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江良与他的母亲）
自从父亲离开后，我写下了一系列怀念父亲的散文，有朋友不解地问：母亲比父亲更伟大，为什么不写写母亲？对于那位朋友的看法，我并不认同。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和母亲同等伟大，只是给予子女爱的方式各不相同。作为一名写作者，理应感情丰盈，可我生性内敛，向来不擅长表达爱意，如今已年过半百，竟从未对父母说过爱他们。当然，我在心里深爱着他们，早在父亲离开前，写过若干关于父母的散文，其中写母亲的最早一篇可追溯到1999年。今天是母亲节，我将写母亲的散文结集推送，借此向天下所有母亲致以诚挚问候，并祝她们健康、平安、快乐！
——卢江良，2026.5.10于杭州
附：卢江良“母爱”系列散文（四篇）
○ 母爱的补丁（2017）
○ 母亲的鸡蛋罐（2008）
○ 编黄草篮的母亲（2006）
○ 娘住院的日子里（1999）
◆散 文
母爱的补丁
□卢江良
进入秋季，天变凉了，我从衣柜里翻出一双厚袜子，发现有一只的袜尖处补着一块补丁。虽然，那块补丁补在内层，并且补得很周密，穿在脚上根本看不出来，但终究是一块补丁。我刚要把它扔掉，但转而一想，还是忍住了。
那补丁，是母亲补的。
在今年春节前，因为帮我们带小孩，母亲一直跟我们住一起。在这整整的八年里，她除了接送小孩、买菜做饭、干家务，余下的时间就是替我们缝缝补补。而对于后者，我们对她颇有微词，是呀，都什么年代了，还缝缝补补！
然而，母亲不那么想，在她一贯的意识里，衣服要是破了，首先想到的就是缝补。当然，她也清楚生活条件改善了，不能让人觉得咱家寒酸，于是将缝补的对象，局限于外人瞧不见的，比如：袜子、短裤、背心、床单等。
记得，她的这种惯性做法，还让我“丢人现眼”过。有一次，我应邀去外地参加一个活动，主办方安排我们住双人间，跟我同室的是一个陌生人。到了晚上，我先去洗澡，洗好光着上身出来，发现对面床上的他，异样地瞅着我的下半身。
等到那人进去洗澡，我回想着他怪异的眼神，赶紧上上下下检查全身，猛然发现自己穿反了短裤，臀部处露着一大块补丁！想必那人觉得我穷得不行，都这个年代了，竟然还穿着有补丁的衣服。当即，我对母亲产生了一股怨气。
也正是凑巧。那次，我出差回到家，发现母亲正坐在床沿，不断用手拧着脖颈，一副痛不堪言的样子。我见状，问：“又颈椎痛了？”母亲说：“嗯。”我又问：“又补衣服了吧？”母亲如实回答：“我看你的几双袜子……”
未等母亲把话说完，原本遗忘的“补丁事件”，开始在脑海里翻滚，我不由地发火了：“你的颈椎痛也是自找的！衣服破了扔掉就是，还去补它干嘛？！”母亲听了，愣了一下，显然不高兴了，说：“你小时候，我补怎么不说了？”
我顿时语塞了。在我孩堤时，由于家在偏僻农村，父母要抚养我姐弟仨，经济压力大，生活困苦，我们穿的衣服，两三年才换一次新的，几乎每件都有补丁。在我的印象中，很多个夜晚，从睡梦里醒来，母亲尚在缝缝补补。
母亲见我没作声，补充了一句：“你们三姐弟，哪个没穿过我补过的衣服，现在大了忘记了？”我嗫嚅道：“那是以前，现在生活条件不同了。”母亲说：“不同了，就不用节约了？这么厚实的袜子，只是脚尖顶破了，补一下还能穿很长时间。”
我没有接母亲的话，讲述了“补丁事件”。母亲沉默了一会，说：“看到这么好的袜子、裤子，只破了很小的一个洞，我可扔不下手。你们觉得补过了，不想穿了，自己扔掉就行了。”我说：“那你以后不要再补了。”母亲说：“我已补惯了。”
之后，我和妻子发现破的衣服，就直接扔进垃圾桶，可事后总被母亲发现，她就从垃圾桶里提出那些衣服，惋惜地说：“这么好的衣服就不要了，要是以前，补一补还能穿好几年。”而对那些来不及被我们扔掉的破衣服，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缝补。
面对母亲缝补过的衣服，我总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不是很情愿穿，但终究舍不得扔，毕竟里面凝聚着母亲的汗水，我常常这样劝慰自己：既然母亲已补好了，那就先穿着吧，等下次破了，再扔掉它不迟。
就这样，直到现在，我穿的衣服中，有些还是母亲补过的，包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双袜子。不过，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对母亲的缝补，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它也许不只是一种节俭，更多的是母爱的延续吧！
2017年11月6日写于杭州
《浙江工人日报》2017.11.18
《柯桥日报》2017.11.19
◆散 文
母亲的鸡蛋罐
□卢江良
自从我成家之后，父母很少来杭州了。父亲要打理田地里的事，母亲则养了一大批家畜，俩人整天忙得脱不开身。父母没空来杭州，只得我回老家去。而我每次来回，总带着一只罐。那是一只糖果罐，透明的塑料制成的，外观呈现八棱形状，直径和高均在一尺许。
这只糖果罐，是母亲从大姐店里要来，专门用来装鸡蛋的。母亲在我结婚后，特地养了一群母鸡，大概有七八只吧。母亲养这些母鸡，是用来生鸡蛋的。而生下来的鸡蛋，全部供给我的小家庭。她认为城里卖的那些蛋，都是饲料喂的鸡鸭生的，没有什么营养可言。
土生土养的本鸡蛋，不要说在城市里了，就是在农村也极为稀缺。那些有产妇的家庭，听说我家养了一群母鸡，纷至沓来前往购买，但母亲总以“我养的鸡生的蛋，是给钢粮（我的本名）他们小孩吃的。”婉拒那些慕名而来的购买者，使他们无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然，偶尔也有那么一二个人，他们是我老家的邻居，缠着我母亲好说歹说的，母亲实在抹不开情面了，只得勉强答应下来，但数量不会超过十只。事后，她总会不无惋惜地对我说：“就是那个××，说了半天，只好卖给了她几只，要不还会多一些。”
有了小孩以后，我比以前忙了不少，不再频繁地回老家。每次回去那么一趟，母亲已积了不少鸡蛋。于是，如何在那只糖果罐里，装上尽可能多的鸡蛋，成了母亲最为头痛的事情。母亲也曾建议装上两罐，但我每次要拿的实在太多，她只得放弃了那个念头。
两罐拿不下，只能装一罐。母亲就在一罐里下功夫。每次我返杭州之前，她就早早烧好午饭，蹲在杂物间里装鸡蛋。她一只只小心放进去，一层又一层地叠上来，叠到已经叠不下了，发现跟罐口还有距离，便二话不说把放好的蛋，重新取出来再叠过，要么将蛋由横放改为竖放，要么由竖放改为横放，甚至于竖横交错叠放。反正都要蛋层离罐口，间隙小得实在不能再小，她才会满意地站起身。
好几次，我跟父亲饭都吃好了，她竟然还在装鸡蛋。有一次，我跟父亲实在看不过去了，对母亲的做法提出了异议。结果就是那一次，母亲发脾气了，冲着我们嚷：“我还不想多装几只！这些鸡蛋不装进去，时间放长了，还怎么吃？”她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和父亲也可以吃。
母亲舍不得吃鸡蛋，总要千方百计装进那只罐，让我拿到杭州给我们吃。但我每次从罐里取鸡蛋时，总免不了要搞破三四只。不是我出手重不小心，而是那些蛋挤得太实，你若不用一点劲，根本无法取出来。然而，我从未告诉过母亲。我怕母亲听了，以为不领她的情，徒使她伤心。
妻子是城里长大的，饮食习惯跟我不同。开始的时候，凡挤破的鸡蛋，她都随手扔掉，就连蛋黄散的，也作为废蛋处理。我劝说过好几回，她都充耳不闻。终于，有一年春节，我们回老家过完年，在临返杭州的中午，她目睹了母亲装蛋的过程。这以后，她不再轻易扔掉一只蛋，除非破得只剩下蛋壳的。
在我没有结婚时，父母曾多次说过，等你以后结婚了，在杭州买了房，我们也不住农村了，一起到杭州去，一家人住在一起。可等我买了房结了婚，特地为他们备好房间后，他们却动摇了起初的念想，依然留在了农村老家，为儿子一家生活得更好，继续忙碌和辛苦着。
他们奉献给我们的，不光光是本鸡蛋，还有土鸡土鸭，蔬菜大米，鱼肉水果……，所有的农产品。他们偶尔来趟杭州，总是肩挑手提的，恨不得把老家的一切，都搬来给我们享用。而当我们嚼咀着那些土产时，他们的脸上漾着欢快的笑容，似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然而，每当那个时刻，我的内心总是满怀愧疚，并会油然想起那只鸡蛋罐。我觉得自己对于父母，好像那只鸡蛋罐带回老家时，里面总是空空如也；而父母对于我，则像它刚被我从老家带出来时，里面装着满满实实的。
2008年12月16日写于杭州
《绍兴晚报》2009.1.16
《浙江工人日报》2009.4.3
《雨花·青少年刊》2009年第2期
《宜兴日报》2009.5.14
《21世纪新锐作家作品选·散文随笔卷》
◆散 文
编黄草篮的母亲
□卢江良
双休回到老家，都快中午了，母亲还没做饭，坐在堂屋中央，埋头在编黄草篮。母亲一年四季总忙个不停，除了与父亲下田地干活，空下来的时候也不闲着，要么在穿拉链，要么在绣鞋面花，要么在……，现在不知从哪接来了编黄草篮的活。
下午闲着没事，我呆在家里，一边跟母亲聊天，一边看她编黄草篮。编黄草篮是一项挺复杂的活，先要从种植的人家那里花八元一斤购来黄草，然后将每根黄草剖成若干片，再将每片撕成线般的数条。这样尚且不够，还得将每两条拧成一股细绳。等这一切准备就绪了，才可以着手编织。
那黄草篮看上去工艺繁杂，并非一般人编得了的。我好奇地问母亲：“这篮派什么用场？”母亲说用来装小型黄酒坛的。“那编一只得几根黄草绳？”母亲的回答使我吓了一跳：“八根！”要整整八根才能编成一只篮子。于是，我又紧接着问，那编一只能挣多少钱呢？“三角五分。”母亲说。我感到很失望。
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淡然地说：“三角五分倒随它，我现在担心的是，能不能卖出去呢！要是卖不出来，那么多篮可就白编了！”说着，转头朝边屋瞟了一眼。循着她的目光，我发现那间屋子里，散放着一大堆编好的篮子，估计有六、七十只。
我劝母亲，编一只黄草篮，要这么多程序，才挣到三角五分，不编也罢。母亲则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能挣点钱也好，少用一点你挣来的钱。以后老了干不动了，想挣也挣不了了。然后，喜滋滋地对我说：“要真卖得出去，也挺合算的，每天编的钱，买菜吃是够了的。”
听着母亲的“自圆其说”，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我的心头涌动。记得读高中时，我曾许下诺言，成家立业后善待父母，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牢记着那个诺言，并且不断地努力。然而，迄今十多年过去了，那个诺言不仅无法实现，反而显得越来越遥远。
二十五岁之前，我打工挣了一些钱，因开文印社花光不说，还借了很大一笔钱，后来让全家还了好几年。二十九岁以后，我在杭州又挣了一笔，原以为可留给父母了，实际上又是“镜花水月”，因为在杭城安家，买房、装修、结婚，那笔款简直是杯水车薪。这还不够，装修期间，为不耽误自己工作，还得劳驾六十岁的父亲，为我的新家“做牛做马”。
很多时候，我真不敢面对父母，因为从他们日益苍老的脸上，我越来越清晰地照出了自己的无能和自私。可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又能怎么样呢？偶尔，我也会在父母面前表露内心的愧疚，但父母总以博大的宽容来抚慰：你已经够孝顺了，不像别的儿子一切都得靠父母。那种时候，我的内心会更难受。
双休转眼过去了，我匆匆返回杭城。回到新家后，打电话给老家，接电话的是母亲。她除了嘱咐我们养好身体，不要太过节省外，突然欣喜地对我说：“黄草篮你走后卖掉了，每只卖了三角六分。来收的人说我编得好，所以每只多给了一分。”
我再次劝她别编了，省得经常闹头晕。母亲有头晕病，头埋久了就晕，厉害时整夜痛。可母亲不依不饶地说：“三角六分一只，我手脚快，一天编下来，也能挣个十来块，又不耽误做家务，算起来挺合算的。头晕了，我会停下来的……”
我放下电话，不禁热泪盈眶。我想到了下辈子，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做他们的儿子？不，不，如果真有下辈子，就让他们做我的一对儿女吧，让我来偿还这辈子欠他们的情。
2006年11月3日写于杭州
《绍兴晚报》2006.9.8
《齐鲁晚报》2006.9.27
《浙江工人日报》2006.11.17
《杭州日报》2007.2.26
获《新安晚报》“感恩母亲”大型征文活动纪念奖
◆散 文
娘住院的日子里
□卢江良
摘完春茶，娘明显地削瘦下来，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查出是甲亢。
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娘的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瘦得失了形，且开始浑身发黄。爹便陪着娘再次来医院。
经查娘是高过敏体质，治疗甲亢的药产生过敏损伤了娘的肝功能。确定了病症，那位医生要求娘当天就住院治疗，说否则有性命危险。
我和爹听罢都吓愣了！我全家除大姐生气时住过院，没有住院的经历，现娘竟病得要住院，内心的恐慌可想而知。
当天，因未带足够的钱，我托医院的一位朋友先安排娘住进了院，爹赶回家去取钱。晚上，我打电话回家，问爹钱准备得怎么样了？爹说准备好了。我听出爹的嗓子很沙哑，赶忙问，你怎么了？爹没直接回答，停顿了一会嘱咐道，你劝劝你娘，叫她不要担心。我应着，禁不住泪水涟涟，我担心娘的病。
进病房前，我去水笼头处冲了把脸，然后强装笑颜出现在娘的面前。这一夜，我始终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陪着娘聊天，并特意将娘的病说得很轻、很轻，心里却愁得发慌。
第二天，爹很早就来了，同来的还有大姐。大姐背着爹和娘，偷偷地告诉我，昨天回家，爹哭得很凶。她说她从未见爹如此哭过。我听了，心头发酸，泪水止不住在心田流淌。
这天，我们一刻不离地陪着娘。临近傍晚，大姐因家有不足两岁的女儿，赶回去了。爹留下来陪娘。
夜里，我回城里的租房。呆在异常冷清的租房里，我想着娘的病，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受像一只手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我担心娘会离我们而去，便再也忍不住二十岁以来第一次放声痛哭起来……
这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陪在娘的床边。那些天，我改变了写作养成的睡懒觉的习惯，每天天未亮就醒过来，再也无法入眠，起床赶往医院。那些天，常常是深夜了，我还呆坐在租房里，为娘默默祈祷，保佑娘的病早日好转。那些天，我的整个心里都装着娘的病，无心涉及其他，我觉得比起娘，自己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甚至于微不足道！
经过十天的住院治疗，娘的病终于基本好转了。当医生告知这个检查结果时，我心头攫着的那只手渐渐地放开了，脸上近半个月来首次露出了真正的笑容。
出院那天，天阴沉沉的，还飘起了霏霏细雨，但在我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晴朗。那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1999年11月写于绍兴
《绍兴共青团报》1999.11.18
《当代家庭报》1999.12.15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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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38444144（闲聊者请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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