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6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标题很醒目《中美共同的敌人》。

读了这个标题，感觉他这次是要再讲点中美合作的话了。

果然如此。

这位因写了《世界是平的》一书而在中国颇有些名气的大V，谈的是有关“通用人工智能”（AGI）领域的合作。

去年十月，他撰文指出，“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即将到来——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诞生”。一些专家预测它极有可能会在特朗普的这一届任期结束前（即未来两三年内）基本实现。

AGI，指的是能够在广泛任务上达到或超过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系统。

你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那些极其聪明、什么都懂的AI，基本上都是AGI的影子。比如，《钢铁侠》里的管家贾维斯。

在4月发表的文章中，弗里德曼警告说，当极度接近AGI的机器系统在编写复杂代码的能力上远超现有模型时，就会带来一个极其危险的“副产品”：它能轻易发现并利用全球软件系统中的深层漏洞。一旦这种能力落入坏人或敌对国家手中，它将成为一种具备极强破坏力的终极网络武器，足以瘫痪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

当然，更为恐怖的想象是，这样的系统最终会成为毁灭人类的机器。

所以，弗里德曼认为中美两个在人工智能领域走在前面的国家应当合作。

理由并不复杂。面对可能失控的技术风险，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这篇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即美国的一些精英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在人工智能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领域，展开与中国的合作。

它的前提是，中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完全有资格成为合作的对象。

这个提法听上去合情合理，甚至带着某种道义上的正当性。毕竟，没有人希望世界走向失控，更没有人愿意为技术的失序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但是，当弗里德曼在书房里敲下“共同敌人”这几个字时，整个世界正真切地看到——美国刚刚在对伊朗的实战中，毫无克制地测试了其最先进的AI杀戮与指挥系统。

这种看似理性的呼吁，掩盖了一个极其冷酷的现实：当一个帝国正肆无忌惮地用AI技术将战争威胁强加于他国时，再去呼吁其他大国“合作应对AI风险”，不是天真，就是虚伪。

这种看似理性的呼吁，忽略了一个更基本、更冷峻的前提：只有在敌意下降的情况下，只有在不再把战争的威胁施加于其他国家时，这种AI级别的挑战才可能转化为真正的合作。

弗里德曼自己在文中也坦承，“美中关系中的不信任程度高得令人咋舌”。既然如此，他那些关于合作的呼吁，又建立在什么样的现实基础之上？

他的答案是“共同竞争”（coopetition）模式，援引苹果、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既竞争又合作”的经验，认为中美也可以如法炮制。

然而，企业之间的商业博弈与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量级的事情。把商业逻辑套用在地缘政治上，不是天真，就是刻意回避了问题的本质。

当一个国家在战略文件中将另一个国家定义为“主要竞争对手”，甚至在实际政策中以“准敌人”的逻辑加以对待时，再去谈所谓“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层空洞甚至虚伪的意味。

合作不是抽象的道德姿态，而是建立在最低限度政治互信之上的现实安排。

如果这种互信不存在，那么所谓“共同敌人”不过是一种修辞，不会成为行动的基础。

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美国不断强调AI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呼吁建立某种全球性的防护机制；另一方面，却在现实中持续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从高端芯片出口限制，到对AI企业的投资审查，再到对关键软件和设备的全面管控。

这是一种以安全名义展开的体系性压制。

供应链在重组，技术生态在分裂，安全逻辑正在全面压倒经济逻辑。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去谈“合作”，难免让人怀疑，这究竟是战略思考，还是话语包装。

弗里德曼在文中用“核军控”来类比AI治理，认为就像苏美核军备控制维护了冷战稳定，中美在AI上的协作将决定明日世界的稳定。

这个类比同样站不住脚。核武器是对等的毁灭性工具，双方的恐惧是对称的，约束的动力是对等的。而AI完全不同——它是需要技术积累、持续投入和产业体系支撑的不对称竞争领域。

美国正在做的，是在不断将AI技术嵌入军事打击力量之中的同时，卡住高端芯片、封锁算力供应，试图拉开技术代差，加大不对称，从根本上抑制对手的发展能力。

这不是核威慑意义上的“互相毁灭、因此约束”，而是“我压制你、你永远追不上，并且在必要时我会以此为武器来打击你”。

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混为一谈，是弗里德曼论证最脆弱的地方之一。

弗里德曼还引用尼克松访华作为类比，试图说明在存在共同威胁的情况下，大国可以实现战略性合作。

但这一类比恰恰暴露了他论证的根本缺陷。

尼克松访华之所以可能，一个因素是中美有“共同敌人”，但之所以会有共同感的产生，那是因为华盛顿首先改变了对中国的根本认知，即从敌对的对象转向可以接触、可以利用的战略伙伴。

正是这种敌意的实质性下降，才为后续的接触与合作创造了空间。

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美国不仅没有降低对中国的敌意，反而在不断强化这种敌意的制度化表达。

从政策文件到产业实践，从联盟构建到舆论叙事，都在不断巩固一种对抗性的结构。

弗里德曼的论述因此掩盖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方一边强调“共同责任”，一边却在现实中试图削弱甚至“窒息”对方的技术发展能力时，这种所谓的合作倡议，很难被视为对等的提议。

它更像是一种单向度的期待，要求对方在被压制的同时承担共同风险的责任。这不仅缺乏现实基础，也缺乏基本的逻辑自洽。

不过，我们会不会在不远的未来看到认知的改变呢？

中美之间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都必须以敌意的缓和为前提，以互信的积累为基础。

我们当然期待未来会有所改变。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高度关注每一次高层互动，每一次有关贸易、经济和环保等问题的谈判和接触，关注华盛顿的每一次对华政策的调整，期待其中能够释放出弱化敌对认知的信号。

中方也一直希望通过接触，能够促使美方认识到，其对华战略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也是危险的。

由此看来，弗里德曼太天真了。而最让人担心的，不是一个专栏作家的天真，而是这种天真往往被用来掩护一种极其危险的霸权逻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