章句》，并非自创义理，而是承接佛陀、阿难以来的正统佛法脉络，延续经典注疏的传统，规避“自创异端”的舆论风险。
2.2.2 师承渊源：推崇安世高与弘法缺憾
严佛调在序中明确推崇安息高僧安世高，称其博通古今经典，在中原宣扬佛法，译经数百万言，以口传、文录多种方式接引信众，成为汉地佛教传播的桥梁。同时直言其核心缺憾：安世高虽译著颇丰，却唯独对《沙弥十慧》未进行深入阐释，导致初学沙门无法理解佛法精义。
此处严佛调清晰树立自身师承正统性，将自身修行、著述完全依附于西域高僧安世高的弘法体系，借助安世高在汉地佛教传播的合法地位，为自身汉人出家身份、著述行为背书，淡化自身“违禁出家”的属性，凸显其弘法是对西域高僧事业的延续与补充。
2.2.3 核心义理：“十”与“慧”的佛法阐释
序文核心阐释《沙弥十慧》的核心内涵：“十者，数之终；慧者，道之本也”。“十”代表数字之终极，象征佛法修行的圆满次第，世间万物无秩序则无法安定；“慧”是解脱大道的根本，众生修行若无智慧则无法脱离苦海。《沙弥十慧》文辞丰美，妙用无穷，佛法广大遍及三界，而修行需从自身身心入手。
这一阐释极具本土化特色，以中原传统“数术”理念诠释佛法次第，将佛教智慧与儒家“修身”理念结合，提出“近观诸身”的修行路径，既简化佛教深奥义理，又贴合中原文化认知，为佛法传播降低文化门槛。
2.2.4 著述缘起：个人境遇与弘法发心
严佛调自述资质愚钝，修行尚未圆满，早年遭遇诸多困厄，失去师长教诲，内心悲苦无所依托，故而发愤忘食，利用闲暇时间撰作《十慧章句》。
此处以极度谦卑的姿态，自述著述并非彰显佛法，而是排解自身内心困顿，弱化宗教弘法的目的性，规避“聚众传教、惑乱民心”的政治风险，同时以儒家“困而著述”的传统，包装自身佛教撰述行为，贴合中原士人文化习惯。
2.2.5 著述宗旨：恪守正统与启蒙初学
序文结尾明确两大宗旨：其一，“不敢自专，事喻众经”，自身著述完全依据佛教经典，绝不自创义理、独断专行；其二，“上以达道德，下以慰己志”，上可通达佛法与儒家道德真谛，下可安顿自身心志；其三，明确著述定位，此书并非为高深大德所作，而是为未深入佛法的初学沙门、普通信众启蒙所用。
这一表述进一步强化著述的正统性、温和性，将《沙弥十慧章句》定位为个人修行心得、初学启蒙读物，而非宗教传教典籍，彻底弱化其宗教对抗性，最大限度迎合汉代律法与伦理规范，为汉人信仰佛教、出家修行寻找合法空间。
三
汉代汉人出家的律法困境与文化压制
3.1 东汉禁汉人出家的律法依据
东汉王朝建立后，将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伦理上升为国家礼法准则，同时为维护户籍制度、保障赋税徭役来源，通过律法明确禁止汉人出家，这一制度被后世称为“汉魏禁出家令”。
据《高僧传·佛图澄传》记载，西晋王度上疏石勒时明确提及：“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这一史料清晰印证，自东汉明帝佛教传入之初，朝廷便确立“西域胡人奉佛自由，汉人严禁出家”的律法规则，剃度出家、毁伤发肤、脱离户籍，均被视为触犯国法、违背孝道的违法行为，官府可依法追责。
汉代律法对“私度为僧”的管控极为严格，不仅禁止汉人剃度出家，更限制民间私自传教、建立宗教团体，佛教传播只能在极小范围内秘密进行，汉人出家修行始终处于非法状态。
3.2 儒家伦理主导下的文化排斥
东汉以儒家思想为唯一正统意识形态，“华夷之辨”“宗法孝道”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共识。佛教作为外来“夷狄之教”，其出家修行、剃度绝嗣、脱离家庭的修行理念，与儒家“忠孝节义”“传宗接代”“家国同构”的伦理体系形成直接冲突。
在儒家士大夫眼中，汉人出家既违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准则，又破坏中原传统礼乐秩序，属于“用夷变夏”的文化叛逆行为，遭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与批判。民间百姓亦受儒家伦理熏陶，对佛教出家修行理念难以认同，早期汉地佛教缺乏民间文化土壤，汉人出家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3.3 严佛调时期的信仰生存语境
严佛调生活的东汉灵帝时期，朝政腐败、社会动荡，但朝廷律法与儒家伦理的主导地位并未动摇，汉人出家依旧属于违禁行为。其活动的徐州下邳地区，虽因楚王英奉佛、笮融建寺弘法，成为东汉佛教传播重镇，但依旧未突破“汉人不得出家”的律法红线，佛教信仰仍以西域僧人为主导，汉人仅能以在家居士身份秘密信奉，无法公开出家、建立汉人僧团。
在此背景下，严佛调的出家修行属于突破律法与伦理双重禁忌的开创性行为，其必须在不公开对抗朝廷、不违背主流伦理的前提下，以隐秘、妥协、调适的方式，推动汉人出家的合法化探索，而《沙弥十慧章句序》正是这一探索的直接文本体现。
四
从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看
汉人出家合法化实践路径
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序》中，以文字为载体，以谦卑、隐忍、融通的姿态，构建了一套规避律法风险、贴合中原文化、弱化宗教对抗性的汉人出家合法化实践体系，完整展现了早期汉人佛教徒在夹缝中的信仰智慧。
4.1 身份模糊化：规避律法违禁风险
面对东汉“禁汉人出家”的严苛律法，严佛调在序文中始终回避“沙门”“僧尼”等出家身份称谓，不公开宣称自己的出家僧人身份，仅以普通学佛者、著述者的身份自述，模糊自身宗教身份。
序文中自称“调以不敏，得充贤次”，以世俗化、士人化的自称，替代佛教出家称谓；将自身出家修行、撰述弘法，包装为“无所系心”的个人修身行为，而非宗教传教活动。这种身份模糊化处理，彻底弱化其“违禁出家”的属性，将自身行为界定为个人学术研究、内心修养，而非触犯国法的宗教行为，最大限度规避律法追责，实现汉人出家的秘密存续。
4.2 思想格义化：融通儒道，贴合中原文化
严佛调在序文中，开创性采用儒道格义的方式诠释佛教义理，将佛教思想与中原传统儒道文化深度融合，消除文化隔阂，实现佛教的本土化适配，为汉人出家寻找文化合法性。
其一，以儒家“道德”“修身”理念诠释佛法，提出“上以达道德”“近观诸身”，将佛教解脱修行，等同于儒家修身立德、反求诸己的道德实践，契合儒家修身伦理；其二，以中原传统“数术”思想诠释佛法“十慧”，以“数之终”解读佛教修行次第，贴合中原文化认知习惯；其三，以儒家“困而著述”的士人传统，包装佛教撰述行为，将宗教典籍诠释为士人修身启蒙读物。
通过儒道格义，严佛调将外来佛教，改造为中原文化能够接纳的思想体系，使汉人出家修行不再是“夷狄异端”行为，而是与儒家修身、道家养性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从文化层面消解主流社会对佛教的排斥，为汉人出家奠定文化认同基础。
4.3 著述温和化：弱化对抗，聚焦启蒙
严佛调在序文中，刻意弱化《沙弥十慧章句》的宗教传教属性，强化其个人修行、初学启蒙的定位，彻底摒弃宗教对抗性，迎合朝廷与主流社会的管控需求。
一方面，序文反复强调“不敢自专，事喻众经”，表明自身著述完全依托佛教经典，绝不自创教义、妖言惑众，恪守宗教经典正统性，杜绝“旁门左道”的舆论指责；另一方面，明确著述服务于“未升堂室者”，仅为初学信众提供基础佛法启蒙，不聚众传教、不建立宗教团体、不干预朝政与世俗秩序。
这种温和化的著述定位，将佛教传播限定在个人精神信仰、初学知识普及层面，避免触动朝廷“禁止民间宗教结社”的管控红线，向主流社会释放佛教无害、顺从的信号，为汉人出家营造安全的传播环境。
4.4 师承正统化：依附西域高僧，借力合法传播
东汉时期，朝廷允许西域僧人在中原立寺传教，西域僧人弘法属于合法行为。严佛调在序文中，极力推崇安息高僧安世高，将自身修行、著述完全依附于安世高的弘法体系，明确自身是安世高佛教传承的延续者与补充者。
通过确立正统师承关系，严佛调将自身汉人出家行为，纳入西域合法佛教传播体系之中，借助西域高僧的合法地位，为自身修行、著述、传教行为背书，淡化汉人私自出家的非法性，实现“依附合法力量，推动非法信仰合法化”的实践路径。
4.5 姿态谦卑化：委曲求全，消解舆论敌意
严佛调在序文中，始终保持极度谦卑的叙事姿态，自谦“学未浃闻，行未中四”“夙罹凶咎，无所系心”，将自身著述、修行归结为个人排解困顿、修身养性的行为，毫无张扬弘法、对抗主流的姿态。
这种谦卑、委曲求全的叙事，契合中原儒家“谦卑自省”的道德准则，消解主流社会与儒家士大夫对佛教的敌意，向外界传递汉人佛教徒温顺、内敛、不叛逆、不抗争的形象，以妥协换取生存空间，逐步推动汉人出家行为从秘密走向公开，从非法走向隐性合法。
五
汉代佛道信仰突围路径对比
隐忍调适与暴力抗争
汉代时期，佛教与本土道教均面临朝廷律法压制与主流社会排斥，但二者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信仰突围路径，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严佛调所代表的佛教合法化实践的独特性。
5.1 佛教：隐忍调适、和平融入的合法化路径
以严佛调为代表的汉代汉人佛教徒，面对律法禁令与文化排斥，始终坚持隐忍、妥协、调适、融入的和平路径。不公开对抗朝廷律法，不聚众起事，不挑战主流儒家伦理；通过身份模糊、儒道格义、温和弘法、谦卑处世的方式，逐步消解信仰禁忌、文化隔阂与律法风险，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推动汉人出家的隐性合法化，实现佛教的本土化落地。
这一路径的核心是委曲求全、文化同化、规避对抗，以妥协换取生存，以融入换取认同，是外来信仰在中原王权主导下的唯一可行路径。
5.2 道教：聚众结社、暴力抗争的突围路径
汉代本土道教源于黄老思想、民间方术，自诞生之初便被朝廷视为“妖妄巫蛊”，不断遭到持续打压。面对官方压制，道教选择了暴力抗争、聚众起事的突围路径：东汉末年，张角创立太平道，以符水治病为手段，聚拢数十万底层民众，发动黄巾起义，以武力推翻朝廷、争取信仰合法地位；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历经三代传承，由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以军事力量实现信仰与政权的合一。
这一路径的核心是聚众抗争、武力突围、割据自立，以群体力量对抗朝廷压制，是本土民间信仰在底层社会支撑下的激进选择。
5.3 两种路径的历史成因与特质
佛教作为外来信仰，缺乏本土民众基础、文化认同与社会根基，无力与中原王权、主流伦理公开对抗，只能选择和平融入、隐忍调适；道教作为本土信仰，根植于民间底层，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可快速凝聚群体力量，故而选择暴力抗争。
严佛调所践行的佛教隐忍调适路径，虽进展缓慢、历程艰难，却为佛教赢得了长期生存空间，最终逐步实现合法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暴力抗争路径虽短期内实现信仰突围，却极易遭到朝廷镇压，陷入兴衰更迭的循环。二者共同构成汉代宗教信仰突围的双重范式，彰显中国古代宗教与王权关系的多元形态。
六
严佛调汉人出家合法化实践的历史意义
6.1 开创汉人出家先河，打破汉魏禁出家令僵局
严佛调是文献可考的首位突破东汉禁出家令的汉人修行者，其以个人修行实践，打破了“汉人不得出家”的律法与伦理禁忌，开启汉人出家修行的历史，为后世朱士行等汉僧出家奠定基础，推动汉地佛教从“西域胡人佛教”向“汉人本土佛教”转型。
6.2 奠定佛教本土化根基，开启儒佛融合先河
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序》中开创的儒道格义、文化调适路径，是佛教本土化的最早实践。其将佛教义理与儒家道德、修身理念融合，确立了汉传佛教“依附儒家伦理、贴合本土文化”的发展基调，为魏晋南北朝佛教格义学、儒佛道三教融合奠定基础，推动佛教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6.3 树立外来宗教合法化范式，影响后世宗教发展
严佛调以隐忍、妥协、融入、规避对抗为核心的合法化实践，为后世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提供了经典范式。外来宗教唯有贴合本土主流文化、顺从王权统治、弱化对抗性，才能实现生存与传播，这一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宗教与王权的关系，塑造了汉传佛教温顺、内敛、世俗化的发展特质。
6.4 开创中国佛教撰述传统，确立本土佛教文献话语权
《沙弥十慧章句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汉人佛教自撰文献，打破了西域僧人垄断佛教经典、阐释话语权的局面，确立了汉人本土佛教撰述的传统，标志着汉地佛教开始形成独立的思想表达与文献体系，推动佛教从“外来传播”走向“本土原创”。
七
结 论
东汉时期，在“禁汉人出家”的律法高压与儒家孝道伦理的双重压制下，佛教作为外来信仰，陷入生存与传播的双重困境。严佛调以《沙弥十慧章句序》为文本载体，以身份模糊化、思想格义化、著述温和化、师承正统化、姿态谦卑化为核心实践路径，在不公开对抗王权、不违背主流伦理的前提下，隐忍潜行、委曲求全，开创性完成汉人出家的合法化探索，成为汉人出家第一人、中国佛教本土化第一人。
《沙弥十慧章句序》虽篇幅短小，却蕴含着早期汉人佛教徒的生存智慧与信仰坚守，既是中国佛教撰述的开山之作，也是汉代佛教本土化与汉人出家合法化的核心文献。严佛调所践行的隐忍调适、和平融入合法化路径，与同期本土道教暴力抗争的突围路径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外来宗教在中原王权主导下的独特发展逻辑。
严佛调的实践，不仅打破了汉魏禁出家令的僵局，奠定了佛教本土化与儒佛融合的根基，更开创了外来宗教在中国合法化的经典范式，深刻影响了汉传佛教的发展走向，在中国佛教史、中国宗教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性意义。其以文化妥协换取信仰生存、以隐忍调适推动宗教合法化的实践，为研究古代外来宗教本土化、宗教与王权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样本，亦为后世宗教和谐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 吴洪琳.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J].思想战线,2016(02).
[2] 汤其领.汉晋佛寺考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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