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如今我六十五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沟壑纵横，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安了家，老伴过世六年，我一个人守着老家四间砖瓦房，日子过得清汤寡水。有亲戚劝我再找个伴儿，我说算啦，这辈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就够了，不用再折腾了。
人老了，就爱回忆。每次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脑子里的画面就像是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过。有时候梦里面，她还是当年那个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女知青，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赤着脚踩在水田里，回头冲我一笑，露出两颗好看的虎牙。醒来后就盯着天花板发呆，枕头上一片湿痕。
四十多年了，有些事情怎么都忘不掉。
那是1985年的事情，说起来，那年我二十六岁，在我们这十里八乡也算是老大不小还没娶亲的一号人物了。要说模样，不瞒你说，我身高一米八一，膀大腰圆，浓眉大眼，干活一个顶仨，这不是我自夸，村里老辈人都说我是十里八乡最好的人样子。家里嘛，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土坯房三间，靠着几亩薄田过活，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说亲的人来过几回，女方一听我这个穷家底儿，都摇头走了。这样一来二去的，我也就死了心了，想着这辈子就这样吧，守着爹娘，种种地，饿不死就行。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1985年夏天那个热得要命的午后，我的命就彻底变了。
我们村叫柳河沟，因为村子东边有一条小河，河边长满了柳树，一到春天柳絮飘得满天都是，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村子不大，七八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那年月刚刚搞包产到户没几年，地里刚刚有了点起色，家家户户都是拼了命地干活，指望着土地里能刨出个光景来。
那天天热得出奇，刚入夏，太阳就像个火盆子扣在头顶，连树上的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的。我刚从地里锄完苞谷回来，热的满头大汗，光着膀子端着一盆凉水往身上浇。正往身上打香皂呢，就听见村口的王瘸子扯着嗓子喊：“根生！根生！快点，村口来了个闺女，一大包东西扛不动了！”
王瘸子是村口的保管员，腿不好，平时爱管闲事，屁大点儿事都能让他弄得满村都知道。我心里还骂了一句：这王瘸子真是不长眼，这么热的天叫我去给人扛东西，我是你家的长工啊？
我赶紧冲干净身上的香皂沫子，套上一件汗衫，趿拉着破拖鞋就往外走。心里想着，反正是顺手的事儿，帮就帮一把吧，庄稼人有的是力气，不差这一回。
等我到了村口，王瘸子正站在一棵大槐树底下，一边用帽子扇着风，一边跟一个姑娘说着什么。那姑娘站在路边，一只手撑着腰，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旁边放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还有一个军绿色的旧帆布包，鼓得像怀了五个月的肚子，看着就沉。
我的脚刚迈出两步，步子就慢下来了。
这姑娘看着也就二十三四岁的年纪，皮肤白得不像话，不像我们这边乡下姑娘常年在太阳底下晒，一个个黑得像泥鳅似的。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下面是一条灰蓝色的裤子，裤脚上糊满了泥巴。脚上穿一双打着补丁的解放鞋，鞋带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那张脸，嗯，怎么都是要找个词来夸夸她，当得起“俊俏”两个字。鹅蛋脸，弯弯的眉毛，眼睛不大却亮晶晶的，像是山涧清泉一样透亮。鼻梁高高的，嘴唇薄薄的，因为热和累，脸上泛着一层好看的红晕，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贴着头皮，一头长发扎成两根麻花辫子，辫子尾梢绑着两根褪了色的红头绳，随着她大口喘气的动作微微晃荡。
说实话，我活了二十六年，还从来没在村里见过这样的姑娘，整个人干净得不像我们这土窝窝里的人。
“你是柳河沟的？”那姑娘抬起头看着我，喘着气问了这么一句。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浑身紧绷，嘴唇有些发干，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嗯，是，是这儿的。”
“我听说你们村小学缺一个代课老师，公社让我过来的。”她一边说，一边指着身边那几个大包小包，“我这包裹太沉了，实在扛不动了，你能不能帮我扛进村去？我不是城里来的娇小姐，可这一路走了十多里山路，腿都快断了。”
王瘸子在旁边帮腔：“根生这小子有的是力气，叫他扛，叫他扛！”
我二话没说，弯腰把那个最大的蛇皮口袋往肩上一甩，好家伙，少说也有六七十斤重，压得我肩膀一沉。又拎起那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对她说：“走吧，你跟在我后头就行。”
她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冲我笑了笑，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两个小酒窝在脸颊上一闪一闪的。“谢谢你。”
就这两个字，我的心脏也不知道怎么了，像被人拿锤子重重敲了一下，扑通扑通跳得厉害。我活了二十六年，还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感觉，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动了心的滋味，只觉得这姑娘笑起来真好看，像是夏天骤雨之后天边挂起的一道彩虹。
村头到村尾也就不到两里路，可我扛着百来斤的行李走在前面，腰杆子挺得笔直，走得雄赳赳气昂昂的。为什么？身后跟着这么一个城里来的俊俏姑娘，村里那些闲汉都伸着脖子看，我得让他们瞧瞧，我孙根生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城里的知青都求到我头上了。
到了村小学那排破旧的砖瓦房前，我把行李放下，那才仔细打量起这学校来。说是学校，其实就是几间漏风漏雨的土坯房，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报纸，年深日久的，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操场上长满了草，两个破篮球架歪歪扭扭地支在那里，篮板上的油漆早就掉光了，露出灰白色的木头，风吹雨淋的，都有点朽了。
她站在院子中间环顾了一圈，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失望还是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转过头来问我：“学校就这个样子？”
我点点头，“没办法，咱们就是穷地方，好几年没来过新老师了，以前那个老庙头，教了三十多年，去年走了，至今没有老师来，娃娃们已经一个学期没上过课了。”
学校交给了一对姓胡的老夫妻在帮忙看着，那胡大爷六十七岁了，老伴也六十多了，平时就住在学校旁边的一间小厢房里，给学校守守门、喂喂鸡。房东胡大爷早就接到公社通知说来了新老师，没等我说话，胡大爷就从屋里颠颠地跑出来了，对着那姑娘一顿嘘寒问暖，又指挥我们搬行李、割草打扫房间，七手八脚地忙了一下午，总算在两间空出来的房子里安顿下来。
我看她忙得满头大汗，安顿好之后天色已经擦黑了，我转身要走，她忽然叫住了我。
“你等一下。”
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来，捏在手里，有些不好意思地递过来，“辛苦你帮我扛了这么远的行李，这是谢谢你的，你拿着。”
我一看，当时就来气了，把她的手推回去，“嘿，你这姑娘，你当我们村的爷们儿是什么人？扛个东西还要收钱？我可告诉你，在你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庄稼汉有的是力气，但从来不拿力气管人要钱。”
她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那快活的神情陡然消失了，双颊泛起一抹不自然的红晕，显然我把她吓着了。
我当时心里就后悔了，我这说话嗓门大，又不是温柔人，哪能这样跟人家姑娘说话？可话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我挠了挠头，讪讪地说：“你别见怪，我这人就是个粗人，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往心里去。行李给你扛过来了就行，你休息吧，我走了。”
说完也不等她应话，撒腿就跑。
回到家里，晚饭我爹问我干啥去了，怎么浑身汗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我随口应付了几句，扒了几口饭就去院子里纳凉。可那一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全是那个女知青的影子。她笑起来时脸上那两个深深的酒窝，她低头那一瞬间的温柔，她递给我两块钱时那双清亮的眸子，翻来覆去地在我眼前晃荡，晃得我怎么都睡不着。
躺在竹床上，我翻来覆去地想：这是怎么了？多大的人了，怎么跟中了邪似的？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说是睡不着，还不如说是一大早就想着去学校那边看看。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去地里看看苞谷的长势，学校就在去苞谷地的必经之路上，顺路嘛，顺路。
到了学校门口，她已经在院子里了。
她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衬衫，头发扎成一根低马尾，正蹲在水井旁边洗衣服。旁边晾衣绳上已经挂了好几件洗好的衣裳，在晨风里轻轻摆动着。她的衬衫被汗水打湿了后背，紧贴着腰身，露出一截好看的腰条线条。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来，见是我，笑了。
“根生？你这么早就来了？”
我还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知道我叫根生的，大概昨天胡大爷跟她介绍的。我点了点头，“我去看看苞谷地，路过。”
“那太好了，”她站起来，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湿漉漉的手，一边说，“正好，你带我看看你们村的地吧。我从城里来，就是为了在这儿教书的，我觉得我还应该帮乡亲们种地，我一个人又种不动，你就带我去看看，看哪里能帮上忙的，都交给我。”
我忍不住笑了。
“你会种地？”我问她，“你一个城里的姑娘，在这山疙瘩旮旯里面种地？你见过锄头吗？拿过镰刀吗？分得清麦苗和韭菜吗？”
她不服气了，嘴一嘟，“我能学嘛！谁天生就会种地？你不也是学的吗？再说了，我一个姑娘，在这儿一个人吃住，我不干点活，干白食啊？”
她说得一本正经，我也就没法说什么了。“那你跟我走吧，苞谷地就在前面，你帮我锄锄草，也算是活儿了。”
她高兴极了，拿起一把锄头就跟我出了院子。可没走几步，她就出了洋相。那颗锄头的铁面足足有八斤重，我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她一拿就不行了，刚开始她用一只手提，像提一只死猪，迈不开腿。后来改成两手抱，又像抱一个烫手山芋，走没两步就喘上了。最搞笑的是，她不小心把锄头铁面杵在了自己的小腿肚上，疼得她“哎哟”一声蹲了下去，眼泪汪汪的。
“这破锄头太沉了！”她揉着小腿肚，一脸委屈。
我实在没忍住，哈哈笑了起来。“我说你种不了地你偏不信，你回去吧，我自己去。”
她不干了，非要跟上。没办法，我把锄头接过来自己扛着，让她空着手在后面跟着。到了苞谷地，我开了头，一锄头一锄头地把土翻开，把杂草从根部铲断。她倒也没闲着，蹲在地里用手拔草，拔得满头大汗，手心磨出了好几个水泡，一声不吭。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磨破了皮，红彤彤的，有几处已经渗出血来，看着就疼。可她愣是没叫过一声苦，没喊过一声累，像只小蚂蚁一样，蹲在那里认真地拔着草。
中午我娘知道来新老师了，非让我把人叫回家里吃饭。我拗不过娘，就把她领回了家。饭桌上，我娘看着她手上的血泡，心疼得眼圈都红了。
“我的亲娘嘞，你这手还怎么教书啊？根生你也真是的，她一个姑娘家，你让她拔那么多草干什么？你一个大男人不会多干点儿？”
我娘一边骂我，一边给她手上涂了红药水，又拿干净的布条给她包扎好了。我爹倒是没说什么，就是闷头抽着旱烟，时不时地瞟她一眼。
她在我家吃完饭后，对我娘千恩万谢，一口一个“婶子”叫着，把我娘叫得眉开眼笑，直说这姑娘懂事，不像那些城里人，一个个趾高气扬的。
我也没当回事，心想这姑娘也就是三分钟热度，过两天就该腻了。
可我错了。
从那天开始，她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柳河沟，安安心心地教起了书。那村小学虽然破，可她教得特别认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拢共也就二十几个娃娃，她一个人把所有的课都包圆了，语文、数学、唱歌、画画，样样都教得有模有样的。
村里的大人一开始觉得新鲜，看城里来的老师模样俊俏，上课又好听，下课了还追着孩子们玩，比以前的老师活泼多了。后来看着人家长得白白嫩嫩，却一点儿也不娇气，挑水、洗衣、生火做饭，样样都自己来，让人一下子对这个城里来的女知青刮目相看。
村里那些光棍汉就更不用说了，有事没事就往学校跑，今天帮修门窗，明天帮挑水，后天再送两棵白菜，各种献殷勤。我看到心里面泛起一阵说不清楚的翻涌感，就像有蚂蚁在肠胃里蠕动似的，有些发酸，又有点发涩，整天扭扭捏捏的，怕撞见她，撞见了又慌里慌张话也不会说。
我娘看在眼里，有一回在灶台边烧火做饭的时候，悄悄跟我说：“根生，我看你这几天有点儿不对劲啊，是不是看上人家城里来的老师了？”
我当时正在灶台边剥蒜头呢，一听这话，手上剥了一半的蒜头差点没掉地上，赶紧别过脸去，支支吾吾地说：“瞎说什么呢，人家是城里来的，我哪高攀得上？人家见过大世面的，能相中我一个满腿黄泥的种地汉？”
我娘笑着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可我娘说的没错，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那天之后，我每天早上都会故意绕路经过学校门口，看看她是不是又在院子里洗衣服或者读书。有时候正好碰见了，就说上一两句话，问一句“吃了吗”或者“今天忙不忙”，然后就红着脸快步走开，跟做了亏心事似的。
有一次我扛着锄头路过，正好看着她蹲在地里种菜。只见她把买回来的茄子秧苗一棵一棵轻轻地埋进自己用锄头挖出来的小坑里，再用那双水灵灵的小手覆上泥土。那是她用笨笨的手劲儿干出来的活儿，满手是泥巴，脸上不小心也蹭上了一点儿泥糊，活像一只小花猫。
她转头看见我，朝我挥了挥满是泥巴的手，笑着说：“根生快来看，我把茄子种上了，明年咱们就有地三鲜吃了！”
我站在篱笆墙外面，阳光落在她的肩膀上，亮晶晶的，她的笑一如我第一天见到她那样美好，带着深深的酒窝和弯弯的眼睛，活像是画上的人。
那一瞬间，我的心彻底沦陷了。
我捂着胸口蹲下来，心说完了完了，你孙根生这辈子算是载在这个女知青手里了。
两个人的关系是慢慢熟络起来的。她小名叫苏青，比我大一岁，是省城下来的知青。说她高中毕业那年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的尾巴，分到我们县里，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到了柳河沟。
苏青的爸爸妈妈都是省城机械厂的工人，家里只有一个弟弟还没成年。她插队这两年，爸妈放心不下，隔三差五地写信来，每次她读到那些信，眼睛里都亮亮晶晶的，有时候还会悄悄掉眼泪。
苏青说，她本来有机会招工回城的，去年县里给了她们公社几个指标，她排在前面的几个人都走了，轮到她的时候，指标用完了。她不服气，主动申请到最偏远的柳河沟小学当代课老师，她说，她不能在城里扎根，就在农村三尺讲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听完她说的这些话，心里面泛起一阵五味杂陈的感觉。一方面，我敬佩她的毅力和理想；另外一方面，我听不明白她说的那些话，什么价值不价值、意义不意义的，那些东西离我一个种地的庄稼汉太遥远了。
我只知道，我看着她眼睛里闪着光说话时，我的心跳就会加快，那种感觉很好，又让人很难受，说不上来。
我能够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帮她分担一些农活。别看苏青天天说自己能行、能种地、能受苦，那都是嘴上的劲儿，一到地里，那点子劲道就全使不上了。
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帮她干农活，是她刚来的第二个星期。那天下午放学后，她把几垄地翻了一遍，翻得歪歪扭扭，像被猪拱过似的，累得她腰酸背痛，弯着腰站在田埂上直捶腰。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就那点小身板，能把地翻成这样也不错了，”我把她手里的锄头拿过来，“你边上歇着吧，我来。”
苏青一开始还不服气，嘟囔着“谁说我翻得不好”，可看我几锄头下去，土地就服帖了，板结的泥土瞬间变得蓬松绵软，她的嘟囔声也就小了。
从那天起，我帮苏青干农活算是开了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帮她翻地、播种、浇水、除草、追肥，只要能干的活，我全包了。苏青一开始还客气，给我倒水、搬凳子，有时候硬塞给我一包从城里带来的糖果，我不好意思要，她就硬塞到我口袋里。
后来，苏青不肯了，觉得欠我的太多，愁眉苦脸地对我说：“根生，你自己家里就有那么多的活要干，还跑来帮我干，你累不累啊？我可不能白让你干这干那的。”
“你可是我见过的大好人，你帮我这么多，要不这样，”苏青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你每个星期来给我上两堂文化课，教你读书认字，农活你帮我干，就当学费了，好不好？”
我当时愣住了，教书？让我这个大老粗认字？我从小就不爱读书，连小学三年级都没念完，就认了几个字，那些课本上的字，十个里面能认出一半就不错了。再说了，家里爹娘年纪大了，活路又多，我哪有那个闲心思读书？
“你看你，”苏青见我不吭声，急了，“你帮了我这么多，我心里过意不去，你要是不答应，那以后我的活你就别管了！”
“我……”我张了张嘴，最后还是答应了，“行，你说了算，但是你别指望我能学会多少，我这脑袋啊，比石头还笨。”
苏青听我答应了，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拍起手来。她还不知道，我答应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她想还我人情，更是因为我心里有鬼——如果不答应，她就真的不让我再帮她干活了，不能帮她干活，我就少了跟她待在一起的机会。
我特别害怕她想疏远我。
就这样，每周两个晚上，吃过晚饭后，我就往村小学那边跑，坐在苏青那间亮着煤油灯的屋子里，瞪大了眼睛看她拿铅笔在田字格本上一笔一划地教我写字。
她坐在我对面，煤油灯把她的脸映得红彤彤的，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两扇扇子似的阴影，她教我拼音，一遍不会教两遍，两遍不会教三遍，耐心得像她给孩子们上课一样，从来不发火。
“这个字要横平竖直，”她指着本子上我写得歪七扭八的字，皱着眉头，“横就是横，竖就是竖，你看你写的这一个，都快跑到本子外边去了。”
“我力气大嘛，”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拿锄头拿惯了，拿笔就不听使唤了。”
苏青被我逗笑了，“那你把笔当成锄头，慢慢写，不着急。”
我也跟着笑了，笑得像个傻子。
可我真的像个傻子吗？不是的，我心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那些个夜晚，我第一次感觉到知识的力量，感觉到有一束光芒照进了我心里面那片灰蒙蒙的土壤里，那些方块字，那些加减乘除，那些苏青教我的英语字母和单词，起初我觉得无聊，后来觉得有意思，再后来，我变成了渴望，变成了盼着这两个晚上的到来。
因为只有在那个煤油灯的昏黄光芒下，我才可以光明正大地看着她，听着她轻柔的声音，闻着她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香皂气息，把自己沉浸在她那个人世界里。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我隐隐约约觉得，苏青对我的感情也在慢慢地变。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也许是她给我倒水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水递到我嘴边，也许是她帮我把肩上扛着的锄头放下时会不经意地碰到我的手臂，也许是我帮她插秧时她看着我的背影很久很久，久到我不经意转过头来的时候，她慌张地低了头，脸和耳根子红了一片。
我确定苏青对我们的这段关系也有了一些小心思，是在那年秋天。
那天傍晚，我们在河边洗脚，夕阳照在河面上，金波闪闪，好看得不像话。她光着脚丫子踩在水里，两只白生生的脚在水里顽皮地蹬着水花，忽然开口说：“根生，你愿不愿意留下来，我一个人种不动地，咱们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你说好不好？”
她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跟河水流淌的声音混在一起了，可我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像敲在了我的心尖上。
我当时正在穿鞋，手上的动作一下子定住了。
我心里面像是有一只鼓在被重锤不停地擂响，咚咚咚的，震得我胸腔发闷，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留下来？她是说让我一辈子留下来？一起种地，一起吃住，这是要跟我过日子吗？
我心里乱成了一锅粥，脸上火烧火燎的，那场梦一样的画面在我脑子里旋转着——苏青穿着红嫁衣站在我家的堂屋里，我爹我娘笑得合不拢嘴，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喝喜酒，锣鼓震天响，鞭炮噼里啪啦地响。
可我很快就从梦里醒了过来。
她怎么可能会嫁给我呢？她是城里的知青，是见过世面的人，来农村不过是暂时的，她说过她还有一个梦想，要当老师，要把这里的孩子教得有出息，她怎么可能安心一辈子留在这个穷山窝窝里呢？
这是她人生路上的一个逗号，而我，什么都不是，随时可能被擦掉。
我抬起头来看着她，夕阳的光打在她白皙的脸上，一切都那么清晰，清晰得就像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墙头上盛开的那丛野菊花，我想摘下，却始终够不着。
“我说不清楚，”我低着头，声音闷闷的，像从茅草缝里吹过的风，“你今后会去城里安家的，还会嫁一个门当户对的城里人，你在这儿只是暂时的，将来你会后悔的。”
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像是有一盆冷水浇在脑袋上，让我清醒过来，又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喉咙，让我喘不过气。
苏青眼里的光迅速暗淡下去，刚才的那层红晕褪得干干净净，脸上只剩下月光一样的惨白。她沉默了好久，嘴唇微微翕动着，那水花声不断在脚边回响，打碎了我们之间的一层薄幕。
终于，她低声说了一句：“是你后悔，还是你觉得我会后悔？”
我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一宿没合眼，脑子里面乱成了一锅粥。
理智告诉我，苏青是城里人，迟早是要回去的。就算她现在对我有点意思，最多也就是在乡下寂寞了，不过是想找个人依靠一下罢了。等我帮她把这个秋天的庄稼收了、冬天的柴火烧了，她拍拍屁股走了，我还能上城里找她不成？
可感情上又有一个声音在说：你一辈子未必能再遇到苏青这样的人了。她漂亮、善良、有文化、能吃苦，她甚至愿意教你读书认字，她嫌过你穷？嫌过你没文化？从来没有。她看你的时候，眼神里没有看不起的意思，只有温柔和光亮。这样的人走了，你还能遇上第二个吗？
心里面像有两个人在打架，你一拳我一脚，打个天翻地覆，整整一夜不得安宁。
第二天天没亮，我顶着一脑袋的乱麻，趿拉着拖鞋就出了门。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我靠在树根上又站了很久，最终一跺脚，朝村小学跑去。
苏青的门已经开了。
她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双臂抱着膝盖，看来也是一晚没睡。见了我，她站起身，脸上没有笑，也没有哭，就是那么定定地看着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
“苏青，”我走到她面前，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嚅嗫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想了很久，我想好了，我不走，我赖也得赖在你这儿。”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脸胀得通红，不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黄泥巴，双手攥着衣角，攥得出汗。
苏青没有说话。她抬起头来，看了我好一会儿，呼地吐出一口气，眼里像有星星坠落，嘴角慢慢翘起来。她忽然伸过手来，抓住了我的手指，十根手指，根根修长，白玉石一般的滑腻，她用力地扣紧了我粗糙得像树皮的手指，怎么也不松开了。
“你要是赖下来，就别走了，”她颤着声音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好好种地，好好教书，好好过日子。”
我大着胆子望着她，轻轻“嗯”了一声，反手也将她的手指扣紧，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握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那一刻，我知道，我这辈子算是交代在这个女人手上了。
我把和苏青的事告诉我爹我娘的时候，我娘当时就哭了出来，不是难过的哭，是高兴的哭。她说她早就看出来这孩子心里头有我，自从我来过教她几回书后，苏青每次上咱家来都特别勤快，扫地、擦桌子、帮我喂鸡喂鸭，什么活都抢着干。我娘还说，有一回大年三十，我爹让她喝酒，她一口闷了一盅白酒，脸胀得通红，摇摇晃晃地走到院子里去扫雪，把整个院子扫得干干净净。
“这孩子知道自己笨，怕被嫌弃，所以什么都肯干。你看看她那双手，以前白白嫩嫩的，现在全是茧子，我都心疼。”我娘说着说着抹了眼泪，“她一个城里姑娘，能跟着咱受这样的苦，那是咱前世修来的福分，你能娶到她是你的造化！”
我爹在旁边没怎么说话，就是抽着烟袋，沉默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人家是城里人，你要是把人娶了，就得对人家好，要是欺负人家，别怪我老头子翻脸不认儿子。”
我连连点头，心里高兴得跟喝了二锅头似的，飘在半空中，落不了地。
我兴奋得发了一整天的高烧，第二天一早从床上爬起来就往村小学跑，苏青正好在收拾课本，见我来了，吃了一惊，问我怎么不在家休息，病得这么严重别到处乱跑。
我笑着说：“我这是兴奋病，看到你就好了。”
苏青白了我一眼，没有接话，耳朵根红了，红得像门口的鸡冠花。
我当然知道，在苏青心里面，这段感情也不仅仅是甜蜜的，她的心里面也藏着深深的顾虑和阴影。我没问过她，但我看得出来，她有时候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和失神，好像在担心什么东西。有一天半夜我和苏青坐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看月亮，她突然问我：“你就不怕我哪天走了，回去城里再也不回来了吗？”
“怕，”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她，“可你答应过我的，要留下来跟我过一辈子。我信你。”
苏青把脸埋进我的胸口拱了拱，像个撒娇的小猫，吸了吸鼻子说：“我不会走的。”
我把怀里的她搂得更紧了些，下巴抵着她的发顶，看着满天密匝匝的星斗，心里头又甜又酸。那一刻我想，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要守着她。
我和苏青的好事终于定下来了，那年大年初六，村里好几十人汇聚在苏青和我的那座土坯房里，吃了一顿认亲饭，正式敲定了这门亲事。
虽然还没有正式拜堂办酒席，但在柳河沟这样的小地方，认了亲，就算是把婚定下来了，八九不离十了。村里那些光棍汉们一个个羡慕得流哈喇子，说孙根生这个穷小子走了狗屎运，天赐了一个仙女儿当媳妇。还有人说酸话，说等苏青分到城里的工作指标，肯定一脚把你甩了，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苏青听了这样的话，气得不轻，好几次要冲上去跟人家吵架，被我拉住了。
“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嘴长在人家身上，你管不了的，”我对苏青说，“只要你心里有我，我什么都不在乎。”
苏青眼眶一红，嘟囔了一句：“我当然心里有你，我想陪你一辈子的。”
看着她的眼神，我鼻子一酸，差点没能忍住，努力挤出笑容来，在她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
这辈子，值了。
认了亲后，我跟苏青的日子越过越踏实了。我天天往地里跑，她天天往学校去，虽然日子清苦，可相依为命，也算得上农家乐。可说实话，我心里头最盼望的还是每天晚上那两堂识字课。因为在那些时光里啊，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甜的。
苏青说我进步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就学会了好几百个字，基本的读写没有问题了。我不信这话，觉得她是哄我的，可有一回她故意在桌子上放了一本没有配图的故事书让我念，我竟然歪歪扭扭地念下来了，虽然有些字不认识要问她，可心里那份暗暗涌动的欢喜和雀跃，让我相信她是真心为我骄傲的。
“你要是早生二十年，肯定能考上大学，”苏青经常这样说，“你这脑袋瓜不笨，就是没遇到好老师。”
她说这话的时候，煤油灯映着她的脸，闪着晶莹的光，像是庙会上的红灯笼，让人觉得温暖又安静。
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
可我心里面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那种幸福像是蜜糖泡着玻璃杯，舔着是甜的，可是轻轻一碰就碎得满地都是。
1986年的春天，闹心事来了。
那天下着小雨，我正在地里撒化肥，王瘸子又从村口颠颠地跑来，隔着老远就嚷：“根生！根生！不好了！公社来人了，要把苏青带走！”
我手里的化肥袋子一松，白花花的化肥撒得一地都是。我扔下就朝村口跑，两条腿发软，差点在路上摔了跟头。
到了村口，果然看见一辆绿色的大解放牌汽车停在路边，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站在苏青旁边，手里拿着公文袋。苏青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纸一样，手里握着一封信，嘴唇不住地颤抖着。
“根生，”苏青一见我就哭了，“他们说我爸妈托人给我找好了接收单位，省机械厂给我留了一个名额，让我马上回去办手续，月底前必须到厂里报到，不然就不作数了。”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炸开了，像被雷劈了似的，眼前一黑，踉跄了两步，差点没站稳。
省机械厂的正式指标，那可是铁饭碗啊，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要都得不到的东西！苏青在乡下待了好几年，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她终于可以有城市户口，当上正式的工人，领工资，分房子，她的后半辈子就稳了，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在这穷山窝窝里面烧着柴火、踩着泥巴、啃着窝窝头，看天吃饭，没有一个安稳的未来。
而我能给她什么？几亩薄地，三间土房，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钢镚儿，连个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还有干不完的农活，和一眼就能望到头的苦日子。
“根生，”苏青扑上来抱住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要走，你不要赶我走，我要留下来，我要跟你在一起，什么省机械厂、什么工人，我通通都不要！”
我慢慢地抬起手来，环住了她的肩膀，把她整个人搂进怀里，喉咙哽得像塞了一团浸湿的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那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我们两个人的脸往下淌，分不清到底是雨，还是泪。
我记得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成千上万的知青都挤着要回城去。1978年底，中央调整了政策，知青可以因病、因家庭困难返城，那一年光北京市就涌回了四十万待业青年，街道办事处的院子里站满了等着找工作的人，一个国营工厂的招工指标出来，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个人在抢。
苏青等了大半辈子，终于等来的，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我和苏青的那些幸福日子就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中按下了暂停键。苏青被临时安排住在公社招待所里，等省城的单位那边处理好接收手续，就让她回去正式上岗。她不愿意去，躲在那间昏暗潮湿的小房间里哭，天天以泪洗面。
我和苏青之间就此被拉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不管愿不愿意，能不能接受，命运的风浪终于还是砸在了我面前。
苏青不在的那些日子，我不再早起绕路去村小学了。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在家发呆，连跟爹娘说话都没什么力气，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我爹看出我的不对劲，晚上把我叫到跟前，问我说：“你爹我是个老庄稼人，一辈子窝在山窝窝里，没啥大出息，你的事情我也不想多管。可你是我儿子，我不能看着你这么消沉下去。苏青这孩子是好孩子，可她跟咱们不一样，她的人生上面没有柵栏，不能拦着她。”
“爹，我没想拦着她。”我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我爹深吸了一口烟，把烟灰磕到地上：“我知道，可你这心里头别总惦记着这事儿，她把你这辈子都记着就好。有些东西咱们留不住，攥得越紧越留不住。”
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一潭老井里的水，可我知道他心里比我难受一万倍，他一直挺喜欢苏青的，早就把她当儿媳妇了。
可留在我们这个小山沟沟里，她和一只被困在泥潭里的蝴蝶有什么区别？
没过几天，村里就传开了闲言碎语。张婶李大妈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说闲话，说苏青那个城里姑娘早就想走了，这次不过是有个由头而已，咱们这种穷地方，谁稀罕呀。还说那些酸话，有的大概是说苏青是个没良心的，骗走了根生的心，转身就攀了高枝去了。
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头像是被人拿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可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苏青走不走跟我半分钱关系都没有。
我也想苏青了，也许她在省城过得好好的，有了体面的工作，住进亮堂堂的单元房，结交了新朋友，三五年后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城里人，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那我呢？我会一直在柳河沟种地，像我爹一样当一个庄稼汉，脸朝黄土背朝天，娶一个同样在泥巴里刨食的女人，过一辈子的苦日子，在心里面把她当成过客，还是把她封存在记忆深处，做一个永恒的美梦？
我想不通，也想不透，只觉得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1986年4月的那个下午，苏青忽然出现在我家的院子里。
她穿着一件薄棉袄，头发散在肩膀上，风尘仆仆的，嘴唇干裂，眼睛红肿肿的，一看就是哭了很久。
“根生！”
我爹我娘当时也在院子里，苏青这一声吼把他们都吓着了，蹭地站起来，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苏青红着眼睛跑到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程序文件举在我面前，那双眼睛直直地望着我，看得我脊背都发凉。
“我不走了！”苏青的声音发着抖，却带着一种果断的、不容置疑的决绝，“这是撤回申请的文件，我已经填好了，我这辈子就跟你过了！城里的工作在你这儿就是一张废纸！”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嘴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像一条被搁浅在岸上的鱼，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你疯了吗？”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一个稳当的工作你不要了？以后老了病了你怎么办？回城的指标有多难受你知不知道？你不能糊涂啊！”
苏青咬着下唇，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不断滚落下来，可她的眼睛却像两颗烧红的火炭，亮得灼人，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如果非要让我在全世界的铁饭碗和你之间做个选择，我苏青这辈子选你！”
院子里的鸡鸭被我这阵势吓得到处乱跑，咯咯直叫，我娘扶着门框，老泪纵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爹点燃了旱烟，吸了一口，又吸了一口，像是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声音梗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你说你个死丫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
苏青扑上来抱住了我，我感觉到她的眼泪落在了我的手背上，一颗接着一颗，又烫又凉。
我紧紧抱住了她的肩膀，把头埋在了她厚实的头发里，狠狠地吸着她头发里那股好闻的气息。这是我们认识这么久以来，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抱她抱得最紧的一次。
“我不傻，我比谁都清醒。”苏青的声音闷闷地从我怀里传来，像隔着一层厚棉被，可每一个字都清晰地砸在我心里。
我爹在旁边使劲抽了一口旱烟，声音有点颤：“青儿，不是叔不疼你，可是你想好了吗？你这一辈子，就绑在我们这个穷家了。”
苏青从我怀里抬起头来，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冲向我的家人们，脸上倔强得像是雷打不动的太行山：“叔，婶，我想好了好几个月了，睡梦里都在想，清醒的时候也在想，最后我想明白了——没有根生，我回城里照样活不好；有了根生，在这山沟沟里我还能活出一家子的幸福来！”
我娘再也忍不住了，笑着一把将我们俩都搂进怀中，嘴上说着“好好好，我总算没白疼你”，那眼泪像决了堤的水一样往外涌。
村里人听说了苏青放弃回城的事，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这姑娘真够傻的，铁饭碗不要非要嫁个大老粗，以后有她后悔的。也有的夸她有情有义，在这个年代太难得了。还有些混账说苏青八成是肚子里有货了才不肯走的，不然谁愿意在乡下受苦，差点把我气疯了，要不是被人拉着，我真要冲上去和那几个多嘴多舌的混蛋理论。
苏青没有在意，她说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什么说什么，她只想跟我好好过日子。
那次风波之后，我和苏青的感情反而更深了，像两块被风浪冲刷过的石头，磨去了所有的棱角，严丝合缝地嵌在了一起，再也没有分开的可能了。
转眼到了1987年春节，我和苏青正式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请了几桌亲近的亲戚朋友，杀了两只鸡，炖了一锅肉，蒸了一屉馒头，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贴上了红彤彤的对联和窗花。苏青穿上我娘给她缝的大红棉袄，头上的绒花是我在赶集的时候花了两块钱买的，不值钱，可她戴在头上，笑得跟新娘子似的。
那天敬酒的时候，我娘拉着苏青的手，眼含着热泪，跟她说：“青儿，以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了，这家里头的活儿呢，你不用太操心，放着让根生干就行，他要敢对你不好，你尽管来找我。”
苏青不住地点头，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我爹在旁边端着酒杯，手微微颤抖，却始终笑着。
新婚之夜，客人都走了，院子里重新安静下来，月亮躲在云层里，隐隐约约的，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
我脱了外套，苏青坐在床边，低着头，不知是在看自己的手指，还是在想心事。
“苏青，”我轻声叫她。
苏青抬起头来看我，脸颊红得像喝了二斤烧酒，那双湿润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流转着光。
说句不怕你们笑话的话，我孙根生这辈子不贪心，老天爷能让我在那个天热得要命的午后碰见苏青，让我帮她扛那一趟行李，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也许这一路上会有点累，但我觉得值，特别值。
婚后的日子就跟村里其他夫妻差不多，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有甜有苦，有说有笑。
白天我在地里忙活，苏青在学校教书，放学回来就忙着帮我娘做家务，喂鸡喂鸭，操持一日三餐。晚上吃过饭，我们俩关上门，我趴在桌上练字，她批改学生的作业，煤油灯把屋子照得暖烘烘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日子虽然清苦，可心里踏实。
日子虽苦，苏青却从不抱怨。即使后来阴雨天她关节炎犯了，疼得满头冒冷汗，她也咬着牙，不当着我的面喊疼——那都是以前在农村风里雨里累下的老毛病。
我曾经写过一个条子贴在墙上：“一亩三分地，两只手刨食，三更有梦来，四季有你在，不羡鸳鸯不羡仙。”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苏青说像小学生写的，可她还是拿框子装裱了起来，挂在床头，说这是我们家的座右铭，要给将来的孩子们看。
孩子们说来就来，1988年苏青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孙忆青。忆青忆青，牢记苏青，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这点儿文化水平，儿子要叫忆青，时刻记着他妈的恩情。
苏青生娃那天，疼了整整一夜，我在产房外面等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转，把医院的水泥地都磨出痕迹来了。后来护士抱着孩子出来，说“恭喜你，是个小子”，苏青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浑身像被水淋过一样，脸色发白的像是窗外的月光，可她的手一直拉着我的手，眼睛里的光却是亮的。
“根生，”她虚弱地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一样，我却听得真真切切，“咱们的儿子。”
那个时候，我嘴角咧开了笑，那是这辈子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大笑出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抹了一把眼泪，又在笑。
第二年，苏青又生了一个小子。我们家从此热闹了，有了两个儿子，觉得生活又多了一重奔头。
那些年，我和苏青一起扛着锄头在地里刨活，一起在深夜的煤油灯下教孩子们写字念书。一开始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后来慢慢学会了更多的字，能读书看报了，苏青不在了以后我也没有丢掉这个习惯，现在没事的时候还捧着书店买回来的书看看。
1991年，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心惊肉跳的事情。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大，一连下了半个月的雨，山洪暴发了，村边那条柳河的水位猛涨，混浊的河水哗哗地漫过了河岸。有天下午苏青去学校给几个基础差的娃娃补课，我心里头一直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坐立不安的，晚饭也没怎么吃，天还没黑就打着伞去学校接她。
去了才知道苏青已经走了，说是带着三个娃娃从小路回村了。
我吓出了一身白毛汗。小路要经过柳河上的一座石桥，那桥年久失修，底下就是咆哮的洪水，这个时候走那条路，太悬了！
我发了疯似的追了上去，借着手电筒那点微弱的光，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跌跌撞撞地跑。雨太大了，打在脸上睁不开眼睛，我摔了好几跤，膝盖硌在石头上，磕得血肉模糊，我顾不上疼，爬起来继续跑。
等我跑到柳河石桥的时候，借着闪电的光，我看见了这辈子最不想看见的一幕。
那座桥两边的栏杆已经被洪水冲掉了，浑浊的洪水像一个咆哮的巨兽，拍打着桥面，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苏青站在桥中央，怀里紧紧搂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另外两个女孩子蜷缩在她身后，拉着她的衣角，死死不放。桥面只残存了窄窄一条，洪水在脚边哗啦哗啦地冲刷着，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整座桥塌下去。
“青姐，我怕——”一个女娃娃尖着嗓子哭喊，声音被雨打风吹得七零八落。
苏青把三个娃娃护在自己身后，没有回头，声音却带着一种让人心揪得发紧的镇定：“别怕，老师在这儿，咱们一定能回去的。”
她的声音在风雨里显得那么小，那么轻，可那一瞬间，三个娃娃真的就不哭了。
我拼命地吼：“苏青！是我！你千万别动！我过来接你们！”
苏青听见了我的声音，在风雨里回过头来，雨水顺着她的脸往下淌，我分不清她脸上流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她嘴唇哆嗦着，喊了一声什么，被洪水吞没了。
我把外套一脱，咬紧牙关，上了桥。桥面又窄又滑，洪水在脚下奔腾，每一步都像是在跟阎王爷下棋。我不能多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要过去，把她和孩子们带回来，绝对不能让她出事。
我一步一步地挪到了苏青面前。苏青满脸是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嘴唇发紫，浑身不停地发抖，可她的手还是紧紧抱着那个小男孩儿，手背上青筋鼓起，指节泛白。
我从她怀里接过那个孩子，对她喊：“你拉住我的手，带着两个丫头跟在我后面，别松手！”
苏青点了点头，咬着嘴唇，拉住了我的手。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冬天握着一块铁，硬邦邦的，没有一丝热气。
我抱着孩子走在前面，苏青带着两个女娃娃跟在我后面，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洪水还在涨，脚下的石板就像泡在水里的冰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碎掉，可我不敢停，停下来就是死路一条。
谢天谢地，我们最终走过了桥。
刚到桥头，身后传来一声闷响，那座残存的石桥就塌了，溅起冲天水花，把我们全都吓了一大跳，三个娃娃当场就哭了。
苏青跌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手还死死地攥着我的衣角，撑着手臂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哇的一声哭了。
“根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苏青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耸一耸的，“我不想死，我不想离开你和孩子们，我还没看到两个儿子长大呢。”
我蹲下身，把她湿透的身子拢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声音闷在雨水里，哽得不忍再开口：“别说傻话，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我把苏青和三个娃娃都囫囵个儿地带回家了。娘见到我们俩浑身湿透，娘心疼得不行，赶紧烧了一锅热水让他们洗澡，又熬了一碗姜汤让他们喝了驱寒。孩子们一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可苏青一边给他们换衣服，一边笑着安慰他们，好像刚才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不是她似的。
等安顿好三个娃娃的家人来接他们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送走孩子们，我回到屋里，苏青正坐在床沿上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背对着我，肩膀微微抖着。
我知道她在哭。
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把她拢进怀里，她没有挣开，眼泪啪嗒啪嗒地落在了我的手背上，又凉又烫。
“根生，”她的声音带着一股浓浓的鼻音，闷在我怀里，像隔了一层很厚的棉花，“我跟你说个事儿。”
“你说。”
“刚才在桥上，我带着三个娃娃站在那里，桥一直在晃，我的腿都软了，”苏青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走了那么远的路，去了那么多地方，第一次怕成这样。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我死了，剩下你一个人怎么过？”
“别胡说八道了，”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把她抱得更紧了几分，下巴抵住她的头顶，声音闷在她浓黑的头发里，“没有你我也活不成，这辈子谁都不能先走。”
苏青吸了吸鼻子，点点头，伸手环住了我的腰。
那天晚上，我们在黑暗中抱了很久。
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
两个孩子相继落地，家里开销一下子大了很多，虽然苏青在学校代课有了一点微薄的工资，我在地里起早贪黑地拼命，可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常常是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最让我难熬的不是日子苦，而是苏青跟着我吃苦。有一年我因为干旱导致欠收，几乎颗粒无收，连孩子们的学费都交不起了。我愁得整晚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满天星星发呆，想不出任何办法。
那天晚上苏青出来找我，看见我坐在石阶上，二话不说挨着我坐下了。
“你怎么不睡觉？”我问她。
“你都没睡，我咋睡得着？”苏青靠在我肩膀上，她的肩膀薄薄的，靠着像是靠在了纸片上，可她的声音却出奇地稳，“学费的事你甭担心，我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你的工资还不够咱们一家四口嚼用的，存不下钱。”
苏青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让我鼻子发酸的话：“要不我去给村里人织毛衣吧，一件收几块钱手工费，能挣一点是一点。”
我知道她不喜欢说这种事情，她这个人特别要面子，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不愿意低声下气去求人，让她去织毛衣收手工费，她心里肯定特别不乐意，可为了这个家，她什么都愿意做。
我的眼泪差点又涌出来，赶紧仰头望着夜空，把眼泪逼回去。
“算了，”我说，“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苏青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存折，在我面前晃了晃，“不用想了，这里头有一笔积蓄，是我这两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你这个人太实诚，发了钱全交给我，我背着你攒下来的，你肯定不知道吧？”
我愣住了，接过存折一看，上面竟然存了四百多块钱。四百多块钱在那个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攒下来的。
苏青见我呆住了，笑道：“怎么啦？瞧你这副傻样，以后家里的大事小事我当家做主的多了去了，你可别不服气。”
“没，没有不服气，”我咽了一口唾沫，“我就是觉得你太不容易了。”
苏青把脸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星光落在她仰起的脸颊，好看得像一幅画。
可生活从来都是一地鸡毛，不可能事事顺心。
我和苏青最大的矛盾，起源就是她希望我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多学点技能，以后能改善生活。这一点我心里挺感激的，可有时候她唠叨得多了，我也会不耐烦，觉得她把我想得太好了，我根本不是那块料。
有一年大年三十，别人家都欢天喜地地过年，我家里却吵了起来。苏青跟我提了好几次让我报名参加县里的农技培训班，我说不愿意去，她就生气了。
“你就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不听，就想着一辈子种这点地是吧？”苏青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声音提高了好多。
外面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着，别人家都在吃年夜饭了，可我家气氛冷到了冰点。
“哪又怎么样？”我觉得委屈，提高了嗓门，“我种地怎么了？我对得起你也对得起这个家！我天天埋头种地，还要被你嫌弃，这个家还有我的活路吗？”
苏青被我一吼，眼泪啪嗒啪嗒滚落，转身进了里屋，“砰”的一声把门一摔，再也没有出来。
我蹲在灶台前，看着灶膛里明灭的火光，心里一阵一阵地发堵。孩子们被吓得不敢吭声，怯怯地看着我，我摆了摆手，让他们先去睡。
那一夜，凉了半边的炕，我蜷缩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想着苏青刚才说的那些话，越想越不是滋味。
我知道苏青是为了我好，她希望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她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死心塌地跟着我在这穷山沟里过日子，她对我还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呢？可我就是憋屈，觉得我一个大男人，被媳妇嫌弃没出息，叫我出去学什么农技，面子上挂不住。
第二天早上，苏青起得很早，一个人在灶台边默默地煮饺子，锅里的热气氤氲着她的脸，我看不清她是什么表情。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句：“那个……县里的培训班……要是你想让我去，那我还是去吧。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不想让你失望。”
苏青转过身来，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望着我，嘴唇一瘪一瘪的，眼看又要哭了。可她没有哭，她扯开嘴角笑了一下，那笑容带着倔强的味道，特别让人心疼。
“吃东西吧，”她把煮好的饺子端到我面前，“饺子煮好了，快吃。”
我接过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眼泪掉在碗里，混着汤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那年秋天，我报了县里的农技培训班，白天在地里干活，傍晚骑自行车骑两个小时赶到县里去上课，折腾了整整一个秋天，最后拿到了结业证书。虽说学的东西在一个种了两辈子地的农民耳中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可带来的那股子劲儿和眼界，却是实实在在地打开了。
后来我跟朋友一起建了蔬菜大棚，种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头两年赔了不少钱，差点把本钱赔进去，苏青从来没有埋怨过一句，还说赔了就赔了，创业哪有一帆风顺的？劝我不要气馁，再想别的办法试一试。
她就这样一直支撑着我，在我灰心的时候给我鼓劲儿，在我得意的时候给我泼冷水降温，她是我这辈子最亲的人，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知己。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转眼到了九几年，两个儿子上了小学。苏青在学校里教了几年书，后来因为政策原因转正了，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工资待遇提高了不少，家里的日子才渐渐宽裕起来。
我记得苏青转正的那天，她高兴得像个小姑娘，在家里又蹦又跳，抱着我的胳膊直转圈，嘴里喊着“根生，我终于转正了，我以后就是正式老师了”。
我看着她高兴的样子，心里又酸又甜，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又黑又亮，比以前当姑娘时更长了，一根麻花辫盘在脑后，干净利索，像极了她这个人。
“好，好，你高兴就行，”我说。
苏青仰起头，脸上还挂着兴奋的红色，她在我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口，又羞答答地低下头去，转身跑到灶台边忙活去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熬出头了，有盼头了。
可是老天爷从来不会让你一直顺心下去。
2001年的冬天，苏青感冒发烧，烧了半个多月。后来烧退了，人却越来越没精神，吃什么吐什么，瘦得皮包骨头。我带她去县医院检查，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医生说是身体虚，开了点滋补的药就让我们回家了。
可是苏青的病不但没好起来，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她开始咳血，有时候一咳嗽就咳出一口血沫来，看得我浑身冒着冷汗，心里头像是被人放了一把火，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
我带着苏青去了省城的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的脸色有些凝重，让我去一趟办公室。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脑子里嗡嗡的，像有无数只蜜蜂在耳边吵。
我坐在医院办公室里，手里攥着那张诊断书，看了半天，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了。
那一瞬间，我感觉天塌了。
我蹲在医院走廊里，哭得像个娘们儿一样，拳头砸在墙上，砸得满手是血也感觉不到疼，只剩下一个想法——苏青要死了，那个陪我走过了半辈子的苏青，那个为了我不顾一切从城里追到山沟沟里的苏青，要死了。
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平复情绪，进了病房，苏青靠床榻上，蜡黄的脸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但那笑容里多了几分勉强的味道。她看着我，轻声问：“医生怎么说？”
“没事，”我在她身边坐下来，握住她的手，强忍着眼泪说，“医生说就是胃病，好好养着就行了，没什么大事，你别担心。”
苏青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但我看出来她是知道的，她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一夜，苏青拉着我的手，没有怎么说话，我那套读书认字用得上的笨脑筋却飞速旋转，恨不得找遍全天下所有的灵丹妙药来给她续命。我甚至想去求神拜佛，去山上烧香，只要能让苏青好起来，什么办法我都愿意尝试，要我折寿也行，要我的命也行。
住院的日子漫长而难熬。苏青做了一次手术，切掉了部分胃，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和肝脏，手术作用不大。接下来就是放疗、化疗，她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整个人瘦得脱了形，以前珠圆玉润的一个人，瘦成了一根骨头棒子，躺在床上，皮肤贴着骨头，看着就让人揪心。
我日夜守在医院里，伺候她吃药、喂饭、擦身子、接屎接尿。我不让别人伺候她，孩子们想来替替我，我也不让，我必须亲自守着，我怕我一转身她就没了。
苏青清醒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很多话。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说我帮她干活的样子，说我们结婚那天的红棉袄，说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模样，说那座塌掉的石桥和我们如何从桥那头走过来，说我们这辈子那些芝麻绿豆大的事儿。
“根生，”有一天她突然开口问我，“你后不后悔遇见我？”
“你怎么这么问呢？”我有些急了。
她轻轻笑了一下：“我这辈子啊，给你添了不少累赘，让你天天在地里操劳，让孩子们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说什么傻话呢，”我握紧了她的手，声音哽咽，“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你给了我一个家，给了两个好儿子，够我感激你一辈子了。倒是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苦，是我对不起你才对。”
苏青摇了摇头，眼眶红了一圈，嘴角却扯开一个笑。
“那你还会不会把我写到你那个小本子里去？”她问。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她说的那个小本子，是我刚识字那会儿她送我的田字格本子，让我学着写日记，后来我一直用那个本子断断续续地记录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上面有我歪歪扭扭的字，有我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她一直是知道的。
“会，”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我会把你的名字写到本子上，把你对我的好全都记下来，等我以后老了，看不动了，就叫儿子念给我听。”
苏青笑了起来，笑声低低的，像风吹过竹林时的沙沙声，温柔又凄凉。
泪，从她含笑的眼睛里无声地淌了下来，像两条明澈的溪流，无声地滑过她的面颊。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呼呼的西北风刮得树枝呜呜作响，像有人在哭。
苏青是在一个阴沉的午后走的，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
那天早上苏青的病情突然恶化，心跳和呼吸都变得微弱起来。医生和护士冲进病房，各种仪器滴滴响个不停，我站在墙角，浑身发抖，抱紧着两个儿子，眼泪无声地流。
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在哭，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要撑住，可是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
中午十一点四十三分，苏青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
她就那样走了，走得很平静，嘴唇微微张开，像睡着了一样。
我扑到她身边，紧紧攥着她冰凉的手，泣不成声，嘴里反复说着一句话： “苏青，你醒醒，你醒醒，你说过要陪我一辈子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两个儿子跪在病床前哭得撕心裂肺，大儿子拉着他妈的胳膊，小儿子抱着我的腿，整个病房哭成一团。
2020年清明节，我给苏青上了第五次坟，两个儿子都从外地赶回来。
我们在坟前烧了纸钱和香烛，摆了几个她生前爱吃的水果和点心，大儿子在他妈的墓碑前哭了很久，小儿子抽着闷烟，一句话也不说。我倒上三杯酒，敬了天敬了地敬了苏青。
“苏青，你在那边还好不好？”我蹲在坟前，伸手摸了摸冰凉的大理石墓碑，轻声说，“我这辈子欠你的还不完，下辈子我一定把欠你的补上。”
风很大，把纸钱的灰烬吹得漫天飞舞，在苏青的坟茔上空打着旋儿。
大儿子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说：“爹，回去看看吧，我妈生前就担心以后没有人照顾你，让她看见你这个样子，她会不安心的。”
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几步，又一次回过头去看苏青那座渐渐变得模糊的墓碑。
我忽然想起苏青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呀，吃够苦的人才品得出甜，像我这样吃过城里苦也吃过乡下苦的人，最懂得珍惜日子。”
我心里默默地说：“苏青，你在那边等我，咱们这辈子没有过完的情分，下辈子再续上，你要等着我。”
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苏青走后，我把那个封存了她全部气息的黑白遗像框子擦了又擦，挂在我们房间里最显眼的位置。每天一进门，都能看见她的笑脸，就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
直到现在，我还在种地。
七亩多水浇地，我一个人精耕细作，每年种一茬麦子一茬玉米，两头不见日头地在地里忙活。村里人都说：“根生叔啊，你都多大年纪了，两个儿子在城里安家了，接你多少次了你都不去，一个人守着这破房子有啥意思？”
我嘿嘿笑着摇摇头。
他们不懂，这土地底下埋着我的命根子，有苏青在这块土地上奔波半辈子的影子。只有在土地上流汗，我才能感觉到她和我的脉动在一起，她的气息从来没有消散过。
有时候干活累了，我就坐在田埂上，看着眼前这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就着泥土里的清香喝两口搪瓷杯里的凉白开，拿着那条苏青给我买的已经洗得发白的白毛巾擦擦额头上的汗，心里面的那个身影就又鲜活地浮现出来。
我想起苏青第一次在地里摔得满身是泥巴，想起她教我读书写字的认真劲儿，想起她穿红棉袄时的娇羞模样，想起她生孩子时疼得满头大汗还不忘跟我开玩笑……
四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可苏青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褪色过，还是当初我遇见她时的那个二十几岁的姑娘，穿着一件碎花衣裳，辫子上扎着褪色的红头绳，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
说起来不怕旁人见笑，这几天我夜里又做了个梦，梦见苏青还活着，和我一起在地里干活，锄头落在泥土里，翻出湿漉漉的地气，她擦着额头上的汗，侧过脸望着我笑了一下，脸上那两个酒窝一深一浅的，像我初次见到她时那样好看。
我喊了她一声。
她没有应。
外面风吹着白杨林呼呼作响，我一个人躺在生硬的木板床上，睁着看不清天花板的昏花老眼，那个梦里的画面又在脑海里打了一个来回。
村里人都说，我这辈子太亏了，捡了个烫手的山芋，最后还是一个人孤独地守着这个穷家，根本没有享到儿女的福。
我不那么想。
上天让我在最合适的季节遇到苏青，已经给了我太多太多。她陪我走过大半辈子，为我生儿育女，为我放弃了城市的一切，她用一辈子的时间告诉我，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感情，是可以跨越千山万水的。
这样就够了，足够了。
写到这里，我也该搁笔了。苏青你看，我又给你写了一篇文章，虽然写得一点都不好，可是我还是想写，写一写咱们这辈子，写一写你对我的好，写一写咱们风风雨雨的那些年。
文章写得不好，字也写得不好看，可每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留着的这份情感，几十年没变过，是咱们这家子最珍贵的东西。
这个天很蓝，太阳很暖，风也很温柔。
苏青，你一定要在那个世界里，好好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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