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六月，台湾马场町刑场传出枪声，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被执行死刑。将他送上刑场的关键证据是一封亲笔信，上交这封信的正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陈仪是汤恩伯早年的最大恩人，一手将其提拔。陈仪死后，汤恩伯出资买了一口棺材为其收殓。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中央军中，高级将领多出自黄埔军校或是保定军校。汤恩伯是一个绝对的异数。他既非黄埔出身，也不是常凯申的嫡系旧部。但他却从杂牌军少尉排长起步，一路晋升，巅峰时独揽近五十万大军指挥权，与陈诚、胡宗南两方势力并立。
这种晋升始于一九〇〇年的浙江武义。汤恩伯原名汤克勤，生于普通农家。在本地念完小学后，前往杭州体育专校就读。毕业后，他未从事教职工作，而是卷入了一场地方债务纠纷。为躲避当地官府查缉，他被迫离开家乡，流亡外地。
走投无路之际，汤克勤混入驻扎在浙江的地方武装，谋得少尉排长一职。这支地方部队装备简陋，在各路武装势力交锋中屡战屡败。在此期间，他的日常操练十分严苛，引起了时任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的注意。
一九二五年，陈仪调任浙江地方高级军政职务。他自掏腰包为汤克勤购买前往日本的船票，按月汇寄生活费，资助其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深造。陈仪还将亲外甥女许配给他。为稳固关系，汤克勤正式改名“恩伯”。
一九二七年，汤恩伯完成日本学业归国。当时国民党正规军正在扩编，急需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教官。陈仪出面写信，将他推荐给在南京中央军校担任教育长的张治中。汤恩伯凭借此信顺利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担任学兵营营长。
在中央军校任职期间，汤恩伯照搬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操练标准。他要求学员进行高强度负重越野，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这种强硬作风符合当时国民党高层整顿军纪的需要，让他成功洗脱杂牌军官标签，初步获得高层信任。
让他获得兵权的关键节点是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当时冯玉祥阵营的石友三部发动兵变，威胁到国民党设在商丘的行营指挥部。汤恩伯率领教导分队，利用铁路沿线设施阻击叛军，保住指挥部安全。战役结束后，他被破格提拔为第八十九师师长。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组建第十三军，汤恩伯出任军长。他将大量在军校任教时的亲信安插进部队核心岗位，排挤其他派系军官，将其打造成受自己控制的私人武装。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他向外扩张个人军事势力的基本盘。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集结主力强攻南口防线。汤恩伯率领第十三军在此布防。面对日军重炮和航空炸弹，守军依托天然岩石浅坑防守。在十八天防御战中，阵地多次易手，第十三军承受重大伤亡，迟滞了日军推进速度。
一九三八年徐州会战中，汤恩伯出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台儿庄战役期间，他指挥部队在鲁南山区进行大范围迂回，切断日军后方补给线，随后协同正面守军发起反击，迫使日军丢弃重装备突围。这次战果让他在军内地位迅速攀升。
台儿庄战役后，他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及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河南。期间，他利用战区长官职权，大规模收编河南、安徽交界的地方保安团和游杂散兵，将这些地方武装重新编组，全部纳入自己作战序列。
随着兵力膨胀，后勤给养成为难题。汤恩伯绕过中央财政系统，在辖区内设立税务机构，对商客和农产品强行抽税。通过这些敛财手段，到一九四二年，他实际控制兵力达近五十万，在人事和财政上形成封闭系统，成为中原实权派。
这支军队军纪败坏，时常横征暴敛。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严重旱灾和蝗灾，汤恩伯部队没有开仓赈济，反而加紧向民间搜刮粮食。当地民众怨声载道，将他和水灾、旱灾、蝗灾并列为河南四害。这支武装在当地彻底失去民众支持。
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豫中会战。面对日军快速推进，汤恩伯统帅的数十万大军迅速溃退，指挥系统瘫痪，大量武器装备被遗弃。洛阳失陷后，国民党高层下令将其撤职，并将他经营多年的军事集团强行拆分，其军事资本丧失大半。
一九四九年初，汤恩伯被重新启用，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此时，陈仪派人送来亲笔信函，劝他顺应局势起义投诚。汤恩伯收下信件后，转头将其交给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陈仪随即遭到逮捕。上海战役打响后，汤恩伯防线崩溃，乘船逃往台湾。
因告密一事，汤恩伯在台湾遭到国民党内部集体孤立。他失去所有实际兵权，仅保留战略顾问虚职。不久后，他被以外派驻日代表团团长名义打发至日本。一九五四年，他因胃部疾病在东京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死于术后并发症。
纵观这件事的始末，有一个细节十分反常。收到劝降信后，如果他只是为了自保，把信偷偷烧掉装作没收到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把一手提拔自己的恩人亲自交到特务手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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