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铁链换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五年算白干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缅甸这边雨季刚过，寺庙后门那扇铁栅栏锈得厉害，住持让徒弟换了把新锁。我照样凌晨四点半起来扫地，扫到后门那儿，随手把门带上，一推——锁上了。我站在门里头，簸箕在外头，扫了半天的叶子堆在那儿，风一吹全散了。

我没钥匙。

去要，小和尚说钥匙在阿南达师兄那里。找阿南达，他说住持拿着。住持在做早课，我等了两个钟头，他出来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缅甸话，我没听懂。旁边有人翻译，说以后后门不用扫了，那边划给新来的几个沙弥用。

我愣了愣，说那我扫哪儿？

住持指了指前院。前院才多大？两百来平，还停着旅游大巴。我原来扫后门到围墙那一大片，将近小两千平，有芒果树有凤凰花，还有一口老井，井边青苔我一块一块刷干净的。前院那点地方，用不着专门请人扫地，几个小和尚轮流拿扫帚划拉两下就完了。

我没再说什么，回了住处。

我的住处是寺庙西北角一个小耳房，以前堆杂物用的，收拾收拾能住人。五年前来的时候，这间房子连门都没有，挂块布帘子，夜里壁虎叫得我睡不着。后来我自己捡木板钉了个门，从垃圾堆淘了个蚊帐，又拿塑料箱子攒了个桌子。桌上放一个电热水壶，一个搪瓷缸子，一把梳子。梳子上缠着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

这五年我换了六把扫帚。竹子做的那种，缅甸遍地都是，三千缅币一把，合人民币十块钱出头。用得最狠的那把，竹枝全秃了，杆子磨得锃亮，我没舍得扔，靠在墙角当个念想。

说来也怪，当初来的时候，谁都说我待不住。缅甸这地方，热起来四十多度，我一个北方人，头一年光中暑就中了三回，有一回直接倒在井台边上，醒过来发现脸上爬着蚂蚁。寺庙里的人要送我去医院，我不去，怕花钱。后来一个常来庙里的华裔老太太给我喝了碗姜汤，第二天又活过来了。

那老太太姓林，潮汕人，跟我说缅甸话的时候我也能蒙个大概。她说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跑这么远来扫庙？我说我在国内也是扫地，扫哪儿不是扫。她没再问。缅甸人有个好处，不刨根问底。

我不说，是因为说不出口。怎么说？说我儿子把我扔在老家三年没回去看一次？说我前夫再婚那天我躲在出租屋里喝了半瓶二锅头？说我在深圳的商场做保洁，被人指着鼻子骂“你个扫地的”？

算了，都不值当说。

我来缅甸是跟着一个劳务团来的，说是边境那边有活干，一天两百。到了才知道是建筑工地，搬砖和泥，我干不了。兜里还剩几百块钱，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这座庙。庙门口有个中国来的居士，看我蹲在路边啃馒头，问我是不是来找人的。我说不是，就是想找个地方待着。他说你要不嫌脏，庙里缺个扫地的，管吃住，没工钱。

我没犹豫，点了头。

头一年最难熬。不是体力上的难熬，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每天天不亮起来扫地，扫到日头出来，汗湿透一身，去井边打水冲个凉，吃早饭。早饭是稀饭配咸菜，偶尔有点炸豆腐。吃完接着扫，扫到中午最热的时候，回耳房睡一觉。下午再扫，扫到天黑。

一天一天，一模一样。

有时候扫着扫着，突然不知道自己在这儿干嘛。国内的朋友早就断了联系，手机欠费停机了，我也不想充。跟儿子最后一条微信是两年前的春节，我给他发了个红包，他没领，回了句“妈你别发了”。之后我再没发过。

夜里蚊子多，我把蚊帐掖得紧紧的，裹着毯子听外面的诵经声。缅甸寺庙早晚都诵经，男男女女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像一群蜜蜂。我听不懂，但听着听着就能睡着。

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习惯。习惯这里的热，习惯雨季一来连下半个月的雨，习惯赤脚走在石板上的感觉，习惯吃饭的时候用手抓。我甚至学会了几句缅甸话，“你好”“谢谢”“多少”，都是最基本的。林老太太教我的，她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好歹能跟人说句话。

我不怎么跟人说话。庙里来来去去的，本地的和尚，外国的游客，偶尔有几个从中国来的香客。他们看见我都挺惊讶，说你在这儿干嘛？我说扫地。他们说在这儿扫地给钱吗？我说不给。他们就不说话了，那种表情我看得懂，就是觉得我脑子有病。

我也懒得解释。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连我自己都想不清楚。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扫帚碰到地面的声音，哗——哗——那种声音让我踏实。比什么都踏实。

第三年的时候我攒了些钱。不是寺庙给的，是我偶尔给来庙里的中国人当向导，带他们逛逛周边，收点小费。缅甸这个地方，中国人来得不少，有来做生意的，有来拜佛的，还有来赌石的。我带他们去过大金塔，去过卧佛寺，去过几个玉石市场。都说我普通话标准，人也实在，给的小费够我花销。

我把钱塞在枕头芯子里，一点一点攒着，想着哪天万一要回去，好歹有点路费。

但心里清楚，回去干嘛呢？老家那间房子早就塌了，村里人还以为我死在外面了。儿子在城里成了家，我去过一回，儿媳妇连杯水都没给我倒。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在一个小区做保洁，攒了两个月工资，买了张火车票去看孙子。到了他家，儿媳妇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儿子在客厅坐了一下午没跟我说话。

那之后我就知道了，有些门关上了，就再也推不开。

就像我今天站在后门口，看着那把新锁一样。门没变，锁换了，我就进不去了。其实钥匙就在阿南达手里，我要是硬要，他也会给我。可我没要。

我说不清为什么没要。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是突然觉得，这五年扫来扫去，扫了个什么？叶子明天还会落，井台刷干净了还会长青苔，我在这庙里，像个没有钥匙的人，随时可以被换到前院，随时可以不存在。

回到耳房，我开始收拾东西。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毛毯，那个电热水壶，搪瓷缸子，梳子。枕头芯子里的钱掏出来数了数，合人民币三千多块。够了，够去边境，够回国内，够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扫地。

林老太太下午来看我了。她大概听说了后门的事，带了一袋子芒果，说最后一批了，再不摘就烂在树上。她坐下来，看我收拾东西，问我去哪儿。

我说不知道。

她说要不你去曼德勒，那边有个华人寺庙，也缺人扫地。

我没吭声。

她说你要是想回国，我帮你联系车，过了边境到瑞丽，那里有我亲戚。

我还是没吭声。

她叹了口气，说你在我们这儿五年了，比你待得久的中国人都没有。

我说林姐，这五年算我欠庙里的，我没别的东西给，这把扫帚用了最久，替我供在佛前吧。

她从耳房出去的时候天快黑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瘦瘦小小的，走得很慢。缅甸的黄昏很短，太阳一落天就黑，和尚们开始晚课，诵经声又响起来。

我关了门。

屋里只有我从国内带来的那个搪瓷缸子，白底蓝边，上面印着一行字：某某市环卫处先进个人。

那是我这辈子得的第一个奖，也是最后一个。2008年的事了，发了一个缸子，一条毛巾，还有三百块钱。三百块钱我请同事们吃了顿饭，缸子一直留着，磕了好几个口子，泡茶的时候会漏水。

我拿布把它包好，塞进袋子里。

寺院的钟声响了。开始是几声慢的，后来快起来，最后重重地停住。缅甸的钟跟国内不一样，国内的是铁钟，敲起来清亮，这边的是铜钟，闷闷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

夜里我躺在蚊帐里，听着外面的虫叫。壁虎又在叫了，咯咯咯的，像在笑我。我想起五年前第一天来的时候，也这么躺着，心想明天还在不在？后来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扫帚，走到门外，开始扫地。

扫着扫着，五年就过去了。

明天醒来，没有地方可扫了。

我把手机从抽屉里翻出来，充上电。它慢吞吞地开机，屏幕亮起来，还有百分之三的电量。通讯录里只有几个号码，大部分都打不通了。我翻了翻短信，最后一条是两年前的，儿子发的：妈你别发了。

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

手机自动关机了。

屋里黑下来，只有月光从木板缝里漏进来，细细的几条，落在扫帚上。那把扫帚靠在墙角，竹枝已经磨得很秃了，绑扫帚的绳子断了两根，我拿布条缠上的。

我翻身朝墙，闭上眼睛。

明天再说吧。明天去前院接着扫地也行，去曼德勒也行，回国也行。都行。反正到了我这个岁数，在哪儿不是扫地。

只是那把锁，卡嗒一声，听着真脆。

像当年我在老家锁门的声音。那年我锁了门，把钥匙放在门框上面，想着过几天就回来。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