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刚建立那会儿，军队靠的是府兵制度，农民分到田地，平常就在家种地，打仗的时候自己带上武器去战场，打完仗再回来接着种地，这个办法能帮朝廷省钱，士兵也愿意听指挥，毕竟田是朝廷给的，人和土地连在一起，可时间一长，问题就冒出来了，有钱人家慢慢把地都买走了，穷人没了地种，还得去当兵，只好选择逃跑，到了唐玄宗开元末年，府兵逃得没剩几个，有些地方逃跑的人超过七成，军队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公元749年，朝廷干脆废除府兵制，改用募兵方式，听起来挺合理，国家出钱雇人当兵，让他们专业打仗，可实际操作中，士兵是节度使自己招募的，军饷也由他们发放，这些士兵只听主帅指挥，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安禄山一个人掌管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藩镇，手下有将近二十万人，全是他自己的嫡系部队，而中央禁军呢，人数不到十万，还大多是长安城里的富家子弟凑成的，没打过仗，也没什么战斗力。
说到底就是钱的事，之前收税按人头算，用的是租庸调法，基础是均田制，田地没了，税就收不上来，后来改成两税法，按财产多少来征税，本来是想让税负公平些，结果地方上反而更有钱了，节度使管着辖区里的税收、粮草和军队开销，把财权和军权都抓在手里，安禄山手下的兵，吃的穿的，全靠河北本地收的税来养，跟长安那边没什么关系。
士兵的身份一改变，人心也就跟着变了，以前当兵是为了国家尽忠，现在变成给将领卖命，边镇将领还能自己挑选手下，职位甚至能传给儿子，哥舒翰和高仙芝这些名将权力这么大，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制度默许的结果，朝廷想要管束他们，但实在管不动，连禁军的军饷都靠江淮运来的粮食支撑着，财政早就依赖地方了。
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起兵造反，仅用七个月就攻入洛阳，自己登基称帝，长安城守不住，唐玄宗连夜逃往四川，途中听闻白乌在夜里啼叫，百姓都认为这是凶险的预兆，其实祸乱早已埋下，叛军不过是压垮局势的最后一根稻草，战火蔓延之处，十户人家九户空荡，洛阳只剩一千多户人烟，潼关以东千里荒芜，人迹罕至。
打仗的时候朝廷没办法，只能让节度使带兵去平定叛乱，等到叛乱暂时压下去以后，为了稳住这些人，反而给了他们更多权力，河朔三镇从此自己说了算，职位也能传给子孙，不再听中央指挥，朝廷想收回河北，根本做不到。
江南地区没受太大影响，反而变成新的命脉，赋税和粮食从江淮一带不断运往关中，长安靠着这些补给维持运转，但关中自己越来越穷，土地变得贫瘠，人口不断流失，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地位，整个帝国的重心就慢慢向东边移动。
募兵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没有人去设计约束机制,军队归了将领管理,钱财留在地方手里,中央只剩下一个空名号,安禄山不是第一个想闹事的人,但他正好赶上制度最松动的时候,府兵一解散,藩镇就起来了,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而是早晚会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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