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村里放电影，我牵了邻座姑娘的手，她不仅没躲还跟我回了家|冬梅|姑娘|庄稼人|庄稼汉|新房子|李建设|电影

楔子

我叫李建设，今年五十有二，老家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叫柳河屯的村子。日子过得不算富，但也算不上穷，儿子去年刚结了婚，闺女还在省城读大学。前些天晚上吃完饭，坐在院子里乘凉，老伴儿端了盘切好的西瓜过来，忽然问我还记不记得九二年那场电影。我说咋能忘呢，这辈子啥都能忘，就那事儿忘不了。她就笑，笑得跟三十多年前一样，眼睛弯成月牙，说那时候你胆子可真大，头回见面就敢牵人家手。我说那咋叫胆子大，那叫缘分到了。她呸了一声，说你可拉倒吧，就你个憨样，要不是我那时候也看你顺眼，早一个大嘴巴子呼你脸上了。

我点上根烟，烟雾在晚风里散开，往事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在脑子里转。一九九二年，那是个好年头，也是个苦年头。说它好，是因为那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了，老百姓心里头有了指望；说它苦，是因为穷，是真穷，穷得叮当响，穷得一个庄上找不出几户人家顿顿吃白面馍。可那会儿的人，穷归穷，心里头有劲儿，总觉得好日子就在前头，再熬一熬就到了。

那年我二十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看见姑娘脸红。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说漂亮话，在村里跟谁都能侃两句，可一碰上年轻姑娘，舌头就跟打了结似的，半天憋不出一句囫囵话。我妈老说我是榆木疙瘩不开窍，说隔壁王家的建国比我小一岁孩子都有了，你还光棍一条，你到底想咋着？我说妈你别急，缘分这东西该来的自然会来。我妈气得拿笤帚疙瘩抽我，说缘分缘分，你倒是出门找啊，天天窝在家里，缘分能从天上掉下来？

没想到，缘分不但从天上掉下来了，还掉得那么突然，那么不真实，就跟说书先生讲的传奇故事似的。

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我正跟几个伙计在打麦场上翻场，就是在太阳底下把麦子翻来翻去晒干。金黄色的麦秸被叉子挑起来又落下，扬起的灰尘呛得人直咳嗽。身上穿的背心早就湿透了，贴在身上，印出背上黑红的晒痕。脸上的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掉在地上嗞的一声就蒸发了。那会儿我光着膀子，只穿一条大裤衩子，浑身上下晒得跟黑泥鳅似的，胳膊上的肌肉被麦秸划出一道道红印子，也不觉得疼，干惯了农活的人皮糙肉厚，这点小伤算啥。

正干得起劲，村东头的老孙头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过来了，后座上夹着个铁皮箱子，叮叮当当响。他的车铃铛早就坏了，靠喊的：“让开让开，冰棍来了，三分钱一根的冰棍！”我们几个停下手里头的活儿，眼巴巴地看着他那个箱子，想吃，可舍不得。三分钱也是钱啊，那会儿鸡蛋才五分钱一个，三分钱能买大半盒火柴了。老孙头见我们光看不买，嘿嘿一笑，说：“你们几个也别眼馋了，我跟你们说个好消息，今儿晚上公社放电影，就在咱们打麦场上放，天一黑就开演！”

这句话一说出来，打麦场上顿时炸开了锅。

“真的假的？放啥片子？”

“老孙头你可别忽悠人啊！”

“我啥时候忽悠过你们？”老孙头把破自行车支好，从兜里摸出一根旱烟点上，不紧不慢地说，“我进城进货的时候亲耳听文化站的人说的，说是慰问下乡，放的是那个……那个《咱们的牛百岁》，还有个武打片，叫啥《武林志》，都是好片子。”

这下大家都坐不住了。九二年的农村，没啥娱乐活动，天一黑就睡觉，连电视都没几家有。谁家要是有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那不得了，半个村子的人晚上都要去看。我记得我们村只有村东头开小卖部的刘胖子家有一台，每到晚上他就在门口摆上几条长板凳，大家挤在一块儿看，信号不好，满屏幕雪花，人脸上都看不太清楚，可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要是哪个台不放雪花放出了图像，全场一片叫好声，比看戏还热闹。

所以听说要放电影，而且是露天电影，还是两场连放，那简直是过年一样的大事。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不到半个时辰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我估摸着，别说柳河屯了，连周边三里五村的人怕是都要赶过来。

我心里头也高兴得很，干活儿的劲头更足了，三下五除二把场里的麦子翻完，收工回家洗了个澡。说是洗澡，其实就是打盆井水从头浇到脚，那井水凉丝丝的，浇在身上激得人一哆嗦，可痛快了。我换了件干净的白的确良衬衫，这衬衫是我过年的时候买的，平时舍不得穿，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枕头底下。又从床底下翻出那双半新的解放鞋，这鞋是我哥从城里带回来的，说是在工地上发了劳保用品，他用不上就给了我。我拿抹布把鞋面上的灰擦干净，又去灶台上倒了点菜籽油把鞋头抹了抹，油光锃亮的，不仔细看还以为新买的。

我妈在灶房里忙活着做晚饭，看见我这一身打扮，惊讶得手里的锅铲都差点掉地上，上下打量了我好几遍，问：“建设，你这是要上哪儿去？相对象啊？”

我说没有，晚上放电影，我去看电影。

我妈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欣慰，不知道是欣慰我终于知道收拾自己了，还是欣慰我有心思出去玩了。她叹了口气说：“你也该出去走走了，天天在家闷着，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说着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两块钱塞到我手里，“拿着，路上渴了买点汽水喝。”

我心里一热，两块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盐能买好几斤。我本想推辞，我妈瞪了我一眼说：“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别跟我在这儿磨磨唧唧的。”

我接过钱，心里头暖烘烘的。我妈就是这样的人，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对儿女掏心掏肺的好。

吃过晚饭，我往打麦场走去。天还没黑透，西边的天上还挂着一抹橘红色的晚霞，像是谁把颜料泼在了天上，洇开一大片。打麦场上已经来了不少人，黑压压的一片，都搬着小马扎、小板凳、或者干脆就是一块砖头一个草垫子，早早占了位置。放映员正在场子中间架机器，两根长竿子支起一块白色的大幕布，幕布上还带着几块补丁，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发电机突突突地响着，那声音听着就让人兴奋，因为这意味着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场子里的气氛热闹得很，大人喊小孩叫的，有卖瓜子的、卖花生的、卖汽水的，还有个小贩推着自行车卖糖葫芦，山楂个儿大，裹着亮晶晶的糖稀，看了就流口水。我摸了摸兜里的两块钱，忍住了没买，想着待会儿万一想喝汽水呢。我们村放电影有个规矩，位置是先到先得，来得早的坐前面，来得晚的站后面，再晚的只能上树或者爬墙头。我来的不算早也不算晚，位置在场子中间靠左，不前不后，说好不好，说不坏也不坏。

我找了个地方蹲下来，把随身带的一张塑料布铺在地上，正要坐下，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在说话：“秀兰，你走慢点，我腿脚不利索了，跟不上你了。”

是个苍老的声音，听着像个老太太。

另一个声音响起来，清脆得像山涧里的泉水叮咚：“姥姥，您慢点，我扶着您，就这儿吧，这儿人少，看得也清楚。”

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年轻姑娘正搀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往这边走。夕阳的余光正好打在那姑娘的脸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幕。她大约十七八岁的年纪，梳着一根乌黑的长辫子，辫子垂到腰际，辫梢上扎着根红头绳，亮眼得很。身上穿一件碎花短袖，底下是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脚上是双黑布鞋，干干净净的。脸盘不算特别漂亮，五官却很耐看，眉毛弯弯的，眼睛大大的，看人的时候像是会说话。皮肤不算白，是那种庄稼人特有的健康的小麦色，透着红润，一看就是在田里劳作过的。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跳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赶紧把头转回来，假装在看银幕。可眼睛不听话，又偷偷回头看了两眼。那姑娘已经扶着姥姥在我右边不远的地方坐下了，从随身带的布兜里掏出一块旧褥子铺在地上，让姥姥坐下，又把一个布包塞在姥姥身后当靠背，伺候得妥妥当当。老太太坐好了，拉着她的手说：“秀兰啊，你爹妈也不知道来不来，这天黑了，我眼神不好，待会儿散场了咱娘俩咋回去？”

那姑娘说：“姥姥您放心，来的时候我都看好了路，回去的时候我扶着您，慢慢走，不着急。”

老太太又絮絮叨叨地说：“你妈也真是的，让你一个人来，这大晚上的，你一个姑娘家……”

那姑娘笑着打断她：“姥姥，我不是一个人，我不还扶着您呢嘛。再说了，庄上这么多人呢，能有啥事。”

我竖着耳朵听着她们的对话，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着两个字：秀兰。多好听的名字啊，秀气的秀，兰花的兰，就跟她这个人一样，清清爽爽的，让人看了心里头舒坦。我忍不住又偷偷看了她一眼，这一回正好跟她的目光撞上了，她正往我这边看呢，大概也注意到我老是回头。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就跟被火烤了似的，烫得厉害。我赶紧又把脸转回去，心跳得砰砰砰的，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手心出了汗，黏糊糊的，在裤腿上蹭了蹭，喉咙发干，想咳嗽又不敢，怕发出声音丢人。

我暗暗骂自己没出息，二十岁的人了，见了个姑娘就脸红成这样，传出去还不让人笑话死。可道理我都懂，脸它就是不听使唤地红，心跳它就是控制不住地快。那个年代的农村小伙子，大多跟我一样，老实巴交的，见了喜欢的姑娘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更别说主动搭讪了。家里给介绍对象，都是双方家长先见面，觉得差不离了再让年轻人见个面，见了面也是低着头不敢看对方，媒人在旁边使劲儿撮合，说你们俩说说话啊，别光坐着。那种场面别提多尴尬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最后那一抹晚霞也消散了，天变成了深蓝色，几颗星星开始在头顶上眨眼睛。电影终于开始了，先是放了一部纪录片之类的东西，都是些新闻简报，没啥意思，大家等着看正片。场子里有人在喊：“放正片！放正片！”放映员不急不慢地说：“别急别急，马上就好。”过了一会儿，正片开始了，我记得先放的是《咱们的牛百岁》，是个喜剧片，讲的是农村改革的事儿，挺逗的，全场笑声不断。可那场电影我基本上没看进去，为啥？因为我满脑子都是右边那个叫秀兰的姑娘，眼睛的余光一直在往她那边瞟，正片演的啥，我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

我偷偷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看电影看得很认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有时候被电影里的情节逗得抿嘴一笑，那笑容浅浅的，嘴角微微上扬，笑得很好看，不是那种夸张的大笑，是那种含蓄的、内敛的、让人看了心里痒痒的笑。她坐着的时候腰板挺得很直，不像有些人看电影歪七扭八的，一看就是个有规矩的姑娘。她姥姥有时候跟她说话，她就侧过身子低下头，凑到姥姥耳朵边轻声说几句，怕声音大了打扰别人。

我在心里头翻来覆去地盘算着，怎么才能跟她说上话呢？直接打招呼？太唐突了，人家不认识你，你以为你是谁啊？假装碰掉东西？这主意也太老套了，而且我身边也没啥东西可掉的。借个火？可我又不抽烟。想来想去，想得脑瓜子都疼了，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

第一部电影演完了，换片子的间隙，场子里热闹起来，有人起身去上厕所，有人去买瓜子汽水，小孩跑来跑去追着玩。我也有点坐不住了，刚想起来活动活动，就见秀兰站起来，对她姥姥说：“姥姥您在这儿等着，我去买两瓶汽水。”

她一站起来，我才发现她比我矮了半个头，身量苗条，却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瘦，是那种结实的、有劲儿的、一看就是干惯了活的身体。她的辫子在身后轻轻晃着，辫梢的那根红头绳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像跳动的火苗。

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忽然就站了起来，比脑子快，完全是身体自己动的。我从兜里掏出那两块钱，深吸一口气，心跳快得像擂鼓似的，几乎是喊出来的：“那个……同志，我这儿有钱，我顺道，帮你买吧。”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丝意外和警惕，大概没想到旁边这个黑不溜秋的小伙子会突然开口跟她说话。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有两秒钟，对我来说却像过了两年那么长。我不敢跟她对视，眼神飘忽着看向别处，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觉得自己出了个大丑，刚想再说句“不买就算了”来挽回点面子，就听见她轻轻笑了一声，说：“不用了，谢谢你，我自己带了钱的。”

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到我耳朵里，比银幕上的电影还好听。

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可能是被她那一声笑迷了心窍，也可能是身体里二十年的胆量在这一刻全涌了上来，我鬼使神差地又补了一句：“那……那我买给你喝，就当是……就当是交个朋友。”

这话一出口，我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什么叫就当是交个朋友？这话也太不要脸了，人家跟你不沾亲不带故的，凭啥跟你交朋友？我一个庄稼汉，要啥没啥，凭啥让人家姑娘跟你做朋友？我正懊恼得不行，没想到她看着我，嘴角弯了弯，说了一句让我更意想不到的话。

她说：“你这人倒是实在。”

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用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我愣在原地，好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实在？她说我实在。这算是好话还是坏话？在我妈嘴里，实在就是傻，就是不会来事儿，就是缺心眼儿。可从她嘴里说出来，那语气听着又不像是嫌弃，倒像是带着那么一点点……我说不上来，反正心里头像喝了蜜水似的，甜丝丝的。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两瓶橘子味汽水，那种玻璃瓶装的，瓶盖上有个小凸起，对着石头上一磕就能开。她走到我跟前，我以为她要坐下，没想到她停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瓶汽水递给我，说：“请你喝的。”

我呆住了，真的呆住了，彻底呆住了。嘴巴张了张，想说句谢谢，可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硬是没发出声来。她见我这副愣头愣脑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这一回不是抿着嘴笑，是真正地笑出来了，眉眼都弯了，笑得爽朗又大方。她把汽水塞到我手里，说：“愣着干啥，拿着啊，我又不是给你下毒。”

她的手指碰到我的手心，温热温热的，像是有一股电流从手心窜到胳膊再窜到心口，我整个人都麻了。我慌忙接住汽水瓶，瓶子上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瓶身被汽水冰得凉丝丝的，那温度混着凉意，说不出的奇怪感觉。我张了张嘴，终于挤出了两个字：“谢谢。”

她说了句不客气，转身坐回姥姥身边去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这瓶橘子汽水，橙黄色的液体在灯光下晶莹剔透，瓶身上还挂着细密的水珠。我多少年没喝过汽水了，不是喝不起，是不舍得。现在手里这瓶，比任何一瓶都珍贵，珍贵太多了。我把瓶盖在石头上磕开，小小地抿了一口，橘子味的甜水顺着喉咙流下去，冰冰凉凉的，甜丝丝的，那滋味从嗓子眼甜到心窝里，说不出的舒坦。

第二部电影开始了，是武打片《武林志》。打斗场面很精彩，场子里不时响起叫好声。可我还是没怎么看进去，脑子里翻来覆去转着刚才那个画面，她递给我汽水的画面，她笑起来的画面，她说你这人倒是实在的画面。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她碎花短袖上有几朵花都数清了，是七朵，淡紫色的小碎花，衬着她小麦色的皮肤，说不出的好看。

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雨来了。不是那种绵绵细雨，是说来就来的急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砸在幕布上，银幕上的画面都花了。全场顿时乱成一片，大人叫小孩哭的，搬凳子的收包袱的，四处找地方躲雨的，乱成了一锅粥。放映员在喇叭里喊：“不要慌不要慌，雨停了接着放！”可谁还听他的，都自顾自地逃命去了。

我也赶紧站起来，正准备往家跑，忽然想起了什么，猛地转身朝右边看去。那个叫秀兰的姑娘正扶着姥姥艰难地往前走，老太太腿脚不好，走不快，雨越下越大，两个人已经淋得湿透了。前面的路也被慌乱的人群堵住了，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喊声，老太太慌张得不行，一个劲儿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秀兰把姥姥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挡着雨，嘴上说不怕不怕姥姥不怕，可声音都在发抖，她毕竟也就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在这样的情况下哪能不怕呢。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也没想，几乎是本能地冲了过去，跑到她们跟前，不由分说地把身上的的确良衬衫脱下来，三下两下披在老太太头上挡雨。然后弯下腰，不等她们反应过来，一手扶着老太太的胳膊，一手揽住她的腰，对秀兰说：“跟我走，我家近。”

秀兰愣了一下，抬头看着我，雨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打湿了额前的碎发，贴在脸上。她那双大眼睛在雨幕中望着我，眼神里有警惕，有犹豫，也有紧张。她看了我大约两秒钟，咬了咬嘴唇，不知道是雨太大了实在没办法，还是觉得我这个递汽水的小伙子看着不像坏人，总之她点了点头。

我半扶半抱着老太太，秀兰在旁边扶着姥姥的另一边，三个人冒着大雨往我家方向走。雨越下越大，简直像有人在天上往下倒水似的，路上的泥水漫过了脚脖子，一脚踩下去噗嗤一声，泥浆溅了一腿。我们村的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跟和了稀泥似的，滑得要命，走一步滑一下，得踩实了才敢迈第二步。老太太身上披着我的衬衫，可雨太大了，那点布根本挡不住什么，早就湿透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回家，赶紧到家。

好在打麦场离我家不算远，拐过两个弯就到了。我家是三间土坯房，墙是黄泥夯的，屋顶盖着麦草，院门是一扇歪歪扭扭的木板门，用铁丝拧着。我推开院门，大声喊：“妈！妈！来人了！”我妈披着衣服跑出来，一看我领了个姑娘回来，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眼睛瞪得溜圆，下巴差点没掉下来。

她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赶紧招呼着把人让进屋。老太太被扶进屋的时候浑身打哆嗦，嘴唇都紫了，牙齿咯咯咯地打架，话都说不利索了。秀兰也好不到哪儿去，浑身上下湿了个透，碎花短袖贴在身上，头发一缕一缕地往下滴水，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她站在那儿，低着头，不敢看我，也不敢看我妈，双手攥着衣角，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我妈可不是一般人，她那个人泼辣能干，心肠热得像一团火，最看不得人吃苦。她二话不说，转身就去找干净衣裳。翻箱倒柜了半天，找出她压箱底的一件蓝布褂子和一条黑裤子，都是新的，自己舍不得穿，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拿出来给秀兰换上。又找了我爹生前留下的几件旧衣裳给我穿，我爹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的衣服我妈一直留着舍不得扔。又找出一床干净的被单给老太太裹上。

我妈一边忙活一边念叨着说：“他爹啊，你可别怪我，这些衣裳我是留着给你烧的，今儿个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这话说得我心里头酸酸的，眼眶有点发热。我爹是在我十六岁那年走的，得的是痨病，也就是肺结核。那会儿家里穷，没钱治，硬是拖了一年多，最后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走的时候才四十三岁。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心里头都有数。

老太太裹着被单坐在门槛边上，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连声说谢谢谢谢，说好人啊你们都是好人啊。秀兰换好了衣服出来，我妈的那身衣裳穿在她身上有点大，可她穿着反倒有种说不出的好看，就像戏文里说的那样，粗布衣裳也遮不住好身段。她低着头走到我妈跟前，小声说：“婶子，谢谢您，衣裳我回头洗干净了给您送来。”

我妈拉住她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眼睛里全是欢喜的光彩，嘴里说着：“不着急不着急，姑娘你叫啥名字？多大了？哪个村的？”

老太太在旁边接口说：“她叫秀兰，冬梅乡马庄的，是我外孙女，今年十八了。”

我妈一听冬梅乡马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冬梅乡马庄在那一带是出了名的穷地方，比我们柳河屯还穷。那地方是沙土地，种啥啥不长，三年两头发大水，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我听说过马庄，说是那个村子光棍汉特别多，因为姑娘都想往外嫁，小伙子娶不上媳妇。不过我当时也没在意这些，穷不穷的，跟我有啥关系呢？我又不是要娶她。

雨渐渐小了，从瓢泼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屋檐滴着水，嘀嗒嘀嗒响着，像是谁在轻轻敲着瓦片。秀兰走到门口看了看天，对老太太说：“姥姥，雨小了，我跟李婶儿借把伞，咱们回吧。”

我妈一听这话，一把拉住她：“回啥回？这大晚上的，黑灯瞎火的，路又滑，你们娘俩咋回去？马庄离这儿七八里地呢，你姥姥这腿脚能走得了？不行不行，今晚上就在这儿住下，明天天亮了再走。”

老太太也犹豫，说这多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妈把脸一板，拿出了当家主母的气势，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谁还能没个难处？当年我跟他爹在外面跑的时候，也靠着好心人收留过，这人啊，得将心比心。说着就开始张罗着铺床，把我们家的两张床都腾了出来，我妈跟秀兰还有老太太睡一张，我跟她换了铺盖睡另一张。也不对，我睡的是门板上铺的褥子，正屋的地上铺了一层麦草，麦草上再铺一床旧棉被，这就是我今晚的窝了，把床让给了老太太和秀兰。

睡下之后，屋里安静下来，只有雨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我躺在地上的褥子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秀兰的模样。她梳辫子的样子，她笑的样子，她递汽水给我的样子，她被雨淋湿的样子，她低头换了我妈衣裳的样子，每一个画面都刻在了脑子里，抹都抹不掉。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正要睡着的时候，我听见正屋那边传来细细碎碎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说话。我竖起耳朵听了听，是秀兰在跟她姥姥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夜深人静，我还是隐约听到了几句。

“姥姥，你说这个小伙子……人咋样？”

“咋样？是个实在孩子，心眼好。”

“我也觉得……挺好的……”

然后就是老太太低低的笑声，和秀兰娇嗔的声音：“姥姥你别笑，我就是说说嘛。”

我的心砰砰砰地跳了起来，比打麦场上那次还厉害，感觉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她说我挺好的？她说我挺好的！她说的人是我吧？这屋里就我一个年轻小伙子，不说我说谁？她说我挺好的！我激动得差点从褥子上蹦起来，使劲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疼得龇牙咧嘴，确定这不是做梦。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着，翻来覆去地烙饼，激动得不行，又不敢发出太大的动静怕吵着别人。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打了井水洗了脸，又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秀兰也起得早，她出来的时候我正在扫院子，四目相对的一瞬间，两个人都有些不自在。她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去打水，我偷偷看着她，她也偷偷看了看我，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又赶紧弹开，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她打了水洗了脸，又把昨晚换下来的湿衣服拿到太阳底下晾。我站在屋檐下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头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了，我要去找她，我要去马庄找她。可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人家又没说要我去，我巴巴地跑过去，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早饭我妈做的红薯稀饭，就着咸菜和窝窝头。老太太吃得稀里哗啦的，一个劲儿地夸我妈手艺好，把我妈夸得眉开眼笑的。吃完饭，秀兰帮着我妈洗了碗，收拾了灶台，又把我妈换下来的脏衣服也一起洗了，干活麻利得很，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姑娘。我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拉着秀兰的手说：“秀兰啊，以后常来玩，婶子这儿就是你的家。”秀兰红着脸应了一声，扶着她姥姥告辞走了。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们娘俩的背影消失在土路的尽头，心里头空落落的，像是被人挖走了一块。那天下午我干活都没心思，扛着锄头去地里锄草，锄着锄着就走神了，脑子里全是秀兰的笑脸。我还闹了个大笑话，把玉米苗当草给锄了，锄了好几棵才发现，心疼得我蹲在地头抽了自己两耳光，那几棵玉米苗可都是粮食啊，出苗的时候费了多少工夫，一把锄头就没了。

又过了两天，我终于憋不住了。那天吃完午饭，我跟我妈说：“妈，我去马庄转转。”

我妈正在刷锅，闻言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意味深长的，嘴角慢慢浮起一丝笑意。她没有多问，只是说：“去吧，早点回来。”

我也没多解释，揣上兜里仅剩的八毛钱，骑上我们家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就出发了。天热得很，太阳明晃晃的，把土路晒得发白，路两边的玉米地高过了人头，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像无数面绿色的旗子在飘。我蹬着自行车往马庄方向骑，七八里路，骑了不到半个钟头就到了。

可是到了马庄我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她家住在哪儿。马庄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百十来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一个外村人，总不能挨家挨户地敲门问：“请问秀兰家住哪儿？”那不是找抽吗？人家不把你当流氓打出来才怪。

我在村口转了好几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满头大汗，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忽然看见一个老大爷扛着锄头从田里回来。我赶紧迎上前去，赔着笑脸问：“大爷，麻烦问您一下，秀兰家住哪儿？”

老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眼神像X光似的，看得我心里直发毛。他慢悠悠地问：“哪个秀兰？”

我说：“就是……就是刘秀兰。”

我其实不知道她姓什么，那天晚上她姥姥光叫秀兰秀兰的，没说姓啥。可我想着，秀兰这名字挺常见的，万一说错了不就露馅了？可话已经说出口了，收不回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等老大爷回答。

老大爷想了想，说：“刘秀兰？我们村没有姓刘的啊。你是找张秀兰吧？张老四家的闺女。”

我心里一喜，管她姓啥，反正是秀兰就行，连忙点头说：“对对对，就是张秀兰。”

老大爷用手往村子东头一指：“往前走，到第三个巷口右拐，看见门口有两棵槐树的就是。”

我说了声谢谢，推着自行车就往里走，心里头跟揣了只兔子似的，砰砰直跳。到了老大爷说的那个地方，果然看见两棵大槐树，枝繁叶茂的，把半个院子都遮住了。院门是几块木板拼的，半掩着，透过门缝能看见里头是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几垄菜，丝瓜藤爬上墙头，开着黄灿灿的花。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在菜地里刨食，叽叽叽地叫着。

我站在门口，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犹豫了老半天，就是不敢敲门。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李建设啊李建设，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怕什么？进去说几句话怎么了？又不会吃了你。可手就是不听使唤，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一样，抬不起来。

正在我纠结得要命的时候，院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秀兰端着一盆水要往外泼，一抬头看见我，愣住了。水盆歪了一下，洒了半盆在她脚上，她也顾不上，就那么愣愣地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微微张着，那表情又惊讶又不知所措。

我也愣住了，张了张嘴，半天憋出一句话：“我……我来还衣裳的。”

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因为我手里空空的，啥也没拿。她那天的衣服早就晾干让我妈叠好了放着了，可我出门的时候太着急，根本忘了拿。

秀兰低头看了看我空空的手，又抬头看了看我，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脸红得像猴屁股，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看着她笑，我也忍不住傻乎乎地跟着笑了。两个人在大太阳底下站了好一会儿，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那么傻笑着，跟两个二傻子似的。

这时候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秀兰，谁啊？”

秀兰回头应了一声：“妈，没谁，问路的。”然后又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头带着一丝嗔怪一丝无奈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意，压低声音对我说：“快走吧，让我爹看见了该骂人了。”

我赶紧说了声那衣裳我改天送来，转身就推着自行车跑了，跑出去好远了还听见她在后面笑。那笑声追着我跑了一路，我蹬着自行车往家骑，越想越觉得自己像个蠢货，可心里头却甜得不行，嘴角怎么都压不下去，一路上咧着嘴笑，路上的尘土扬起来扑了一脸也不觉得脏。

从那以后，我就隔三差五地往马庄跑。有时候是送衣裳，衣裳送完了就说借了别的东西要还，借的东西还完了就说路过顺道看看，实在编不出理由了就说我来找老大爷问路。一来二去的，跟秀兰就慢慢熟络起来了。

我发现秀兰这个人跟我想的差不多，是个顶好的姑娘。她家在马庄是最穷的那几户之一，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娘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念书念到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在家里帮着干活儿，种地、喂猪、做饭、洗衣裳，什么活儿都干，从来没见她闲过。她性子不软也不硬，说话不急不慢的，待人接物有分寸，不像有些姑娘那样咋咋呼呼的，也不像有些姑娘那样扭扭捏捏的。

我每次去找她，都不敢大张旗鼓的，怕被她爹看见。她爹那个人，我后来才知道，是个脾气暴躁的主儿，尤其是对女儿看管得严，最看不惯年轻小伙子在他家门口晃悠。所以我每次去都是趁着下午她爹下地干活不在家的时候，跟做贼似的，鬼鬼祟祟地溜到她们家屋后头，在墙角那儿学三声布谷鸟叫。那布谷鸟叫学得可像了，好多次把真布谷鸟都骗过来了，落在树上跟着我叫。

秀兰听见暗号就会偷偷溜出来，两个人躲在她家屋后那棵大槐树下说说话。说是说话，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我在说，她在听。我给她讲村里的新鲜事，讲我在田里的活儿，讲我小时候的糗事。她听着听着就笑，笑完了就说：“你这人嘴笨，讲故事倒是讲得挺好。”我说我嘴不笨，就是见了你才笨的。她就脸红，红得像秋天的柿子，好看得很。

有时候我也会带点东西给她，有时候是一把花生，有时候是几颗糖，有时候是我从镇上买的红头绳。我注意到她辫子上的红头绳已经旧得褪色了，就买了一根新的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低下头说：“你老花钱干啥，攒着点钱不好吗？”我说：“给你花钱，值。”她的头低得更低了，辫梢露出来的耳朵尖红红的，像是被烫了一下。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我心里头那个念头也越来越清晰了：我要娶她。我是真的想娶她，不是随便说说的那种想。我这个人认准了一样东西就不回头，就跟种地一样，认准了这块地能长出好庄稼，我就死心塌地地伺候它，浇水施肥除草，绝不半途而废。

可没想到，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去找秀兰，两个人在大槐树下说话。说着说着，我鼓起勇气，一把攥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不软，骨节分明，掌心和指腹有薄薄的茧，是长年干农活留下的印记。可就是这双手，让我觉得踏实，觉得安稳，觉得这就是我要握一辈子的手。

她没有躲。

她低着头，脸一直红到耳朵根，手指在我的掌心里微微颤抖着，却没有抽回去。那一刻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感觉全世界的花都在这一刻开了，天上的星星也比平时亮了几分。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一定要娶她过门，让她过上好日子。

可是第二天，当我托了媒人去她家提亲的时候，事情却闹大了。

媒人是我们村有名的王媒婆，嘴皮子利索，撮合成了多少对有情人。她提着礼物去了马庄，到了秀兰家，还没进门就被她爹张老四堵在了门口。张老四是个黑脸膛的庄稼汉，五大三粗的，站在那儿跟半堵墙似的，脸一沉，跟锅底差不多。他连门都没让王媒婆进，站在院门口就嚷嚷开了：“谁让你来的？柳河屯？不行！我闺女不嫁柳河屯的人！”

王媒婆赔着笑脸说：“他张叔，你先别急嘛，这小伙子人不错，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但人品好，又能干……”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张老四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听见了，“柳河屯的跑来我们马庄说亲？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李建设是吧？一个种地的，家里三间破土房，能养得起我闺女？做梦！”

这话传到我们柳河屯的时候，我正在地里锄草。我哥骑着自行车跑来告诉我，说秀兰她爹放出话来了，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我要啥没啥就想娶他闺女，门儿都没有。还说马庄的人都在笑话我，说我一个土坷垃里刨食的穷小子，也敢去攀人家的大姑娘。

我拿着锄头站在玉米地里，太阳晒得我头晕目眩，可我心里头比太阳底下还烫，是那种又羞又恼又恨又无奈的火烧火燎的感觉。我李建设从小到大没被人这么瞧不起过，我是个庄稼人没错，我穷没错，可我凭自己的力气吃饭，不偷不抢，不欠谁不赖谁，我哪里丢人了？你张老四也是庄稼人，你比我富到哪儿去了？你家那三亩沙土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吃半年的，你凭啥看不起我？

可这些话我也只能在心里想想，说出来也没用。在那个年代，农村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讲究男方要有房有彩礼，你要是穷，你就是再好的小伙子，人家也不正眼瞧你。这是现实，残酷的现实，你不服不行。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一头扎进屋里，连晚饭都没吃。我妈端了碗面条进来，放在床头，说：“建设，妈知道你心里难受，可这事儿急不得。秀兰那姑娘看着是个有主意的，她要是真心待你，她爹拦不住。”我蒙着被子没吭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二十岁的男人，在村里大小也算条汉子了，可那一刻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觉得委屈，觉得不公平，觉得老天爷太欺负人了。

过了两天，秀兰托人给我捎了个口信，说让我别去找她了，她爹这几天在家发脾气，要是撞上了非打起来不可。捎信的人是她邻居家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小孩说完这话又补了一句：“秀兰姐让我跟你说，你不用着急，她心里有数的。”

我心里有数的。

这四个字像一把火，把我快要熄灭的那点希望又点着了。她心里有数，她心里有我，这就够了。她爹不愿意又怎样？这个村里人看不起我又怎样？只要她愿意，我李建设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她娶回来。

可是张老四那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不知道他听了谁的话，说我在村里名声不好，说我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又说我家穷得叮当响，连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来。这些话有些是真的，比如我穷；有些是假的，比如我不务正业。我就不明白了，我天天在地里从早干到晚，哪只眼睛看见我不务正业了？可张老四不信，或者说他根本不想信。他就是看不上我这个人，看不上我们柳河屯，看不上我家的三间土坯房。

有一回我在集上碰到他，远远看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蹲在路牙子上抽旱烟。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叫了声叔。他抬头看见是我，眼睛里的厌恶毫不掩饰，烟袋杆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转身就走，连句话都不给我说。我心里头那个滋味，像被人泼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那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嫌贫爱富，什么叫门第之见。我们都是一样的庄稼人，一样的土里刨食，可在有些人眼里，穷也有三六九等，你比我还穷，你就没资格跟我做亲家。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马庄了，怕撞上张老四，更怕给秀兰惹麻烦。我只能在心里惦记着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想着她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在想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听着院子里的虫鸣声，一个人默默地掉眼泪。我不是个爱哭的人，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怎么哭，可那段时间，我总觉得心口堵着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秀兰也来不了我这儿，她爹管她管得严，出门都得报备，去镇上赶集都不让一个人去，怕她偷偷跑来找我。我们就像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了，明明离得不算远，心里头又都惦记着对方，可就是见不上面。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个月，眼看就要入秋了。中秋节前两天，我终于忍不住了，趁着张老四去地里收花生的机会，又偷偷跑到马庄去找秀兰。我把自行车停在村外的小树林里，步行溜进去，还是老地方，她们家屋后那棵大槐树下。我学了三声布谷鸟叫，过了一会儿，秀兰果然从后门溜出来了。

她瘦了，也憔悴了，眼眶下面有淡淡的青紫色，一看就是没睡好觉。可她看见我的那一刻，眼睛还是亮了一下，嘴角微微弯了弯，叫了声建设哥，声音有些发哑，像是哭过。那一声哥叫得我心里头又酸又痛，恨不得立刻拉着她的手就跑，跑到天涯海角去，谁也找不到我们。

我们在槐树下站着，好一会儿没说话。秋天午后的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洒在她脸上，忽明忽暗的。风把地上的落叶吹得沙沙响，远处有人在收花生，吆喝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

她先开口了，声音很低很低：“建设哥，国庆节那天，我爹要把我许给隔壁村的赵家。”

我愣住了，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国庆节，那就是十天以后的事。十天，短短的十天，她就要被许给别人了？这怎么行，这绝对不行。

“赵家？哪个赵家？”我问。

秀兰低下头，眼圈红了：“赵家集上的，他叫赵德厚，在镇上开了个砖窑，家里有钱。他比我大八岁，前年死了老婆，留了个孩子。”

我一听这话，血就往头上涌，脑门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一个死了老婆拖着孩子的男人，比她大八岁，她爹要把她嫁过去？就因为他家里有钱？就因为他在镇上开了个砖窑？那一刻我恨不得冲到张老四面前，揪着他的领子问他，你到底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

“你愿意吗？”我盯着秀兰的眼睛问。

她摇了摇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无声无息地滑过脸颊，滴在碎花短袖的领口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的泪，整个人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心脏猛地缩紧，疼痛从胸口蔓延到四肢百骸。她不愿意，她不愿意嫁给那个死了老婆的男人，可她不能反抗，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姑娘的婚事由不得自己做主，老子说了算，老子让你嫁你就得嫁，不嫁就是不孝，不孝就是大逆不道。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微微发颤。我说：“秀兰，你等着我，我一定在国庆节前来娶你，你相信我。”

她抬起泪眼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出一句话来：“建设哥，你可快些，我怕我等不了那么久了。”

我攥着她的手，用力攥着，像是要把自己的决心和力气都传给她。我说：“你放心，我一定来。”

回家的路上，我蹬自行车蹬得飞快，脑子里翻江倒海。我要在十天之内凑够彩礼钱。我们这边的规矩，彩礼一般是六百块到八百块，好一点的人家给一千。我家的情况，别说六百块，就是六十块都要省吃俭用攒好几个月。我妈种地，打下来的粮食刚够吃，卖不了几个钱。我虽然也能干，可干一年的工钱加在一起，撑死了也就三四百块，还得留着买种子买化肥。六百块彩礼，对我们家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可我必须在十天内凑出来。

我回到家，跟我妈说了这事。我妈沉默了好久，最后说了一句：“建设，妈给你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妈把家里仅存的一缸麦子卖了两百块。那是留到过年吃的口粮，卖了就意味着今年冬天我们得勒紧裤腰带了。可我妈眼都没眨一下，第二天一早就跟村里收粮食的贩子说好了价钱，两百块现钱，沉甸甸的，用一块旧手帕包着，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手帕上还带着我妈手上的温度。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全是裂口和茧子，可那两百块钱被她攥得紧紧的，没有一张是皱的。

我妈又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个红布包，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打开来是一只银镯子，是我奶奶传给我妈的，我妈一直舍不得戴，说要留着给我媳妇。她把手镯递给我的时候，眼眶红了，说：“这个也拿去当了，能当个几十块。”我攥着手镯，喉头发紧，想说妈我不要，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知道，这只镯子对我妈意味着什么，可为了我，她什么都舍得。

我自己这边，找几个伙计凑了一些。我找了我最要好的兄弟王军，他在镇上的砖瓦厂干活，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十块。我把情况一说，王军二话没说，把攒了大半年的工钱全掏出来了，一百五十块，崭新的票子，一张一张叠得整整齐齐，递给我的时候说：“建设，这钱不用还了，你好好把媳妇娶回来就行。”我说这怎么行，王军一瞪眼：“你还是不是兄弟？要不是当年你爹救了我爹一条命，哪有我今天？什么还不还的，你再废话我就把钱收回去了。”我眼圈一红，没再推辞，但心里暗暗记住了这辈子都欠他一份情。

我又找邻居赵叔借了八十，找我远房表哥借了五十，零零碎碎地凑了凑，最后一数，五百三十块。离六百还差七十。七十块钱，在九二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够买大半个猪仔了。可就这七十块，我在村里跑断了腿，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愣是没一个人能借给我。那会儿家家都穷，谁家也没有闲钱，你张口借钱，人家不是不肯借，是真的没有。有几个关系好的邻居，想借给我，可翻了翻抽屉，也就拿出个十块八块的，杯水车薪。

眼看国庆节一天天逼近，我急得嘴角起了燎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彩礼彩礼秀兰秀兰。我恨不得去偷去抢，可我知道那是一条不归路，我李建设穷归穷，可不能干那丢人的事。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那天我去镇上赶集，在供销社门口碰上了我二舅。二舅是个木匠，在镇上的建筑队干活，常年风吹日晒的，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看见我的样子吓了一跳，问我怎么瘦成这样了，是不是生病了。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说着说着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硬是忍住了。我二舅沉默了好一会儿，抽了两根旱烟，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忽然站起身说：“走。”

“上哪儿去？”我抹了把脸，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找你二舅妈去，你二舅妈娘家那边有点家底，我去借借看。”他从腰带上解下旱烟袋别在腰间，拍了拍我的肩膀，“建设啊，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你二舅我虽然不富裕，可这事儿关系到你一辈子，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帮你。”

我二舅妈娘家确实比一般人强些，她爹以前在生产队当过队长，攒下了一些家底。可那毕竟是人家娘家的钱，不是二舅的。我心里过意不去，说二舅算了吧，我再想别的办法。二舅骂了我一句臭小子，拉着我就往他家里走。

到二舅家借了钱，二舅妈听说了这事，骂了我二舅一顿，说你怎么不早说，人家建设是咱亲外甥，他娶媳妇这么大的事，咱们当舅舅舅妈的不管谁管？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手绢包，打开来是一叠钱，有十块的五块的还有两块的一块的，都是她平时卖鸡蛋攒下来的，一角一分地攒，攒了好几年才攒了这六十块钱，全给了我。加上二舅从他工头那儿支了半个月的工钱，一共凑了九十块。

二舅把这九十块钱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我蹲在二舅家的院子里哭得像个孩子，二舅拍着我的背说好了好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你哭啥。可我忍不住，我就是忍不住。那九张十块钱握在手里，比什么都沉，那是我二舅和二舅妈的血汗钱，是二舅妈一个鸡蛋一个鸡蛋攒出来的，是我二舅在工地上搬砖和泥挣来的，每一分钱上都沾着他们的汗水。

我终于凑够了六百块彩礼。

可是事情还没完。

我托王媒婆再去马庄提亲的时候，张老四开出条件了：彩礼，八百块。

八百块。

我差点没当场背过气去。六百块已经是我砸锅卖铁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才凑出来的，他要八百，我上哪儿弄那多出来的两百？我当时就急了，恨不得冲到张老四面前跟他理论，可王媒婆拦住了我。王媒婆说你先别急，这里面有门道，他张老四不是真的要八百，他是想让你知难而退，你要是真凑了八百，他还能要一千。这事儿不能硬来，得智取。

我说怎么个智取法？王媒婆嘿嘿一笑，露出一口大黄牙，说你别管了，我自有办法，你先把这六百拿着，过两天我带你上门去，把这事儿当面锣对面鼓地说清楚。我就不信了，他张老四闺女都十八了，再不出嫁就成老姑娘了，他心里头比谁都急，他就是赌你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你要是真拿出来了，他也就没话说了。

王媒婆说得有道理，可我还是心里没底。六百是我全部的极限了，要是到时候他死活不松口，非要八百不可，那我可真没辙了。那几天我简直度日如年，干什么都心不在焉，下地干活的时候差点把脚踩到锄头上。我妈看我这样心疼得要命，天天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可我就是咽不下去，每顿饭扒拉两口就说饱了。

到农历九月初六那天，王媒婆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一早跟她去马庄。她说她已经跟张老四那边通过气了，对方同意当面谈。我一听这话，激动得一夜没睡，把要说的话在心里来回过了无数遍，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了，换上那件洗干净的白的确良衬衫，把六百块钱用红纸包好，揣在最贴身的口袋里，又缝了道线怕掉了。王媒婆笑话说你这哪是去提亲，你这是去打仗。我说这就是打仗，生死存亡的仗。

去马庄的路上，我跟在王媒婆后面，腿肚子都在打颤。初秋的风吹着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是在给我打气。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路黄尘。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别怕，不能怕，为了秀兰，啥都不能怕。

到了秀兰家，张老四坐在堂屋里，黑着脸，手里的旱烟锅子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味呛得人直想咳嗽。秀兰她妈站在灶房门口，探着头往这边看，一脸的担忧。秀兰没在堂屋，我在院子里也没看见她，不知道是被支到别处去了还是躲在里屋不敢出来。

我进屋叫了声叔，张老四嗯了一声，连看都没看我一眼。王媒婆不愧是干这行的，脸皮厚得很，笑嘻嘻地坐下，东拉西扯地说了几句场面话，然后直奔主题：“他张叔啊，建设这孩子你也看到了，人老实本分，又能干，你对这孩子还有啥不满意的？”

张老四磕了磕烟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能干？能干咋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盖不起？三间破土坯房，下雨天不漏雨？我那闺女嫁过去住啥？猪圈？”

这话说得难听，我的拳头在袖子里攥得咯吱响，指甲掐进肉里，生疼。可我知道不能发火，发火就输了。我深吸一口气，压住心里的火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叔，房子的事您放心，我今年冬天就翻新，把土墙换成砖墙，屋顶也重新盖过。我现在穷，可我有力气，我不怕吃苦，我保证不让秀兰跟着我受委屈。”

张老四冷笑一声：“翻新？就凭你？你拿啥翻新？”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红纸包，放在桌上，打开来，露出里面整整齐齐的一叠钱，十块一张的居多，也有一些五块两块一块的，新旧不一，有的还带着折痕，可每一张都干干净净平平整整。我说：“叔，这里是六百块彩礼钱，我知道您嫌少，可我李建设能力有限，这是我凑了好久才凑出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都是我借遍了亲戚朋友凑的，我都记着账，以后一定还上。您要是觉得不够，我以后挣了钱再补给您，只求您把秀兰许给我。”

张老四看着桌上那堆钱，眼神动了一下，但嘴上还是硬得很：“六百？我说的是八百，你耳朵聋了？”

王媒婆这时候开口了，她不急不慢地说：“他张叔，你听我说句公道话。你闺女秀兰今年十八了，在你们马庄，十八岁的姑娘还有几个没出嫁的？你再拖下去，把她拖成了老姑娘，到时候别说八百，八百八也嫁不出去了。建设这孩子，虽说眼下穷了点，可人踏实肯干，过了门不会亏待你闺女。你要是硬把她嫁给那个赵德厚，死了老婆还拖着个孩子，年纪又大，你闺女嫁过去是去给人家当后妈的，你这当爹的就不心疼？”

张老四脸色一变，烟袋杆子啪地拍在桌上，吼道：“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赵德厚咋了？人家有钱！开砖窑的！吃穿不愁！跟着他我闺女不用下地干活！”

王媒婆也不怕他，声调不高不低地说：“有钱是有钱，可他那砖窑是跟人合伙的，听说最近经营不善，都快开不下去了。再说了，你闺女嫁过去，是去享福还是去受气的？赵德厚那人啥脾气你不知道？前头那个媳妇是咋死的？你心里没数？”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一下子戳中了张老四的要害。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烟袋杆子举在半空中，半天没放下来。我后来才知道，赵德厚那个人是个暴脾气，前头那个媳妇据说是被他打病的，病了一年多就没了。这些事乡里乡亲的都有耳闻，只是没人拿到台面上说。王媒婆今天把这话挑明了，等于是在张老四脸上扇了一巴掌。

空气凝固了好一会儿，屋子里的气氛紧张得像要爆炸。堂屋正中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年画，画上的胖娃娃咧着嘴笑，仿佛在看这一屋子大人闹出的大戏。桌上的搪瓷茶缸子上印着“农业学大寨”几个字，边沿磕掉了好几块漆，露出下面的铁皮。我大气都不敢出，心跳得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这时候，秀兰她妈从灶房那边走过来了，端着一碗水，放在我面前。我看见她眼眶红红的，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张老四，忽然开口了：“当家的，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张老四瞪了她一眼：“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个啥？！”

秀兰她妈这回没像往常一样缩回去，她把围裙解下来放在桌上，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懂啥？我懂我闺女的心思。我这当妈的，眼看着闺女这些天瘦得不成样子，晚上睡不着觉躲在被窝里哭，我心里头比刀割还疼。建设这孩子，我看着行，家境虽说不富裕，可人实诚，对秀兰也是真心。咱们当年成亲的时候，你有啥？三间草房借来的被子，我嫁过来的时候连床像样的褥子都没有。咱们那时候不也过来了？日子是人过的，不是钱过的。”

张老四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想骂人又骂不出来。秀兰她妈从来不跟他顶嘴，这是头一回，当着外人的面，把他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屋里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声音大得震耳。我偷偷看了一眼秀兰她妈，她站在灶房门口，微微低着头，眼角的皱纹里蓄着泪，一双枯瘦的手攥着围裙的边角，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凸起。那一瞬间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差点当场喊她一声妈。

张老四终于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了很多，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行，六百就六百，但有一个条件。”

我心里一紧：“叔您说。”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不甘，有无奈，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像是妥协，又像是试探。他说：“你必须在我六十大寿之前把房子翻新好，砖墙，瓦顶，不能是土坯房。你要是做不到，这事就算了，彩礼我也不要你的，原封不动退给你。”

我脑子飞快地转了一下，问他：“叔，您六十大寿是啥时候？”

“明年五月十五。”

我算了算，还有八个多月。八个多月，把三间土坯房翻新成砖瓦房，对一个穷庄稼汉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我没有犹豫，张口就说：“行，叔，我答应您。明年五月十五之前，我一定把房子盖好。要是盖不好，我李建设没脸来见您，婚事我自动放弃。”

张老四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自量力的傻子，又像是在看一个敢说敢当的汉子。他最终没再说什么，把桌上的红纸包拿过去，数都没数，塞进了兜里，算是答应了。

走出张家院子的时候，我的腿软得像面条，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秋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打了个哆嗦，可心里头像有一团火在烧。成了，总算是成了。虽然只是条件性地答应，彩礼也只是口头收下，但至少他松口了。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比之前更难走，要在八个月内盖好三间砖瓦房，谈何容易。可答应都答应了，就是跪着走，我也得把这条路走完。

王媒婆走在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建设啊，你可答应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啊，你可要想好了，盖三间砖瓦房，光材料费就得一千多，你上哪儿弄去？”我咬了咬牙，说婶子您放心，我就是去卖血，也把这事儿办成。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头顶的月亮，久久没有回屋。秋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挂在老槐树梢头，把院子里照得亮堂堂的。蛐蛐在墙角叫个不停，偶尔有一两声蛙鸣从远处的水塘传来。我妈端了碗面条出来，蹲在我身边，娘俩就这么沉默地待着。过了好一会儿，我对我妈说：“妈，我要出去打工。”

我妈抬起头，月光下她的脸显得格外苍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两个字：“去吧。”

就这样，我踏上了打工的路。我先去了县城的建筑工地，给人搬砖和泥，一天两块钱，管一顿午饭。干了一个月，挣了六十块钱，可我算了一下，按这个速度，到明年五月我最多挣五百块，连买砖的钱都不够。我急得嘴上又起了燎泡，晚上躺在工棚里，听着旁边工友的呼噜声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工地上有个河南来的老师傅，姓孙，是个瓦匠，人挺好的。他看我干活卖力又肯学，就教了我砌墙的活儿。我学得快，不到半个月就能独立砌墙了，而且砌得又直又平，孙师傅看了直夸我有天赋，说比有些干了三年的人砌得都好。有了手艺工资就高了，一天能挣到四块钱，我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立刻给家里寄了封信，让我妈别担心。

可光靠这每天几块钱的工资，还是不够。我打听到去南方打工挣钱多，说是在深圳广州那边，一个月能挣三四百。我心里头痒痒的，可去南方的路费就要好几十块，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找不到活儿干怎么办？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孙师傅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小伙子，你要是想挣大钱，就得敢闯。你在这儿一天四块钱，干到明年也盖不起三间房。去南方，那是冒险，可有风险才有机会啊。”

我想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就辞了工地的活儿，去火车站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硬座，四十几块钱，要坐三十多个小时。走之前我回了一趟村里，想跟秀兰告个别。可我不敢去马庄，怕被张老四看见，只好托人给她带了个口信，说我出去打工了，让她等我，明年五月我一定回来。

火车上人挤人，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我找了个角落蹲着，两天一夜没合眼，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着秀兰，想着房子，想着那八百块彩礼。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汗臭味，有人打牌有人喝酒有人睡觉，小孩哭大人叫，嘈杂得不行。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脑子里只有一件事：一定要挣够钱，一定要盖好房子，一定要在明年五月十五之前回去。

到了广州，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人，我们那整个柳河屯的人加起来，还没一条街上的人多。我在火车站附近转了两天，找了好几个工地，最后在一个叫白云区的地方找到了活儿，一个正在盖的小区的建筑工地。包工头是个四川人，姓陈，说话嗓门大，脾气也大。他看了看我的手，翻了翻让我搬了几块砖试试，看我有劲儿，二话没说就留下了我，一天五块钱，管住不管吃。

工地上住的是一排铁皮棚子，到了夏天热得像蒸笼，蚊子多得能把你抬走。我跟十几个工友挤在一间棚子里，睡着大通铺，翻身都要跟旁边的人打招呼。晚上蚊子嗡嗡嗡地叫，咬得浑身是包，我就把被单从头盖到脚，热得浑身是汗也不掀开。吃的更简单，一天三顿馒头咸菜，偶尔工地上加餐，能吃到一顿炒菜，那就是过年了。

可我不觉得苦，真的，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我心里有盼头，有一个姑娘在马庄等着我，有一栋房子在柳河屯等着我盖起来。每天晚上收工后，别的工友都出去逛夜市看电视了，我就窝在工棚里，借着走廊上昏黄的灯光给秀兰写信。我的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的，可每一封信我都写得认认真真，一笔一划，把心里话全写进去。写完了舍不得花钱买邮票寄，就攒着，等到逢年过节一次性寄回去。秀兰回信也不方便，她那边寄信要跑三里路去镇上的邮局，可她每次都会回，信写得不长，错别字也不少，可每一个字我都翻来覆去地看，看得都能背下来了。

她在信里说，她爹知道我去南方打工了，没说什么，只是冬天的时候看见我家那三间土坯房在风雪里歪歪扭扭的，叹了口气。她还说，她偷偷去过一次柳河屯，远远地看了看我家，看见我妈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择菜，心里头酸酸的。

信纸上有几处水渍，我知道那是她掉的眼泪。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冬天来了又走了，春天在不知不觉中到了。我在广州干了七个月，省吃俭用，攒下了差不多九百块钱。加上之前剩下的，手里头有一千二百多块。买了砖头水泥，再买些木料，自己动手，三间砖瓦房应该能盖起来。我算了又算，觉得差不多够了，就跟包工头结了工钱，踏上了回家的火车。走之前我还特意去广州的百货大楼给秀兰买了一条丝巾，粉红色的，在灯光下亮闪闪的，花了十几块钱，是我这辈子买过的最贵的东西。我还给我妈买了一双新布鞋，软底的，穿着不硌脚。

回到柳河屯的那天是四月初，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路两边的泡桐树开满了紫色的花，香气浓得化不开，远远地就能闻到。田野里的麦子已经抽穗了，绿油油的连成一片，风一吹像波浪一样翻滚。我在村口下了车，扛着蛇皮袋走在熟悉的土路上，心里头五味杂陈，既激动又紧张，既高兴又不安。七个月没回来了，村里有没有变化？我妈身体还好吗？秀兰还好吗？

推开院门的时候，我妈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的那一刻，手里的鸡食盆子啪嗒掉在地上，母鸡们一哄而散。她愣了一下，然后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快步走过来，接过我肩上的蛇皮袋，嘴里念叨着：“回来了？瘦了，黑了好多，外头的饭吃不惯吧？”声音有些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让它掉下来。我也红了眼眶，叫了声妈，声音都是哑的。我掏出那双新布鞋递给她，她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好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反复地摩挲着鞋面上的布料，好像在确认这是不是真的。

第二天我就开始张罗盖房子的事。先去砖瓦厂订了砖，一万两千块红砖，谈好了价钱，又去买了石灰、水泥、沙子，还有木料、椽子、瓦片。这些材料加起来，一千块就没了，我手头就剩下两百多块，还要留着买钉子、铁丝这些零碎东西，还要给帮忙的乡亲们管饭。我心里盘算着，必须精打细算，一分钱都不能浪费。

盖房子不是一个人的事，得请人帮忙。好在我们村里人实诚，谁家有事大家都会搭把手。我叫了几个要好的伙计，王军、赵胜利、刘建国，还有我二舅也从镇上赶来帮忙。我又请了村里手艺最好的瓦匠李大爷来掌尺，李大爷六十多岁了，干了一辈子瓦匠活，手底下出来的活儿那叫一个漂亮，墙砌得笔直，灰缝勾得均匀，看的人都竖大拇指。

动工那天，天气格外好，万里无云，太阳暖洋洋的。我先带人把三间土坯房拆了，推土墙的时候，我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这房子是我爹在世的时候盖的，住了快二十年，每一块土坯都是他一锹一锹夯出来的。可我爹要是知道，他儿子今天拆了旧房子盖新房子是为了娶媳妇，大概也会高兴的吧。土墙倒塌的那一刻，扬起的尘土弥漫了半天，我妈站在院子角落看着，默默擦了擦眼角，转身去灶房给帮忙的人烧水了。

拆完旧房，开始挖地基。这活儿最累人，用镐头刨，用铁锹挖，一锹一锹地把土挖出来，挖到硬土层为止。四月的天，说热不热说冷不冷，可干起活来照样汗流浃背。我光着膀子，跟几个伙计轮着班干，从早干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收工的时候，浑身上下跟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能睡着。可第二天天不亮又起来了，心里头有使不完的劲儿。

地基挖好了，开始砌墙。这是技术活，李大爷在前面砌，我在后面当小工，给他递砖送灰。我一边干活一边偷师学艺，眼睛盯着李大爷的手，看他怎么挂线怎么找平怎么勾缝，心里默默记着。干了几天，我试着上手砌了几行，李大爷看了看，说：“行啊小子，有点意思，干得不错。”我高兴得差点没把瓦刀甩出去。

砌墙的那些天，秀兰来过一回。她是趁着她爹赶集不在家偷偷跑来的，骑着自行车，骑了七八里土路，到的时候满头大汗，脸晒得红扑扑的。她穿着一件浅绿色的确良衬衫，扎着那条我送的红头绳，站在院子里，看着已经开始砌墙的新房子，眼圈渐渐红了。我妈拉着她的手进了屋，给她倒了碗糖水，她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不时抬起头看一眼院子里忙碌的我，眼神里有心疼，有欢喜，也有说不出的内疚。

我想过去跟她说几句话，可浑身上下都是灰，手上沾着水泥，怕弄脏了她的衣裳，就没过去。她倒是主动走过来了，站在我跟前，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绢，轻轻地帮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她的手绢有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擦在额头上凉丝丝的。我们谁都没说话，就那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周围的工友嘘声一片，起哄说建设你这小子艳福不浅啊。我的脸腾地红了，秀兰的脸比我还红，低头说了句我走了，骑上自行车就跑了，像只受惊的兔子。

王军在旁边喊：“建设你还不去追！”我没追，站在那儿傻笑着，看着她骑着自行车拐过村口的那棵大槐树，辫子在背后一跳一跳的，红头绳在风中飘着，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房子盖了一个多月，到五月中旬的时候，主体结构终于完工了。三间砖瓦房，青砖到顶，红瓦盖顶，门窗都是新做的，刷了枣红色的漆，亮堂堂的。在我们柳河屯，这样的房子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了。左邻右舍都来看，啧啧称赞，说建设这孩子有出息，在外头打工挣了钱，回来就把房子盖起来了。我妈站在新房子前面，腰板挺得笔直，脸上的笑就没断过，嘴里却说着哪里哪里，一般一般，可那语气里全是得意。

可我心里清楚，房子是盖起来了，但还差一样东西才能进新房——得办乔迁酒，得把秀兰娶进门。我把新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在堂屋里贴了一张毛主席像，两边贴了对联，一副是“自力更生创大业，艰苦奋斗建家园”，另一副是“同心同德干四化，和和美美过日子”。都是从镇上买的红纸对联，看着就喜庆。

张老四的六十大寿是农历五月十五，换算成公历是六月中旬，离房子完工还有不到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又找了王媒婆去马庄，跟张老四商量婚期。这回张老四没再刁难我，他让王媒婆带话回来说，房子盖好了就来办喜事吧，彩礼的事就算过去了，他也不要我再补那两百块了。

王媒婆传话的时候满脸堆笑，说你们看看，人家张老四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嘛。我心里明白，他不是不讲道理，他是看我真把房子盖起来了，知道我李建设不是说着玩的，是说话算话的硬汉。

婚期定在六月初八，黄道吉日，宜嫁娶。

六月八号那天，老天爷也给面子，万里无云，天蓝得像洗过一样。一大早我就起来了，穿上我妈特意去镇上给我买的新衣服，蓝色的确良中山装，黑裤子，新皮鞋，还打了领带，虽然那领带我系了半个小时也没系好，最后还是王军帮我系的。我妈看我穿戴好了，上下打量了一番，眼眶一红，转过身去偷偷抹眼泪。我说妈你哭啥，大喜的日子。我妈说我没哭，我是高兴的。

接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车把上系着红绸子，胸前别着红花，后座上绑着一条新棉被。后面跟着七八个骑自行车的伙计，都是村里年轻小伙子，一个个穿得跟新郎官似的，兴高采烈地吆喝着。路过别的村子的时候，路边的人纷纷侧目，有认识的还喊一声建设你小子好福气啊，我高兴得跟啥似的，使劲儿摁铃铛回应他们。

到了马庄，张老四家的院门上贴着大红喜字，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下了车，被人簇拥着进了院子，按照老规矩，要先给岳父岳母敬茶。秀兰她妈穿着一件新做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堂屋里，笑得合不拢嘴。张老四坐在正位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手里夹着根烟，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有点僵，嘴角微微往下耷拉着，好像还是不太情愿，可又没法反悔。

我端着茶碗跪在他面前，叫了声爹，双手把茶递上去。他的手伸过来接茶的时候，我看见他手背上全是老年斑和青筋，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黑泥，那是常年在地里干活留下的印记。他接过茶喝了一口，没说话，从兜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包递给我，算是改口费。我双手接过来，捏了捏，薄薄的，大概就两块钱。可那两块钱比什么都重，因为它代表着他终于认了我这个女婿。

秀兰从里屋出来了，穿着一身红衣裳，头上盖着红盖头，由她嫂子搀着。我看不见她的脸，但她走路的样子我还是认出来了，腰板挺得直直的，步子不急不慢，跟第一次在打麦场上看电影时一模一样。我的手心又开始出汗了，跟那次在电影场上一样，紧张得不行。扶她上自行车的时候，我笨手笨脚的，差点把她从车上摔下来，围观的人哄堂大笑，我的脸红得能煎鸡蛋。

到了柳河屯，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一路，孩子们追着抢鞭炮，热闹极了。新房子门口摆着几桌酒席，请了村里的厨子来掌勺，有红烧肉、清蒸鱼、炖鸡、炒鸡蛋、凉拌黄瓜，还有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席面算是相当排场了。我办酒席的钱有一部分是跟二舅借的，还有一部分是王军他们几个伙计凑的份子，说是贺礼，不要我还了。我心里记着他们的好，想着以后人家有事，我也得这样帮人家。

拜堂的时候，司仪是我二舅，他站在堂屋正中，声音洪亮地喊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叩头的时候，我用余光看了一眼身边的秀兰，她穿着一身红衣裳站在我旁边，红盖头下隐约能看见她的侧脸，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苹果。我心里头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又激动又感慨，想起去年七月那个雨夜，那个递给我汽水的姑娘，那个在槐树下偷偷抹眼泪的姑娘，如今就站在我身边，成了我的妻子。这一切像是做梦一样，那么的不真实，可又是真真切切的。

闹洞房的时候，一群人起哄让我们亲一个，秀兰羞得把头埋在枕头里不肯出来。最后还是我说了句好话，让他们别闹了，明天还要干活呢。他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笑着闹着散了。新房里终于安静下来，只剩我们两个人，红烛在桌上摇曳着，墙上映出两个影子，靠得很近，又有一点距离，像两只小心翼翼的蝴蝶。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蜡烛芯燃烧的细微声响。我坐在床沿上，秀兰坐在我旁边，低着头，一只手绞着衣角，那样子跟第一次在我家借宿的时候一模一样。我紧张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搓了好一会儿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条在广州买的粉红色丝巾，递给她。

她接过去展开一看，眼睛一下子就亮了，那光比红烛还亮，比天上的星星还亮。她把丝巾贴在脸上蹭了蹭，抬起头看着我，眼眶里有泪花在打转，嘴唇微微颤抖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建设哥，你瘦了好多。”

就这七个字，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辛苦，是因为她知道我瘦了，她知道我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不是因为心疼，是因为她懂我，她懂我这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伸手把她揽进怀里，她的身子微微颤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了，靠在我肩膀上，安静得像只猫。我闻到她头发上有淡淡的皂角香味，混着红烛燃烧的气息，和着新刷油漆的木料味道，那是家的味道，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味道。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她十九岁。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秀兰是个能干的媳妇，过门后就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等我下地回来的时候，热乎乎的饭菜已经摆上桌了。我心疼她太辛苦，让她多睡会儿，她嘴上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照样比我起得早。

头一年，我们添了个儿子，取名叫李念恩。念恩，念恩，就是不忘当初的恩情，不忘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也不忘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儿子出生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夜。我守在产房外面，听见第一声啼哭的时候，腿都软了，扶着墙才没坐到地上。秀兰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满头是汗，可她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是个儿子，像你。”我趴在床边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比婚礼那天哭得还厉害。护士以为我怎么了，一个劲儿地说家属请不要激动。可我控制不住，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真的，最幸福的。

有了孩子，开销大了，光靠种地那点收入根本不够。我又开始出去打工，这回不是去广州那么远，就在附近县城，骑自行车一个钟头就能到。我继续干建筑活，砌墙抹灰铺地砖，样样都能干，成了工地上的一把好手。秀兰在家带孩子种地，还养了几头猪。两个人起早贪黑地干，日子虽然紧巴，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期间也闹过矛盾。九五年的时候，我在工地上伤了腰，在家躺了三个月，啥活儿都干不了。那阵子家里的重担全落在秀兰一个人身上，她一个人种六亩地，还照顾我和孩子，累得人都脱了相。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嘴上不会说，一着急就冲她发脾气，嫌她饭做得不对，嫌她孩子没看好。她每次都忍着不吭声，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把碗往桌上一顿，红着眼圈说：“李建设你够了啊！你腰疼我心疼你，可你不能拿我撒气！我嫁给你是来跟你过日子的，不是来受气的！”

那句话像一盆凉水浇在我头上，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是啊，我凭什么冲她发脾气？她比我辛苦一百倍。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伤了腰就躺床上发脾气，算什么东西？我沉默了好久，最后说了句对不起。她愣了一下，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转过身去继续洗碗。那天晚上我跟她说，秀兰，我以后一定改我这臭脾气，再也不冲你发火了。她没说话，把被子往我这边拉了拉，盖住了我露在外面的肩膀。

也就从那次以后，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关键是碰了以后怎么办。有的人碰了就把锅砸了，有的人碰了以后把勺子挪开，继续好好过。我和秀兰都属于后者。

一九九八年，女儿出生了。那一年土地政策调整，村里重新分了地，我们家分到了八亩好地。我承包了村里的鱼塘，又养了几十只鸭子，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我们盖了新的厢房，添了电视机、洗衣机，还买了一台拖拉机。家里来了客人，再也不用去邻居家借椅子借碗了。

二〇〇二年，村里开始修柏油路，我们柳河屯终于通了公交车。去镇上从原来的一个钟头变成了二十分钟，方便多了。秀兰在镇上找了个活儿，在服装厂上班，一个月能挣六七百。我继续干建筑，那时候一天能挣五六十了。两个人都上班，日子越过越红火。

儿子念恩上小学了，学习成绩不算拔尖，但听话懂事，从来不惹事。闺女随她妈，长得秀气，嘴也甜，见人就叫叔叔阿姨，村里人都喜欢她。有时候想想当初那些苦日子，恍如隔世。那个为了六百块彩礼愁得睡不着觉的李建设，那个在广州工地上啃馒头喝凉水的李建设，那个拆了自家土坯房用手一块一块码砖头的李建设，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得上是安安稳稳了。

跟秀兰这些年，也有过吵吵闹闹，但从没红过脸到过不下去的地步。每次不管是谁的错，最后都是我低头。不为别的，就冲她当年在大槐树下抹着眼泪说的那句话：“建设哥，你快些，我怕我等不了那么久了。”就冲她在我最穷最落魄的时候，没有嫌弃我，没有离开我，而是一心一意地等着我，就这一点，我李建设这辈子对她好，就是应该的。

前些天又翻出了那张老照片，是结婚那天拍的，黑白的，边上有些泛黄了。照片上的我穿着中山装笑得傻乎乎的，秀兰穿着红衣裳低着头抿着嘴，红头绳在辫梢上扎着，那双大眼睛里全是藏不住的欢喜。我妈站在我们中间，笑得合不拢嘴，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张老四站在最边上，绷着个脸，可仔细看，嘴角还是微微往上翘的。

秀兰看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照片贴在胸口，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建设，你说咱们要是一直都这么年轻该多好。”我说那不叫好，那叫妖怪。她掐了我一把，说你这张嘴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会说话。我说我要会说话，当初在打麦场上就直接把你领回家了，还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儿追你？她呸了一声，说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是谁在人家屋后头学布谷鸟叫学了三个月才敢牵我手的。

我们相视而笑，笑着笑着眼眶都红了。

所谓缘分，大概就是那个夏天的夜晚，我鼓起勇气牵了你的手，你没有躲开。然后我们就这么牵着手，走过了风风雨雨，走过了三十多年，走到了儿女成行、两鬓斑白的今天。

我放下烟，抬头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它比三十多年前高了很多，枝叶也更茂密了，夏天的时候遮出好大一片荫凉。秀兰从屋里端了一盘切好的西瓜出来，在我旁边坐下，递给我一块最大的，她总是把最大的那块给我，三十多年了，从来没变过。

夏夜的晚风轻轻吹着，刮过院子里的丝瓜架，吹得架上的叶子窸窸窣窣地响。蛐蛐在墙根底下叫，远处的水塘里有蛙鸣，一唱一和的，像是在合奏一首古老的曲子。头顶上繁星满天，银河横跨天际，跟一九九二年那个放电影的夜晚一模一样，又好像不太一样。一样的星星，一样的风，一样的夏天，不一样的是，当年那个黑不溜秋的毛头小子，如今已经两鬓微霜，而当年那个扎着红头绳的姑娘，眼角也有了细细的纹路。

我咬了一口西瓜，很甜，比那年她在打麦场上请我喝的橘子汽水还甜。

秀兰忽然问我：“建设，你说咱们这辈子算是幸运还是不幸？”

我想了想说：“幸运。”

“为啥？”

因为我牵了你的手，你没有躲开。就凭这一件事，我这辈子就够幸运的了。

她笑着捶了我一下，说你这人什么时候学的这么会说话了。我说我没学，我说的都是真话。她低下头吃西瓜，不再说话了，晚风吹起她鬓角的白发，那一瞬间，我又看见了那个梳着长辫子、扎着红头绳的姑娘，坐在打麦场上，认认真真地看着银幕上闪动的画面，眼睛里映着光。

三十年了，那光还在。

我把手里的烟头在石板上摁灭了，站起身，帮着秀兰收拾桌上的碗筷。月光洒在院子里，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辉。老槐树的影子落在青砖地面上，像一幅写意的水墨画。远处的狗叫声渐渐稀了，村里的人家都熄了灯，偶尔还有一两扇窗户亮着昏黄的光，那是没睡的人在熬夜看电视或者忙活计。

像我们这样平凡的故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概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上演。可有谁的缘分，不是在平凡中开始的呢？一句不经意的问候，一个雨夜的搀扶，一瓶两毛钱的橘子汽水，一根五分钱的红头绳，这些东西，就是全部的开始。然后就是一辈子，拉扯孩子，下地干活，出门打工，还债盖房，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可这就是日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也最珍贵的牵绊。

夜深了，我关上院门，炉膛里添了把柴，火光照亮了整个灶房，也照亮了秀兰的脸。她就着火苗纳鞋底，针脚密密的，匀匀的，跟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手里的针线一上一下地飞舞，月光从窗口漫进来，洒在她的辫子上——她的辫子早就剪了，可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她还是那个梳着长辫子的姑娘，从来没有变过。

炉火噼啪作响，火星子蹦出来，又在空中慢慢熄灭。柴火的热气烘着整个屋子，暖融融的。秀兰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和一九九二年她在打麦场上回头看我时一模一样，带着点羞涩，带着点笑意，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

我说：“秀兰，咱们这辈子，就这样过吧。”

她低下头继续纳鞋底，轻声说：“不然还能咋过？”

是啊，就这样过，好好地过，一直到老，一直到头发全白了，走不动了，哪儿也去不了了，还在一起，还像现在这样，你纳你的鞋底，我看我的火，偶尔说上一句话两句闲话。这就是好日子，这就是好人生。不需要大富大贵，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有一个人，在你最难的时候没有松开你的手，在你最苦的时候愿意跟你一起扛，那就够了，足够了。

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三声，停一下，又三声。

我侧耳听了听，笑了，对秀兰说：“你听，布谷鸟又叫了。”

她头也不抬，嘴角却弯了：“你学了一辈子布谷鸟叫，还没学够啊？”

我说：“没够，这辈子都学不够的。”

夜风吹过院子，把晾在绳上的那件碎花短袖吹得轻轻摆动，那是秀兰前些天翻出来晒的，说是在箱子底压了二十多年了，再不晒就要烂了。那件碎花短袖已经褪了色，淡紫色的小花几乎看不出来了，领口和袖口都磨破了，可她还舍不得扔。

她说，这是她姑姑在她十八岁那年给她做的，她就穿过那么几回，后来就不舍得穿了，想留着给闺女穿。闺女大了，不爱穿这种老样式了，她就一直留着，压在箱底，跟那条粉红色的丝巾放在一起，还有那根褪了色的红头绳。

那些东西，连同那个雨夜的记忆，连同那段最苦也最甜的日子，都被她仔仔细细地收着，像收着世上最珍贵的宝贝。

其实我知道，最珍贵的宝贝不是那些东西，是这三十多年来，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一起扛过的风雨，一起看过的每一个日出日落。

夜深了，风轻了，月亮爬到了中天，把整个院子照得亮如白昼。远处谁家的收音机里在放老歌，隐隐约约的，听不太清唱的是什么，但那旋律悠扬又沧桑，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又像是从很久很久以前传来。

我站起身，把院门闩好，把炉膛里的火压了压，对秀兰说：“不早了，睡吧。”

她应了一声，把手里的鞋底放进针线笸箩里，吹灭了桌上的煤油灯。

屋里暗下来，月光从窗棂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道浅金色的光斑。窗外布谷鸟又叫了，叫了三声，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叫了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