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险恶人心难测的大环境下，顾嘉棠追随杜月笙多年，为何最终选择做出如此卑鄙之事？
1912年深秋，沪西黄浦江边的潮气还带着海腥味，靠近法租界的黄牛赌棚灯火摇曳，泥腿子出身的顾嘉棠正站在摊口，他的肩膀比旁人宽一寸，脸却圆得像猪，灰汗黏在衬衫上。谁也没料到，几分钟后，一声枪响会把他推往截然不同的道路。
那天夜里，租界的华捕闯棚查赌，惯常一通棍棒就能震住小流氓。顾嘉棠却死死拦在门口，不肯退让。短促争执中，警员腰间左轮卡壳滑出，“把枪放下！”“要动手便来！”两句话刚落，火光一闪，子弹钻进华捕的大腿。巡捕房给了他六个月铁窗生活。提篮桥的潮湿牢房并不好受，可江湖讲究“吃大菜”才能混出头，出狱那天，小瘪三们簇拥他剃头沐浴，又抬进南市城隍庙上香，一口一个“顾大哥”。
彼时的上海，租界与华界缝隙间滋生出车夫、挑夫、流氓无数。管辖模糊，警察看重面子，勇猛反倒成了最简易的通行证。顾嘉棠悟出道理：谁敢豁得出去，谁就能往前站。于是他改掉农活人的扭捏，学会抡拳头、掂刀柄，转眼已成小帮会的看场头目。
不久，他听说另一路狠角色杜月笙在黄公馆混得风生水起，正缺敢死队。两人第一次碰头，恰在一次“夺烟”谋划里。杜月笙需要人冲锋，顾嘉棠需要大树，成交。那一夜，他们在十六铺码头抢下大八股党的烟土，两条命悬在舷侧，却也捞到足以换几条弄堂的银子。从此，“杜先生，顾三哥”并肩称呼挂在上海滩的茶桌与赌台上。
钱入口袋后怎么保住？别人爱掷色子，顾嘉棠偏去跑地政所。长滨路“如意茶楼”门口写着品茗，楼上却是暗档赌局；朝里转个弯，仓库堆满花木与白萝卜，看似杂乱，其实每月能替他进账白银数千。得空他就盘下一排石库门，租给洋行职员，租金稳稳当当。彼时上海房价一年一跳，旁人瞧不见，他却认定土地比手枪可靠。
1937年虹口枪炮声大作，租界外一片焦土。杜月笙出城奔重庆，顾嘉棠挑了二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弟兄作护驾队，左胳膊挎短枪，右手提药箱，寸步不离。西南山城烟雾绕江，刘航琛等地方实权人物对这位“顾三哥”颇为客气，他在茶楼与赌场间穿针引线，顺手还把川康烟土出海的门路拿下，提成进账，又补了一笔进上海的楼花。
到了1946年，日伪瓦解的上海如同被搅动的沙堆，谁都在抢地契。杜月笙体衰，迁入静安寺路的顾公馆养病。外人道是兄弟情深，其实那处公馆原本属于哈同遗产争讼中的一笔闲置房产，顾嘉棠趁人不备拿下，又把哈同花园的棕榈、银杉连根迁去新建的虹桥别墅。名义上“替二爷择一口新鲜空气”，暗里是给自己加一道保险。
局势再度翻脸时，顾嘉棠随杜月笙南下香港。这里洋行云集，外贸货源琳琅，他把多年积蓄三十万美金全押在猪鬃出口，怎奈国际市场瞬息万变，货船刚出维港，远东局势又生风浪，货值大跌，一夜之间血本无归。昔日身宽体阔的“顾三哥”瘦脱了相，据说常在铜锣湾海边踱步，嘴里嘟囔：“这回真是冷灶了。”
破釜沉舟，他铤而走险，授意手下劫持一艘运货轮，以求船东“破财消灾”。事情没有闹大，赎金到手，留下的却是帮内暗涌的芥蒂。1951年初，杜月笙病势沉重，顾嘉棠再无昔日从容。他匆匆赴台，挂名生意顾问，实为避风。旧部探望，他只说一句：“手里没子弹，讲话都短三分。”
1952年，杜月笙病逝。灵堂未散，顾嘉棠转身去找徐懋棠家属，拿出一摞字据，认定尚欠十五万港币。杜门旧人群起而攻，“白拿二爷面皮换钱，也配称兄弟？”骂声纷至，顾嘉棠不置一词，将银票装怀，连夜离港。
高压潮湿的台北气候让高血压愈发凶猛。一个闷雷午后，他脑中血管崩断，人倒在藤椅上，再没起来。清点遗物，箱底是数本磨旧的地产契约和一沓港币，远不及昔日辉煌，却印证其一生所恋唯财。昔日四大金刚之一的人，最后只剩几亩旧田与尘封合同，没有惊天动地的悼词，更无兄弟抬柩的排场。
沪上流传一句行话，“出手要狠，落子要稳”，顾嘉棠恰恰证明了前半句易学，后半句难守。利益与情义混杂的江湖，好处在前时，忠诚不缺；生死悬隔后，算账却分毫不让。传奇散场，只留一声叹气，随黄浦江潮水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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