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导读】5月7日，美伊冲突再起，美军三艘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革命卫队爆发激烈交火，双方互施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现场火光交织，爆炸声彻夜不息。尽管特朗普将其轻描淡写地称为“轻轻一碰”，并坚持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然而这场冲突无疑使本就渺茫的和平协议充满变数。在当前地缘政治激烈动荡的背景下，看透特朗普政府将外交“内政化”与“奇观化”的底层逻辑，对于各国预判并应对全球秩序的剧震至关重要。
为何一个打着“终结战争”口号上台的政府，却在全球频频用兵？本文首先系统性地拆解了“特朗普主义”看似矛盾的斯芬克斯之谜，指出其对外政策实际上是由三大并行却又相互拉扯的战略构成：一是旨在推动本土再工业化、强推关键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民族主义地缘经济战略；二是彻底颠覆战后美国网状盟友体系、试图按“后院—附庸—中间地带”的同心圆模式重构绝对控制权的新帝国主义地缘安全战略；三是热衷于制造低成本外交奇观以迎合国内“后真相”时代选民的内政塑造战略。随后，文章深入剖析了这三大战略之间致命的内在张力。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逼近，以及最高法院裁决和国会决议等内政掣肘的加剧，纯粹服务于个人权力巩固与选票利益的“内政塑造战略”正以压倒性的优势绑架前两者。为了制造即时的“赢感”与新闻轰动效应，特朗普政府不惜诉诸高风险的武力突袭。这种短视且鲁莽的决策，不仅透支了美国的战略信誉，也正在摧毁其长期地缘经济布局的基石——例如，无差别的战火波及直接促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安全风险，甚至考虑撤回对美核心科技领域的千亿级投资。
本文认为，特朗普主义三大战略的内在互斥与执政精英的派系内耗，注定了其试图为美国霸权“延寿续命”的宏大规划将沦为空谈。这种完全抛弃合法性伪装、将外交作为战争前奏的霸凌行径，标志着美国晚期霸权已深陷“病理学”的泥沼。它不仅无法掩饰美军弹药产能告急与美元霸权的深层疲态，反而会极大地加剧国际社会的安全焦虑，迫使更多中小型国家将核威慑视为唯一出路。面对这样一个肆意释放系统性破坏力的晚期帝国，广大非西方经济体与全球南方国家唯有加速构建更具韧性的多极化金融与安全框架，才能在旧秩序的废墟中夺回战略主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特朗普反对特朗普：
美国晚期霸权的病理学
▍特朗普主义的三重面孔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是当前世界秩序演进中最显著的一大变量。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或“特朗普主义”，已超越了特朗普的个体特质，是一种内部驳杂分裂却有清晰思想脉络传承的意识形态体系[1]、一种新变局下的大战略转型和霸权形态重塑[2]、一种国内政治剧烈变革的外溢[3]。但是，界定什么是特朗普主义的最大难点在于，自2025年至今，它在不同时间和方向呈现出截然不同却相互矛盾的形态，是当代的斯芬克斯之谜。解释这种矛盾性，恰恰是理解特朗普主义内涵与走向的重要切入点。特朗普既是“和平总统”，又是战争总统；既是不干涉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者；既是交易撮合者，又是谈判破坏者；既是意识形态犬儒，又是意识形态创立者；既是咄咄逼人的霸凌者，又是临阵退缩的妥协者。特朗普政府打着“终结战争”的口号上台，自诩为调停了八场战争和冲突的“和平缔造者”，却在上台第一年内就对七个国家用兵。它拒斥冷战后美国以“民主推广”和“国家建设”为内容的政权更迭，却同样热衷于扶植各类代理人政权。它试图拼凑“去中国化”的地缘经济联盟网络，却又向其中的重要伙伴设置掠夺性的关税和歧视性的市场壁垒。它热衷于用双边交易调停冲突，却将谈判作为战争的前奏与伪装。它炮制“和平委员会”作为替代联合国的全球冲突解决机制，却又空袭伊朗使战火波及整个波斯湾。它时而显得务实、精明、思虑长远，时而却又短视、鲁莽和反智。这种矛盾性，部分来自特朗普2.0权力体系本身的鱼龙混杂、派系共生的特质。过去十年，冷战两极时代和后冷战单极霸权下形成的高度同质化的美国精英共同体和共识已经解体。[4]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掌权者，是一个在全球主义霸权时代被遮蔽、被压制的各类失意者、失语者的集合。其中,既有从历史和地缘政治角度反思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和战略优先排序（strategic sequencing）的战略思想家，也有鼓吹建立西半球霸权和帮助欧洲“重返文明”的右翼帝国主义者；既有信仰“黑暗启蒙”思想和末世论的硅谷右翼科技精英，也有照搬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药方的非主流经济学者；既有致力于解决美国国内秩序恶化、产业虚化、治理劣化乱象的草根政客，也有趁机攫取私利的权力掮客和野心家。如果从派系和利益集团的维度入手归纳总结特朗普2.0的对外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主义是由三个主要的战略构成的。一是民族主义的地缘经济战略，旨在推动美国国内再工业化、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重组和人工智能革命。这是特朗普主义中最具长期性、基础性的分支。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了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美国全球地位的基石，而技术创新是大国竞争的核心。特朗普政府发动无差别关税战，高筑关税城墙，用国家安全绑定贸易政策，并威逼利诱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生产，推动制造业回流。为了建立排除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特朗普政府推出了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美国—欧盟—日本矿产最低限价机制、国家战略储备计划等机制，与21个国家签署双边矿产框架协议和合作备忘录，要求对象国优先对美出售矿产，并向美分享中国矿产投资情报。美国联合海湾各国主权财富基金，为非洲和中亚国家的矿产项目提供融资，引入日本、韩国等提供技术合作，形成美国出政策、海湾国家出钱、西方盟友出技术的“去中国化”矿产生态圈。在人工智能方面，特朗普明确要求美国科技巨头在本土大规模投资和创造就业；联邦政府直接收购关键企业股权，积极推动半导体制造业迁回本土；针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实行“以收入换取准入”的出口管制政策；推动“星际之门”计划在全球扩张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民主盟友”共同主导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制定。二是新帝国主义的地缘安全战略，旨在建立“中心—附庸—外围”层层嵌套、分层施策的同心圆状霸权。特朗普政府彻底颠覆了自二战以来美国的霸权形态，寻求建立一种更依赖强权而非制度的新霸权形态。战后美国的霸权形态嫁接和传承了世界帝国史上的维京—英国传统。这种霸权根植于广泛散布的军事基地和盟友体系，依托于对金融体系和贸易网络的垄断，壮大于多种族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建构。它高度依赖国际制度和文化等“软权力”网络，通过金融权力和市场优势收取隐性贡赋，对其他国家采取形式上平等的间接控制。二战后，美国依托对欧洲和日本的军事占领和压倒性的工业优势，在西方阵营内建立了一整套国际制度和意识形态霸权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又通过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张、意识形态输出和一系列政权更迭战争，将这套网状霸权扩展到全球。特朗普主义放弃了这一传统，转向中后期罗马帝国的传统。它更注重对连续而非点状的势力范围的主权式、绝对排他的控制，对资源和贡赋的强制征收，对附庸国霸凌驱使，对非附庸则打击和交易并举。特朗普新帝国主义地缘安全战略的形态，是以本土为中心，由近及远、分层控制、控制力度层层递减的同心圆。在这一战略构想中，西半球是后院。美国在西半球各国扶植亲美政党代理人直接掌控政权，建立新地区军事同盟，建立对西半球战略资源、战略要地、市场的排他控制，排除“非西半球竞争对手”的影响力。欧洲是亟待改造的附庸。在特朗普政府看来，欧洲基督教文明面临跨国机构、低出生率、非西方移民和“觉醒”政策的威胁，欧洲左翼政府无法自我改革以摆脱危机。美国要支持中东欧的“健康国家”，帮助欧洲“修正发展轨迹”。相应地，欧洲要自主承担防务责任，并配合美国反制“敌对经济行为”。[5]在西半球和欧洲以外，对中东、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美国不再无差别地实施民主推广、意识形态渗透、软实力建设和政权更迭等政策，无意对其建立全面控制，而是采取更为务实的交易型政策。在特朗普主义的构想中，这些地区处于美国、中国、俄罗斯之间的“中间地带”。美国的利益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利用“中间地带”国家的自主性和多样性，防止“敌对势力”支配这些地区。为此，要与地区内非西方体制的政府开展务实合作，聚焦于安全、投资、关键矿产和战略通道合作，并积极鼓励它们“多元发展”，用与美国的合作对冲和平衡与中俄的合作。美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国合作开发关键矿产，并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安哥拉等国合作开发关键矿产外运走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个案。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准同侪国家”（near-peers），特朗普主义承认两国都有“超常影响力”，避免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但对两国态度有明显区别。特朗普在对俄缓和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更倾向于默认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特殊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并强调美俄在开发俄国内和欧亚地区资源上的共同利益。[6]三是“后真相”的内政塑造战略，旨在用轰动性和低成本的外交成就塑造特朗普“独一无二历史地位”形象。在白宫调停冲突、签署多项协议、成立“和平委员会”、突袭委内瑞拉和抓捕马杜罗总统、对伊朗最高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等，都旨在制造夸张的新闻头条、轰动性的戏剧效果和史无前例的“赢感”。至于这些成果后续能否被落实，则不是最重要的。特朗普利用这些立即见效的外交成就塑造其个人IP。一是不可预测性，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总是能占据主动和支配地位。特朗普倾向于选择激进甚至疯狂的政策，将“疯子理论”作为重要的武器，以此获取对手的让步或造成对手的犹豫。[7]二是“独一无二”，特朗普倾向于选择能显示他“超越前任”的政策，他本人及其亲信反复渲染其成就“超越华盛顿和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特别是在伊朗战争等决策上，特朗普、鲁比奥、赫格塞斯等人多次宣称“做了历任总统没有做到的事”。三是“伟大的交易员”，特朗普倾向于选择他认为代价小、周期短的政策。特朗普并不反对战争，他只是反对久拖不决或代价太大的战争。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使用空中打击或特种部队突袭，避免美军出现较大伤亡；并且在取得能够宣称胜利的成果后“见好就收”，避免长期卷入。此外，特朗普还希望显示美国军事的强大，倾向于选择有强大震慑效果的政策，对美国、目标国乃至全球受众实施“认知植入”，渲染“美军依然强大”“美军天下无敌”的虚假叙事。特朗普主义的内政塑造战略，也契合了“后真相时代”受众即时满足、漠视细节和脱离自身利益的特点。研究发现，相比准确、专业和复杂的信息，容易引发愤怒、猎奇和身份认同防御心理的信息更容易激发社交媒体受众的关注。受众更倾向于选择能够激发情绪而非基于经验的信息，更倾向于选择易于理解而非经过专家细致解读的信息，更倾向于选择能够迎合身份而非挑战自我的信息。[8]特朗普的政治传播，一是善于制造快感。一次特朗普的集会或一条Truth Social帖子同时带来羞辱敌人的快感、MAGA群体归属感的快感、打破社会规范的快感和简化复杂现实的快感。二是用谎言洪流制造“后真相”，使人形成不求证、看到就信的认知习惯。三是用情感煽动掩盖受众对于真实物质利益的关切。虽然伊朗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和关税引发的食品价格上涨，损害了美国普通受众的利益；虽然塔克·卡尔森等MAGA意见领袖不断发出警告，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美国普通民众支持特朗普的战争决策。
▍特朗普主义的内在矛盾
客观而言，特朗普主义的三个战略中，前两个体现了美国战略精英对国内和国际现实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为美国霸权延寿续命的具体方法。地缘经济战略在延续拜登时期的多边联盟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关税威胁和双边施压策略，最大限度增加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市场准入和采购承诺。特朗普政府还借鉴了20世纪东亚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工具箱，吸收了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主权基金的投资，并利用了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南方国家对美国投资和市场的期待，拉拢它们加入美国主导的产业联盟和技术生态系统。这些战略如果能够持续实施，将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和部分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增强美国对华经济科技竞争的底气。地缘安全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美国在西半球和欧洲投射军事力量和施加政治经济强制的相对优势，增强了对西半球和欧洲的榨取和控制。西半球和欧洲丰富的人力、矿产、能源资源和庞大市场，可以为美本土产业重构提供必要物质条件，有助于强固本土，为“卷土重来”积蓄势能。针对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则顺应了当前世界多极化进程中非西方中等国家自主性增强的现实。降低政权干涉和意识形态输出，有助于增强美国在“中间地带”的影响力，[9]有利于缓和大国关系，为美国整合国内和“后院”节约成本、争取时间。地缘经济战略、地缘安全战略与内政塑造战略之间存在叙事逻辑上的重合。例如，特朗普袭击委内瑞拉和抓捕马杜罗，既可以从认知塑造的角度分析，也可以从强化“唐罗主义”西半球霸权的目的解读，增强美国的能源和矿产主导地位、削弱中国资源获取的理由也可成立。同样，分析对伊朗的空袭和针对哈梅内伊的刺杀行动，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展开。但是，三个战略之间的持久张力和矛盾，才是特朗普主义的常态。内政塑造战略将会越来越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决策的主要出发点。原因有两点：第一，前两个战略都需要多个专业官僚机构和私营部门的政策协调和实施。第三个战略则是单线的、完全由特朗普个人决定的。第二，前两个战略是战略事件、政策事件、产业事件，周期至少都在3~10年以上，重构稀土产业链等可能要10~30年才能初见成效。第三个战略则是纯粹的媒体事件，时间跨度是以小时和天为单位的新闻周期，攻击委内瑞拉、伊朗可以立即宣布战果，给特朗普、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带来即时的政治收益。特朗普主义外交的归宿是内政。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要巩固特朗普的个人权势，重构美国政体和国家机器的政治遗产。2025年以来，特朗普初步实现了对行政权的全面控制和对其他权力主体的边缘化，获得了所谓“君主式总统权”[10]。他绕开国会和相关法律，重组裁撤联邦行政部门，架空国会在关税、拨款、公民权等领域的决策权；使用军事力量强力干预地方事务，挑战州权。他重组官僚部门，以个人忠诚为标杆组建核心幕僚团队，强化部门监控，清洗国防、外交、情报等部门中的“深层政府”，剥夺职业官员的法律保障，使其成为随时可解雇的雇员。但特朗普的国内议程也遭到越来越多的阻力、挑战和制衡。2026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政府2025年单方面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全球“对等关税”违反联邦法律。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遭遇的最大内政挫败，也是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首次在重大议题上反对特朗普。2026年1月特朗普单方面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参议院以52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战争权力决议，阻止特朗普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委内瑞拉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其中，五名共和党参议员与所有民主党参议员联手投下赞成票。此外，共和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也面临挑战。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徘徊在37%到43%，而历史数据表明，当总统支持率未过半数时，其所在的政党几乎肯定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席位。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仅有4个席位的优势，民主党只需要净增3个席位就可以翻盘。共和党若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失利，将从根本上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权力态势，使他从“三权归一”的强势领导人变成“跛脚鸭”，甚至将面临弹劾。这一系列内政挑战，促使特朗普更多选择内政塑造战略带来的短时收益。无论是为了争取短期支持率、备战中期选举，还是构建长期政治遗产，都会驱使特朗普更多制造和依赖媒体事件，而非去积极谋划和落实前两个战略的长期收益。2026年2月28日凌晨特朗普下令空袭伊朗后2小时，发帖称“伊朗试图干预2020年和2024年的选举”。他之所以试图在“伊朗”和“干预选举”这两个议题之间建立联系，既是为了提升支持率本身，也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炒作“选举安全”议题，为采取限制邮寄投票、要求选民出具身份证明、在投票站设置军事岗哨等有利于共和党的举措做预先动员。对内政塑造战略的依赖也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和破坏前两个战略的实施，从而造成特朗普主义对外政策的一系列乱象和内在矛盾。首先，单纯从内政需要出发的决策，往往迫使其他两个战略蒙受损失。美国空袭伊朗后，伊朗对美国的海湾阿拉伯盟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使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金融、高端房地产和数字基础设施产业蒙受重创。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正在讨论撤回本国主权投资基金对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承诺。如果战争造成的损失进一步增加，海湾国家是否会让美国迁走军事基地，甚至启动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海湾国家后石油时代的多元化发展，得益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使海湾地区得以吸引全球资本在此落户。特朗普政府旨在塑造其个人独特历史地位和助推中期选举的行动，却摧毁了海湾国家与美国经济伙伴关系的安全基础。其次，采取高风险、反常规的军事行动，可能会不断抬高美国国内受众的阈值，从而刺激特朗普政府投入更加鲁莽和大胆的冒险。内政塑造战略的潜台词是需要不断生产敌人、不断宣布胜利。马杜罗被捕，为以在国外执行美国国内法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树立了先例；哈梅内伊遇刺，为斩首地区大国树立了先例。每一次行动都会提高下一次行动必须达到的门槛。但像委内瑞拉这样容易够着的“低垂果实”越来越少，选民的胃口则越来越高。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必须制造更多的媒体事件，以抗衡更聚焦民生议题的民主党。 最后，不同战略之间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也对应着特朗普政府中不同派系间的矛盾。派系间竞争将导致各派竞相选择能够帮助特朗普巩固和提升权力的政策，而忽视甚至搁置见效慢的政策。2026年以来，袭击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显著提升了鲁比奥在特朗普阵营中的地位，甚至使他更可能被提名为2028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相比之下，万斯所代表的草根MAGA运动长期以“反干涉”和“美国优先”为旗号，虽然万斯本人在两场军事行动后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但其曝光度显著下降。这场潜在的特朗普继承人之争，将不可避免地占用特朗普政府的注意力和行政资源，从而影响其落实更长期性、更需要耐心和复杂协调的地缘经济和安全战略。特朗普主义的三个主要战略之间的矛盾性、特朗普2.0执政精英的派系斗争，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选举周期的制约，三者相互叠加，将导致特朗普主义逐步趋向于短视、鲁莽和急功近利，使美国很难实现地缘经济和地缘安全战略中较为理性、宏大和长期的目标。这是美国作为晚期帝国病入膏肓的病理。没有一个团结而稳固的领导集团，没有保障战略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国“上下一盘棋”的体制机制，特朗普主义给美国霸权延寿续命的药方注定无效。
▍晚期霸权病态冲击下的国际秩序
当前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国际秩序。其一，美国完全无意给暴力披上合法性的外衣，而是放纵暴力赤裸横行，这是对现行国际制度权威的蔑视。其二，美国在和谈尚未破裂的局面下突然袭杀伊朗最高领导层，不再把外交视为避免战争的方式，而是战争的准备阶段和障眼法。这将加剧中小国家的不安全感，促使更多国家考虑拥核选项，并诱发新的地区冲突。其三，美国霸权的病态、疲态尽显，凸显了建构新型国际秩序的迫切性。特朗普对马杜罗和哈梅内伊的突袭，并不能证明美国军事实力比过去更强，也不能扭转近年来美军军事优势下降的趋势。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美国，当然也具备“斩首”能力。但当时的美国从维护霸权合法性的角度出发，避免直接刺杀别国元首这类违背国际法、影响长远利益的行动。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已重创伊拉克军队，做好了进军巴格达的准备。但老布什政府在征询了联合国和盟国的意见后，决定在科威特边境停止进攻。这并非能力不足，而是为了防止过分削弱伊拉克，使其继续充当制衡伊朗的力量，同时保持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处于巅峰的美国霸权，无须用萨达姆的人头来证明本国的地位。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同样有直接刺杀米洛舍维奇的技术能力，但克林顿政府最终选择用海牙国际法庭这一披着合法性外衣的霸权工具审判米洛舍维奇。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虽然臭名昭著，但尚且费心思走了宣战、国会授权的国内程序，伪造了联合国授权，在伊拉克法庭审判并处决了萨达姆——虽是新保守主义的做秀，但至少做足了全套戏码，说明美国尚有对国内和国际制度合法性的顾虑。相比之下，绑架马杜罗和刺杀哈梅内伊，完全抛去了这些顾虑，甚至利用外交谈判作为搜集情报和增加行动成功率的工具。这证明特朗普主义完全无意为暴力行动增加任何合法性光环，而是追求用简单直接、“低成本”、赤裸裸的暴力秀刺激国内选民的多巴胺，彰显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并在目标国和全球受众中植入“美国军力无敌”的认知。特朗普政府放弃对暴力合法性的伪装后，释放了合法化霸权此前一直隐藏的破坏力，将在短期内对国际秩序构成更大的冲击。当对伊朗的“政权更迭”企图落空、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特朗普再次威胁要推翻古巴政府，称美国可能会在伊朗战争结束后对古巴采取行动。这可能不完全是虚张声势，特朗普主义用外交成果塑造内政遗产的战略逻辑，将驱使其进行更多的军事冒险。除了发动战争外，美国也会毫无顾忌地变现和释放其霸权结构中的其他破坏力，例如恢复私掠船和海盗政策、强制侵占别国资产等等。美国将外交作为战争准备和障眼法的行为，比二战前日本借谈判掩盖偷袭还要恶劣，因为美伊谈判尚未宣告破裂，这等于宣告了对美外交接触是危险而无用的。此次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会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思考，如果国际制度和外交接触都不能阻止美国或以色列的暴力入侵，那么唯一可靠的威慑手段就是核威慑，要么自力更生，要么获得美国之外的核保护伞。在中东地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都会严肃思考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借助有核武装的盟友巴基斯坦向伊朗施压，证明其相信核威慑的有效性。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病态与疲态。虽然特朗普声称美军拥有“近乎无限的弹药供应”，但开战一周内，美军的精确制导打击武器以及“萨德”“爱国者”“标准-3”防空系统的弹药消耗巨大，库存告急，且由于导弹供应链产能有限、稀土材料短缺等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补充。美国甚至被迫从韩国抽调了“萨德”防空系统到中东。同时，伊朗战争也加速了美元霸权的危机。美元的长期储备货币地位，取决于人们相信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安全性高、流动性强且不受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伊朗战争引发的海湾危机表明，靠近美国军事基地的美元资产，反而会面临灾难性风险。加上海湾国家考虑撤回主权财富基金对美投资的事件，都标志着美国重大军事行动反而削弱了支撑美国霸权的金融体系。此外，北约作为单一战略行动者的时代正在终结。虽然法国、德国和英国声明已准备好采取“必要且适度的防御行动，从源头上摧毁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但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北约国家则公开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并拒绝美军使用其境内的基地。这说明霸权国家强制执行联盟纪律的能力正在削弱。未来，北约的集体安全架构可能仅限于部分欧洲领土，难以重现后冷战时代的域外干涉。在美国制造的地区和全球性冲击面前，新兴的非西方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国家必须一方面努力恢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权威，另一方面努力强化新型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架构、安全架构和治理架构，并将联合国定位为新兴区域组织的协调中心，构建更体现多极化现实的多元中心协商网络。
编辑 | 吴应娟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题目略”（项目批准号23BGJ052）的阶段性成果。[1] Nitasha Kaul & Barry Buzan,“Trump’s New America and the Question of Fasc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bruary 2026, pp. 1~29; Thorsten Wojczewski,“Fascism and Foreign Policy: Trump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Decline and Rebirth,”Glob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 Iss. 3, 2025, pp. 1~11. [2] 左希迎：《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掠夺性霸权的形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12期；赵可金：《特朗普主义及其世界效应》，载《美国研究》2025年第3期；陈佳骏、李亚琦：《“特朗普主义”外交政策成型了吗？》，载《世界知识》2025年第15期；A. Wess Mitchell,“The Grand Strategy Behind Trump’s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 January 14, 2026。 [3] Florian Böller & Jakob Wiedekind,“The Declining Reliability of U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Domestic Sources Under Trump II,”Zeitschrift fü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Vol. 18, 2025, pp. 577~585. [4] 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 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2018, pp. 9~46. [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p. 25~26. [6] Thomas Graham,“Competitive Coexistence: US Engagement in a Multipolar World,” Survival, February–March, 2026, pp. 49~60. [7] Keren Yarhi-Milo,“The Price of Unpredictability,”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 2025. [8] Stephan Lewandowsky et al.,“Beyond M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with the Post-Truth Era,”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Vol. 6, No. 4, 2017, pp. 353~369; Rai Hasen Masoud,“The Attention Economy and the Collapse of Cognitive Autonomy,”Georgetown Law, July 15, 2025. [9] Mathew Burrows et.al.,“Empowered Middle Powers and Potential Unthinkable Alliances,” Stimson Center, March 21, 2024. [10] Elizabeth N. Saunders,“Imperial President at Home, Emperor Abroa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restrained Executive Power,”Foreign Affairs, June 16, 2025; Jim Vande Hei and Mike Allen,“Behind the Curtain: The Most Unprecedented Presidency in 250 Years,” Axios, September 23,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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