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泉州港复原图）
1087年，宋哲宗登基的第二个年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东方文明的大事件。宋哲宗正式下诏，泉州增设福建市舶司。
这是历史上首次从国家层面，且有正式法律依据开放的贸易口岸。
开放泉州港，是封建王朝制度性开放的里程碑。
从1087年至1120年短短33年，泉州港实现了与阿拉伯、波斯、占城（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三佛齐（苏门答腊）、爪哇（印尼爪哇岛）、高丽、东非、地中海等31个国家和地区互市贸易。
泉州之繁华，让世界看到了什么是“大宋速度”，短短33年便追平了有着千年历史底蕴的广州港，史书用了简短有力的八个字来形容——“蕃舶之饶，杂货山积”。
到了南宋时期，因建炎南渡，帝国中心移镇临安，泉州的地位更加凸显，贸易国从33个暴涨到58个，所得收入占了朝廷岁入2%。
2%！乍一听，无所谓。
可这是王朝一个港口的产出。
这里有笔账可以参考。神宗时期最大的纳税大户“江淮六路”（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两浙、荆湖南、荆湖北），相当于现今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湖南、湖北七省之地，交出了30%的王朝岁入。
一个泉州港干出了2%的业绩，牛不牛？
于是，史学界经常把泉州港的崛起拿来论证宋朝商业活动之繁华、开放、自由。
繁华是真的，但要看是谁的繁华。
开放也是真的，但要看对谁开放。
宋朝允许“下海”，不等于“开海”，只不过没有后来明清两朝“海禁”那么阴森。
宋朝也有一条海洋禁线，是从海岸线往外十里。
十里以外，叫“私越海峤”。一旦越界，船货没收，人员流放沙门岛。情节恶劣者，上限是“绞死”。
下海可以，但必须持有“公凭”（下海许可证）。
可是申请“公凭”谈何容易。《宋史·食货志》记载，要想拿到“公凭”执照，必须走2个流程。
1.船主向市舶司申报。
2.提交船主、货主、船员名单，以备市舶司审查身份，同时提供详细的货物名称、数量、目的地，往返时间。
听起来，流程很简单。可细想一下，难于上青天。
先说，能够买得起船的人，非富即贵。
《宋会要辑稿》有关于货船价格的详细记载。内河小船排水量为30吨，市场价约为500贯，折合5万“导乐”。远洋货船排水量为800吨，一艘造价在400万-1000万贯，折合3亿至8亿“导乐”。
中产者省吃俭用攒俩钱，使使劲买一条小船船跑内河运输，还勉强够得着。想要跑远洋，无异于痴人说梦。
即便是现在，有多人能掏出5亿“导乐”买一条大货船。
先砸5亿“导乐”买船仅仅是第一步，除了花必要的人情费打点各路老爷，真正的难点是要找到给自己担保下海的保人。
朝廷为了防止船主从事“夹带私货”活动，在“公凭”办理中加了一道“担保”制度。
——必须由两名以上的当地富豪当保人，担保物是保人全部身家。
像那些腰里别着几十张地契的小地主，辛辛苦苦攒了几罐银子，在市舶司眼里连根葱都算不上。
朝廷规定是开放的，但门槛是极高的。
没有“公凭”和“担保”的平民阶层，所能涉足的地方，只有陆地向海延伸十里，再多一步也不行。
规矩像裁缝，一定是量身定做的。
之所以要用“公凭与担保”进行切割，无非是背后的破天利润。
景德镇一担瓷器的市场价三五百文，如果是富商来景德镇大量收购，价格可以压到两百文。
这些用泥土烧制出的瓶瓶罐罐，到了中东就成了“价比黄金”的顶级奢侈品。北宋朱彧撰写的《萍洲可谈》对瓷器有这样一段描述：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载着瓷器的船一靠近塞林港，瞬间被一抢而空，根本不愁销售。
一担担瓦片，一担担黄金。
暴利之下，朝廷用权力的手术刀精准划定了利润的蛋糕。富人的财富，权贵的权力，互担互保，构建了一堵滴水不漏的利益围墙。
富商船主看似赚得钵满盆满，实则日子不好过。
自从丝绸之路被西夏给拦截，宋朝的主要“创收”来源全在这一张“公凭”。
船主冒着倾家荡产、九死一生的风险，把一担担黄金运回宋朝后，要面临市舶司两道“分账”。
一次是抽解，一次是官市。
先是抽解，海外运回的钱物被一分为二，船主和朝廷各得一份。
再是官市，官府会从原属于船主的一份中，挑取最值钱的香料、象牙、珠宝，用一个朝廷规定的“官价”（市场价30%）再买走一半。
经过两道“拔毛”后，剩下的才是船主的最终利润。即使被“拔”成这样，依然有无数富人前呼后拥。
这哪是生意，分明是一次权力制定的分账游戏。
分账只是“下海”冰山一角，做到最后，财富一定会与权力勾兑成另一个产物——垄断。
宋朝有规定，凡为朝廷累计带来50万贯岁入，平民可“以商入仕”。入仕者每为朝廷带来10万贯岁入，可晋升一级。
像南宋蒲寿庚家族，凭借贩卖香料这一条路，被朝廷恩赐为“泉州市舶司提举”。
运动员和裁判变成了一个人，利益的铁幕更加牢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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