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时我妈走了，家人都不要我，小混混舅舅抱起我：别哭跟舅回家|外婆家|奶奶|小混混|小舅|小颖|王胖子|舅舅

楔子

我叫李想，今年三十二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做会计。日子过得平淡如水，朝九晚五，两点一线。要不是前几天我舅妈打电话来说舅舅住院了，我可能还会继续沉在这种平淡里，假装自己是个正常人。

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的手一直在抖。不是害怕，是那种压了太久的东西突然涌上来，堵在嗓子眼，怎么都咽不下去。我请了假，买了最近的一班火车票，坐在候车室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脑子里全是小时候的事。

那些事我平时从来不想。不是忘了，是不敢想。八岁那年发生的事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二十多年，平时不碰它不疼，可一旦碰到，就是钻心的疼。

可我欠他的，欠得太多了。

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我突然觉得应该把这些事写下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是为了让自己记住，记住那个全世界都不要我的时候，唯一一个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的人。记住那个所有人都说是混混是败类的人，是怎么把我这个没人要的孩子拉扯大的。

所以就有了这篇文字。

我没什么文化，写不出什么花团锦簇的文章，就是想到哪写到哪，把我记忆里的那些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可能有些地方记得不太清楚了，毕竟二十多年了，但大差不差，都是真事。

好了，不说废话了，从头说起吧。

我妈走的那年，我八岁。

说是八岁，其实还差两个月才满八岁。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刚好是期末考试完的第一天，我考了双百分，高高兴兴地跑回家想给我妈看试卷，结果推开家门，发现家里没人。

我妈不在，我奶奶也不在，院子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家那条老黄狗拴在枣树下，看见我回来摇了摇尾巴。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我妈去我奶奶那边了。我奶奶住在隔壁院子，两家中间就隔了一道矮墙，平时我妈做好了饭都会端过去一起吃。我揣着试卷翻过那道矮墙，跑到我奶奶屋里喊了一声妈，没人答应。

堂屋没人，东屋没人，灶房也没人。

我站在院子里有点发愣，这时候邻居张婶从她家出来倒水，看见我就说：想儿啊，你妈走了。

我说：走哪去了？

张婶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说：你问你奶奶吧。

我当时不太明白走了是什么意思，以为我妈是去赶集了或者去走亲戚了。我跑回家等了一下午，等到天黑，等到月亮都出来了，我妈也没回来。

那天晚上我是在我奶奶家睡的。我奶奶睡在床上，我就睡在地上的凉席上。我听见我奶奶翻来覆去地叹气，我想问我妈去哪了，但不知道为啥没敢问。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是跟镇上开小卖部的王胖子跑了。王胖子是个外地人，四十多岁，秃顶，大肚子，在我们镇子上开了个小卖部卖日用百货。我妈那段时间总去买东西，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我爸那年在广东打工，过年才回来一趟。我妈一个人在家带着我，日子确实不好过。但再怎么不好过，也不该丢下我就走啊。

这话是后来我奶奶说的，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院子里那些来串门的老太太们听的。每次说完都要抹一把眼泪，然后看着我叹气：可怜的想儿，你妈不要你了。

我奶奶也没要我。

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人觉得不孝，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奶奶不是我亲奶奶，是我爷爷后来续弦娶的。我亲奶奶生了我爸之后就去世了，现在的奶奶是我爷爷从邻村娶来的，她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是我爸的兄弟姊妹。

我爸和我爷爷都姓李，但这个奶奶不姓李，她姓赵，我叫她赵奶奶。赵奶奶对我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就是那种客气里带着点疏远的感觉，好像我不是她家的人一样。

我妈走后第三天，我爷爷从工地上赶回来了。我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泥瓦匠，六十多岁了还在工地搬砖，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他回来之后先去找我妈，找了两天没找到，王胖子的小卖部也关门了，两口子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爷爷回来之后坐在堂屋里抽旱烟，闷头不说话。赵奶奶在旁边絮絮叨叨地说：你倒是说句话啊，这孩子怎么办？你儿子在外头打工，到现在电话都打不通，把孩子丢给我们两个老不死的，累死累活谁管？

我爷爷还是一声不吭。

赵奶奶又说：我跟你说，我可带不了，我自己还有两个孙子要带呢，我儿子儿媳妇都在外头打工，孩子丢给我就跑了，我一个老太婆哪有精力再多带一个？再说了，这又不是我亲孙子，凭啥要我带？

我爷爷抽完一锅烟，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终于开口了：想儿，你去你外婆家住几天吧。

我说：好。

其实我知道，我外婆也不会要我。

我外婆家住在隔壁镇上，骑自行车大概四十分钟。第二天一早我爷爷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把我驮到了外婆家。

我外婆住在一个破旧的小院子里，院子里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几只鸡在垃圾堆里刨食。我到的时候我外婆正坐在门口剥毛豆，看见我爷爷带着我来了，脸上没什么表情。

爷爷把事情说了一遍，我外婆听了之后把手里的毛豆往地上一摔，站起来骂：你李家养的孩子凭啥送到我家来？你赵翠花不是能得很吗？你不是天天在村里说我家闺女的不是吗？这会想起来有我这个外婆了？

我爷爷说：她赵奶奶身体不好，带不了。

外婆冷笑一声：身体不好？我看她打麻将的时候身体好得很！你就是个窝囊废，你那个老婆你一辈子没管住过！我闺女嫁到你们李家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好吃好喝的伺候你们一家老小，你们还嫌她这嫌她那，现在人走了你们想起我了？我告诉你，这孩子我不管，你们李家有的是人，凭啥推到我这里来？

我当时站在爷爷身边，低着头不敢看外婆。我听不太懂大人在吵什么，但我听得懂我外婆不要我。

我爷爷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行吧，我再想想办法。

说完他拉着我往外走，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我外婆突然喊了一声：哎，把孩子放下吧。

我爷爷转过身，我外婆已经把地上的毛豆捡起来了，低着头一边剥一边说：不是我要养他，是我自己一个人住着也冷清，多个人说说话也好。不过话说在前头，我一个月就那点养老金，多了我也养不起，你李家人看着给点钱吧。

我爷爷连忙说：给给给，我每个月送钱来。

就这样，我被留在了外婆家。

在外婆家住的日子，怎么说呢，就像住在别人家做客一样，处处小心，处处拘谨。我外婆对我谈不上虐待，但绝对算不上好。她每天早上起来给我煮一碗白粥，就着一碟咸菜，吃完我就去上学。中午在学校吃，晚上回来也是一碗粥，有时候加个鸡蛋，那就是改善伙食了。

我外婆不怎么跟我说话，她那段时间心情一直不好。我妈走了之后我外婆在镇上丢尽了脸面，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说闲话。她本来就是个要强的人，这下更是抬不起头来。有时候她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那种又心疼又恨的情绪，我知道她不是恨我，她是恨我妈，但那种眼神还是让人心里发毛。

我在外婆家住了大概一个多月，那个月里我爷爷给我外婆送过一次钱，我记不清是多少了，好像是五百块。我外婆把钱收了，当着爷爷的面说：这点钱够干啥的？一个孩子一个月吃喝拉撒多少钱你心里没数？我爷爷又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再想想办法。

后来我爷爷好像再没送过钱，不是不送，是我爸联系不上了，我爷爷自己也没啥钱。我外婆等了一阵没等到钱，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

有一天晚上我放学回来，看见我外婆家院子里停着一辆面包车，一辆很旧很破的面包车，白色的漆都掉了好几块，车门上印着一行模糊的字，好像是某某装修公司。一个年轻男人从车里钻出来，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迷彩服，头发乱得像鸡窝，嘴里叼着一根烟。

这个人就是我小舅，我外婆的小儿子，我妈的亲弟弟，张建国。

小舅当时二十出头，在城里干装修，给人刷墙贴瓷砖，活干得不错但名声不好。说白了就是个小混混，打架斗殴喝酒赌博什么事都干过，在镇上提起张建国三个字，没人不摇头。我外婆提起他就骂，说他是败家子，说她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才生了这么个东西。

小舅看见我站在院子门口，先是一愣，然后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我外婆：妈，这谁家孩子？

我外婆没好气地说：你姐的，你不知道？

小舅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皱了皱眉：我姐的？我姐人呢？

走了。跟人跑了。把孩子丢下不管了。

小舅不说话了，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我当时站在那儿，背着书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裤子膝盖上有个洞，脚上穿着一双漏脚趾头的布鞋。说实话那个样子确实挺可怜的，但我自己没觉得，因为穿成那样在那时候太正常了，谁家孩子不是这样？

小舅看了我一会儿，转头冲我外婆说：那就搁你这儿养着呗。

我外婆哼了一声：养？拿啥养？你倒是给我钱啊？你天天在外面鬼混，一年到头往家拿过一分钱吗？我不伸手跟你要钱就烧高香了，你还指望我养别人的孩子？

小舅说：那不是别人，那是我姐的孩子。

你姐的孩子你自己养去，我可管不了。我身体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个人能把你自己养大就不错了，你还想让我再养一个？

小舅又沉默了，把烟叼回嘴里狠狠抽了两口，然后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了。他没再说话，从面包车里拎出一个蛇皮袋，扛着进了屋。

那顿晚饭吃得很沉默。我外婆炒了两个菜，一个炒青菜，一个辣椒炒鸡蛋，蒸了一锅米饭。小舅坐在饭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看样子是饿坏了。我坐在一边小口小口地吃，不敢吃太快，也不敢吃太慢，小心翼翼地夹菜，尽量不发出声音。

吃到一半，我外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突然发作了。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叫你好好做人好好做人，你偏不听。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穿得跟要饭的一样，开的那个破车跟棺材似的，你在城里到底干什么？能不能干点正经事？

小舅头也不抬地说：我干装修的，怎么不正经了？

装修？你跟我说装修？张国庆前两天跟我说在菜市场看见你跟人打架，三个人打你一个，有没有这事？

那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不管谁先动手的，你就不能安安生生过日子？你就不能让我少操点心？你看看你姐，跑了，你爸，死了，我一个人把你们姐弟俩拉扯大容易吗？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省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说着说着我外婆就哭了，又骂又哭，拍着桌子骂。小舅不吭声了，放下筷子低着头坐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看见他的手攥成了拳头，攥得骨节发白。

我坐在一边吓得不敢动，碗里的饭都凉了。我外婆哭了一阵子，抹了把脸站起来收拾碗筷，进厨房去了。留下我和小舅坐在堂屋里，谁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小舅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低下头看着我。他比我高很多，我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他的脸上脏兮兮的，眼角有一道疤，嘴唇干裂起皮，眼睛里面全是血丝。但那双眼睛看着我，跟刚才看别人的时候不一样，多了点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

他问我：你叫啥？

李想。

几岁了？

八岁。

上几年级？

二年级。

考了多少分？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我把书包打开，把那张皱巴巴的试卷拿出来给他看，语文一百，数学一百。

小舅接过试卷看了看，那个动作很轻很慢，就好像那张纸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一样。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试卷折好还给我，嘴巴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

当天晚上我睡在外婆家的那张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间屋子很小，本来是堆杂物的，我来了之后我外婆把杂物清出来给我当房间。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灌进来呼呼地响，秋天的夜里已经开始凉了，我缩在被子里还是觉得冷。

半夜里我听见隔壁房间有动静，好像是小舅在跟我外婆说什么，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太清楚。只隐约听见小舅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我外婆突然提高了音量：你管她干什么？她都不要孩子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你给我听好了，你明天就给我滚回城里去，老老实实干活挣钱再找个媳妇，别管这些破事！

后面就没有声音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舅已经走了。我外婆说天没亮就走了，回城了。我哦了一声，端着粥坐到门槛上喝，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小舅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我跟我妈这边的关系本来就不亲近，一年也见不了两次面，他来还是走，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他没走。不是没走，是先走了，又回来了。

那是第三天的事情。

第三天是个星期六，不用上学。我坐在外婆家门口的台阶上看蚂蚁搬家，看着看着就发起呆来。我在想我妈，但想不太起来了，她的脸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模糊，就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怎么都看不清楚。这种感觉比想不起来更难受，就好像你明明应该记住的东西，它就是不让你记住。

正发着呆，远处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声音，我看见一辆破面包车从村口开过来，扬起一路灰尘。车停在我外婆家门口，车门拉开，小舅从车里跳了出来。

他还穿着那天的迷彩服，还是那副邋里邋遢的样子，但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几个苹果和一瓶饮料。他把东西递给我，然后进了院子。

我跟着他进去，看见他已经跟我外婆说上话了。我外婆在院子里喂鸡，看见他又来了，脸上不大好看，但没骂他。

你怎么又回来了？不用干活？

小舅说：我今天就是回来说个事。

什么事？

小舅走到院子中间站住了，转过身看着我，然后转回去看着我外婆，一字一句地说：妈，我想把想儿带走。

我外婆的手停住了，抓在手里的玉米粒掉了几颗在地上，鸡蜂拥而上抢着吃。她抬起头看着小舅，脸上的表情很奇怪，说不清是惊讶还是别的什么。

你带他？你拿什么带他？你租的那间破房子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你让他睡地上？

我买床。

你整天在外面干活，谁给他做饭？

我做。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还养一个孩子？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小舅不说话了。院子里的气氛变得很僵，我站在房檐下面，抱着那袋苹果，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快。我不太明白小舅说要带我走是什么意思，但他那句话像一块石头掉进了水里，在我心里激起了很大的浪花。

我外婆把手里的玉米粒全部撒在地上，拍了拍手站起来，走到小舅面前，用手指戳着他的胸口说：张建国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真想带走他，我拦不住你。但有一句话我说在前头，这孩子既然你带走了，你就给我好好带着，别给我半道上又丢回来，我丢不起那个人。

小舅说：我知道。

还有，你姐那边，你最好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一声。不管怎么说她是孩子他妈，她要不要是一回事，你告不告诉她是另一回事。

小舅说：我知道了。

我外婆看着我，那个眼神又出现了，心疼和恨搅在一起，像两股拧成麻花的绳子。她张嘴想说什么，嘴唇哆嗦了两下，最后只说了一句：等着，我给你收拾东西。

我外婆进去了，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小舅。他站在那儿看着我，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太阳从枣树叶子中间漏下来，在他身上落了一地碎光。他朝我走过来，蹲下来，跟我平视。

想儿，他说，跟我走吧。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红红的都是血丝，但里面的那个东西比上次更清楚了。那是心疼，跟自己家里人心疼自己家孩子的那种心疼。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他站起来，朝我伸出手。我就把那只瘦小的黑乎乎的手放在了他粗糙的大手里。

他的手很大，很硬，到处都是茧子，但他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很轻，像是怕捏碎了一样。他牵着我走到那辆破面包车前，拉开副驾驶的门，把我抱了上去。

坐好了，走了。他没多说什么，发动了车，挂上挡，那辆破面包车突突突地响着，掉了个头，朝村口开去。

我透过车窗往后看，看见我外婆站在院子门口，双手叉着腰，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点，被飞扬的尘土吞没了。

我转回头，看着前方的路。路两边的白杨树飞快地往后倒，天上飘着几朵白云，秋天的风吹进车窗里，凉凉的，带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

小舅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从兜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上，刚要摸打火机，看了我一眼，又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塞回了烟盒里。

他没再抽烟，两只手握着方向盘，认认真真地开着车，好像他开的不是一辆破面包车，是一辆载着全世界的宝贝货车。

多年以后我回想起这个场景，我才明白，那一刻张建国做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混混，大字不识几个，兜里比脸还干净，在城里干一天算一天的苦力活，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就这样的一个人，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凭着一股不知道从哪来的冲动和傻气，把一个没人要的孩子从那个没人要他待的地方带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带走的是一份多大的责任，不知道以后的路有多难走，不知道这二十多年会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想，就这样做了。

就像我外婆说的，他脑子进水了。

可就是这么一个脑子进水的小混混，成了我这辈子最亲的人。

城里的日子比镇上好过吗？

一点都不好过。

小舅在城里租的那间房子，说实话连我外婆家的杂物间都不如。那是城中村的一间民房，在一条又窄又深的巷子里，两边都是老旧的砖瓦房，墙上爬满了青苔，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天上缠来缠去。我们的房子在最里面，推开那扇快散架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房子大概有十几平方，进门就是床，床是木板搭的，上面铺着一条看不出颜色的褥子。角落里堆着小舅的衣物和工具，一把锤子，几把刷子，几个装涂料的桶，都脏兮兮地挤在一起。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报纸，报纸上是一只老虎，好像是某年的生肖挂历。窗户很小，玻璃碎了半边，用塑料布糊着。

小舅把我领进去之后有点不好意思，把床上的褥子扯了扯，又把角落的工具挪了挪，腾出一点地方来。他把那个蛇皮袋放在床上，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条新买的毛巾被，是那种最便宜的单人毛巾被，超市打折买的，还带着标签，十五块钱。

这是我昨天买的，你先盖这个，回头我再买床厚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毛巾被抖开铺在褥子上，动作笨拙得很，铺了半天也没铺平整。

我看着那条毛巾被，蓝底白花的，说实话挺好看的。我说：舅，谢谢你。

他愣了一下，好像不习惯别人对他说谢谢，摆摆手说：谢啥谢，快吃饭吧。

晚饭是他从巷口买回来的两份盒饭，一荤两素，加一份米饭，三块钱一份。他把盒饭打开，把那份带肉的推到我面前，自己拿了一份全是素的。我看了看他，他低着头呼噜呼噜地扒饭，吃得很香。

我把肉夹了一块放到他盒饭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把肉夹了回来：你吃你的，我在工地上天天吃肉。

我不信他天天吃肉，但我知道他在说瞎话，只是不想戳穿他。

吃完饭他带我出去转了转。城中村的晚上很热闹，巷子里摆着各种小摊，卖水果的卖小吃的卖衣服的，灯光明晃晃的，人声嘈杂。小舅在一个旧货摊前停下来，挑来挑去买了一双拖鞋给我，蓝色的塑料拖鞋，稍微大了一点，穿在脚上啪嗒啪嗒响。

他又在一个卖童装的摊子前站了一会儿，翻了翻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衣服，看看价钱又放下，来来回来好几次，最后什么也没买。我知道他是嫌贵，一件小孩的T恤要十五块钱，够吃五份盒饭了。

回到住的地方，小舅烧了壶水让我洗脸洗脚。我在外婆家养成了习惯，洗脚用的是凉水，他瞪了我一眼说不行，必须用热水，把水兑温了让我泡脚。我坐在床边泡脚，他蹲在地上用冷水洗了把脸，然后用毛巾随便擦了擦，毛巾黑乎乎的，好像从来没洗干净过。

那天晚上他睡外面我睡里面。木板床两个人睡有点挤，他尽量往边上靠着，半边身子都快悬空了。我躺在那条蓝底白花的毛巾被下面，闻着屋子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有涂料的味道，有汗味，有霉味，但不知道为啥，我睡得比在外婆家那一个月都好。

那一夜没有做梦，一觉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小舅已经不在床上了。我揉着眼睛坐起来，看见床头放着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稀饭和两根油条，搪瓷盆上盖着一条干净的毛巾。旁边压着一张纸条，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吃完饭在屋里等着，哪都别去，中午我回来。

我看着那行字，每个字都像小学生写的一样，笔画歪歪扭扭的，有几个字还写错了。但我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条折好，放在枕头底下。

我吃完早饭，把搪瓷盆洗干净了放在桌上，然后坐在床边发呆。屋子里很安静，外面巷子里偶尔有人经过，脚步声在青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响。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走，东看看西看看，小舅的工具箱里有一把卷尺，我拿起来拉了拉，卷尺弹回去啪的一声响，把自己吓了一跳。

中午小舅果然回来了，带回一袋东西。他把东西倒在床上，是一条新被子，一床新褥子，还有一件蓝色的卫衣和一条黑色的裤子，都是小孩子穿的。他把衣服拿起来在我身上比了比，点了点头说差不多，然后又皱起眉头说好像大了一点。

大点好，能多穿两年。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摸了摸那件卫衣，料子软软的，上面印着一个奥特曼。我从来没穿过带奥特曼的衣服，在镇上那些孩子才有，我妈不会给我买，她说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穿不了几天就坏了。

舅，这衣服不便宜吧？

小舅正在铺褥子，头也没抬说：不贵，地摊上买的，十块钱一套。

我知道他在骗我，那件衣服上面还挂着标签，标签上写着四十八，我偷偷看见了。但我没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他会不高兴。

从那天开始，我就跟着小舅在城里住了下来。

小舅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干活，走之前在床头给我放好早饭，有时候是稀饭油条，有时候是馒头豆浆，有时候就是两块饼干。他放的纸条每天都不重样，有时候是“记得吃饭”，有时候是“门口有水”，有时候是“别给生人开门”，字还是一样歪歪扭扭，错别字还是一样多。

我早上起来吃完早饭，有时候会自己找点事做，把屋子的地扫一扫，把床铺收拾整齐，或者把他堆在角落的脏衣服搓一搓。洗衣粉就放在水桶旁边，我去巷口的水龙头接水搓衣服，搓完了晾在门口的绳子上。一开始搓不干净，衣服洗完还是花的，后来慢慢就会了。

中午小舅不回来，他在工地上管午饭，一般是馒头咸菜，有时候有点菜汤。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在屋里等，等的时间长了就出门在巷子里走走，但不敢走远，怕他回来找不到我。

巷子里有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一开始想跟我玩，问我是谁家的。我说我是张建国的外甥。那些孩子互相看看，有人说张建国就是那个打架的，然后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后来他们也不找我玩了，我就在巷子里自己待着，蹲在地上看蚂蚁，跟在外婆家门口一样。

晚上小舅回来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天黑透了才回来，有时候八九点，有时候更晚。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是脏兮兮的，裤腿上全是白灰，手上沾着油漆，头发上落着一层灰。他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看我在不在，好像担心我被人拐走了一样。

有一次他回来得很晚，快十一点了，我已经睡了。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脚步很重，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他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在哭。一个大男人，坐在床沿上，跟我离得这么近，哭得无声无息。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但我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看见了。我赶紧闭上眼睛，假装还在睡觉。过了一会儿我感觉他转过身来，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我露在外面的肩膀。他的手碰到我脸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手上全是裂口，粗糙得像砂纸。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在工地上跟人吵架了。工头克扣他的工钱，找各种理由扣钱，说他的活干得不好要返工，扣了两百块。他气不过跟工头吵了起来，最后差点动手，被工友拉住了。

两百块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够我们大半个月的伙食费了。

但他回来之后什么都没跟我说，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叼着根烟蹲在巷口刷牙，跟路过的人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这就是我舅，张建国。在外面受了再多委屈，回到这间破屋子里，永远都是那个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的混蛋。他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脸上挂着的永远是那副吊儿郎当的表情，让你觉得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扛。

可他也不过才二十出头，在我现在的年纪看来，他那时候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却要撑起另一个孩子的天。

住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小舅跟我说要给我找个学校。

我们这边是四小。他一边翻他的那个破钱包一边说，我打听过了，一年学费加书本费大概要五百多，加上杂七杂八的，怎么也得上千。

他翻了半天钱包，里面只有一张五十和几张十块的。他把钱包合上，装进裤兜里，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我看见他咬了咬牙。

我退学也行。我说。

小舅抬起头看我，那眼神突然变得很凶，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他盯着我说：你说啥？

我说：我退学，不上了。

他二话没说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不重，但是很响。那一下把我拍懵了，我捂着后脑勺看着他，他瞪着我说：你再说一遍？你考双百分你给我说不上了？我告诉你李想，你给老子好好上学，考大学，将来当干部，别跟我一样在工地上搬一辈子砖。

他的眼圈突然红了，声音也变了调，但马上就别过头去，不让我看他的脸。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一件我八岁之前从来没想过的事。小舅他不是在养我，他是在养他自己的希望。他把所有他自己没有的东西，都寄托在了我身上。他自己没上过几年学，所以要我好好上学。他自己被人瞧不起，所以要我出人头地。他自己活得像个烂泥，所以要把我托起来，托到一个他够不到的地方。

后来小舅开始拼命攒钱。他接更多的活，干更久的时间。之前他一个星期休息一天，现在不休息了。之前他下班就回来，现在下班了还要去找点零活干。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有时候他整晚都没回来，天亮了才进门，满身灰土地倒在床上，睡两个小时就又出门了。

他吃得更差了，以前还能吃个荤菜，现在连素菜都省了，一天三顿馒头就咸菜。但他从来不让我饿着，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会给我带点东西，有时候是一根火腿肠，有时候是一个卤鸡蛋，有时候是两个橘子。那些东西在他眼里是好东西，舍不得自己吃，都留给我。

我不在他面前说谢谢，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听。但我把那些东西吃得很干净，吃得很认真，因为我知道那是我舅用命换来的。

开学前一个星期，他带我去了趟商场，不是巷口那个旧货摊，是正经的百货大楼。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么大的商场，里面亮堂堂的，地上铺着瓷砖，亮得能照出人影。我穿着那双啪嗒啪嗒响的塑料拖鞋走在里面，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小舅领着我来到卖学习用品的地方，买了书包、文具盒、铅笔、橡皮、卷笔刀、作业本，一整套，全是新的。书包是深蓝色的，上面有个变形金刚的图案，好看得不像话。他把东西一样一样装进书包里，拉上拉链，让我背上试试。

我背上书包，觉得有点重，但心里特别踏实。那是我的新书包，崭新的，没人用过的。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看的书包，以前用的是我妈用旧布缝的一个布袋，跟别人的书包放一起就像一个叫花子站在一群体面人中间。

小舅看了看我，点了点头说：嗯，像个学生样了。

说完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我姐要是看见你这样子，应该会高兴。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提起我妈。

我低着头没说话，眼睛有点热。不是因为想我妈，是因为我小舅说那句我姐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抖的。他在想他姐，那个丢下我跑了的姐，也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姐。

开学那天是小舅送我去的学校。四小离我们住的地方不算远，走路大概二十分钟，穿过一条大马路就到了。那天小舅特意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把他那件迷彩服洗了又洗，虽然洗不干净，但比平时整齐多了。他把头发也梳了梳，脸上的灰也洗干净了，看起来没那么邋遢了。

到了学校门口，很多家长都领着孩子来报到。那些孩子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有的还穿着小西装小裙子，他们爸妈开着小汽车或者骑着好摩托车来的。我穿着一件地摊上买的大了一号的外套，脚上是一双新的但明显便宜的球鞋，站在他们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小舅也感觉到了那种格格不入。他牵着我的手往校门里走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步子没有平时那么稳了，但他还是抬着头走了进去。

报到的时候老师看了看我的转学证明，又看了看小舅，问：你是孩子的？

我舅。

父母呢？

小舅顿了顿说：在外地打工，我带他。

老师没再问什么，给我安排了班级，二年级三班，班主任姓刘，是个戴眼镜的女老师，说话声音很好听。刘老师看了看我的成绩单，翻了翻我以前的试卷，说了句这孩子基础不错，然后就把我领进了教室。

我记得我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站在讲台边上，低着头，不敢看他们。刘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像堵了什么东西一样，一个声音都发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用蚊子一样小的声音说：我叫李想。

下面有孩子笑了，笑我声音小，笑我穿得土，笑我说话带口音。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但我把脸埋得更低了。

刘老师让那些孩子安静下来，指着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让我坐。我低着头穿过教室，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走到座位上坐下，把新书包放在桌肚里，把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敢动。

这就是我在城里的第一天，窘迫，紧张，不知所措。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放学的时候小舅会在校门口等我，他会在那辆破面包车旁边站着，穿着一身灰不拉几的衣服，嘴里叼着根烟，看见我出来会朝我笑一下，然后说一句：走，回家。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了下去。

小舅每天接送我上下学，从不间断。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太阳暴晒，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有时候他刚从工地上赶过来，身上灰扑扑的，站在校门口那些光鲜亮丽的家长中间特别扎眼。有几次我听见别的家长在背后小声嘀咕，说这人是干嘛的，怎么跟个民工似的，孩子怎么能让这种人接送。

我知道那些人在说什么，但我从来没在小舅面前提过。他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或者说他知道，但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事情只有一件：我放学的时候能不能看见他。

可是有一天，他真的没来。

那天下午放学，我背着书包走出校门，像往常一样在门口的人群中找小舅。我找了一遍，没找到。我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我心里开始慌了，站在校门口的那棵梧桐树下面等了很久，从夕阳西下等到路灯亮起来，校门口从热闹变得冷清，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那种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八岁的孩子，站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头，身边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路过的行人投来奇怪的目光但没有人停下脚步。恐惧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从脚底一直蔓延到头顶。

我不知道小舅住的那条巷子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走回去，我甚至不知道那个城中村在哪个方向。小舅每天都来接我，我从来不需要认路，所以我对这个城市的地理认知就是家和学校，以及两点之间那条被小舅带着走过无数次的路。可是这条路我只会在有人带着的时候走，自己走，一步都迈不出去。

我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把书包抱在怀里，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哭，我舅说过男孩子不能动不动就哭，可是眼泪就是止不住，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打在书包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我不知道哭了多久，大概是哭了很久，因为后来我的眼睛都哭干了，整个人就像一块被拧干了水的抹布，蜷缩在学校门口的大铁门旁边，又冷又怕又饿。

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从远处呼啸而来，轮胎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停在学校门口。车门被猛地拉开，小舅从车里跳了出来。

他蓬头垢面，脸上有一道血口子，左边的袖子被撕破了一大截，走路的姿势也不太正常，好像受了伤。但他朝我跑过来的速度一点都不慢，像一头疯牛一样冲过来，一把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死死地搂在怀里。

我的脸贴着他的胸口，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汗味和土腥味，听到他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快得像要炸开一样。

你这个傻孩子！你怎么不自己走回去！你跟我说过一次那条路你不会走！你这个傻孩子！

他的声音是吼出来的，但吼到一半就变了调，变成了哭腔，又像是笑，又像是哭，乱七八糟的，听不出到底是什么。

我埋在他怀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哭，哭得浑身发抖。

后来我才知道，小舅那天在工地上出了事。他干活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两层楼高，摔下来的时候磕在了一堆砖头上，胳膊上划了一道大口子，左腿也扭伤了，疼得站不起来。工头叫了救护车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他说要去接孩子。工头说你伤成这样怎么接孩子，他不管，从地上爬起来，开着他那辆破面包车就往学校赶。

他闯了三个红灯，差点跟一辆大货车撞上，一路上方向盘上全是他的血。他用那只没受伤的手开着车，一边开一边骂，骂自己混蛋，骂自己不是人，骂自己怎么会受伤，骂自己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受伤。

他赶到学校的时候，看到我蜷缩在大铁门边上的那一刻，他说他的魂都丢了。他说他想过一万种可能，想过我被人贩子拐走，想过我过马路被车撞了，想过我害怕跑进哪个巷子迷了路，每一个念头都像刀子一样剜他的心。

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是咬牙撑住了跑过来的。他抱我的时候受了伤的胳膊使不上劲，把伤口扯得更开了，血顺着胳膊往下流，滴在我那件蓝色的奥特曼卫衣上，一滴一滴的，很快就有好几滴。

但他没有松手，一直抱着我，一直抱着，好像这辈子都不打算松开了。

后来他把我抱上车，开车回家。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就是时不时地转头看我一眼，好像怕我坐在这里是个幻觉。我坐在副驾驶上，抱着书包，偷偷看他。他的侧脸在路灯的映照下忽明忽暗，那道血口子从他眉梢一直划到颧骨，伤口周围的皮肤肿了起来，青紫青紫的，看着很吓人。

但他没喊一声疼。

回到住的地方，他先让我进去，然后自己去巷口的水龙头底下冲了冲伤口。清水冲上去的时候他嘶了一声，咬着牙，脸上的肌肉都在抽，但他就是没喊出来。冲完了到巷口的小诊所让大夫看了看，大夫说伤口太深，必须缝针。他就坐在小诊所的椅子上让大夫缝，没打麻药，针穿过皮肉的时候他疼得满头大汗，但嘴巴闭得紧紧的，一声不吭。

缝完之后大夫给他开了点消炎药和止痛药，让他好好休息，他应了一声把药揣兜里就走了。回到屋里他把止痛药扔在一边，只吃了一片消炎药，我说舅你不疼吗，他说不疼，皮糙肉厚的，这点小伤算啥。

然后他给我热了饭，看着我吃完，又给我洗了脚，把我安顿好，等我睡着了才关了灯。

那天夜里我被尿憋醒了，睁开眼想下床，看见床头亮着一盏昏黄的小台灯，小舅光着上半身坐在床边，正在给自己上药。他的胳膊上包着纱布，纱布已经被血浸透了，他又在那上面缠了新的纱布，嘴里咬着一条叠起来的毛巾，疼得浑身发抖，但还是一声不吭。

我看见他光着的后背，上面有大大小小好几道疤，有的是旧的，有的是新的，有的已经变成了白色的细线，有的还泛着红。那些疤在他黝黑的皮肤上像蚯蚓一样蜿蜒着，触目惊心。

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家。

这个十多平方的破房子，这个到处霉味到处灰土的城中村，这个连窗户都关不严实的出租屋，这就是我的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多好，是因为这里有这个人，这个浑身是伤还硬撑着说不疼的人，这个在外面低三下四回到家还要嬉皮笑脸的人，这个为了一个不是自己孩子的人把命都豁出去了的人。

这就是我的家。

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流进了耳朵里。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终于有家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在四小已经上了一年学了。

三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班里前几名。刘老师很喜欢我，说我脑子灵光，好好培养以后能考上好中学。她还找我谈过一次话，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爸妈。我把小舅的情况说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你舅不容易，你要争气。

我当时不太明白争气是什么意思，但我记住了这个词。回去之后我跟小舅说了，小舅正蹲在地上补他那双裂了口的运动鞋，听完之后手上的动作停了停，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又低下头继续补鞋。

但我看见他补鞋的动作比刚才用力了很多，针线穿过去拉紧的时候，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那段时间小舅的活越来越多了。他在工地上干活踏实，手艺也好，贴砖刷墙都有一手，工头开始愿意给他多派活了。但他挣的钱还是紧巴巴的，因为除了日常开销，我还有学杂费要交，还有书本费要交，有时候学校组织个春游秋游也要交钱。每次要交钱，小舅从来不让我跟老师说家里困难，该交多少交多少，有时候手头紧就到处借，借了再还。

有一次学校要订校服，一套八十块。我把通知单给带回去的时候小舅正在算钱，他拿着那张通知单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两口又掐灭了。

他站起来，走到墙角那个搪瓷盆前，把手伸进搪瓷盆底下摸了一会儿，摸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卷皱巴巴的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两毛的都有，他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两遍，然后把钱重新包好塞回去，又在搪瓷盆旁边站了一会儿。

第二天他把八十块钱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我铅笔盒里，崭新的四张二十块钱，不知道他从哪里换来的。他说：校服的钱，你别弄丢了。

我说：舅，你从哪弄的钱？

他叼着烟，含糊不清地说：你管那么多干啥，拿好了别丢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那条破面包车卖了。

那条面包车虽然破，但好歹是个腿，没有它他去工地干活都不方便。可他跟我说的是车出了毛病修不好了，就卖了。我没有多问，因为我知道他在说谎，他不想让我知道他是为了给我交校服钱才卖的车。

车卖了之后小舅买了一辆自行车，二手的，很破，骑起来嘎吱嘎吱响，跟当年我爷爷那辆二八大杠差不多。他每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上下班，接送我也靠它。我坐在后座上，两只手紧紧抓着他的衣服，风吹过来的时候我把脸埋在他的后背上，他的后背宽厚的，硬邦邦的，那股汗味和土腥味闻起来特别踏实。

有一天放学他接我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自行车后面多了一个东西，是一个用木头和海绵做的临时座椅，绑在后座上，正好可以让一个孩子坐着。他怕我摔着，还用一根绳子把我跟他拴在一起。

你舅手巧吧？他得意地拍了拍那个木头座椅，我自己做的。

我坐在那个木头座椅上，心里暖洋洋的。虽然那只是个用废木板和破海绵拼凑起来的玩意儿，比人家孩子的自行车后座差远了，但那是我舅一锤一锯做出来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平淡里带着一点一点的甜。

但我心里一直压着一件事，一件越来越大越来越重的事。

我妈。

她走了之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不知道她在哪，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有我这个儿子。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别的孩子被妈妈牵着，我会想起她，但那个影子越来越模糊了，像一张泡了水的照片，五官都化开了，看不清楚了。

我不想她吗？说实话，不是不想。八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想妈妈。但我已经学会了不去想，因为想了也没用，想了她也回不来，想了只会让自己更难过。我舅说过，人得往前看，老往后看容易摔跟头。

可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往前看就能往前看的。

三年级下学期的一个傍晚，小舅破天荒地没有去工地，特意去学校接我，然后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那是一个小饭馆，就在我们住的那条巷子口，炒菜的香味飘得满街都是。

小舅点了三个菜，一个红烧排骨，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酸辣土豆丝，还叫了两碗米饭。这三个菜对他来说绝对是破天荒的大方了，平时我们在外面吃饭最多叫一个炒面或者一碗馄饨，哪舍得点菜。

我想问为什么，但看到小舅脸上的表情，我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的表情很复杂，不像高兴，也不像不高兴，就是那种心里压了很多东西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的样子。

吃到一半的时候小舅放下筷子，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想儿，我跟你说个事。

我抬起头看着他。

你妈，我姐，她给我打电话了。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中，排骨从筷子上滑下去掉在桌上。

小舅把排骨夹起来放回我的碗里，继续说：她问你过得咋样，我说挺好的，上学了，成绩也好。她说不啥了就挂了。

好多话我都没跟她说。小舅又拿起了筷子，但没夹菜，只是把筷子在手里翻来翻去，像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方式来握它们，但怎么都找不到。她问你在哪上学，我说在四小。她问谁在带你，我说我在带。她就不吭声了，后来她说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那里，盯着碗里的那块排骨，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上不来下不去的。

小舅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子里喷出来，在饭馆昏黄的灯光下散开。他说：想儿，你别怪你妈，她也不容易。

我没说话。

她跟那个王胖子过了一阵子，后来分开了。现在一个人在广州，在工厂里上班，一个月挣两千多块，自己都顾不过来，所以一直没回来找你。她不是不想你，她是没办法。

我还是没说话。

小舅把烟灰弹在地上，声音低了下去，那个声音里透出了一种我从没听过的疲惫和无奈：她让我跟你说一声，别恨她。你说这么小的孩子，懂什么叫恨吗？她就是对不起你，她自己心里清楚，她说不出口，就让我来替她说。我能说啥？我能替她把日子过了吗？

他突然就不说了，狠狠抽了两口烟，把烟屁股摁灭在桌上，站起来去柜台结了账。整个过程他没有再看我一眼。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双手紧紧抓着小舅的衣服。秋天的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小舅没有说话，全程沉默，他的后背绷得很紧，不像平时那样随意轻松。

我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闭上眼睛。

我不恨我妈，真的。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她可以把我生下来，又不要我。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你拼命想抓住却怎么都抓不住的，就像我妈临走前我抓住她的衣角，但她甩开了我的手。

我想起八岁那年放学回家，推开家门发现她不在的那一刻。我翻遍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地方，最后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抱着那条老黄狗哭了很久很久。那条老黄狗用舌头舔我的手，一下一下的，像是也在跟我说别哭，还有我呢。

后来老黄狗也不见了。

但我现在有小舅了。小舅他不会不见的，他不会放开我的手。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难走，他都会骑着这辆破自行车带我往前走。

我把小舅的衣服攥得更紧了。

日子一天天过，我一天天长大。

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在学校交到了几个朋友，成绩稳在班级前五，刘老师说我进步很大，再努力一把能进前三。小舅听了很高兴，当天晚上特意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红烧了，还买了两瓶啤酒，他自己喝一瓶，给我倒了一杯让我也尝尝。

辛辣苦涩的味道让我直皱眉，小舅笑骂我没出息。

但那天晚上我记住的不是鱼的味道，也不是啤酒的味道，是小舅脸上难得的轻松和开心。他喝了酒之后话多了起来，跟我说他小时候的事情，说他跟我妈小时候在老家的河里摸鱼，说他上树摘柿子摔下来把胳膊摔断了，说他年轻时候跟人打架被人追着跑了好几里路。他边说边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觉得好笑还是借着酒劲发泄什么。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小舅出事了。

那天是星期五，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第二天就是周末。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老师让我们自由活动，我正跟同学在操场上踢球，突然看到班主任刘老师急匆匆地走过来，喊我过去。

她的表情很严肃，甚至有些慌张。她说：李想，你收拾一下书包，我送你去医院，你舅舅出事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人用棍子狠狠敲了一下。那几秒钟我什么都听不见了，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响声，眼前的东西都在晃。

刘老师拉着我上了她的电动车，我坐在后面，书包都没来得及背好，一只背带挂在肩膀上，另一只在空中甩来甩去。一路上刘老师跟我说了情况，说小舅在工地上从高处摔下来了，这次摔得很重，被送到市人民医院了，学校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才通知她的。

从高处摔下来了。这几个字像一把刀一样扎进我的心里。他一年前刚摔过一次，那次他胳膊缝了针，腿扭伤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能下地。这次又摔了，而且比上次更重。

我在心里拼命地骂自己，骂自己在小舅干活的时候还想着吃红烧鱼，骂自己穿新校服的时候还觉得高兴，骂自己心安理得地花着他在外头拼死拼活赚来的钱。每一分钱都是他拿命换来的，而我在操场上踢球，在课堂上学习，在家里的毛巾被下睡得安安稳稳，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怎么会是理所当然的呢。

人民医院的病房在四楼，我一口气跑上去，在走廊尽头找到了小舅的病房。推开门的瞬间，我差点没认出来他。

小舅躺在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白得像纸。他的左胳膊打着石膏，右腿也缠着厚厚的绷带被吊了起来，额头上有纱布包着，纱布上渗出暗红色的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滴滴地响着，那声音像是在为他的生命倒数。

他闭着眼睛，很安静。和平时那个骂骂咧咧嬉皮笑脸的舅完全不一样，像是换了一个人，又像是一个被抽空了的躯壳，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

我站在门口，腿软得站不住，靠着门框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我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护士跑过来让我小点声，说病人需要休息，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只知道我舅要死了，我舅躺在那张床上要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要我的人要死了。

这时候病床上的小舅动了一下，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像是在睡梦中听到了什么让他不安的声音。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了一个很微弱的声音，我蹲在门口听不清，站起来走近了才勉强听到他在说什么。

他喊的是我的名字。

想儿。想儿。

他就是被我哭醒的，醒过来的第一件事还是找我。

我握住他没有打石膏的那只手，那只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摸起来像枯树皮一样粗糙。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想喊一声舅，嗓子眼里像塞了棉花一样，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小舅费力地睁开眼睛，那双眼睛浑浊黯淡，布满了血丝，跟从前一样。他看到我之后，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一下，但没笑出来。

哭啥哭，又没死。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跟我平时在家听到的不一样，那个声音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用尽全力。

我握着他的手拼命摇头，眼泪掉在他的手背上，一滴一滴的，沿着那些老茧和裂口的纹路流下去。

你舅皮糙肉厚的，死不了。他又说了一遍，每个字都说得艰难，像是被人攥着喉咙一样。他把头偏过去看了看自己打着石膏的胳膊和被吊起来的腿，轻声说了一句：就是得躺一阵子了。

医生后来告诉我，小舅是从四楼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大概十二米高，摔下来的时候幸好落在了一堆沙子上，缓冲了一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但即便如此，他的左胳膊粉碎性骨折，右腿胫骨骨裂，三根肋骨骨折，肺有挫伤，脾脏也有损伤，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

工头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但很快就推三阻四说没钱了。工头说小舅是自己踩空了不是工地的责任，不肯再出钱。小舅的工友们在病房里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个个义愤填膺，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都是些没什么文化的外来务工人员，自己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哪有钱帮别人垫医药费。

我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更是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医院门口的缴费窗口隔三差五就来催缴费，催了几次之后说话就不好听了。我每次听到那个声音都觉得无地自容，好像低人一等，好像我们欠了全世界。

我想退学去打工，可我才十岁，哪个工地敢要我？我想出去捡垃圾卖钱，可是垃圾能卖几个钱？我想过所有我能想到的办法，每一个办法在现实面前都不堪一击。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白天我照常去上学，每天都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饿着肚子听老师讲课。我不敢请假不敢旷课，因为小舅说过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让他失望。放学之后我跑到医院去照顾小舅，给他擦脸喂饭倒大小便，什么事都干。

医院的走廊又长又冷，晚上陪床只能睡在走廊的椅子上。我裹着一件小舅的外套，把身体蜷缩成一团，听着走廊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和哭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睡着。有时候走廊的灯整晚不关，惨白的光照在脸上，也睡不着，就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想事情。

想我妈，想她要是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会不会回来。想我外婆，想她会不会还在生我的气。想我爷爷，想他那张黝黑的脸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所有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想他们到底知不道知道我和小舅现在的处境。

我想给这些人打电话，一个都没有打。不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号码，小舅的电话本里存着，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喂，妈，你儿子快活不下去了，你能寄点钱来吗？我开不了这个口。

我宁愿饿死，都不愿意跟那个丢下我走了的女人开口要一分钱。

这种想法可能很幼稚，很犟，很不懂事，但那时候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可以吃任何苦，受任何罪，但我不要她的施舍。她在我八岁那年甩开我的手走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资格管我了。

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星期，小舅的病情渐渐稳定了一些，他能坐起来了，能自己用右手吃饭了，精神也好了一点。但他每次看到缴费单的时候，脸上那种表情让我心疼得不行。他什么话都不说，把单子叠好塞在枕头底下，然后闭上眼睛假装在睡觉。

我知道他在愁钱。

这一天晚上我在病房里给小舅喂完了粥，端着碗去水房洗。回来的时候经过护士站，听见护士在跟一个不认识的阿姨说话。

那孩子就是四楼骨科病房那个人的外甥。护士指着我对那个阿姨说，才十岁，天天自己跑来跑去照顾他舅，看着就可怜。他舅也没个正经工作，在工地上的，医药费都快掏不起了，工头又不出钱，不知道后面怎么办。

那个阿姨转过头来看我，穿着打扮不像本地人，说话带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比我高不了多少了，因为我已经十岁了，个子也蹿了不少。

她问我：小朋友，你妈妈呢？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又问：你爸爸呢？

我还是没有说话。

她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了。我拿着那两张红票子站在走廊里发了好半天的呆，然后把钱叠好，放进裤兜里。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后来我知道那个阿姨姓林，是个记者，那天是来医院看病的，偶然碰到了我。我不知道她后来做了什么，但她走了之后没几天，事情就开始起了变化。

先是医院来了人，说小舅的医药费可以缓一缓，先治疗要紧。然后是工头突然来了医院，态度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主动说承担全部医药费，还额外给了小舅一笔补偿金。再然后是有人来病房采访小舅，说自己是报社的记者，要报道工地安全事故。小舅躺在病床上不太想配合，但人家问了他就说了，说完之后记者让他在一份材料上签了字，他握笔的手还在发抖。

这些人来的那天我还在上课，是刘老师后来跟我说的。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然后看着我说：李想，你不用担心了，你舅的事情解决了，工头出了钱，医药费不用你们出了，还有一笔赔偿金，够你舅养好伤了。

她说完之后，我站在她办公桌前，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心里那块压了一个多月的大石头终于被人搬开了。那一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担心第二天早上醒来床头的吊瓶还在不在，担心护士又来催缴费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担心小舅会不会再也站不起来了，担心这个家会不会就这么散了。

这一百种担心，一千种害怕，全部都堵在一个十岁孩子的胸口，每一天都像在走钢丝，不知道哪一脚踩空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了。

我把脸埋在胳膊里，哭了很久，刘老师没拦我，就坐在旁边陪着我，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后背。

那天放学之后我跑到医院，把学校老师说的话原原本本讲给小舅听。小舅躺在床上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把头偏过去对着墙壁，但从侧面能看到他的肩膀在抖动。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来，眼睛红红的，看起来刚哭过。他看着我，声音有点哑，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记得的话：想儿，等舅好了，一定好好干，多挣钱，给你攒钱上大学。

嗯。我使劲点了点头，眼泪又出来了，但这次是笑着哭的。

小舅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才出院。

出院那天是我去接他的。我帮他收拾好东西，扶着他走出医院大门。他的左胳膊还打着石膏，右腿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但比起之前的样子已经好了太多。阳光照在他脸上的时候他眯了眯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说他妈的，外面的空气真好闻。

我们打了辆车回到那个城中村的出租屋。推开门的一瞬间，小舅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屋子里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墙上的蜘蛛网没了，地上的灰扫了，脏衣服全都洗了晾在门口的绳子上，工具箱摆得整整齐齐，毛巾被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放在床尾。窗户上那块破塑料布我也换了新的，透亮透亮的，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把整间屋子照得亮堂堂的。

床头上还多了一样东西。

小舅走到床边，拿起那样东西看了看。那是一张照片，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用铅笔画的，画的是两个人骑在一辆自行车上，前面的人很大很高，后面的人很小，两个人的脸都不太像，但能看出来是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

我把那张画用胶水贴在了床头的墙上，画的下方写着四个字：舅和外甥。舅字写错了，写成了加衣旁的舅，但小舅看了之后没说写错了，把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轻轻地放回了床头。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没有嬉皮笑脸的表情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心疼，又像是一种沉甸甸的认命和认命之后的坚定。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那只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大手在我头顶上轻轻拍了两下，就把手收回去了，转身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坐下，开始收拾他从医院带回来的那些东西。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情，像是一锅熬了很久的汤，各种味道都融在一起了，分不清哪是甜哪是酸哪是苦哪是辣，但喝下去之后就是暖的，从胃里一直暖到心里。

我知道，最难的那段日子总算过去了。

小舅用了大半年才完全康复。

那段养伤的日子很漫长，他不能去工地干活，每天就待在家里养伤。工地的赔偿金勉强够维持日常开销，但要攒钱是根本不可能的。好在那时候我已经上五年级了，很多事情都能自己做了，不用他操太多心。

小舅的手虽然伤了一次又一次，但他永远闲不住。胳膊的石膏拆了之后，他就开始在家里鼓捣这鼓捣那了。他嫌出租屋的墙太脏，自己买了点石灰把墙刷了一遍，刷完之后屋子亮堂了很多。他又用废木板给我做了个写字台，虽然歪歪扭扭的不太稳当，但好歹不用趴在床上写作业了。他还在门外的墙上钉了个信箱，说等我以后考上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放这里面。

我说舅，我才五年级，离考大学还早呢。

早啥早，一眨眼的事。他说着，拿着锤子在墙上钉钉子，一下一下的，钉得很认真。

那年的春节，小舅带我回了趟老家。

不是回他和我妈长大的那个镇子，是回我爷爷家。小舅说要带我回去看看老人，大过年的，不能让老人一个人过。

我爷爷苍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还是不怎么说话，坐在堂屋里抽旱烟，偶尔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那种既亲近又陌生的感觉。赵奶奶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副精明的样子，看见我们来了忙着张罗吃的，嘴上说着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但那个语气里少了一点热乎劲。

在小舅去灶房帮忙的时候，赵奶奶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我：想儿，你舅现在对你咋样？

我说挺好的。

她看了看门外，压低声音说：你舅那个人你也知道，不靠谱，你今天在他那住一天，明天他脾气上来了说不定就把你赶出去了。你要是哪天没地方去了，就来奶奶这，奶奶给你口饭吃。

我没有接话。我不知道她是真心还是假意，但我知道的是，从我八岁那年被她推给外婆到现在，她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来没有问过我过得怎么样。现在突然说这种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小舅从灶房端着一盆菜出来，看见赵奶奶拉着我在说话，脸色一下子变了。他把菜盆往桌上一搁，走过来把我的手从赵奶奶手里拉出来，拽着我走到院子里。

那个姓赵的跟你说啥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能从语气里听出他在忍着火。

我说没说什么，就让我没地方去了来她这。

小舅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拳头攥得嘎巴响。他转身就要往屋里冲，我赶紧从后面抱住他的腰，使劲往后拽他。舅，别，大过年的，不跟她一般见识。

小舅被我拽住了，站在原地喘了好一会儿粗气，最后狠狠啐了一口唾沫，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

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停下脚步，蹲下来跟我平视，一字一句地说：想儿你记住，你哪都不用去，你就跟着舅，舅活一天就管你一天，谁都不好使。

那天是大年三十，村口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火星子在黑暗的夜空中炸开，一朵一朵的，像花一样。远处的村庄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空气里弥漫着硫磺的味道。

小舅蹲在那里看着我，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倒映着远处的烟花，一闪一闪的。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在冬天的风里飘来飘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领口脏得发亮，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样子，站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但在我眼里，他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我上初中的时候，城中村拆迁了。

那一片老房子全部要拆掉建新楼，我们租的那间十几平方的小屋也在拆迁范围内。房东拿到了补偿款，高高兴兴地搬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星期内必须搬走的通知。

小舅接到的那个通知之后在屋子里坐了很久，看了看那条蓝底白花的毛巾被，看了看墙上的石灰和歪歪扭扭的写字台，看了看门外的信箱，最后叹了口气说，走吧，找新地方。

我们在城北的一个老小区找到了一个单间。比城中村的房子大一点，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窗户也关得严实，冬天不会灌风。房租贵了一倍，但小舅说值得，因为我上初中了，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搬家那天小舅的胳膊还没有完全好，但还是咬着牙搬了最重的东西。他不让我搬重的，说小孩子骨头还在长，搬重东西长不高。我就搬一些轻的，一趟一趟地跑上跑下，跑得满头大汗。

新家在六楼，没有电梯。小舅扛着那个装满行李的蛇皮袋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爬到三楼的时候停下来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上爬。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一大片，看着他头上冒出的白头发，心里头难受。

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头发已经开始白了。那些白头发不是长出来的，是熬出来的，是一根一根被岁月和生活催出来的。

上了初中之后，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年级排名从五十名到三十名到二十名到前十名，每次考试都在进步。班主任说我是她见过的最努力的学生，说我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需要人催着学，我是自己拼命地学，好像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着我一样。

她不知道我身后确实有东西在追着我。

那是一个声音，一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回响。那个声音说：你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你舅吗？你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你那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差点死掉的舅吗？你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他那满头三十岁就白了的头发吗？

这个声音从我进入初中那天开始就在我的脑海里回荡，从来没有消失过。

初一下学期的一天，我在学校上课，班主任突然过来找我，说传达室有人找我，让我去看看。

我以为是舅舅，跑过去一看，是一个我快要认不出来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外套，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那种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才有的疲惫和憔悴。她的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看起来比我舅舅还老。

她看见我跑过来，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喊出那个让我浑身一震的称呼。

想儿。

是我妈。

我站在那里，距离她大概三四步远，两只脚像是钉在了地上一样，一步都迈不动了。

她朝我走过来，伸出手想摸我的脸。她的手上全是冻疮，又红又肿，跟舅舅的手一样粗糙。

我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了她的手。

她的手僵在半空中，张了张嘴，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她哭了，哭得很厉害，肩膀一耸一耸的，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那种无声的哭比我见过的任何一种哭声都让人难受，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心里割。

我看着她哭，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我恨她吗？我不知道。我想她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站在我面前的陌生女人是我的妈妈，是那个在八岁那年甩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的妈妈，是那个三年多来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一眼只打过一次电话的妈妈。

现在她回来了，站在我面前，老了很多，狼狈了很多，看起来过得一点都不好。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想喊一声妈，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怎么都发不出那个音。

想儿，妈对不起你。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玻璃，妈不是人，妈不是个好妈妈，妈对不起你。

她又朝我走了一步，我没有再退后。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次我没有躲开。她的手指很凉，透过衣服的布料传来一阵凉意，那凉意一直钻到骨头里。

她说她从广州回来了，在老家待了几天，听外婆说我在城里跟舅舅过，就找过来了。她说她跟王胖子早就分开了，一个人在广州什么活都干过，洗碗扫地当服务员，一个月千把块钱，糊口都难，实在是没脸回来见我。她说她每天都在想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看看我的照片，那张照片还是我小时候照的，三岁的时候抱着一个塑料球，笑得露出了两颗门牙。

她说了很多很多，有的我听见了，有的我没听见。我的脑子里乱哄哄的，像是有一万只蜜蜂在里面嗡嗡嗡地飞，什么东西都想不清楚，什么情绪都分不明白。

最后她问我：想儿，你愿不愿意跟妈走？

这个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把我浇得打了个冷战。

走？去哪？

妈在老家找了个活，在镇上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一千二，妈租了个房子，两间屋，够咱娘俩住了。你再回来上学，妈供你。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跟我记忆中的眼睛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妈的眼睛是亮亮的，笑起来的时候弯弯的，像月牙一样。但现在这双眼睛浑浊了，黯淡了，眼角布满了细纹，睫毛也稀疏了，像是一盏快要燃尽的灯，挣扎着发出最后一点光。

她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听出来了。她后悔了。她后悔当初甩开我的手走了，后悔在那三年多里没有回来找我，后悔把自己活成了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她想补，想弥补这一切，所以她回来了，想把我从舅舅身边带走。

可是她能补得了吗？

我摇了摇头。

我妈的脸一下子白了。

妈，你当年走了，是舅舅把我带回来的。他一个人带着我在城里，他供我上学，给我做饭，送我接我。他为了给我攒学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差点死了，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他为了给我买校服把车都卖了。他一天三顿吃馒头咸菜也要让我吃饱穿暖。他这张脸，这个舅舅，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只是你的弟弟，可他比我亲爹亲妈都亲。

我哭着说了很多话，有些话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那天不知道怎么就全涌了出来，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挡都挡不住。

我妈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从白到青，从青到灰，眼泪不停地流，嘴唇不停地抖，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给了我一个家，妈。他给了我一个你没有给我的家。

说完这句话我转过身就跑，跑出了传达室，跑过了操场，跑上了教学楼，一口气跑进了厕所，关上门蹲在隔间里抱着自己的肩膀哭了很久很久。

哭完了之后我洗了把脸，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同桌问我眼睛怎么红了，我说没事，风迷了眼睛。

那天放学之后小舅来接我。还是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还是那个木头座椅，绳子把我跟他拴在一起。他骑得很慢，比平时慢很多，好像知道我今天累了，不想骑太快让我颠着。

骑到半路他忽然开口了：今天你妈来找你了？

我嗯了一声。

想儿，你要是想跟她回去，我不拦你。那个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他平时的样子，像一个经历过很多风浪的老人终于看淡了一切的那种平静。

我愣了一下，然后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像是几年前那个秋天的夜晚一样。

我不走，舅。我哪都不去。

小舅没再说话，继续骑着车。自行车嘎吱嘎吱地响着，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穿过夕阳西下的余晖，朝着城北那个老小区的六楼骑去。

一路上他都没有回头，但我感觉到他的后背在微微发抖，跟几年前在出租屋里给我掖被角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模一样。

我把脸埋在他的后背上，闭上眼睛，风从耳边吹过去，凉凉的，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

往后几年，日子过得飞快，像是被人按了加速键一样，一眨眼就过去了。

初中三年，我每一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是因为我比别人拼命。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在学，别人玩的时候我在学，别人放假出去疯的时候我还在学。我的书桌上永远堆着小山一样的课本和习题册，台灯从晚上亮到深夜，光线打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上，把我的影子投在墙壁上。

小舅每天晚上都会在我桌上放一杯水，有时候是一杯白开水，有时候是一杯糖水，有时候是他从药店买的葡萄糖冲剂。他说学习费脑子，得多补补。他自己不识字，看不懂我的课本，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写作业，看看我，再看看窗外的月亮，偶尔问我一句还有多少，我说快了快了，他就点点头，也不催。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工地干了，胳膊受过伤之后干不了重活了。他去了一个物流公司当搬运工，工资不如工地高，但稳定一些，不用爬高上低，我放心多了。每天早上四点半他就出门了，骑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去物流园，一直干到下午五六点才能回来。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汗臭味，衣服上全是灰色的灰，手上也磨出了新的茧子。

他一个月工资两千出头，刨去房租水电和日常开销，剩下的全部存起来，说是给我上大学用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了，偶尔跟工友在路边摊喝两瓶啤酒就算是天大的开销了。

中考那年我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一中。

成绩出来那天小舅正在物流园干活，我拿着成绩单一路跑到物流园，在堆积如山的货箱中间找到了他。他正把一箱一箱的货物从传送带上搬下来，码在托盘上，浑身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我举着成绩单冲到他面前，大喊了一声：舅，我考上一中了！

小舅转过身来，手里的箱子砰的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哗啦哗啦地响。他站在那里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脸上全是灰和汗，嘴唇干裂起皮。

他的表情从茫然变成不可置信，从不可置信变成了狂喜，然后不知道怎么搞的，那种狂喜又变成了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东西，像是笑又像是哭，胡子拉碴的脸上肌肉抽搐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确定了一种表情，那就是哭了。

他哭得比那次在医院里哭得还厉害，哭得蹲在了地上，哭得周围的工友都停下来看我们。他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但又像是终于把压在心头多年的大石头搬开之后长舒了一口气的那种轻松和畅快。

我蹲下来抱住他，他的身上全是汗味和土腥味，跟十年前那个秋天他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我们的姿势跟十年前不一样了，十年前是他抱我，十年后是我抱他。他瘦了很多，身上的骨头硌得我生疼，但那种粗糙的踏实的感觉没有变，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让人安心的力量也没有变。

周围的工友鼓起了掌，有人吹口哨，有人喊张建国你外甥真出息。小舅从地上站起来，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脸，咧开嘴笑了，笑得像个傻子一样，露出一口因为长期抽烟而发黄的牙齿，但那个笑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笑容，比春天的花开都好看。

他说：走，回去，舅给你做好吃的。

他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带我回家，那辆自行车我已经没法坐在后座上了，因为我的个子已经比他高了，坐上去脚会拖在地上。他骑得很慢很慢，路上的人来来往往，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夏天的风从耳边吹过，热乎乎的，带着行道树的味道。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就像十年前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一样。

舅。

嗯？

你说过要供我上大学。

嗯，说过。

我考上一中了。

我知道，你说过了。

不是，我是说，一中是全市最好的高中，考上一中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大学的门。

小舅的背僵了一下，然后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无奈，有欣慰，也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臭小子，你跟你舅也拽文？什么半只脚不半只脚的，你把两只脚都给老子踏进去，踏得死死的，谁拉都拉不出来。

我笑了，笑得眼眶发酸。

我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让我舅过上好日子。不是我欠他的，是因为他值得。他值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值得被人尊重，值得被人善待，值得在吃了几十年的苦之后终于尝到一点甜头。

高中三年我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去。小舅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到学校门口等我，不管刮风下雨雷打不动。我跟他说明天我自己坐公交回去，你不用来接，他每次都说好好好知道了，第二天还是骑着那辆破车准时出现在校门口，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橘子或者两个苹果，有时候是一袋热乎乎的糖炒栗子，站在路灯底下，嘴里叼着根烟，看见我出来就把烟掐了，朝我咧嘴一笑。

我考上了大学，是省城的大学，一本。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小舅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虽然上面大部分字他都不认识。他把通知书举在灯光下看，举到窗户边看，拿到巷口的光线亮的地方看，怎么看都看不够。

他把那张通知书收进了床头的抽屉里，那个抽屉里放着我们所有的证件和重要的东西，有我的户口本，有他的身份证，有我的各种奖状和证书，还有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那行字。

你知道这张纸条我为什么要留着吗？小舅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把纸条展开，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清楚。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写字。

你写的第一个字就是写给我的？

他点点头，把那纸条又看了一遍，仔细地叠好放进抽屉里。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做这些事，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舅他不识字，他只上过两年学，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几个简单的字。他那张纸条上的字每一个都是照着别人的字一笔一画描下来的，写错了好几个，光是那个吃字就涂改了很多遍，写得很丑很丑。

但那是他第一次给别人写字，也是他这辈子写的唯一一封信。那封信上写的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不是什么深情告白，就是一行普普通通的话：吃完饭在屋里等着，哪都别去，中午我回来。

这是他这辈子写过的最长的一段话，也是唯一一段话。这段话写给的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不是给他什么领导什么老板，是给他那个八岁的外甥，那个被他从地上捡起来带回家的小男孩。

我转过头去，不想让他看见我哭。

十八岁那年秋天，小舅送我去省城上大学。

他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是一件暗红色的夹克，一条黑色的裤子，都是在地摊上买的便宜货，但穿在他身上显得比平时精神多了。他把头发也理了，胡子也刮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像个正经人了。

他坚持要坐火车送我去学校。我说我十八岁了，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不用送我。他不干，说你这辈子第一回出远门，我不放心，怎么都得送到。

火车票是他提前半个月去火车站排队买的，两张硬座，六个小时的火车。坐到一半的时候他掏出两个馒头和一根火腿肠，递给我一个馒头和半根火腿肠，自己就着凉水啃馒头。

我把半根火腿肠掰了一半给他，他接过去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就咽了，跟从前一样什么都吃得很香。

到了学校已经是傍晚了。校园很大，比我们那个小县城所有的学校加起来都大。小舅帮我找到宿舍楼，帮我把行李搬上六楼，帮我把床铺好，帮我把柜子收拾好。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认真，跟我记忆里那个在家里敲敲打打做这做那的小舅一模一样。

忙完了他坐在我宿舍的床沿上，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和不远处的教学楼，沉默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想儿，这学校真好。

我说是的，挺好的。

他又坐了一会儿就站起来说该走了，赶晚上的火车回去，明天还要上班。我送他下楼，他走得很慢，一直在看沿途的一切：教学楼，图书馆，操场上的草坪，头顶的天空，好像想把这一切都刻在脑子里带回去。

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从兜里摸出那个破旧的钱包，打开来，把里面所有的钱都抽出来塞到我手里。

拿着，该花就花，别省着。

我数了数，一共三百二十块钱。这是他半个月的工资。

我说舅，你自己留着花。

他硬把钱塞到我的外套口袋里，拍了拍那个鼓起来的部位，说：舅用不着什么钱，厂里管吃管住的。你好好念书，别惦记我，放假了就回来。

我说好。

他看了我一眼，嘴巴张了张又闭上，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他伸出手，像十年前那样在我头顶上拍了拍。我已经比他高了，他拍我的头顶需要把手抬得很高，那个姿势有点别扭，但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做着这个习惯的动作。

不说了，走了。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车站方向走去。

我站在学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地变小。他穿着一件暗红色的夹克，背微微有点驼，走路的速度很快，好像急着赶回去一样。风吹起他的头发，那里面已经有了一大半的白头发。

他今年才三十二岁。

舅！我突然大喊了一声。

他停住脚步，转过身来，隔着很长的一段距离看着我。夕阳在他身后，是那种橘红色的光，把整条街道都染成暖色调，把他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金边。

考上了大学，谢谢你。我喊着。

他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朝我挥了挥手，然后转回去继续走。走了几步之后我突然看见他在用手背擦眼睛，动作很快很匆忙，好像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他一路走着，一路擦着眼睛，始终没有回头。

我站在那里，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街道尽头，才蹲下来把脸埋进手心里，哭得像个八岁的孩子。

大学四年，我拼了命地学习。

我拿了四年的一等奖学金，加各种比赛奖金，大三开始在外面做家教赚钱，基本上没跟小舅要过生活费。小舅每次打电话来问我钱够不够花，我都说够，他就说不够了一定跟我说，我说好，然后每次挂电话之前他都要加一句好好学习。

大四那年我拿到了保研的资格，但我放弃了，选择了出来工作。不是不想深造，是不想再让小舅等。他已经四十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腰也弯了，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关节一到阴天就疼，那是当年在工地落下的病根。我想让他早点过上好日子，不想让他再等了。

我进了省城一家不错的企业做财务，工资还行，第一年一个月能拿六千多。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去商场给小舅买了一双皮鞋，真皮的，两百多块。那是我第一次给他买正经东西，以前过年过节都是他给我买东西，我连他穿多大的鞋都不知道。

我把鞋带回去给他的时候，他拿着那双皮鞋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穿上走了两步，说太大了，让我退回去。我知道不是大了，是他不舍得穿，他想让我退了把钱留着自己花。

我说舅你穿上吧，挺合适的，我挑了好久。

他穿着那双皮鞋在屋里走了好几圈，一会儿说大了一会儿说小了，最后脱下来放回鞋盒里，整整齐齐地放在了床底下。

他那天晚上破天荒地喝了点酒，喝得不多，但话很多。他说他想起了好多年前的事，说他把我从外婆家带走的那天，说我妈后来给他寄过一封信问我的情况，说他其实一直把那封信留着，知道我不想见她就没告诉你。

我妈这些年一直在跟我联系，不过都是透过小舅。她给我寄过几次钱，小舅都收下的，单独开了个账户存着，说等我长大了给我。她给我织过两件毛衣，小舅转交给了我，我收下了，但没有穿过，叠好放在柜子最里面。

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她，她也从来没有再来找过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就在那个传达室里断了，断得干干净净，不剩一点牵挂。

这说起来很残忍，但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对不起，没关系，这些话说出来都太轻了，轻得像风一样，吹过就散了，什么都留不下。

我不知道她后不后悔，但我知道的是，她这辈子做得最错的一件事，不是跟王胖子跑了，是在我八岁那年甩开了我的手。

有些手甩开了，就再也拉不回来了。

工作第二年，我谈了个女朋友，叫小颖，是同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她是城里姑娘，独生女，爸妈都是国企职工，家庭条件不错。她人挺好的，温柔善良，对我也好，知道我的身世之后不但没有嫌弃，反而更心疼我了，经常问我小舅的身体好不好，要不要给老人家寄点东西。

我带她回去见了小舅。小舅那天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提前一天就把屋子打扫干净了，去菜市场买了鸡鸭鱼肉，借了邻居的锅碗瓢盆，自己做了一大桌子菜。他做菜的手艺这些年来长进不少，虽然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菜，但味道是真的好。

小颖很有礼貌，一进门就喊舅，帮着小舅端菜倒水，吃完饭抢着洗碗，小舅拦都拦不住。小舅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小颖系着围裙在水池边洗碗的背影，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笑意，那意思我懂：好姑娘，你可得好好对人家。

小舅又张罗着给我们切水果，一边切一边问小颖家里几口人，爸妈做什么工作的，怎么认识的，乱七八糟问了一大堆。小颖一一回答，脸上一直带着笑。我看着他们俩一个问一个答，心里暖洋洋的，觉得这才像一家人的样子。

那天晚上送小颖回去之后，小舅拦住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我打开红布，看见一枚金戒指，款式很老，但成色很新，像是新打的。

这是你外婆的东西，她走之前给的，说让我留着给你娶媳妇用。小舅说。

外婆三年前去世了，走之前小舅带我回去看过她一次。那是我从小舅家离开之后第一次回去看外婆，她已经很老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看见我的时候没什么表情，就是拉着我的手看了很久，说了一句长这么大了，就再也没说别的。

我把金戒指揣进口袋里，鼻子有点酸。

工作第三年，我买了房，在省城的郊区，不大，两室一厅，但好歹是我自己的房子。首付的一大部分是我这几年攒的，小舅也拿了一笔钱出来，非要给我。我本来不想要，但他说你不拿着就是不给我面子，我没办法只好收下了。

他把钱给我的时候，把那本存折递过来，我的手不争气地抖了一下。那个存折已经用了很多年了，边角都磨毛了，翻开来里面的数字一笔一笔的都是这些年存的。每个月存三百，隔几个月存五百，有时存两百有的时候存一千。一笔一笔，工工整整，从来没有逾期过。

我看得眼眶发热，想把存折还给他，他已经转过身去了，说锅里炖着汤，去看看火。

交房的那天我带小舅去看新房子。六楼，有电梯。他在房子里转了一圈，摸了摸刷得雪白的墙壁，敲了敲厨房的瓷砖，走到阳台上看了看远处的风景，点点头说嗯，这房子不错。

然后他走到主卧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走到次卧门口站了一会儿，指着次卧说：这间我给你留着当客房，以后你们有孩子了也能用。

我说舅，这是你的房间。

他愣住了。

我推开次卧的门，里面已经铺好了床，崭新的床单被褥，窗帘也是新换的，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这间屋子是我专门给他留的，从买房的那天起我就决定了，这间房间是他的，谁都不能动。

小舅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布置好的房间，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说了句：你这孩子，乱花什么钱。

然后他就转身去了卫生间，磨蹭了很久才出来。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他用袖子擦了一把脸，说了句新装修的房子味道太大了，熏眼睛，然后就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掏出烟想抽，摸出打火机了又想起是在新房里，把烟和打火机都塞回了兜里。

我看着他坐在沙发上，那件穿了快十年的夹克已经洗得发白了，领口和袖口的线都脱了，脚上还是穿着那双地摊上买的布鞋，不知道是我哪年给他买的了，鞋底都快磨平了。

他的头发大部分都白了，脸上全是褶子，手指的关节又粗又大，那是常年干活落下的毛病。他才四十出头，看起来像五十多的人了。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什么都没说，就跟他一起看着窗外。窗外是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的，汇成一片光海。在那些亮着的窗户里，终于有一扇是属于我们的了。

舅。我叫了他一声。

嗯？

谢谢你。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像是装了什么东西在里面。然后他把头转过去看着窗外，嘴角微微上扬，那个表情我从来没见过，不是笑，也不是哭，是一种很复杂很深沉的东西，像是苦尽甘来，像是雨过天晴，像是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看到了远处的一点光亮。

别跟我说谢谢，他说，你是我外甥。

那天晚上住在房子里，我和小舅都没有睡好。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年的事情，想着想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隔壁房间不时传来小舅翻身的声音，我想他也应该在想些什么吧，想这二十多年的不容易，想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想那张蓝底白花的毛巾被，想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

生活啊，它没有亏待我们。

我常常想，如果那天下午放学我妈没有走，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赵奶奶没有把我推给外婆，小舅还会不会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如果外婆没有把我留在她家，小舅还会不会开着那辆破面包车来接我？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注定的，就像两条平行线在某个时刻突然交叉了，就再也分不开了。

小舅和张建国，我跟这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是我的舅舅，我的小舅，我妈妈的弟弟。但在我心里，他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他一个人把两个人的担子扛在了肩上，扛了二十多年，从没喊过一声累，从没说过一声苦，从没因为我的任何事情抱怨过命运不公平。

他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我，把所有的坏东西都留给了自己。他的青春，他的健康，他的婚姻，他的一切，都用来填补那个被我妈丢下的空白。

他原本可以不管我的。他二十出头，正是谈恋爱的年纪，就算在工地上搬砖，也总有人会看上这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他完全可以把孩子丢给老家那些老人，自己去过自己的日子。没有人会说他什么，因为那不是他的孩子。

但他没有。

他没读什么书，不懂得什么大道理，没有体面的工作，也没有体面的生活。他抽烟喝酒说脏话，动不动就想跟人动手，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

但就是这个小混混，用他粗糙的双手，托起了我整个的人生。

日子好了，我的工作稳定了，小舅也终于不用在物流园搬货了。他搬到了省城跟我一起住，每天早起给我做早饭，衣服帮我熨平整，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小区里认识了一帮同龄的朋友，每天下午出去跟人下下棋打打牌，晚上回来看看电视，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他学会了用智能手机，会用微信发语音了，还在抖音上关注了几个做饭的博主，天天学着做新菜。

生活终于对我们笑了。

然后就是这个电话。

那天我正在公司加班，手机响了，是舅妈打来的。舅妈是小舅三年前娶的，一个女人，带着个女儿，跟小舅在县城开了个小饭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电话那头舅妈的声音很急，说小舅突然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出来是肝癌，已经晚期了。

我挂掉电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我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发了很久的呆，周围的同事在说话在笑在打字在忙碌，他们的世界一切如常，而我的世界在这一刻轰然崩塌了。

我请了假，买了最近的一班火车票，在出租车上给领导发了消息说我需要请一段时间的假，家里有急事。领导回了个好的，注意身体。我看了眼消息，把手机塞进兜里，靠在车后座上，看着车窗外这个我生活了多年的城市飞速地往后退。

城市的灯火依旧辉煌，车流依旧喧嚣，行人依旧匆匆。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夜晚，有一个人正在赶往另一个城市，去见一个生死未卜的亲人。没有人知道有一种感情叫做养育之恩，无关血缘，无关利益，只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的下午，一个年轻人对一个孩子说了一句：别哭，跟舅回家。

火车在夜色中穿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单调而沉闷。我靠着窗户，闭上眼睛，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无数个画面。八岁的我坐在破面包车的副驾驶上，小舅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十岁的我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抱着小舅的外套睡觉。十五岁的我坐在他破自行车的后座上，脸贴着他汗湿的后背。十八岁的我站在大学门口，看着他头也不回地走进夕阳里。

还有那张纸条，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吃完饭在屋里等着，哪都别去，中午我回来。

我睁开眼睛擦了擦脸，手背上全是水。

火车在凌晨两点到达了县城。我打了辆车直奔医院，司机是个话多的人，一路上跟我聊天说这么晚了去探病啊什么病啊严重不严重啊。我一句都没回他，他自讨没趣地闭上了嘴。

医院的大楼在夜色中矗立着，亮着零星几盏灯。我冲进住院部，在四楼找到了小舅的病房。舅妈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见我来了一下子就哭了，小舅的女儿靠在她怀里迷迷糊糊地睡着。

我把舅妈安慰了几句，让她带着孩子先回去了。然后我推开病房的门，走了进去。

消毒水的味道扑鼻而来，心电监护仪发出熟悉的滴滴声，跟十几年前那个秋天我在人民医院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病床上躺着一个消瘦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干裂起皮，皮肤蜡黄蜡黄的，像一张旧报纸贴在骨头上。

他像是感应到什么一样，慢慢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浑浊黯淡，里面全是血丝，跟我记忆中的那双眼睛重叠在了一起。那双眼睛看过我八岁时的委屈，十岁时的泪水，十五岁时的倔强，十八岁时的背影。那双眼睛看过我所有的欢笑和哭泣，所有的挣扎和努力。

那双眼睛终于看见了我。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多年前我见过的那种笑容，虚弱得像风中的烛火，随时随地都可能熄灭。

想儿，你来了。

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皮肤薄得透明，布满了老年斑和针眼。我握着他的手，能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无力地回应着我，轻轻地，微微地，像我八岁的时候他握着我的那只手一样。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一颗一颗地掉在他的手背上，就像很多年前在医院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