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运输咽喉要道：风险与缓解路径|太平洋|港口|航运|苏伊士运河|要道|马六甲海峡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了外界对全球能源运输安全的广泛担忧。几十年来，全球航运体系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航行自由。然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及美国短期内难以重新打通海峡的现实，正在动摇这一假设的根基。

这一危机背后，是一个简单却常被忽视的事实：即便在全球化与数字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仍然高度依赖海上运输，能源贸易尤其如此。由于能源运输高度集中于少数关键通道，且替代路线往往有限，一旦咽喉要道受阻，冲击将迅速外溢至全球能源安全、航运成本和宏观经济。

本文旨在梳理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关键咽喉通道，总结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并评估当前已经实施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

* 本文摘自CF40 2026年5月5日已发布的《全球能源运输咽喉要道：风险与缓解路径》，全文请登录CF40 APP查看。本文观点仅供了解海外研究动态，不代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意见和立场。受版面所限，参考文献略。

2026年2月28日，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伊朗随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却始终无法强行打开海峡，转而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向封锁。

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两个月之久，波及范围从能源、氦气到化肥等多个行业，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冲击。这一事件以最直接的方式揭示了全球能源运输咽喉要道的战略重要性与现实脆弱性。

几十年来，全球航运一直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航行自由。这一原则最近可以追溯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明文规定，但自由航行的国际惯例实际上远早于此，是支撑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石。

然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及美国的军事挫败，正在动摇这一假设的根基。这一事件还在其他地区引发了效仿的讨论——例如印度尼西亚是否可能主张对马六甲海峡过境船只收费。航运企业和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航行自由这一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瓦解的风险。

这一危机的背后，是一个简单却常被忽视的事实：在全球化与数字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仍然高度依赖海上运输，能源贸易尤其如此。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球石油及其他液体燃料总供应量约为每日1亿桶，其中约76%（每日7980万桶）通过海运贸易运输；2024年，全球天然气供应量约为每日4070亿立方英尺，其中约13%（每日530亿立方英尺）通过海运贸易运输。

除霍尔木兹海峡外，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还有哪些关键咽喉？它们面临哪些风险与威胁？又有哪些缓解措施有助于维护能源安全？

影响能源运输的关键咽喉有哪些

梳理全球关键能源运输咽喉，首先需要明确“咽喉要道”的含义。全球广泛使用的航线往往需要经过一些狭窄通道，包括海峡、运河等，这些通道一旦被堵塞，哪怕只是短暂中断，也可能造成严重延误、推高运输成本，并进一步抬升全球能源价格。因此，这类狭窄通道通常被称为“咽喉要道”。

它们的物理尺度或许有限，但经济和战略意义极为重大。当这些通道运行顺畅时，国际贸易体系得以高效运转；一旦受到干扰，无论是由于冲突、事故、环境压力还是政治紧张局势，其影响都可能沿着全球供应链迅速扩散，形成连锁反应。表1展现了以石油运输量为基准衡量的全球海洋运输咽喉要道。

表1：2020年至2025年上半年全球主要海上咽喉通道及好望角运输的原油和石油液体量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EIA基于Vortexa油轮追踪数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数据，并采用EIA换算系数和测算方法所作分析

除了贸易量，一个航道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还取决于是否有可用的替代路线。虽然大多数咽喉要道可以通过绕行，但会显著增加运输时间；而有些要道则没有实际可行的代替路线，这种情况下脆弱性就大大增加。

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曼与伊朗之间，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是由此通往阿拉伯海及印度洋的唯一直接海上通道。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关键的能源运输咽喉之一，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经此运输。其安全通行不仅关乎全球经济稳定，也直接影响海湾国家的经济安全；这些国家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相关收入占预算近80%。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5年平均每天有2000万桶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25%；2025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总量略高于1120亿立方米，约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量的20%。

在替代路线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几乎没有可行的绕行通道。因此，该海峡运输流量出现任何中断，都会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重大冲击。

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以航运价值计算，该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是中东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与东亚及东南亚市场之间的最短海上通道。

2025年上半年，通过该海峡的石油流量约为每日2320万桶，占全球海运石油总流量的29%，在全球范围内按石油运输量计算，是最大的海上瓶颈。液化天然气方面，2025年一季度每日约有92亿立方英尺的液化天然气通过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存在比较便捷的替代航线。船舶可选择经由印尼群岛水域绕行，例如巽他海峡、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部分大型船舶或吃水较深的船舶也会选择绕行印尼以南的更长航线。因此，尽管马六甲海峡运输流量最大，但其整体脆弱性相对较低。

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与SUMED管道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亚丁湾与阿拉伯海，其重要性在于它与苏伊士运河共同构成了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关键航道。苏伊士运河开通前，船只往返欧洲与亚洲必须绕行非洲南端；而经由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航线，则可显著缩短航程。

波斯湾出口至欧洲及其他市场的石油，通常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再通过苏伊士运河或SUMED管道进入地中海市场。2024年以前，波斯湾出口至欧洲和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通常都依赖这一路径。

然而，自2023年11月也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途经红海的商船后，部分船舶改道绕行好望角，以避开曼德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导致相关航道运输量大幅下降。

2025年上半年，每日约有49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通过苏伊士运河及SUMED管道，约420万桶通过曼德海峡，二者流量均较2023年水平下降约一半。

丹麦海峡

丹麦海峡是连接波罗的海与北海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欧洲能源贸易格局调整中的关键节点。过去，在俄乌冲突爆发及欧盟实施制裁之前，该海峡主要承担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欧洲出口石油的功能，是俄罗斯能源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海运通道。

2022年后，受地缘政治冲击和制裁影响，丹麦海峡的能源流向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俄罗斯虽然仍是经该海峡运输石油的最大出口国，但其出口目的地已由传统的西欧和美国转向亚洲和土耳其，其中对印度出口增长尤为迅速，反映出俄罗斯能源贸易向东转向。另一方面，美国、挪威、英国和埃及等国经丹麦海峡向波兰、芬兰等东欧和北欧国家输送更多石油，逐步替代俄罗斯原有供应。

天然气贸易也呈现类似趋势。随着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力快速提升，美国已成为丹麦海峡以东国家的重要天然气供应方。2025年上半年，经丹麦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量为16亿立方英尺/日，较2020年增长约三倍，其中大部分用于填补欧洲自2022年以来减少的俄罗斯管道气供应缺口。

土耳其海峡

土耳其海峡是一条狭窄且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连接地中海与黑海。该海峡横跨欧亚分界线，并由土耳其完全控制，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条水道组成。它是里海地区和俄罗斯向亚洲及欧洲市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重要通道。

2025年上半年，每日约有370万桶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经土耳其海峡运输，相当于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5%。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经土耳其海峡运输的原油和凝析油中，最大出口国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出口量合计增加了40万桶/日。这体现了俄乌冲突后贸易流向的调整，俄罗斯更多通过该通道向印度出口原油，哈萨克斯坦则增加了向欧洲输送的原油，使该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加勒比海与大西洋，是美洲之间最重要的海上捷径之一，也是全球成品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贸易的重要通道。尽管2025年经运河运输的石油及其他液体仅占全球海运能源贸易约3%，但其战略价值在于大幅缩短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至亚洲及南美西岸的运输距离，尤其适合中小型油轮运输成品油及液化气货物。

近年来，随着美国液化石油气产量增长及亚洲石化需求扩张，经巴拿马运河运往亚洲的丙烷、乙烷等货物流量明显上升，使该运河成为美国能源出口的重要外运通道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曾高度依赖该运河前往亚洲市场。

咽喉要道面临哪些威胁

1. 军事行动与安全阴影导致航运瘫痪

美以对伊联合军事行动爆发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核心反制手段，动用无人机、水雷、武装快艇等非对称力量，使途经该海峡的商业航运基本陷入瘫痪。伊朗试图通过切断这一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出口通道，向亲美邻国和全球经济施压，并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转化为对美谈判筹码。

在短期内难以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美国转而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向封锁，由此形成海上通道的“双重封锁”格局。

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的同时，曼德海峡的安全通行也成为新的风险点。伊朗官员曾威胁称，一旦战争进一步升级，曼德海峡也可能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被用作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而关闭。

事实上，伊朗战争爆发后不久，尽管曼德海峡尚未发生直接的物理封锁或袭击，部分全球主要航运企业已开始提前调整航线，避开曼德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等关键通道，改道绕行非洲好望角，以降低安全风险。

这些事件全面凸显出，全球战略咽喉在战争中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作博弈工具。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生动展示了海上咽喉要道的脆弱性：即便一方并不拥有强大的远洋海军，也足以通过导弹、无人机、快艇、水雷等非对称手段，使关键航道陷入瘫痪。

这种脆弱性不仅体现在非对称力量对航运安全的直接破坏上，也体现在冲突结束后的持续影响上。即使战争停火，关键航道也不会立即恢复安全，无论是在物理安全层面，还是在市场预期和航运企业风险偏好层面，威胁都往往具有长尾效应。停火并不必然意味着航运立即恢复，地缘政治冲突造成的安全阴影仍可能长期存在。

2. 收费、审查侵蚀自由通行规则

除了热战和直接袭击带来的安全阴影，部分海峡还可能被沿岸国家进一步工具化，被用作收费、实施管控乃至限制自由通行的工具。这意味着，全球航运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战争期间的临时中断，也包括自由通行原则被侵蚀的长期风险。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期间，伊朗革命卫队实际建立了类似“收费站”的机制：先对过往船只进行背景审查，排除与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有关联的船只；其他船只则需支付高额费用，才能获得护航通行，部分船只则经外交谈判后免费放行。

在与美方谈判过程中，伊朗将收费权纳入其十点停战方案，要求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管控权，并向每艘过境船只征收约200万美元通行费，用于战后重建。

伦敦圣乔治城市大学商法与海商法教授杰森·朱亚（Jason Chuah）表示，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既有的国际惯例，即天然海峡的过境权或无害通过权。这可能为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以及曼德海峡——树立不良先例。

近日印尼总统和财政部长相继借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一事，含蓄表达了印尼对马六甲海峡征收通行费的意愿，不过此番言论随后遭到印尼外长的公开否认。事实上，这并非印尼首次提出类似设想。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马六甲海峡海盗活动猖獗，过往集装箱船和油轮频遭袭击。由于难以有效管控本国漫长海岸线，印尼曾提出向过境船只收费，以筹集维护海峡安全的资金。但这一提议遭到新加坡强烈反对。

《经济学人》文章认为，既然这一想法已经被公开提出，而且引发广泛关注，可以预见，马六甲海峡问题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3. 其他地缘政治争端与大国博弈

即便未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也会持续塑造咽喉要道的风险格局。

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向巴拿马施压，迫使其终止香港企业和记黄埔对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端港口长达28年的运营合同，并将其转让给以贝莱德为首的美国投资者联合体。

这一事件背后有着更深的战略背景：早在2024年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就已将其看作全球战略咽喉竞争的关键区域。

4. 非国家武装力量骚扰

以胡塞武装、索马里海盗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长期以来是咽喉要道安全威胁的重要来源。

2023年11月加沙战争爆发后，胡塞武装以声援巴勒斯坦为由，对红海过往船只展开持续频繁袭击，迫使大多数船舶运营商放弃经由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的传统航线，转而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根据非营利监测机构“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的数据，截至2025年4月下旬，胡塞武装已在红海袭击超过250艘军用和商用船只，导致该地区航运流量大幅萎缩。抵达亚丁湾——即经曼德海峡连接红海的关键海域——的船只数量已较2023年水平下降70%。

事实上，胡塞武装早在2017年便开始在红海南部袭击船只，2018年对两艘沙特油轮的攻击就曾迫使沙特短暂中止曼德海峡通行。而在此之前，索马里海盗则是该区域面临非国家武装威胁的另一典型案例。自1994年发生首起劫船事件后，相关袭击活动持续蔓延，并在2007至2008年间迅速激增。

2008年11月，海盗劫持载有200万桶原油、价值约1亿美元的“天狼星”号超级油轮，使索马里海盗问题迅速进入全球视野。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根源在于陆上治理的彻底失序——国家崩溃、派系武装割据、沿海渔业资源争夺，共同催生了以海上劫掠为生的犯罪网络。

5. 自然灾害与意外事件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正在将咽喉点风险从地缘政治领域延伸至自然环境领域。2023至2024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巴拿马运河遭遇严重干旱，水位大幅下降，运河当局被迫将每日通行船只数量从38艘削减至20艘，后略微恢复至24艘。通行船只数量受限，造成船只排队、延误、运费上涨，并迫使部分货物改道苏伊士运河或绕行好望角。

2021年3月超大型集装箱船长赐号（Ever Given）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则是另一类事故风险的典型案例。长赐号在途经苏伊士运河南段单行航道时，因遭遇沙尘暴能见度骤降、强侧风导致失控，船头搭上运河东岸，横亘于仅265米宽的河道中，将南北双向航运完全封堵，持续六天时间。事件高峰期，超过400艘船只在运河两端排队等候。据估算，每天约有上百亿美元规模的全球贸易流量因此被迫中断。

缓解措施

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2026年发布的工作论文指出，针对海上咽喉要道的安全风险，各国政府、能源部门与航运业已从军事护航、替代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运营等多个层面采取了应对行动，与此同时，能源转型也正在从结构层面逐步重塑各国对咽喉要道的依赖程度。

1. 军事与海上安全机制

针对海上咽喉要道的安全风险，多国联合海上巡逻是目前最直接、最可见的应对手段。2004年启动的马六甲海峡巡逻倡议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联合参与，被证明高度有效，几乎消灭了海盗袭击的威胁。

在中东地区，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力量自2001年成立以来持续扩展。然而，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呈现出碎片化特征。2009年，北约与欧盟分别在非洲之角海域启动独立的护航行动，日本、印度、中国也各自派遣舰艇参与亚丁湾反海盗行动，形成多方并行但缺乏协调的局面。

2019年美国推动成立“哨兵行动”（Operation Sentinel）以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但欧洲国家因不愿与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绑定而未加入，随后法国主导的欧洲方案EMASOH于2020年在阿布扎比启动。

面对2023年至2025年间胡塞武装对红海的持续袭击，美国于2024年主导建立“繁荣卫士行动”（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美英随后通过“波塞冬弓箭手行动”（Operation Poseidon Archer）对胡塞目标实施空袭，欧盟则单独建立了防御性质的“阿斯皮德斯行动”（Operation Aspide）为过往船只护航。上述联合行动收效有限，未能实质性压制胡塞武装的袭击能力，红海航运直至2025年底停火协议达成前始终未能恢复正常水平。

上述历史表明，政治与安全利益的分歧使真正统一的多边海上应对极难实现。未来若要提升咽喉要道的安全保障效能，需要在现有框架基础上加强情报共享、整合现有力量，将分散的护航行动纳入更具约束力的协调机制。

2. 替代管道与基础设施

在军事手段之外，投资替代性运输基础设施是减少对特定海上通道依赖的另一重要路径。

目前已有若干在运管道提供绕行霍尔木兹的选项。沙特阿美运营的东西管道全长1200公里，经多次扩容后目前输送能力约达700万桶/天，可将石油从东部油田输送至红海沿岸的扬布港出口，在霍尔木兹受阻时提供部分替代。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将哈布山油田与霍尔木兹以外的富查伊拉港相连，容量约150万桶/天，是目前地理位置最为有利的绕行方案，富查伊拉港也因此发展为全球重要的加油补给与石油储存中心。

埃及的SUMED管道则是苏伊士运河堵塞时的唯一陆上替代选项，可将石油从红海沿岸的艾因苏赫纳输往地中海沿岸，日输送量最高可达280万桶。

此外，伊朗于2021年开通了戈雷赫至贾斯克管道，出口点位于霍尔木兹以外的阿曼湾，初始容量30万桶/天，但实现满负荷运行尚存挑战。

除上述在运管道外，还有若干停用管道理论上具备重新启用的潜力，包括途经沙特的伊拉克管道（IPSA，165万桶/天）、跨阿拉伯管道（Tapline，50万桶/天）以及从基尔库克至班亚斯的IPC管道（70万桶/天）。然而，每条管道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障碍或技术问题，短期内难以作为可靠备选方案启用。

需要指出的是，管道方案自身也存在风险。管道本身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亦可在关键节点形成新的脆弱性。

3. 商业航运层面的缓解措施

航运业自身也已形成一套应对高风险航段的操作规范。现行做法包括：在船舶内部建设“堡垒舱”等安全隔离空间，供船员在遭遇袭击时紧急躲避；根据威胁态势灵活调整航线与班期安排；在保险条款和运输合同中纳入战争风险条款；以及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船只配备武装护卫。

然而，上述措施均有其局限。引入私人武装护卫会增加船东的法律责任风险，且各港口对武器持有与使用的规定不尽相同，尚不存在统一的法律框架。战争风险保险费率在冲突升级期间往往会急剧攀升。以2026年3月美伊局势恶化为例，部分相关航线的市场报价由此前约0.25%的水平迅速升至船舶保险价值的1%至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