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麿在日本东京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那份声明的口气硬得能砸死人。
核心意思就一句话：从今往后，帝国政府根本不拿国民政府当盘菜。
这其中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咱们跟蒋介石那帮人没法聊了，要么彻底要把他们打趴下，要么就另外扶持个听话的傀儡接着打。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开玩笑，日本立马把驻华大使召了回去，咱们这边的驻日大使许世英也被逼得收拾铺盖回了国。
乍一看，中日两国外交这扇大门，算是被焊死，连条缝都没留。
谁知道，历史这玩意儿最爱开玩笑。
也就过了短短四个月，双方的神秘人物居然在香港偷偷摸摸地接上了头。
你想想那个画面，一边是几十万大兵在徐州、武汉的战壕里拼刺刀、流大血；另一边呢，几个西装革履的体面人在高档饭店里推杯换盏，聊得热火朝天。
这是唱的哪一出？
其实说白了，仗打到这份儿上，日本人心里也犯嘀咕，腿肚子开始转筋了。
这场仗，压根就不是他们当初想的那样，搞个什么“武装郊游”就能完事的。
咱们不妨把日历往前翻半年，看看这笔“战争烂账”是怎么把两边都拽进泥坑里出不来的。
1937年8月，上海那边枪声一响，日本人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那是噼里啪啦响：速战速决，赶紧收工。
为了这个目标，日本真是豁出去了。
松井石根带着两个师团气势汹汹杀向上海，觉得不够塞牙缝，又从华北调人，从东北拉人，甚至连台湾的兵都用上了。
到了10月份，光是上海战场，日军就堆了两个军、9个师团的兵力。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冷不丁在杭州湾金山卫搞了个登陆，这一下真是要了亲命，直接捅在了中国军队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没过几天，11月12日，上海彻底守不住了。
紧接着，日军兵分好几路，嗷嗷叫着就冲南京去了。
就在这会儿，局势到了一个必须要拍板的关键路口。
那是1937年11月，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刚散场，英美两个大国在那儿踢皮球，谁都不想管闲事；苏联那边虽然给了点枪炮，但想让他们亲自下场动手，门儿都没有。
全世界都在那儿在那儿揣着手看热闹。
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路就两条：
第一条，咬碎牙关硬抗，但这赌注太大了，眼瞅着首都南京都要让人端了；
第二条，听人劝，吃饱饭，接受调停，赶紧止损。
这时候，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钻了出来。
德国人想当这个和事佬，算盘也打得精：既想在日本那边讨好卖乖捞油水，又不想中国一下子垮了，导致苏联在远东没人牵制。
11月初，陶德曼揣着日本人的条件来了，说实话，那时候的价码还不算太离谱：内蒙那边搞自治、华北的非武装区弄大点、别再搞反日活动、大家一块儿防共。
这笔账，蒋介石心里是反复盘算过的。
到了12月2日见陶德曼的时候，蒋介石的口风松动了。
他透了个底：要是能保住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可以坐下来聊聊。
大伙儿留意一下这个日子：12月2日。
那会儿日军虽然攻势猛得像老虎，但毕竟还没跨进南京城。
蒋介石觉得这事儿还能谈，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手里还攥着两张牌，更是天真地以为日本人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
可惜啊，他完全低估了赌徒赢红眼时的那种贪婪劲儿。
也就过了十来天，天全塌了。
12月13日，南京城破。
冲进城里的日军，在松井石根、谷寿夫、中岛今朝吾这些家伙的纵容下，干出了现代人类史上最没底线、最黑暗的勾当。
杀人、放火、糟蹋妇女，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
这帮畜生为了显摆自己的“战功”，竟然还把屠城的惨相拍成了片子。
南京这一丢，日本国内那帮人彻底疯了，狂热劲儿直冲脑门。
东京街头几十万人搞庆祝游行，原本那一丁点儿“差不多就行了”的理智声音，瞬间就被这股疯狂的浪潮给吞没了。
12月21日，也就是占领南京刚过一周，日本内阁就整出了新的对华条件。
这回，日本人真是狮子大开口，要把人连皮带骨头吞了：不光得承认满洲国，还得在华北、内蒙、华中这些地方搞“非武装地带”，还得赔钱，还得签经济协定。
说穿了，这就是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
这哪里是在“谈生意”，分明就是逼着你签“卖身契”。
到了1938年1月，国民政府这边还在琢磨这些条件的细枝末节呢，日本那边早就不耐烦了。
1月16日，近卫文麿就把那个著名的“不搭理国民政府”的声明甩了出来。
到这儿，第一回合算是彻底玩完。
日本打定主意要“赢者通吃”，结果逼得中国只能选择“死磕到底”。
可事情到了1938年5月，日本人越打越觉得不对劲。
虽说南京占了，济南、青岛也拿下了，津浦路也打通了，可中国愣是没跪下。
徐州会战打完，黄河大堤一决口，滔滔洪水直接挡住了日军往西打的脚后跟，战事一下子就僵在那儿了。
日本原本吹牛皮说“三个月灭亡中国”，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军费花得跟流水似的，根本刹不住车，兵力也被扯得越来越稀碎。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本政坛出了个变数。
1938年5月，宇垣一成当上了日本外相。
这老头是个老狐狸，跟蒋介石、张群这些人都有交情。
他屁股刚坐热，就想把近卫文麿之前的那个声明给翻过来，主张还得跟重庆那边接着谈。
他的账算得很明白：军事上既然一口吞不下，那就得靠政治手段来诱降。
国民政府这边什么反应呢？
孔祥熙、张群这些人心里也长草了。
既然战场上打得这么苦，要是能通过谈判喘口气，哪怕是缓兵之计也好啊。
于是乎，一条看不见的秘密战线在香港悄悄铺开了。
孔祥熙把自己的秘书乔辅三派了出去，在香港跟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搞地下接头；另一头，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也跟走亲戚似的，频繁在香港和东京之间跑腿，甚至还见到了日本参谋本部的大佬。
这绝对是整场战争里，中日双方离达成某种“协议”最近的一次。
蒋介石甚至把压箱底的牌都亮出来了（这就是乔辅三方案）：
承认日本在华北搞经济特权；
同意内蒙自治；
甚至暗示可以通过签个三国条约的方式，变相承认满洲国；
也不再搞反日宣传了。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让步大得让人后背直冒冷汗。
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真是一点招儿都没有了，急得火烧眉毛想求和。
但这桌谈判，最后还是掀了。
为啥？
因为日本人心里有两本账，怎么算都算不拢。
就在宇垣一成想搞“和平外交”这一套的时候，日本军部（陆军）那帮大老粗根本不买账。
军部的逻辑简单粗暴：老子在前面流血玩命，好不容易打下半壁江山，凭什么你外交部动动嘴皮子，就把战果给“谈”没了？
1938年7月，日本开了个“五相会议”，军方硬是往条件里塞了两条要命的私货：
第一，国民政府必须跟日本扶植的那个伪政权（新中央政府）合并；
第二，蒋介石必须下野，卷铺盖走人。
这两条，直接捅到了蒋介石的肺管子上。
你要地盘行，你要特权也行，但你现在要让蒋介石下台，还要把国民政府变成伪政权的跟班儿，那蒋介石还谈个屁啊？
谈成了也是死路一条，不光政治生命完蛋，还得背上万世骂名，到时候内部那帮军阀和共产党肯定趁机发难，谁都救不了他。
所以，等到9月份日本还在那儿死咬着这些条件不放时，重庆方面的心彻底凉了，直接把谈判代表招了回来。
宇垣一成这个外相也干到了头。
日本政府为了甩开外交部那帮文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兴亚院”的衙门，由军方那帮人说了算，专门管对华的事儿。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彻底把正常的外交路子给堵死了，把国家的命运全押在了那帮杀红了眼的军人身上。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特别荒唐的事儿：
日本人在战场上每往前拱一步，他们在谈判桌上的价码就跟着涨一截。
打下上海那会儿，他们要的是华北特权；
攻占南京那会儿，他们张嘴就要赔款和承认满洲国；
等打完徐州，他们居然要蒋介石下台。
这种“得寸进尺”的贪婪劲儿，看着好像挺强势，其实在战略上简直是蠢到了家。
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搞懂一个理儿：谈判是为了让战争停下来，而不是为了制造出更多死敌。
当你把条件苛刻到让对手连活路都没有的时候，对手除了跟你玩命到底，还能有什么选择？
到了1938年底，随着宇垣一成卷铺盖走人和兴亚院的挂牌，中日之间最后那点缓冲地带也烟消云散了。
日本这辆战车，终于在军国主义那帮疯子的猛踩油门下，彻底失去了刹车，一路狂飙，冲向了几年后那个注定要粉身碎骨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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