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人曾是野战军首长，职务比一些大将还高，初定大将后改为上将|上将|司令员|大将|晋察冀|萧克

1955年授衔的趣闻一直是军史爱好者聊不完的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开国大将最终定了10位，却少有人知道最初拟定的大将名单里，有三位资历拉满的候选人最后改成了上将。这三位都当过野战军层级的首长，论早年职务，比不少最终授衔大将的人还要高。这里头的门道，可不是一句“论功行赏”就能说清的。

张宗逊的起点，在开国将领里算顶级梯队了。秋收起义就跟着部队行动，三湾改编之后，直接给毛主席做贴身警卫，毛主席休息他就在床边打地铺，寸步不离的日子一干就是很久，这份信任真的少有人能比。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升到了军长，抗战时期是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跟着贺龙在晋西北打鬼子，硬仗打了不少，是出了名的主力旅长。

1946年内战全面开打，张宗逊出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要带着晋察冀和晋绥部队打傅作义，一开始外围作战打得顺风顺水，拿下集宁之后，我军在局部已经占了兵力优势。本来趁着敌人立足未稳猛打，很可能打出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可指挥部考虑部队连轴转消耗太大，决定先休整一天喘口气。就这一天功夫，傅作义抓住空隙调兵反扑，稳住了防御，最后集宁得而复失，大同也没能打下来，华北战场的压力一下子陡增。

后来他调到西北，出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赶上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我军当时敌强我弱，任务非常艰巨。打西华池战斗的时候，我军本来有四倍兵力优势，奈何地形复杂敌人守备顽强，打下来没拿下既定目标，自身伤亡还不小，没能达成预期的歼灭战效果。之后中央调整西北指挥体系，彭德怀统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张宗逊改任副司令，他独当一面统帅战区的机会，也就到此为止了。授衔的时候关键战役的指挥表现权重很高，这两仗的结果，确实影响了最终对他的评定。

单论革命资历，萧克比张宗逊还要亮眼。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长征的时候带着队伍转战千里保存实力，立下的功劳不小。抗战一爆发，他就出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副职，这份资历放到哪个时候都够硬。

后来他受命去开辟冀热察根据地，当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员兼政委，那一块挨着北平天津，是敌后抗战的要害，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整合起来难度特别大。处理完高志远的事件之后，高志远部不少人员离散，冀东的力量受到不小挫折，后来邓华、宋时轮也陆续调到别的战场，萧克撑了很久，始终没能把根据地和队伍发展到预想的规模。他闲下来还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军事小说，这事本身没什么可指摘的，可在当时战局吃紧需要全力扩局的阶段，外界难免对他的精力分配有不同看法。

1942年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撤销，萧克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不再是一块大根据地的一把手。1946年晋察冀重建野战军，萧克出任司令员，这可是华北咽喉的核心岗位，打出来就能在授衔的时候占住高位。结果那几次作战都没拿到预想的战果，张家口承德相继失守，部队伤亡也不小，没多久野战军指挥机构就撤销了，萧克也离开了一线野战军指挥岗位。后来晋察冀野战军重建，司令员已经换成了杨得志，萧克更多转到军事教育方向工作。

萧克两次拿到关键区域一把手的位置，两次都没能彻底打开局面，这个结果，在大将人选的综合衡量里，是绕不开的因素。他的资历足够评大将，可独立指挥打开局面的硬战绩不够，最终定为上将，也是综合权衡的结果。放在今天看，也不能说这就是否定他早年的功劳，只能说名额有限，硬指标摆在那。

宋任穷和前两位不一样，他的主要贡献都在政治工作领域，不是一线军事指挥。他也是秋收起义出来的老资格，红军时期就当到了军政委，抗战时期在复杂的冀南根据地当政委，把政工工作做得扎扎实实，让部队在敌后站稳了脚跟。解放战争时期他当过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政委，后来还当了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妥妥的主力野战军政工核心。

翻遍能找到的战史资料，都找不到宋任穷有啥明显的失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稳稳妥妥，一点毛病挑不出来。他没能评上大将，和能力功劳没关系，完全是授衔名额平衡的结果。大将一共只有10个名额，政工系统只留了一个代表性位置，给了谭政，谭政是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之一，这个位置没人能替代。总得兼顾各个战略区、各个系统的代表性，不可能让政工系统占好几个大将名额。

宋任穷后来也没因为军衔影响发展，建国之后他一直在党政岗位担任要职，八十年代还进入了中央领导层，舞台反而比军队领域更开阔。对军衔这件事，他自己也从来没在意过，把精力都放在了党和国家的建设上。这份胸襟也确实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