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晓丽有话说；原载：《党史博览》（有删节）；作者：尹家民
两个上将都成了
“军事俱乐部”成员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后，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飞往庐山。
坐在飞机里的邓华心绪并不平静。“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可老百姓的日子却每况愈下，难道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开始酝酿着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
邓华
可是等到邓华到了庐山，特别是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的一番继续反右的讲话，让他从头凉到脚，最意外的是他所敬重的“彭大将军”竟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反党集团的头子”。
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四人，张闻天和周小舟一组。邓华被分配在批彭那个组。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会议主持者的再三催促和众目睽睽之下，邓华不得不说了几句，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并且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首位。
洪学智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一开始，他没有参加7月的庐山会议。7月14日，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公开批判彭德怀时，中央通知洪学智一定要参加。
当时身为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正在西藏军区和进藏部队中了解后勤供应的情况，先后去了林芝山南亚东和日喀则等地。
洪学智和肖华、粟裕、陈赓（从左至右）
洪学智一到庐山，先听了毛泽东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洪学智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看了彭德怀的信后，总觉得彭德怀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
比如有人说天津的稻子长得多么多么粗壮，能驮住人；还说一亩地能打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洪学智就感到太夸大了，不可信。
洪学智又是性格比较温和的人，不会盲干，虽然觉得彭德怀的信讲了真话，但他并没就此表态，因为他觉得现在不是讲真话的时候，而违心的话他是绝不会说的。
但开会的时候，一些人批彭德怀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还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
这一点让洪学智怎么也想不通。他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还有陪同人员，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就是这几句话，把洪学智送进了“军事俱乐部”。邓华和洪学智两位上将，都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被拽上山的万毅
未脱厄运
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因忙于工作本不想去庐山。可是7月中旬的一天，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却要拉他去，原因是苏联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并且撤走来华的专家，带走原来的图纸，打乱了中国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很着急。
万毅也感到事关重大，希望宋任穷直接去庐山，向正在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可宋任穷怕一些具体事情说不清楚，便把万毅硬拽上了庐山。不料这一拽，让万毅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万毅
万毅和宋任穷于7月15日乘飞机到九江，然后转车上庐山。他俩先向聂荣臻汇报了有关苏联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的情况，然后又和聂荣臻一起到彭德怀那里，再谈这件事。
由于在前一天，即7月14日，彭德怀刚刚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谈完有关核工业图纸资料的事后，彭德怀很自然地谈起了他写信的事，讲了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万毅听后认为彭德怀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一起议论，说了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会议文件中。
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决定会议讨论时间延长，同时向庐山“调兵”，宋任穷和万毅也被留在了庐山。宋任穷分在第一组，万毅分在第六组。
7月17日，万毅参加小组会的第一天讨论。这天，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万毅刚来，不知道前边怎么回事，就没有开口。直到22日，他才发言。他凭直觉谈了自己对彭德怀信的看法。他不理解毛泽东要大家讨论这封信的用意，更没料到由此会演变成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7月22日上午，万毅在小组会上第一次发言，大致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搞“精神第一性”。他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
他还说：“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会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这些话都被整理到会议简报中去了。
在万毅的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他对已遭非难的彭德怀表态说：“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无疑，这样的表态也给自己“定了性”。
就在万毅发言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一大早，与会人员临时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狠批了“庐山上的这股风”，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些，万毅大为震惊。散会以后，他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泽东走出来时，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万毅就站在旁边。
毛泽东讲话之后，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变了，彭德怀成了众矢之的。万毅因为在小组会上表示过同意彭的信，很快也成为批判的对象。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万毅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他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
因谈工作，我和赵尔陆同志在他家吃过一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和平’牌收音机，他说自己已经有一台了，还送我这个干啥。我说我正好没有，彭总有了就给我吧。他就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万毅作为一名中央候补委员，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想解释一下他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他刚一开口，会议的主持人就打断他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万毅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打圆场说：“万毅同志，回到军委会上讲吧！”
扩大再扩大的军委会议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党内最危险的敌人”。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目的是要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由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负责主持。目的有二：一是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要清除“不可靠分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在传达庐山会议的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
许多人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所以，140名与会的军队领导中没几个“积极分子”，会开得冷冷清清。为此着急的康生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会议扩大到1000人，同时派出18架飞机将各地的将领接到北京。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人值班外，其余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在怀仁堂和紫光阁分设两个会场。因为人多，两个会场坐得满满的。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接受批判和作检讨。一会儿大会批，一会儿小会批，大会批判的次数比小会多。
大会批判时，元帅们，包括彭德怀，都坐在主席台上，黄克诚也在台上坐着。林彪参加会议的次数不多。批判发言的人也不上主席台，就在座位上站起来说。
迫于当时的形势，高级将领中发言的比较多，但绝大多数讲不出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东拉西扯，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扣几顶大帽子完事。
但也有个别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彭德怀坐在主席台上，表情坦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烟抽得很厉害。他的两边坐着贺龙和陈毅。他有时从贺龙的烟盒中拿一支，有时伸手向陈毅要一支。
为了批判的需要，小组又重新进行了划分，但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揭发批判仍不多。分组会的气氛还算宽松，没有强迫命令式的指名发言或轮流发言，所以正儿八经的发言很少，大多是七嘴八舌的议论。
大家提出，既然彭德怀上书犯了错误，是否可以把他的意见书发下来，让大家对照着批判。提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连给大家读一遍都没有。
还有人说，彭德怀的错误言论是不相信当时浮夸的亩产量数字，于是大家又议论起一亩到底能收多少斤粮，有的掏出笔计算，有的提出要去参观“卫星”田。
当时的气氛已不允许说真话了，于是许多人都抱着不说话的态度，彼此心照不宣。那些天，一些互相信得过的将领见面后问的是同一句话：“你发言了没有？”而相互的回答又都是：“没有。”
大会小会揭发批判了一段，会后还有总政指定的人找不发言的人“个别谈话”，特别是那些历史上与彭德怀有过交往和隶属关系的，都要谈话，动员他们大胆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要他们“划清界线”。
这种“谈话”十分严厉，有时整整谈一夜，完全是审讯的架势，甚至围攻逼供。
直言的钟伟
被当场带离
当时敢讲真话的人还是有的，他就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
钟伟人瘦个子小，军衔为少将，但却是对彭德怀问题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他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先后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和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所以历史上与彭德怀确有渊源。
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后来他还是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师长，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机智勇敢，个性也十分张扬好强，从不随大流，他认准的事别人很难改变。他虽时常坚持己见，有时甚至违抗林彪的指挥意图，但大局观好，又不惜命，所以仍得到林彪赏识。
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从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员的干部。
钟伟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个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参加领导工作。
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人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
此事发生后，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三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账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发言的时候，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铺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但他仍慷慨陈词。杨勇、苏振华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讲了，但他越说越激动，手指着台上，几乎是在叫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
会议主持者立即叫人将钟伟带出会场，关押起来。（详情参阅葛震亚：惊心动魂的五九年军委扩大会议）。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钟伟的案子才受到关注，但他没再能回部队，而是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
毛泽东给邓华定了性
从9月5日开始，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综合小组又被划分为五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四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第一小组负责清查邓华的问题，第二小组负责清查万毅的问题，第三小组负责清查洪学智的问题，第四小组负责清查钟伟的问题。
在这四位将军中，被追逼最厉害的是邓华。黄永胜主持小组开会，搞邓华的所谓“反党反毛主席”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一般的批判和责问，邓华都耐着性子听。但有些话太重了，让邓华实在忍不下去，而不得不说话。诸如：“你反党反毛主席，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邓华听了一愣，但还是忍住性子说道：“我18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批判者自有批判者的逻辑：“你跟彭德怀打得火热，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你也反党反毛主席。”
邓华喃喃道：“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经过长征，一路下来，我都是在党和毛主席培育教导下成长的，就是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一丁一点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
“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黄永胜火上加油。他可能对邓华曾取代他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仍有些耿耿于怀。其他人也围攻上来：“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
对于这些无端的攻击，邓华能忍则忍，实在不能忍的就解释几句，但批判他的人哪里肯听，邓华不由得火了起来，和一些人争吵起来。
会议组织者立即报告了上级，说邓华态度恶劣。毛泽东闻讯后传下话来：“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开个会让他们说一说，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毛泽东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自始至终控制着会议。虽然他不相信邓华会反对自己，但跟着彭德怀就是错误。于是，他发了一句话：“邓是彭的人。”这五个字就给邓华定了“终身”。但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
9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林彪作了总结。他宣布对邓华的处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军委扩大会议后，邓华被拉回到沈阳，继续接受批判。中央军委派出以总政治部一位负责人为首的，有黄永胜参加的三人批邓领导小组，在沈阳坐镇。
如同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一样，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议批邓，批不起来而又不得不批。由三人领导小组签发的《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洋洋数千言，再次给邓华定性：“一致认为邓华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他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在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议揭批之后，邓华举家于11月迁到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他把门窗关严，足不出户。不久，邓华被分配到四川当副省长。
邓华启程赴川前，罗瑞卿前来送行，捎来毛泽东的一句话：“犯了严重错误，要认识和改正错误，但也不要抬不起头，不要消极，争取早日改正错误。”不久，邓华将自己的军装全部送到洗染店，染成黑色，仰天长叹：“从此永远脱离军队。”
给洪学智罗列罪名
在批判会上，有人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说总后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德怀和洪学智不是一般关系，不揭就是不老实。
这些责难，让洪学智有口难辩。说实在的，他对彭德怀历史上的情况了解不多，只是抗美援朝战争时在一起过，是工作关系同志关系。洪是彭的下级，彭领导洪，洪配合彭，倒是合作得很好，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结下了革命情谊。这是很正常的革命关系，有什么可揭的！但好事者还是列出了“三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是说洪学智当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是彭许的愿。这件事情的原委是：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时，党委讨论决定让洪学智兼任司令员，洪学智当时说服从决定，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
当时彭德怀同意了。就在彭德怀回国前，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洪学智跟彭德怀说：“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愿军管后勤工作，等战争胜利回国后，我就不再干后勤了。”
他这么一讲，彭德怀把他批了一顿，说：“共产党员干工作还讲条件，还挑挑拣拣？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就这么一件事，结果成了洪学智的一条“罪状”。
当时，他心里真是不服气：当总后勤部部长是军委集体讨论的，毛主席任命的。军委会上通不过，毛主席不同意，自己能当总后勤部部长吗？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呢？
第二条“罪状”，是这样的：在朝鲜打第五次战役前，一天研究作战方案，彭德怀让大家提出建议，这次战役该怎么打。洪学智建议把敌人放进来，诱敌深入，以逸待劳，选择好的战机歼灭敌人。
邓华和解方也同意把敌人放进来打。彭德怀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他们的建议。见彭德怀有些不高兴，几个人站起来说：“仗还是要打，怎么打最后由老总定，我们提的意见仅供老总参考。”吃中午饭时，洪学智左思右想，觉得还是把敌人放进来打好。
这时，邓华、解方都走了。洪学智来到彭德怀身边，说：“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认为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更好一些。”接着，他又陈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洪学智说完之后，彭德怀说他的意见也有道理，但仍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还是按彭德怀的意见打的第五次战役。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作战情况，几个老帅都参加了。作战情况是邓华汇报的，后勤供应保障是洪学智讲的。
最后，彭德怀作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天看，打五次战役时，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就这件事，有人做文章说：看，彭德怀多么器重洪学智！彭德怀可是只骂人不表扬人的！就你洪学智是个例外！
第三条“罪状”，牵扯到朝鲜给彭德怀授勋之事。授勋之后，在一次志愿军党委会上，彭德怀讲了一段话，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
彭德怀之所以这么讲，是说后勤供应保障对前线作战的极端重要。因为志愿军远离祖国，战线很长，后方运输又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作战物资的补给十分困难。
每一次战役，每一个作战方案，都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作战物资的供应保障情况，都不能不受到后勤的制约。因此，作战取得了胜利，彭德怀对后勤保障和供应看得很重。
他的话，是对全体后勤人员的莫大奖赏，也表现了彭德怀的伟大和谦虚。这也成为别人批判洪学智的“把柄”，说：“你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此外，还有一条“罪状”，是说洪学智和黄克诚长期在一起。这不假，他俩在新四军三师时就在一起，在总后又长期在一起。这就“罪加一等”了！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后又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要洪学智交代问题，要肃清他的影响。会上也没揭出什么问题。以后，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也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1959年10月，洪学智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
万毅和洪学智
同回总后勤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毅就被停职了，但是每天还按时到陕西省农林厅上班。1967年11月25日，农林厅革委会突然通知他，说陕西省军区首长要找他谈话，派来了一位姓熊的参谋来接他。这位参谋带着两个战士，把他带到了省军区。
万毅四处张望，哪里有什么首长谈话，只是把他关在了一间禁闭室里，连张床都没有。来人还通知了万毅的家属，说他要去完成一项任务，短时间不会回来，实际上是开始了又一次的被监禁的生活。早已离开斗争漩涡的万毅，仍然没有逃脱这场劫难。
在陕西省军区，万毅被关了7天，管理人员收走了他身上一切他们认为不合要求的东西，连从家里带来的热水瓶也被没收了。7天之后，那位熊参谋又突然来通知他“出发”。
万毅问上哪去，熊参谋说：“去你想去的那个地方！”万毅还没明白过来，战士就把他押上了火车。12月2日一下火车，这才知道是北京站。万毅又回到了北京。
就在火车站上，一位军官迎上来，拿出一份文件，向万毅宣布：“奉军委指示，把你监护起来。”说完，就把万毅带上了吉普车的后座，左右各有一名战士，他被夹在中间。吉普车径直开到了海淀罗道庄北京卫戍区的一座监护所。
到了监护所后，一个专案组的干部向他宣布：“专案组对你提出的案情，不是庐山会议那段问题，而是抗战胜利以后到东北这段时期里你犯的罪恶。你好好考虑交代，是什么问题，你自己明白！”
万毅真不明白。他环视了一下，这是一间只有9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窗子用报纸糊着，看不到外边。
1968年2月中旬，专案组在八里庄摩托营对万毅进行了数次审问，开始没有提出什么具体问题，只是笼统地让他自己交代。万毅自然交代不出来。他们就让他逐日逐月地讲清楚到东北后干了什么，一天一天地讲。万毅按照要求，费尽思索地讲，一天一天地回忆。
但是专案组不满意，认为他没有老实交代。第一阶段审问他的可能是军事院校的军人，他们对他的回答不满意，说他不老实，就开始揪他的头发，打他，让他弯腰低头坐“喷气式”，向毛主席“请罪”。
万毅的身体虽然还算结实，但也经受不住折磨，晕倒在地。他们就用脚踢他。像这样的肉刑审讯成了家常便饭，从1967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每次审问，都是这一套。
2月下旬，万毅被转移到公主坟的一个桃园附近。那里除了万毅外，还关押着彭德怀、罗瑞卿等人，但是放风的时间是错开的，所以彼此并没有见到面。
8月23日，关押地点改到了木樨地公安干校旧址，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但伙食仍是战士待遇。这期间又有过几次审问，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本来军队的事情应该有条件搞清楚了，可是“四人帮”又插手进来，继续迫害老干部。直到1973年11月7日，专案组要万毅就两项“罪行”写申明，他才写下了这样内容的申明：“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党性申明，我对专案组指定要我交代的材料，我一无所知，如果事后查出我有隐瞒，我愿受到党的最严厉的处分。”
专案组一个姓齐的负责人拿到这份材料后宣布：“从今天（11月7日）起，解除对你的监护，恢复自由。你要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毛主席，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然后，他们把他送到了公安部的招待所。
这时他才知道，陕西省委已按照上面的要求，派来了两人接他回陕西。万毅提出留在北京检查一下身体，特别是眼睛视力已经相当模糊了。获得同意后，万毅就住到大女儿家，到北京医院看眼睛。
他患的是很重的青光眼，“监护”期间得不到治疗，病情已很严重，随时都有双目失明的可能。因治疗得太晚了，医药已无法阻止病情的恶化，不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双目就进入半失明状态，读书看报均很困难，每天只能从收音机里听点消息。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万毅兴奋不已。虽然眼力不济，还是同装备计划部的同志们一起，上街游行。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期间，万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请求重新审查他的历史，并且希望分配工作，最好能再回到军队。报告经叶剑英圈阅后，邓小平在报告上作了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做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华国锋也在报告上圈阅。
11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任命万毅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为万毅平反，摘掉了戴在他头上的10顶“大帽子”。1981年2月，与万毅同样命运的洪学智回到总后当部长。两人见面，心中感慨万端。
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以后，万毅没有忘记那些因他而受株连的同志。他上书总政治部，申请为遭受株连的塞风、卫垒、周正仝等平反恢复名誉和待遇。总政很快批复，同意了他的意见。
给邓华彻底平反
的通知来晚了
粉碎“四人帮”后，邓华重新回到部队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上。
1978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而彭德怀的案件是毛泽东亲定的，很少有人敢翻这个案。但是，邓华有胆子闯禁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邓华明确表示1959年整彭搞错了。他说：“彭德怀同志为了纠正‘大跃进’的缺点，为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使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地发展，向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提自己的意见是可以的，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决不能说成是反党。”
在邓华等人的争取下，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召开了追悼大会。由于过度疲劳和激动，参加完追悼会，邓华就病倒了，由感冒转为肺炎，住进了三〇一医院。
浦安修带着金光闪闪的烟盒来看邓华，说：“彭总对因他的事而无端连累许多人非常难过。他很想念你，这个烟盒一直带在身边，想送给你，苦于没有适当的机会。被绑架前，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便留下纸条，吩咐由我们转交给你。这个愿望在他死后四年总算如愿了。”
邓华睹物思人，心潮起伏，眼睛闪着泪花，说：“我已经戒烟了。但是，这个烟盒我收下，看到它，我就好像见到了彭总。”
1979年5月初，邓华获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文件，十分高兴，准备尽快返回北京。5月4日，他取道上海北上，计划在上海停留数日检查身体，然后到南京看望许世友、杜平等老战友。
住在上海延安饭店，邓华一有空闲时间便继续写作《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一日，他突感不适，随之高烧不止，迅即被送往华东医院。入院后，医生全力诊治，但高烧难退，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邓华于1978年12月22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平反恢复名誉的要求，到上面正式发文，已经一年零四个多月了。住在上海医院，生命处于危急状态的邓华，仍然关注着姗姗来迟的平反通知，但他终于未能亲眼目睹这份期盼已久的文件。
当他的儿子小穗来到病床边时，他吃力地问道：“我的平反通知传达没有？”小穗答：“军事科学院已经传达了。”他的两眼润湿，断断续续地说：“多想为党为军队再做点工作呀……可惜……可惜……来不及了！”
1980年7月3日，邓华与世长辞。病床前的小柜子上摆放着的唯一一件遗物，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烟盒。
最后再单交代一下钟伟将军。心直口快的钟伟，在“文革”中的遭遇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安徽的造反派组织“淮南红卫军”，曾经拿着一个大麻袋来抓钟伟，勒令钟伟钻进去，然后扎紧袋口，用乱棍击打，而后将麻袋抛入江中。令人称奇的是，钟伟并未被淹死，而是从麻袋中挣脱出来，潜水游向江对岸而生还。
1980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为钟伟平反的文件：“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后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
平反后，钟伟向军委写报告，要求出山。据说黄克诚曾劝钟伟：“你就安分守己待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此后钟伟一病不起，于1984年6月24日逝世，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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