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 璇
编者的话：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至1948年，11国法官历经两年半庭审，对二战期间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表示，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东京审判意义深远，是正义的象征、历史的定案。各方应共同维护真相，防止历史风化。
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
环球时报：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你认为，东京审判在当时的意义是什么？
程兆奇：东京审判当时的意义在于以国际法对近代以来日本的侵略及其伴随暴行盖棺定论，确立了“侵略战争是犯罪”“国家领导人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等国际法原则，构筑了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的重要法律基础。东京审判通过公开、公正的庭审程序，将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的罪行公之于世，也为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以及和平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外部法律压力和道德依据。
东京审判还打破了“国家主权绝对豁免”的旧有观念，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追究个人在战争中的刑事责任。这对后世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环球时报：对于现在，东京审判又有哪些巨大意义？
程兆奇：在当下，东京审判是正义的象征、历史的定案。捍卫东京审判就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在当前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试图否认侵略历史、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东京审判的法律事实和判决结论仍是戳穿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谎言的有力武器。
同时，东京审判确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等法理范畴，至今仍是国际刑法与人权法领域的基石。对于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而言，东京审判承载着对受害者的尊重和对历史真相的确认，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东亚长久和平的精神防线。正因为如此，任何试图为二战甲级战犯翻案、参拜靖国神社或否定东京审判合法性的言行，都不只是日本的内政问题，更是对整个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挑战。
被起诉的日本甲级战犯出庭。
日本右翼操纵“受害者意识”等思想流毒
环球时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是如何不断否定和试图推翻东京审判的？
程兆奇：日本右翼长期以来一直宣称东京审判是“不公”“不义”的“胜利者的审判”。他们通过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或向其供奉祭品，试图以此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历史翻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4月21日就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此外，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了大量淡化和删除侵略内容的历史教科书，一些日本政府领导人和政要甚至公开否定东京审判，如2013年3月12日安倍晋三以日本首相身份在国会声称“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他们以“胜者”“败者”混淆“正义”与“不义”，援引“事后法”声称“反和平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原子弹轰炸、东京大轰炸等让日本“受害”，甚至宣称日本的行为是“反对西方殖民亚洲的‘大东亚解放战争’”。
环球时报：日本右翼不断试图推翻东京审判，其动机是什么？
程兆奇：日本回归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明确规定日本承诺接受东京审判，而东京审判判定日本近代扩张的性质是侵略战争。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但仍受“专守防卫”、不能拥有军队等限制。在日本右翼眼里，东京审判成为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发展先发制人进攻武器等的主要障碍。他们认为，如果要恢复所谓“昔日的荣光”，建立如高市早苗所称“强大而有尊严”的国家，都必须推翻东京审判这个最重要的障碍。
环球时报：日本为何未能像德国一样对其侵略行为进行彻底反思？
程兆奇：多个因素导致这一结果。首先，德国和日本在文化层面存在差异。德国知识界和教会对纳粹暴行有较为深刻的自我反省传统，而日本战后长期存在所谓“受害者意识”等思想流毒。冷战期间，许多被开除公职的战犯很快恢复政治地位，甚至出现甲级战犯嫌疑者重登首相之位（如岸信介）的情况。
其次，两国在教育与社会传播机制方面的差异也不可忽视。德国战后在盟军主导下建立了彻底的去纳粹化教育体系，学校、媒体、公共纪念场所系统性传达战争罪责意识，纽伦堡审判的细节被写入教科书广泛传播。日本二战后的教育改革则未能系统清除军国主义内容，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教科书审定中长期回避或美化侵略战争内容。德国建立了大量的集中营遗址纪念馆和受害者纪念日制度，而日本跟战争有关的国家级场所（如靖国神社）反而带有强烈的侵略者褒扬色彩，缺乏对加害责任的公共展示。
此外，德国是彻底战败，纳粹意识形态被整体否定；而日本最高统帅并未以战犯身份受到起诉。二战后，德国由美、苏、英、法4国分区共管，占领政策互相制衡且彻底推行去纳粹化。日本则由美国单独占领，且战时原有政府机构仍然实际负责日本行政。在战后清算方面，德国纳粹党卫军、支持侵略战争的财阀及整个军事工业复合体都受到系统性清算，而日本财阀、右翼组织头目多数未被起诉，军部、军需省等战争核心机构没有被以犯罪组织整体定罪，导致大量实际参与侵略战争策划和执行的人员逃过法律制裁。
中国是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要源泉
环球时报：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是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要源泉，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程兆奇：东京审判法官中有人认为，美英法荷等审判的主要参与国，在近代都有与日本同样的殖民扩张前科，所以单单审判日本“有违公平”。这一主张被日本右翼承继并在美化其侵略罪行上进一步强化。日本战争犯罪与西方近代殖民不能相互折抵，但如果这场审判只有西方国家法官，“胜利者的审判”的印象更加强烈。又由于参加东京审判的不少国家或是殖民地宗主国，或是直至开庭时仍未独立的殖民地，有人据此宣称，侵略与被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化，法官团也产生分歧。因此，中国参与审判的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与其他参与审判的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被侵略国，日本侵略中国最符合侵略与被侵略的经典定义。正是有了中国的参与，东京审判才有充足的正义性。
环球时报：中国如何捍卫了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程兆奇：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通过在法官团内部讨论、撰写判决书，为争取让所有罪犯受到惩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梅汝璈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等场合重申东京审判法律效力，中国学者通过整理东京审判文献，用实证研究驳斥日本右翼谬论，中国官方在对日外交中始终将东京审判作为不可动摇的法律基石。
环球时报：如今，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与“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同流合污，这对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有什么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程兆奇：日本上述趋势使得战后和平秩序面临崩塌风险，导致地区军备竞赛难以避免，地区互信动摇，国家之间冲突的风险攀升。
我们应该强化国际舆论压力，在联合国等场合揭露日本右翼行径，同时深化历史研究，有针对性地批驳日本右翼的主张。此外，我们还应该加强中韩等相关国家间协调，共同维护真相，防止历史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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