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国家网信办发起“清朗行动”。很快，50多个大肆宣扬“西方伪史论”的自媒体账号被集体禁言或彻底封禁。
资料显示，这些账号长期鼓吹离谱言论，包含并不局限于“古希腊文明是伪造的”“金字塔是现代水泥浇的”以及“爱因斯坦抄袭《永乐大典》”等等，甚至荒诞宣称“明朝核爆导致美洲被发现”。
到了今年年初，国家安全部发布的一则安全提示，进一步引发了舆论关注——个别账号打着“历史科普”旗号，靠未经核实的内容、渲染阴谋论来歪曲历史，企图将网民拖入历史虚无主义陷阱。
那么问题来了，诸如“金字塔是混凝土浇筑的”“亚里士多德根本不存在”“整个古希腊都是近代西方伪造的”等“论断”，到底源自何处？
关于“西史辨伪论坛”的直播页面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套“反西方”的理论的“版权”其实属于一批西方知识分子。
正如有网友所吐槽的那样——“为什么认为西方人都在造假的人，会如此相信一个西方人说‘希腊历史有错误’的言论？”
这恰恰戳中了“西方伪史论”最吊诡的逻辑漏洞。
接下来，我们就尝试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300年前，探寻“伪史论”真正的“老祖宗”，看看它们是如何漂洋过海、改头换面，最终引爆中文互联网的。
1）西方伪史论，究竟从何而来？
网络上流行的“西方伪史论”，核心主张十分明确——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等西方文明，以及近现代西方的科技、人文突破，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剽窃中国的。
实际上，这些“观点”并非是“中国制作”，几乎都源于西方思想史内部三股自我批判的“暗流”。
它们诞生于不同时代，动机与严谨性天差地别，分别是17—18世纪的“神学驱动型伪史论”、20世纪末的“政治驱动型伪史论”以及21世纪的“民族主义驱动型伪史论”。
1）科学巨人牛顿的宗教执念
这场横跨数百年的“荒诞剧”，最早登场的主角令人意外——现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艾萨克·牛顿（1643—1727）。
《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中致女王的“献词”
1728年，即牛顿去世一年后，他的遗作《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出版，瞬间引爆了欧洲学界（当然，有观点认为该书是托名伪作，在这里我们暂且将之视为他的“原创”）。
这位算出万有引力的科学巨匠，不仅在书中刻意将希腊历史缩短五百年、埃及历史压缩一千年，还留下一句被后世伪史论者奉为“圣经”的断言——“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古代希腊是充满诗意的虚构”。
他指责斯卡利杰等学者，为佐证古希腊、古埃及的“古老”，凭空伪造历史序列，甚至宣称：古埃及缺乏可信史料，不过是“间断存在三百多年的中世纪小王国”。
很多人疑惑，牛顿放着好好的物理研究不做，为什么要跨界“写历史”？答案就藏在他的宗教信仰里。
牛顿耗费四十年研究古代编年史，目的并非求真，而是为了解读《但以理书》《启示录》的预言，需要一个可靠的年代框架。
有学者认为，长期致力于“修正被扭曲的历史”的牛顿撰写的《编年史》，在史实与方法论上漏洞百出。比如他仅凭借着薄弱证据就大胆断言，法老时代的埃及在“所罗门时代（公元前990年—前931年）之前并非重要王国”。
不过话说回来，牛顿对希腊历史的怀疑，与他对《圣经》的盲从形成鲜明对比——他对《圣经》记载深信不疑，还在书中专门用大篇幅探讨了所罗门神殿的形制。
实际上，这种“为了宗教否定史料”的思路早有先例。简单地说，只要古代史料与《圣经》中的论述存在冲突，基督教学者们就会以“史料缺乏真实性”为由，大肆缩短古代王国的历史，以适配《圣经》的历史观。
说白了，这位科学奠基人用看似“科学”的方法，服务于最不科学的宗教偏见。
牛顿墓
与牛顿相比，法国耶稣会学者、古文献学家让·哈尔端（1646—1729）的观点，显然更具颠覆性。
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尽管编辑过多部世俗与教会著作，但也同时发展出了一套颇为疯狂的理论。哈尔端坚信，“绝大多数希腊、拉丁古典著作，都是中世纪修士的阴谋伪造”，并且拒绝接受任何反驳。
他曾宣称，几乎所有古代文献，无论是世俗还是神圣的，都是13—14世纪僧侣在修道院里伪造的。1693年，他还以钱币学为“证据”，声称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都是中世纪晚期的伪作。
他甚至否定教会大公会议记录、圣奥古斯丁等教父的著作，唯一承认的真品，只有拉丁文圣经、荷马、希罗多德的少数作品。
鉴于此，有学者评价这是“疯狂的阴谋论”。
1708年，哈尔端的《选集》未经授权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尽管被迫公开否认自己的“古欧洲历史伪造论”，但类似观点依然出现在他的12卷本教会大公会议文献汇编中。
因其神学观点非正统，他去世后留下的三部遗著受到了教会的强烈谴责。
18世纪末法国上流社会的时尚沙龙
除了牛顿和哈尔端之外，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等人也都加入了“质疑行列”。
伏尔泰不仅大肆嘲讽西方传统史学，还直言古代史不过是“人们信以为真的神话”，所谓的“世界史”，不过是西方“自己造作的”；培根认为，非基督教的西方“异教古代历史”，全是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残片，直言“古代是历史的残骸”。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伪史论”可以概括为“神学驱动型”，本质上是近代科学思维与旧宗教权威的奇特混合体。就拿牛顿来说，之所以对那些与《圣经》冲突的古代史料加以否定，根本目的是为了捍卫《圣经》的权威。
2）为什么要给雅典娜“找回肤色”？
如果说牛顿的质疑源于宗教，那么三百年后出现的这一派，其核心要义是为了追求“文化正义”。
1987年，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出版《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非亚之根》，瞬间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巨大“地震”——争论波及非洲研究、古典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烈度堪比地毯式轰炸。
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
坦诚说，“黑色雅典娜”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西方文明的象征雅典娜，原本是“黑色”的。他的核心观点十分清晰：
西方古典文明的根源在古代非洲以及近东地区，但这些根源在18—19世纪，被西方历史系统性“漂白”了。这就意味着，古希腊文明的根基在亚非语文化，却因种族主义，被西方学者刻意忽视、否定和压制。
贝尔纳将西方古典学界对希腊文明的传统解读，称为“雅利安模式”——欧洲学者倾向于将希腊文明，塑造成白种雅利安人（印欧语系民族）进入希腊后创造的文明——学界普遍认为，印欧语系民族发源于黑海、里海以北，属于北方白种人。
贝尔纳批评认为，这种模式充满种族主义，它并非从史料、证据中推导而来，而是被欧洲近两百年的价值观念（进步主义、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所主导。
与之相对，贝尔纳提出了新的“古代模式”——从埃斯库罗斯（古希腊悲剧诗人）、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到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他们自己都承认，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在东方、在古埃及，具体而言是埃及和腓尼基。
贝尔纳的目标，就是颠覆欧洲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把被“漂白”的雅典娜，重新涂上她应有的颜色。
这种颠覆性观点，自然引发激烈争议。比如有学者出版《并非出自非洲》，激烈反驳贝尔纳的专业性和研究方法；然而，贝尔纳的著作最终获得1990年美国图书奖，还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影响力巨大。
当然，这里必须澄清一个关键——贝尔纳并非要否定古希腊文明的存在，而是要修正它被建构的“种族血统”。在今天看来，这就是“政治驱动型伪史论”——它是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批判，而非历史虚无主义。
当中文互联网上的伪史论者引用贝尔纳当“证据”时，恰恰忽略了核心——贝尔纳是批判西方内部的历史叙事，推动学界反思“欧洲中心论”，而非彻底否定希腊文明。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非亚之根》中文版封面
与贝尔纳遥相呼应的，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约翰·霍布森。
2004年，他出版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不仅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深度批评，还先后提出了“先发的东方”“落后的西方”“东方化的西方”等概念。
而且，他反对“全球化始于1500年”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公元500年左右，东方人就创造了全球经济，直到1800年，世界主要文明都被这一经济网络连接，形成“东方的全球化”。
霍布森进一步论证：
公元500—1000年，东方比西方更先进，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东方缔造了全球经济和联系网；另一方面，欧洲通过帝国主义，吸收了东方的发明、侵占了东方的资源。
在他看来，西方崛起的关键创新（煤炭、棉花、造船、农业等），都能追溯到东方。
当然，霍布森的著作也存在争议——它虽然挑战了“欧洲中心论”的种族偏见，但在史料选择、甄别上有不足，刻意弱化了历史发展的内因，陷入了“矫枉过正”的困境。
这也恰恰说明，贝尔纳、霍布森的作品十分复杂——既非彻底的谬误，也非无可争议的真理，而是学术与政治交叉地带的文化批判。
3）俄罗斯院士的历史狂想
这一股暗流，与我国网络伪史论的“血缘”最为接近。
出生于1945年，1967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1972年获博士学位，1996年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的阿纳托利·福缅科，是货真价实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微分几何与拓扑学领域的世界级数学家，履历堪称“天花板”。
但这份学术权威，却成了他最具迷惑性的外衣——他在完全陌生的历史领域发表荒诞观点，却靠自身名气获得广泛信任。
实际上，“伪史论”的很多观点，都来自这位俄罗斯老大爷福缅科
苏联解体后的上世纪90年代，福缅科主导编写了七卷本《历史：虚构还是科学？》，核心主张一句话即可概括：
人类信史仅始于公元1000年左右，此前被认为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历史事件，实则都发生在中世纪，且围绕着一个以“俄罗斯汗国”为核心的全球性帝国展开。
在福缅科的世界观里，所有既定历史都是掌权者编造的谎言——要么是梵蒂冈、神圣罗马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学者伪造的，要么被严重曲解。
他甚至公开声称，“俄罗斯汗国”几乎包揽了世界上的所有伟大成就——比如建造金字塔、定居美洲等等。更加荒诞的是，他还拿语言当“证据”——因“Irish”和“Russian”都有“RSH”辅音，便断言爱尔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可谓毫不留情。
比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哈珀林在2011年指出，福缅科对俄罗斯历史的重构简直“荒谬至极”，他的方法论“号称是严谨的数学、天文学，实则是糟糕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福缅科的“研究”毫无价值，但其理论在俄罗斯民间却颇有市场。根据哈珀林研究，约30%的俄罗斯民众对这套“新编年史”持有同情态度，甚至部分学校课程、政党纲领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2004年，这套丛书在莫斯科国际书展上被授予“荣誉文盲奖”，堪称学界“群嘲”。但讽刺的是，这顶“最差图书”的帽子，并未阻止它的传播。
研究者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接受福缅科的理论，并非因为它有说服力，而是因为它说出了他们想听的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陷入身份迷失和失落感，这套虚幻的宏大叙事，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止痛片”。
可以说，这种“民族主义驱动型伪史论”，精准抓住一个民族的失落情绪，用否定他者与夸大自身的方式，构建虚假的民族认同。
这种叙事策略，与后来中文互联网上的“伪史论”几乎如出一辙。
90年代的俄罗斯“精神小伙”
2）“西方伪史论”的“中国化”进程
当这些思想碎片漂洋过海，进入中文互联网后，一切都发生了质变——它们背后复杂的背景、精细的论证、特定的语境，被彻底剥离、简化、拼接、挪用，最终沦为一场流量狂欢。
1）“西方伪史论”的落地生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学人何新成为了最早将西方“伪史”质疑引入中文世界的人之一，并逐步构建了完整的“希腊伪史”叙事。
2013年，他的《希腊伪史考》出版，成为中文互联网“西方伪史论”的“引爆点”——从这以后，这一原本小众的边缘观点，逐渐成为了大众谈资。
当然，何新并非唯一源头，中文“伪史”风波有着清晰的演进脉络。
2012年，黄忠平《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率先发声；之后，何新《希腊伪史考》、董并生及诸玄识《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杜钢建“湖南文明中心论”层层加码。
最终，浙大教授黄河清、北师大教授陈志新等人在B站开课，让“伪史论”完成了流量化蜕变，彻底出圈。
当然，该书的评分确实不容乐观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评价《希腊伪史考》的叙述价值？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高峰枫2013年的书评，给出了精准剖析：
这本书实则是何新的博客文章汇编，博客本就是直抒胸臆的地方，里面满是情绪和斗志，却缺乏细密的分析和连贯的论证。而标题里的“考”字，不过是障眼法，让人误以为他做了严谨的考证。
与此同时，高峰枫还揭穿了何新的“论证”破绽：
何新声称，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了荷马史诗”，背后还有共济会黑手。但史料明确记载，1354年，拜占庭特使曾赠给彼得拉克一部希腊文《伊利亚特》，可彼得拉克因不通希腊文，在书信中感慨“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
高峰枫反问：“一个读不懂希腊文的人，怎么可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他还言辞激烈地表示，《希腊伪史考》是“‘学术义和团’的胜利”：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本该有小心的论证。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读者听。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何新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是值得深度探索的——比如古希腊只是一个地名，而非殖民帝国；亚里士多德著作过多，更像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些观点在社交网络传播后，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觉得有理有据，反对者则认为，这不过是靠贬低他人，获得廉价的民族自豪感。
古希腊赫拉神庙遗址
经济学博士赵亮亮，从专业角度系统批驳了何新的观点。
首先，他指出何新的“伪造动机”不合逻辑——何新认为，西方人是为了宣扬自身文化优越性，才伪造希腊经典，但事实上，西方的“优越心态”出现得很晚，并非在文艺复兴前夕——这种心态，是先有军事、经济实力，才逐步形成的。
其次，从思想史逻辑来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思想深刻、论证严密，堪称天才之作。若这些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那么“能写出这种著作的思想家，绝不会把自己的功劳归于他人名下”。
最终他认为，何新既无法考证出这些“伪作”的真正作者姓字名谁，也说不出这些作者甘愿充当无名氏的理由——“这样的发现，和无意义的梦话没区别”。
2）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相信“西方伪史论”？
事实上，“伪史论”的流行，早已超出知识论辩的范畴，核心动因藏在社会心理之中。比如有学者认为，“伪史论背后往往是阴谋论，能让受众产生‘洞悉大秘密’的掌控感和优越感。”
北师大教授陈志新的网课中，“西方伪史论”引发学生热议，有评论一针见血——这类言论虽有猎奇色彩，却因“迎合了底层民族情绪”，得以在新媒体上大规模扩散。
更关键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情感补偿——现实中，我们可能面临西方技术“卡脖子”的困境，但在认知上可以“打碎西方的历史光环”。
这套逻辑不提供事实，只提供爽感——“只要西方是假的，中华就是天下为尊”。它满足的，是现实压力下的心理替代需求，是一剂民族情感的“止痛片”。
网友绘制的“大明海内一统舆地图”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绪已渗透到教育领域。
有中学生疑惑：“老师说金字塔是古埃及人建的，网上却说都是伪造的，我该信谁？”还有大学历史教授坦言，不敢在论文中提提及古希腊，怕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寒蝉效应十分明显。
这说明，“伪史论”早已不是单纯的网络亚文化，正在扭曲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除此之外，伪史论的话语包装也极具迷惑性。
它常以“反西方中心主义”自居，看似站在批判西方话语霸权的正确立场上，实则深陷同一套思维框架——用阴谋论取代实证，用情绪取代逻辑，用否定他者替代自我建设。
这种看似激进的“反西方”，和它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不过把“中心”从西方换成了中国。
3）“西方伪史论”背后的狂欢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伪史论”精准踩中了传播密码。那些经典的“暴论”，从“金字塔是混凝土浇筑的”“亚里士多德不存在”，到“文艺复兴是虚构的”“郑和早发现美洲”“欧洲工业革命靠《永乐大典》”，总能快速吸引眼球。
这些“暴论”在B站、抖音、微博，形成了高度垂直的粉丝群体。
一项针对B站“外国伪历史”视频的研究显示，302条相关视频中，213条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89条反对。
虽然反对视频的播放、评论量更高，但支持视频的粉丝似乎更加忠实——这就意味着，情绪驱动的信息茧房，已经形成了封闭的“同温层”，理性讨论被彻底排斥。
涉及明朝的讨论，转赞评数据普遍比较可观
当然，伴随着平台治理的日趋严，从去年后半年开始，一大批宣扬“西方伪史论”的账号被禁言或永久封禁。
对此，有人拍手称快地表示，“这些账号的内容高度一致，up主本人几乎毫无学术能力，拿不出任何西方造假的证据，只会找些虚假资料，主观判定西方全是假的”。
但封号后的反应，更发人深省。
有人在Telegram建立加密群组进行“地下交流”，甚至规定“新人必须背诵《永乐大典科技篇》才能入群”；更有粉丝开始肆意辱骂、网暴那些反对“西史辩伪”的专家学者，甚至扒出他们的家庭住址并发“通缉令”。
这充分说明，伪史论已从认知问题，演变成准宗教式的身份认同，简单的“封杀”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清醒：
有人在知乎发文“以前觉得大V是民族英雄，现在才知道是卖PPT的”，还附上自己购买“国学能量手串”的订单，这条回答获得1.2万点赞。
由此可见， “西方伪史论”的写手，靠虚构历史博关注，本质上就是一种“反智者的赛博狂欢”。等狂热褪去，留下的，只有被消费的民族情绪和一地鸡毛。
发达的社交网络，也是一柄双刃剑
3）尾声：我们真正需要的文化自信
那么，真正的文化自信，到底是什么？
不妨看看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20世纪，史学界曾有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主张对中国古史“疑古辨伪”。但他始终认为，“打倒伪史”和“建设真史”是同一事业的两步——他的目标，是揭露上古史中的神话层累，重建真实可信的古代历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与今天的伪史论者存在着根本区别——前者怀疑一切，同时更不偏信自己；摧毁虚假后，始终在努力重建真实；而今天的伪史论者，只停留在“摧毁他者”的第一步，便停滞不前。
当然，“伪史论”的流行也并非凭空而来，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中心论”长期统治的合理反弹。
2024年，有学者指出，“西史辨伪”思潮“既是中国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反抗，也是文化自信提升的必然产物”。
但关键在于，这种反思，必须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而非情绪化的全面否定。
坤舆万国全图
如果我们的自信，必须建立在“别人都是假的”这一前提上，那么这种自信本身是十分脆弱的，依赖的是随时会被拆穿的虚假叙事。
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对自身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坚定认同，而非靠否定、矮化他者文明来支撑。正如学者强调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既要以科学态度认识中华文明，也要以科学态度认识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最后想说的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从来都不在于“天下独尊”，而在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在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在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思想、制度以及技术遗产。
一言概之，真正的文化自信，根本不需要通过“证明别人都是假的”来确立。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批判性思维，尊重专业，回归常识——这，或许才是我们穿透认知迷雾，真正通往文化自信的唯一道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