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一场举国瞩目的政治审判，可能根本就不会开庭？ 这不是电影剧本，而是正在菲律宾政坛真实上演的戏码。 2026年5月6日，菲律宾参议院临时议长潘菲洛·拉克森在记者会上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错愕的观点：即便众议院将弹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条款正式移送过来，参议院这24位“法官”仍然可能通过投票，决定不召开那个传说中的弹劾法庭。
“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是一个由24名成员组成的法庭，多数人的意见就是裁决。 ”拉克森的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 他进一步把皮球踢了回去：“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责任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向人民解释为何拒绝召开法庭。 在投票中失利的少数派对此无能为力。 ”这话听起来，仿佛弹劾案还没进入参议院大门，就已经被预判了“死刑”的可能。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直接点明了阻力来源——“我们对此已有预期，即便是以参议院名义召集弹劾法庭，也会遭到反对。 这都在预料之中。 ”他口中的“反对”，直指参议院内由副总统盟友组成的少数派阵营。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年多前，看看上一次弹劾风暴是如何偃旗息鼓的。 2025年2月5日，菲律宾众议院正式通过对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指控，将其移交参议院。 按照宪法，参议院必须组建弹劾法庭进行审理。 当年6月9日，经过长达5小时的辩论，参议长埃斯库德罗宣誓就任弹劾法庭审判长，程序看似启动了。 然而，仅仅一天之后，剧情急转直下。 6月10日，刚刚组建的弹劾法庭就以1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将弹劾条款直接退回众议院，要求其确认条款是否符合宪法。 这记“回马枪”让众议院措手不及。
退回的理由是程序性质疑，但这已经为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紧接着，2025年7月25日，菲律宾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裁定针对莎拉的弹劾程序违宪，整个进程被强制按下暂停键。 到了8月6日，参议院给出了最终答案：以19票赞成、4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决定将弹劾申诉“归档”。 所谓“归档”，在政治术语中基本等同于“驳回且不予审理”。 一场声势浩大的弹劾，就这样未经一场实质性的审判，便悄然落幕。
现在，新一轮的弹劾浪潮再次涌向参议院。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提交，规则委员会正在制定辩论和投票时间表。 要跨过众议院这道门槛，需要至少318名议员中的三分之一，即106人签字同意。 一旦达到这个数字，弹劾案就将被视作成立，并送交参议院。 然而，众议院的通过，在拉克森看来，远非终点，甚至可能只是起点前的又一道坎。
那么，参议院到底有什么权力，可以决定“不开庭”？ 这得从菲律宾的弹劾制度设计说起。 根据宪法，参议院是审理弹劾案的唯一机构。 当弹劾条款送达后，24名参议员将全体转变为“弹劾法庭法官”。 最终的定罪，需要至少三分之二多数票，也就是24人中的16人投下赞成票，才能将副总统罢免，并附加终身不得担任公职的惩罚。 但请注意，这是“定罪”的门槛。 而拉克森所指的“不开庭”，发生在更早的阶段——即是否正式“召集”或“启动”这个弹劾法庭。
拉克森的逻辑很清晰：弹劾法庭本身也是一个由参议员组成的集体决策机构。 任何重大程序性决定，包括是否要正式以“弹劾法庭”的名义运作起来，都需要经过参议员投票。 如果赞成召集的票数达不到简单多数（即13票），那么弹劾法庭在法律意义上就无法有效成立。 用他的话说，“我们尚未以弹劾法庭的名义召开会议，所以我们参议院将进行投票。 ”这就像一场比赛，裁判团队内部先要投票决定，这场比赛到底打不打。 如果多数裁判自己都不想吹哨，比赛自然无从开始。
这种可能性并非臆测。 参议员罗宾·巴智惹就曾公开表示，少数派可能会反对召集弹劾法庭。 尽管少数派阵营的其他成员，如参议员晶贵·依斯拉沓和艾美·马科斯，随后否认了已就此进行讨论，但这恰恰暴露了参议院内部存在分歧和不同声音。 拉克森作为临时议长，提前释放“可能不开庭”的信号，被一些分析视为一种高超的政治预警和压力测试。 一方面，这是在给众议院和推动弹劾的力量施加压力，暗示他们即便闯关成功，前面也可能是死胡同。 另一方面，这也是在给参议院内部的反对派一个明确的信号：你们的反对选项是存在的，并且已被纳入考量。
然而，关于“必须开庭”的宪法解释之争同样激烈。 参议长维森特·索托三世就持有与拉克森不同的看法。 他曾明确表示：“这完全依据于宪法。 无论其他人怎么说，宪法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接受弹劾诉状，然后组成弹劾法庭。 ”索托的观点代表了另一种对宪法的严格文本主义解读，即参议院收到弹劾案后，组成弹劾法庭是一项强制性的宪法义务，没有“不开庭”这个选项。 这场关于程序启动权的法理争论，本身就可能成为弹劾案的第一道战场。
抛开法理争论，现实的政治算术更为冰冷。 政治分析家利道·班那育在2026年2月就做过一次残酷的票数估算。 他认为，如果当时弹劾案送交参议院，明确会投票给莎拉定罪的参议员，可能只有区区6名。 距离定罪所需的16票，相差甚远。 他进一步指出，随着2028年大选日益临近，许多参议员在投票前必然会仔细权衡自身的政治利益。 定罪莎拉，意味着彻底得罪势力庞大的杜特尔特家族及其盟友；不定罪，则可能面临来自另一派政治力量和公众舆论的压力。 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选择“不启动审判”，让问题在程序阶段就冻结起来，对许多参议员而言，或许是一种政治风险更低的“聪明”选择。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张侨伟也指出，与上一届国会相比，当前参议院中来自杜特尔特阵营的盟友数量有所增加，少数派阵营已增至八名成员。 这一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任何弹劾案件的处理都可能变得“更为细致且复杂”。 简单来说，支持莎拉的力量在参议院更强了，通过弹劾的难度自然水涨船高。
更有趣的是，参议长索托还提出了另一种“解套”方案。 他在一次电台访问中暗示，如果莎拉在参议院完成弹劾审判前选择辞职，弹劾程序可能会被取消。 这样一来，她既能避免被定罪，又能规避“终身不得担任公职”的最严厉惩罚，未来甚至仍有资格再次竞选公职。 索托以2011年前监察专员虞齐礼示在参议院审讯前数日辞职为例，说明这种操作已有先例。 当然，也有律师持不同意见，认为即使辞职，针对“取消资格”的审讯仍可能继续。 但无论如何，辞职选项的存在，为这场政治僵局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的出口。
就在拉克森发表“可能不开庭”言论的同时，参议院内部其实也在为“可能开庭”做着实质性的准备。 这种矛盾恰恰体现了政治的不确定性。 拉克森本人曾在4月透露，参议院已经预留了至少2600万比索的现有预算，专门用于可能的弹劾审判。 这笔钱是在2025年的《总拨款法案》中列明的，属于持续拨款，随时可以启用。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索托甚至考虑，为了节省开支，审判中使用的法袍都可以沿用去年那一批，不再重新采购。 从预算到物资，看起来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人事安排上，参议院领导层也有动作。 鉴于参议员皮们特尔具有律师背景，拉克森表示索托正考虑任命他担任未来弹劾审判的“弹劾经理”。 这个角色相当于检控团队的负责人，在审判中至关重要。 拉克森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存在需要解释的法律问题，那么最好由一位有审判经验的律师来处理。 ”此外，为了不影响参议院正常的立法和调查工作，拉克森还建议采用“混合时间表”，将弹劾庭审安排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进行。 这些细致入微的筹备工作，显示参议院并未完全将审判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那么，拉克森这位关键人物，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 有分析认为，他并非简单的“阵营选择者”，而是扮演着“制度防火墙”或“技术性冷却器”的角色。 拉克森拥有深厚的军警系统背景，资历长达30年，是政坛中少数能在议会建制派与军人系统之间建立沟通渠道的人物。 2025年11月，他更曝出曾有退役军官试图拉拢他加入所谓的“过渡委员会”以取代马科斯政府，但他拒绝了所有邀约。 在政治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弹劾案的推进速度和启动机制，本身就可能成为引爆外部压力的导火索。 拉克森提前释放“可能不召开法庭”的信号，等于给对立双方都预留了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 他手里握着程序的开关，但并不告诉任何人他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按下去。
回顾2025年的那场弹劾，其最终结局几乎完美印证了程序阻力的有效性。 从6月10日以18票对5票将条款退回，到8月6日以19票对4票将案件归档，参议院两次动用投票权，成功地将一场潜在的宪法危机和政治风暴化解于无形。 最高法院在7月25日作出的违宪裁定，更是为参议院的“不作为”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法律盾牌。 整个过程，没有激烈的法庭辩论，没有证人出庭，没有最终的定罪或无罪宣判，有的只是一系列精密的程序性操作和投票。
所以，当拉克森在2026年5月再次说出“参议院可能决定不召开弹劾法庭”时，这不仅仅是一种猜测或威胁，而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结构的冷静预判。 众议院需要凑齐106个签名，看似是一场艰难的动员；但真正的难关，或许从来都不在众议院那熙熙攘攘的议事厅，而在参议院那只有24个席位却决定着国家最高官员命运的弹劾法庭——或者说，在它能否被成功“召集”起来的那一刻。 24个人，13票简单多数，就能决定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是否拥有诞生的资格。 这，就是菲律宾政治博弈中最核心、也最残酷的数字游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