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主席之父江上青：坚持爱国无畏罪名，年仅28岁的他壮烈牺牲令人敬佩！
1939年7月29日傍晚，小湾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江上青听见枪口拉栓的脆响，只来得及回头对随行人员低声说一句“跟紧盛司令”，便迎着火光扑了上去。弹雨落下，他的身影却没有退缩，28岁的生命定格在这个夏夜。
皖东北并不起眼，却是连接苏皖鲁豫的咽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在此试行联合抗日，形势胶着又微妙。盛子瑾代表国民党地方武装，新四军则由张爱萍率部挺进，江上青以中共特别支部书记的公开身份穿梭其间，从招募青年到疏通误会，统战的细线全系在他身上。一个月里，他带着三十余人的工作团奔走定远、灵璧、凤阳，白天讲演，夜晚办训练班，六百多名青年在他的课堂上第一次听到“共同抗日”的概念。
很难想象，这位谈笑风生的青年，十年前不过是南通中学里爱写新诗的学生。1927年，旧学堂里添了几本《新青年》，也添了秘密讨论的深夜灯火。从父亲江石溪那里，他早听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古调，如今又遇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风，两股力量在他心里交汇，种下了决绝的种子。
1928年秋，扬州特委代表大会刚开场，密探冲进教室。17岁的他被反绑双臂，押往看守所。有人劝他写悔过书，他却高声道：“如果爱国有罪，我引以为荣！”这一声吼，在潮湿牢房里回荡。半年后，保释出狱，他把“江世侯”改成了“江上青”，取自父亲常吟的“江上数峰青”，意在表志，不再回头。
同年夏末，他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那时的上海左翼书店、茶馆、剧社如星火遍地，他很快和进步同学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需要人做工运宣传，他便在纱厂门口架着简陋话筒，领着工友唱《国际歌》。是年冬天，江苏省委秘密会议泄密，他再度被捕，关进提篮桥。冰冷的铁窗挡不住热血，他自称“狂囚”，写下《赤裸着身体》《冷漠的世界》等诗句，用纸片夹缝传出狱外。日子沉闷，他以背诵鲁迅文章给难友鼓劲，“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1930年年底获释时，他才20岁，肺病却留下阴影。医生叮嘱静养，他偏偏辗转上海、南京，办壁报、出刊物，《写作与阅读》《青年与祖国》一份份油印纸被塞进书店和码头工棚。1935年秋，他与同是地下党员的王者兰结为伴侣，婚礼极简，喜帖上一句“惟愿同心灭倭寇”，替代了繁文缛节。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组织决定打通皖东北。彼时的盛子瑾虽挂着国民党保安司令的名衔，却苦于孤军难支。1938年春，江上青奉命前往。他带去的不止是几张介绍信，还有在上海历练出的宣传本领。定远县城的茶楼里，他一口气讲三个多小时，从卢沟桥到淞沪会战，听得满座皆静；夜幕降临，年轻学员涌入临时集会所，摊开折凳，就着煤油灯听他讲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了再回来”，一席话让地方青年眼里亮起光。
国共合作终究是脆弱的默契。1939年夏，桂系军阀许志远在皖东北暗布枪桩，借口“清剿赤匪”。张爱萍提出绕行，江上青思忖再三，仍决定陪盛子瑾面谈，“分歧不谈清，合作就散”。谁料山路伏兵早已埋伏。一阵密集枪声后，马背上的他拼命回身掩护，连中数弹。盛子瑾脱险，他却倒在血泊。随行战士回忆，最后听见他低声念了一句“青山留我名，后会有期”。
噩耗传到新四军指挥部，张爱萍沉默许久，只在花名册旁写下“江上青，牺牲”。9月，部队在凤阳北郊为其安葬，墓碑上六个大字出自张爱萍之手，不雕饰，不溢美，只刻“江上青烈士墓”。当地百姓口口相传，有个年轻人来过，教他们识字，又教他们拿枪，如今睡在这片黄土地里。
那年的皖东北，此后依托干部学校的学员迅速扩建抗日武装，到1940年底已发展为三万余人的地区武装力量。许多人提起当年的讲坛，都会说：“若不是江先生点拨，我还在家种地呢。”他没能看到这些学生走上前线，但他们把那句“爱国无罪”写进枪杆，同样将名字留在淮河两岸的碑林。
短短28年，江上青走过书斋、监狱、工棚、战场，每一步都踩在时代激流上。他的脚印被雨水冲刷，却在皖东北的土壤里长成一排排青松，人们至今记得那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如果爱国有罪，我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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