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供销社小妹多给了我二斤肉票，我拿回去还，她脸一红：留着。|供销社|张建国|王大姐|肉票|金贵|陈建国

楔子

坐在门口的老槐树下，我用手指慢慢摩挲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穿着一件蓝色碎花布衫，齐耳短发，笑得腼腆又羞涩。四十二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变了，可闭上眼睛，我还是能闻到那年供销社里的味道——煤油、红糖、花布，还有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肥皂香。

我常常想起她，想起那些年，想起那一斤肉票。

我今年已经六十七了，头发白了，腰也不行了，每天最大的乐事就是在阳台上晒晒太阳，听听收音机，翻翻老照片。老伴走了五年了，孩子们都在大城市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有时候老了，就会觉得孤独了。我老伴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一时间竟然记不清了。

身边住着的那群老邻居们经常和我开玩笑，问我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我总是笑笑，摇摇头，什么都不说。可他们不知道，我心里头一直藏着一个姑娘，一个我从没对人提起过的姑娘。

她叫秀兰。

如今想起这三个字，我的心还是会轻轻地动一下。人都说少年不懂爱情，可我觉得，正是那份青涩和纯真，才是一辈子最珍贵的东西。那个年代的人啊，日子过得苦，但心里头干净。不像现在，什么都有了，却也什么都没了。

今天天气好，阳光不晒也不冷，我让人把躺椅搬到了院子中间。老伴生前爱在院子里种花，墙角的月季开得正好，红艳艳的，像是一团火。我盯着那些花发了好一会儿呆，忽然又想起了供销社柜台后头那盏煤油灯映照着的脸。

我想，也许该把那些事说出来了。不是为了什么，就是觉得，再不说，可能就真的带进土里了。

第一章

一九八二年，我二十五岁，在我们县城的五金厂当钳工。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头呢？说穷吧，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几年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说富吧，家家户户的口袋里也没几个钱，买东西还得凭票。粮票、布票、肥皂票、煤油票，名目多得数不清。普通人一个月能分到的肉票，不过就是那么几两到一斤，逢年过节的时候兴许多一点，但也多不到哪里去。

我爹走得早，我娘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供我读完了高中。那几年大学生还金贵得很，一个县也出不了几个，我一个高中毕业能进厂当工人，已经算是命好的了。每个月领三十六块钱工资，加上两块钱的夜班补贴，统共三十八块钱，就是那年的标准工资了。在五金厂，车间的机器整天轰隆隆响，油污糊得满手满脸，可是大家都干劲十足，心里有盼头。

我老娘身体不好，常年咳嗽，医生说肺上有毛病，得吃好一点补充营养。那时候“吃好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买点肉。可肉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得先有肉票。我们娘俩的肉票加起来，一个月也就一斤出头，到了月底，那点肉票早就用光了。

说实在的，那时候供销社的售货员是个叫人眼热的工作。在柜台后头一站，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算盘，噼里啪啦一打，东西就卖出去了。你要是认识供销社的哪个售货员，那在街坊邻居面前都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八月十五那天，厂里放了半天假，还提前发了当月剩下的几两肉票。我一看肉票上盖的章，当月有效，过期作废，心里头一喜，琢磨着正好回家给老娘炖一锅红烧肉。老娘早就念叨着想吃肉，说她胃里没油水，总觉着空落落的。我揣着肉票和几块钱，蹬着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往镇上的供销社赶。

路上遇到了熟人，停下来聊了几句，就这么一耽搁，等到供销社门口的时候，才发现来晚了。那队伍排得老长老长，我从门口一直往后看，都看不到头。可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锁好车子，老老实实站在队尾。

前面大约有二三十个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手里提着菜篮子，有的挎着布袋子，脸上都带着那种又期盼又焦急的神情。有人在说今天刚到了一批新鲜猪肉，肥瘦正好；还有人说前面的人太多，怕轮到自己的时候肉已经卖完了。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可千万别啊，老娘盼了这么久的红烧肉，要是买不回去，我这张脸往哪儿搁？

队伍往前挪，一步一步地。我前面那个老大爷拎着个竹篮子，篮子里头还放着一条蓝布，看样子是打算买完肉顺便买点布料。他时不时地踮起脚尖朝柜台里头望，嘴里念叨着：“到了没？到了没？”

约莫等了快一个小时，总算挪到跟前了。

柜台里头站着一个姑娘，穿着供销社统一的蓝色工作服，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手腕。她的头发齐齐剪到了耳根下，用两个黑色的小夹子别在耳朵后面，露出干净光洁的额头。面庞白净，眼睛不大，可清亮得很，像是山里头一汪没被搅动的泉水，看人的时候专注极了，让人觉得她在用心听你说话。或许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她皮肤白得有些透明，两边脸颊上泛着淡淡的红晕，像是四月里刚熟的桃子。

她在给我前面的老大爷称肉。切肉的那把刀在磨刀石上蹭了几下，唰唰地响，然后手起刀落，一大块肉稳稳当当地落在秤盘上。她拨弄了几下秤砣，麻利地用草绳把肉扎好，递给老大爷，又顺手把找零和肉票的余票递了过去。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肉票和钱搁在柜台上，说：“姑娘，给我称一斤五花肉。”

姑娘“嗯”了一声，接过票去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打量了我一下。就是那个眼神，清亮的，带着一点说不上来的什么东西，让我心里莫名地跳了一下。

切肉、称肉、扎草绳，一整套动作利落得很。她把肉递给我的时候，手里还捏着几张找余的肉票，朝我手心里一放，然后便低下头去招呼下一个人了。

我接过肉，数了数剩下的票，心里“咯噔”一下。不用细算，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多给了我二斤肉票。

那个年头，肉票比钱还金贵，有钱没票，你也买不到肉。一斤肉票在外头能换好几毛钱，二斤肉票那可不是个小数。我心里头“咚咚”直跳，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赶紧低头又数了一遍，没错，确实是多给了二斤。抬头看那姑娘，她已经忙活开了，跟前头那个买肉的大姐有说有笑的，似乎一点儿都没察觉到。

我把肉票攥在手心里，犹豫了好一会儿。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不是没有动过私念。老娘身子骨不好，要是能多拿这两斤肉票，下次就能多买一斤肉，给老娘补补身子。可这个念头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被我自己掐灭了。做人不能这么不地道，再说了，两张肉票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可能是一个月的供应量，她要真弄丢了，没准儿还得自己搭钱进去。

我把肉票放进兜里，蹬上车子出去了。骑了不过半条街，越想越不对，又掉转车头骑了回去。

到了供销社门口，队伍已经散了大半，柜台前的顾客稀稀拉拉的。我跑过去，把手里的肉票重新搁在柜台上，喘着气说：“姑娘，你刚才多找了两斤肉票给我，给你送回来了。”

那姑娘一愣，低头看了一眼肉票，脸上的表情先是惊讶，随后便微微泛红，红得像刚煮熟的虾子。她没接，反而用手把肉票推了回来，声音小小的，带着几分羞涩：“留着吧，反正也是一样的。”

这下轮到我愣住了。

“什么一样的？”我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飞快地瞟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藏着些什么，我猜不出也想不透。然后她便转过身去，假装整理柜台上摆着的一排瓶子罐子，耳朵根子红得都快要滴出血来了。

我没走，站在那里等着她转身。等了十几秒，她终于转过来了，见我还在，脸上红得更厉害，可她咬了咬嘴唇，还是小声开了口：“你……你每个礼拜三下午都从那头骑车过河，我都见着了。”

我心头猛地震了一下。

我每个礼拜三下午确实都要从河那边骑车回厂里，那条路我走了快两年了，从没注意过供销社的窗户能看到那条路。可她看一眼就知道我是谁，还知道是礼拜三，还知道方向，这显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巧合。

那年的深秋来得格外早，北风吹着门外的梧桐叶子哗哗地响，我和她就这么隔着一张二尺来宽的柜台站着，谁都没说话。过了良久，她才开口打破了沉默，声音细细的，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叫张秀兰，前年从县里的商业学校毕业分到这儿的。”

“我……我叫陈建国，在五金厂当钳工。”我说，舌头像是打了结，话出口都觉得蠢极了。

她没有笑我，反倒抿着嘴轻轻地、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像是得到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似的，小心地收了回去，藏在心里。

那一瞬间，屋角的煤油灯在她脸上投下一片橘黄色的温暖的光，她的眼睛特别亮，亮得让我有些恍惚。好像有什么东西猛地撞上了心头，把人撞得轻飘飘的，像踩在了棉花上。

我提着一斤五花肉和两张多出来的肉票走出供销社的门时，心还咚咚跳个不停。伸手摸了一下脸，烫得要命。

第二章

自打那天以后，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以前下了班，我就直接回家，吃完饭洗了碗就躺床上看书——那时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借一些书来看，什么《红岩》《青春之歌》，翻来覆去地看，看得能背下来了。可从那之后，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往供销社那边绕。

起初我给自己找的理由五花八门。比方说，我假装路上车子坏了，到供销社门口借个气筒修车子；再比方说，我故意把午饭的搪瓷缸忘在厂里，编话说要买一个新的。有时候干脆不要任何借口，就傻愣愣地站到供销社门口，像是忽然想起来要打斤醋或者买两块肥皂。

每次进门的时候，我表面上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际上心早就提到了嗓子眼，扑通扑通几乎要跳出来。而秀兰呢，她好像一直在等我，每次我推门进去，她都刚好站在柜台后面，像是在忙着理货，但余光总往我这边瞄。看到我进来，她会微微低下头，装作没看见，耳根却悄悄红了。

我们俩就这么心照不宣地演着戏。

日子久了，我慢慢摸清了规律。秀兰的岗位在食品柜台，卖的是红糖、白糖、糕点、饼干那些副食品，有时候也帮着切肉、称肉。供销社开门早，她每天天不亮就得从家里走过来，差不多六点半就得到店。

见到秀兰的机会多了，我慢慢就看出了她的性子。她不太爱说话，但心肠特别好。有一回，一个老大娘来买红糖，因为家里是农村户口，没有供应本，按照规定是不能在供销社买糖的。老大娘在柜台前站了好一会儿，差点就要哭了，说家里儿媳妇坐月子没有红糖怕落下病根。秀兰听着听着，把自己的供应份额匀了一包出来，又拿自己的钱帮老大娘垫了上，事后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事是我后来无意间听隔壁柜台的老大姐提到才知道的。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做的事都放在心里，从不跟人说起。

我自然也不是每天都能得空去供销社。厂里的活计有时候忙起来，白天根本抽不开身。但礼拜三下午，是我雷打不动去供销社的时间。秀兰说每个礼拜三都能看见我从河边骑车过去，其实从那天之后，我也发现了她的习惯——每个礼拜三下午，她都会在柜台边悄悄看一眼对面路边那棵大柳树的方向，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我的位置。有时候我因为加班或者别的事耽误了，她会一直等到快下班，张望了好几次，眼睛里藏着一丝话也不说出来的担忧。

到供销社的次数多了，我跟对面的几个售货员也混了个眼熟。有个大姐姓王，大家都叫她王大姐，人挺和善的，见我来买东西，总爱跟我搭几句话。有一次我买完东西要走了，王大姐忽然喊住我，笑着说：“陈建国是吧？”我心里一紧，生怕被人看出来了什么，含糊地应了一声。王大姐指指柜台里的某处方向，意味深长地冲我努努嘴：“老远地看着你来了就跑过来了，秀兰那丫头在柜台里头，你都不瞧上一眼？”我当时就懵了，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王大姐看我这副样子，笑得更得意了，直说我脸皮薄得像一张窗户纸一样。

被王大姐这么一说，后来我再进供销社的门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我和秀兰之间那层尚未挑明的窗户纸了。秀兰倒是有些不同，她比从前反倒大方了许多，脸上的红晕虽然在，但说话的语气自然多了，还时不时地跟我聊上几句。有一回她问我是什么工种，在厂里做什么活计；又问我住在哪边，离镇上远不远。我说了，她就轻轻地点头，像是在心里画了一张地图，把我家和她家之间的距离用脚走了一遍。

“你怎么知道你每个礼拜三下午都能看见我的？”有一回我忍不住问她。

秀兰低头摆弄柜台上的秤盘，好一会儿才说：“你骑车的时候后座上放着帆布书包，和别人不一样。”

我当时心里就乐开了花。要知道那条路上骑车的人多了去了，她不仅能从那么多人里看出是我，还记得我书包什么样，这得是看了多少遍、记了多久才记得下来的？

那一天我骑着车往家走，秋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可我心里头暖洋洋的，比揣了个热水袋还热乎。我甚至觉得，如果她真的注意了我那么久，那是不是说明，在她心里，我早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了？

但我那时胆子小，从小我娘就跟我念叨，说做人要正派，不能随便招惹姑娘家，更不能让人家姑娘的名声坏了。我想跟秀兰多说几句话，又怕别人看见了说她闲话。所以我每次在供销社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买完东西就走，从不拖泥带水，但回去的路上会一直反刍她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反刍上好多天。

这时候我娘也开始察觉出我的不对了。以前我回家吃完饭就看书写字，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可那段时间，我动不动就傻坐在那里发愣，有时候端着一碗饭半天不动筷子，我娘喊我两三声我才回过神来。我娘是个通透人，心细如发，做了一辈子饭也没找错过一次盐罐子，她见我这副模样，有一回就开口问了：“建国，你是不是遇到了啥事儿？有啥事儿可得跟你娘说，娘心里头有数的。”

我连忙摇头，说没事没事，就是工作累了。

我娘不信，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你这是心里头装了人了，娘看你这一把年纪也大了，该成个家了，你要是心里有人，你就跟人家好好处，只要是个好人家，娘不拦着。”

我这人嘴笨，不想在娘面前越描越黑，就装成没听见，三两口扒完了饭回了屋。可躺到床上之后，根本睡不着，两只眼睛瞪得铜铃大，盯着房梁上面糊的那层报纸，翻来覆去地想我娘的那句话。

我想秀兰。想她清亮亮的眼睛，想她微微翘起的嘴角，想她低头害羞时脸上浮起的那一层薄薄的红晕。想得心里发烫，翻来覆去，像躺在炕上烤火。

可我一家都是穷工人，家里头也没什么底子，我拿什么去跟人家姑娘表心迹呢？我这么一想，又觉得自己没出息，翻了个身，对着一片漆黑叹了口气。那时候收音机里播过一首歌，里头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我听了觉得酸，可又觉得那是我的心里话，只不过我这个人怂，不敢说出口。

第三章

差不多过了大半个月，我慢慢摸上了一个规律，那就是秀兰每个月逢五逢十都会在供销社后院帮忙卸货。那时候供销社的物资全靠卡车从县城运过来，一个月来两趟，都是凌晨四五点钟到。供销社的几个年轻人负责搬货上架，秀兰虽然是个姑娘家，从来不喊苦不叫累，扛着那个二三十斤的麻袋来回地跑，跑得满头大汗，可还是笑眯眯的，跟那些大老爷们儿抢着干。

有一次我特意早早出了门，掐着点到供销社门口，果然看到她从后院出来，怀里抱着一个纸箱，额头上全是汗珠。秋风一吹，她额前的碎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她腾不出手来理，就那么狼狈着，可正是那种狼狈，让我觉得她特别好看。

“干啥呢？”我走过去。

秀兰抬头，一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红来：“卸货呢，你咋这早就来了？”

我顺口说今天厂里检修机器，我休半天假，又问她要不要帮忙，她犹豫了一下，扭头看看后院，小声说了一句“你不赶时间的话就来搭把手”。我就大大方方地把袖子挽了起来，到后院去帮她搬货了。

我们的关系从那次之后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搬运货物是件苦差事，可跟她一起干活，时间过得飞快。她把后院里一件件的纸箱分类摆好，我看她肩膀瘦瘦小小的，抱大箱子时整张脸都在跟着使劲，就悄悄地抢在她前面把最重的先搬走了。秀兰看到了也没有说什么，就那么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头含着一丝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感激又像别的什么。

搬完了货物，太阳才刚露头不久，供销社的门还没有开。她坐在后院门口的石墩子上歇气，我犹豫着没走，也跟着坐在石墩子的另一边。

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忽然问我：“你还会下象棋啊？”

“会一点儿。”我说。

她说她爹也爱下棋，可惜身体不好，玩不了多长时间就得休息。

我就顺着这个话茬打听了几句。秀兰说她家在城南的巷子里，爹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员，娘在街道办的小工厂里做活，家里头就她一个姑娘。她还有一个弟弟，在部队当兵，去了三年了。

“你弟多大了？”我问。

“二十了，比你小不了多少。”她偏着头看了我一眼，眼珠子转了转，没忍住笑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容易脸红？”

我感觉脸上烫得不行，干咳了一声，扭过头去看着地上的蚂蚁。她也没有再追问，拿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吹着清晨的凉风，闭着眼睛靠在身后那面墙上，样子安静得像一幅画。

时间一天天地往前走，我和秀兰之间的关系也一天天地升温。

到了十一月份，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北风刮得呼呼响，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供销社门口的两棵大梧桐树光秃秃地站在那儿，看着怪萧索的。可我心里头却是热的，热的发烫.

那段时间，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发了工资，先去粮站买米买面，剩下的钱就去供销社给老娘买红糖，给她买止咳的药——其实那些东西完全可以去供销社的别的柜台买，偏门就是食品那一边，其实也只是为了多看一眼秀兰。

王大姐早就是我的“眼线”了，每次我一进供销社的门，还没走到柜台跟前，她就压低声音朝里面喊一句：“秀兰，来客了啊。”然后秀兰就从里间或者是后场跑出来，假装不是专门跑来的，但我每次看她那边的动静就知道，王大姐这一嗓子喊出来的功夫，秀兰是早有准备的。

我知道王大姐是给我帮忙，打内心里感激她。有一回我趁着秀兰去后面拿货的功夫，跟王大姐说了一句“谢谢您这么照顾我们”，王大姐笑着摆摆手，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我看着就是一头心思，我和秀兰共事了一年多，她这个人什么事都搁心里头，面上淡淡的，可我看得出来，她对你有心。”

王大姐的话在我心里头砸了一个大坑。她说秀兰对我有心——那我有心吗？我不用想都知道答案，我的心早就给了她了，只不过一直塞在嘴巴里，吐不出来。

同一年一月份，春节快到了，供销社进了一大批年货，食品柜台上的红糖、白糖、红枣、桂圆、饼干摆得满满当当的，柜台前头每天都排着长队，跟赶集似的。王大姐忙得脚不沾地，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秀兰也忙，可她见了我过去，每次都会找个合适的时间多一两句话，说话的声音小小的，只有我们俩听得见。

一个飘着细雪的傍晚，我照常去供销社“买东西”。那天恰好赶在快下班的时段，店里没有别人了，秀兰正在收拾柜台，准备关店。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肩膀上一片深色的地方，是被水渍浸湿的痕迹，想必今天操劳了一整天。

我站在柜台外面，酝酿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问她：“秀兰，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那句“女朋友”在八十年代初期是一个胆子挺大的词。那时候很多人谈恋爱，哪怕是确定了关系，八字有了一撇了，都还在外人面前遮遮掩掩地叫同志，谁都不敢大声说出“女朋友”这三个字，生怕被别人听见了传出去。

秀兰显然也被我这突如其来的直白吓了一跳，手里的抹布掉在了地上，脸颊红得像三月的桃花。她低着头，睫毛颤抖着，手攥着抹布的手攥得指节都发白了。过了好久，她才抬起头，眼里头湿漉漉的，用一种特别复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头有惊喜，有紧张，有害怕，有犹豫，还有很多我猜不透的东西。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低声说了一件别的事情。

她说，上个月她爹住院了，花了不少钱，家里头紧巴巴的，日子都快揭不开锅了。她弟弟在部队当兵，每个月的津贴还要寄一半回来帮衬。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轻轻的，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问她爹是什么病，她说是老毛病，胃不好，还有高血压，不能吃油腻的东西。

我说你爹胃不好，那就喝点小米粥吧，养胃的。你要是不方便买，我去粮站帮你兑换一些小米。

她忽然不说话了，低着头，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那一瞬间我心里慌得不行，不知道自己是说错了什么，还是做错了什么，只好笨拙地伸手去给她递手绢。秀兰接过手绢，擦了擦眼泪，鼻音重重地说了个字：“好。”

我松了一口气，心不在焉地多嘴问了一句“好是什么意思啊”，刚问完就后悔了，觉得自己蠢得无药可救。

秀兰没有笑我，也没有嫌我烦。她吸了吸鼻子，抬起头来望着我，眼角的泪珠还没有干透，可那双眼睛里的光比任何时候都亮。

“好。”她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大了些，还带了一丝笑意，“你说那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你……等我一阵子。”

她说“等我一阵子”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子”字几乎听不见了，像一阵轻飘飘的风。可我听清楚了，每一个字都听清了，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我的心里。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兴奋得一夜没睡，翻来覆去地想着秀兰对我说的话。我娘被我的动静吵醒了两回，敲了敲我的房门，叹口气说，建国啊，你是着了魔吧。我没有回答她，两只手枕在脑袋下面，嘴角咧得合不拢，在黑灯瞎火的房间里笑了整整一宿。

第四章

和秀兰确定关系之后，我整个人像是重新活了一次。

以前的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和工厂，掰着手指头能数过来的日子，无趣得像一杯白开水。可现在不一样了，每个礼拜三下午是我最期待的时间，哪怕天气不好，下雨了，我也照样蹬着车子往供销社去，推着车在大雨里头走，到了门口浑身湿透了，可在见到秀兰的那个瞬间，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渐渐的，我也了解了秀兰家更多的状况。

她的父亲张老师确实是教了十几年书的老师，三年前查出胃溃疡，后来又添了高血压，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我后来去他们家看过几次，才知道张老师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他在镇上的小学教了一辈子书，学生们天南海北的哪里都有，每年到了年节，有不少学生会给他写信，有的还会亲自回来看他。张老师是个严肃又和善的人，待人接物很有分寸，我每次去他都客客气气的，可我总觉得他在打量我，用那双藏着很多东西的眼睛从上到下地审视我，像是在找一个配得上他女儿的理由。

秀兰的母亲是个寡言少语的女人，不太爱跟人打交道，话很少，办事却很利索，烧出来的饭菜好吃得紧。我第一次在她家吃饭的时候，喝了满满两大碗鸡汤，张阿姨一边给我添菜一边说“多吃点多吃点”，秀兰在旁边憋着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

秀兰的弟弟张建国在部队当兵——我们俩竟然同名同姓，都是“建国”，这大概是命里注定的缘分。秀兰说我学名叫建国，我弟也叫建国，那你来了我们家里，叫一个名字的时候两个人都得答应。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可心里头美滋滋的，因为她说的“我们家里”四个字儿，顺带着把我也算进了她家人里头。

秀兰的性格在外面人看来是不冷不热的，不急不躁的，可跟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就会活泼很多。她笑起来的样子特别好看，眼角弯弯的，两个浅浅的酒窝，看得人心里软得像棉花糖。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只会干笑，可她也不嫌弃我，顶多揪着我的耳朵笑我是个木头疙瘩。

在一起待得久了，我发现秀兰的心眼特别好，心软得跟豆腐似的。她自己在供销社工作的时候特别节省，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可我每次生病，或者家里老人生病，她会拿出自己的积蓄来给我垫付医药费，毫不犹豫的，像是不把钱当钱似的。我为这件事跟她提过几回，她回我一句“你妈就是我妈，别分那么清楚”，让我心里又暖又愧疚，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春节临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的关系终于被双方家里知道了。

起因是我娘在厨房里切菜切到了手，伤口有点深，血流了不少，我急得团团转，一时半会不知道该去找谁。手忙脚乱间想到了秀兰，我蹬上车子就冲到供销社去找她。秀兰二话没说跟科长请了假，背上医药箱就跟我跑了回去，给我娘冲洗伤口、上药、包扎，动作又轻又快，包扎好了还顺手帮我娘把晚饭收拾作齐了。

那天晚上我送我娘回屋休息后，走进厨房的时候，看到秀兰正在灶台边洗那些没来得及收拾的碗筷，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着，她的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一截瘦瘦的手臂。

我站在门口看了她好一会儿，心里头堵得慌，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察觉到我的目光，抬起头来，对我笑了笑，说别站着了，天太晚了，我得回去了，再不走天就黑了。我一把拉住她的手腕又松开，说了一句特别没出息的话：“我不想让你走。”

秀兰愣了愣，低下头，耳根子红了一片。

“……那我再待一会儿。”她的声音轻得像是怕惊动枝头上的麻雀一般，声音里多了一种我以前从没听过的温柔。

那以后，秀兰每隔几天就会来我家一趟，替我和老娘做点家务。我娘起初还有些放不开，觉得自己一个老太婆还要麻烦姑娘家来做这些事，不像话。但秀兰嘴甜，一口一个“阿姨”叫得亲热，我娘的心很快就给收买了。有一回秀兰走了之后，我娘拉着我，小声问：“这小闺女是你对象吧？”

我脸红了，没吭声。

我娘笑起来，说：“娘的眼睛不瞎，看得出来。这闺女好，模样周正，活儿干得利索，心眼也好使。你可得好好对人家，千万别让人家受了委屈。”她又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说你要是再找了别的姑娘回来，别怨娘骂你。

我没有再找别的姑娘，我找了秀兰一个，此生此世也只此一个——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五章

张老师知道了我和秀兰的事情，是在第二年早春。那天我拎着两瓶酒和几包点心，大大方方地去了她家，敲开门后正正经经地跟张老师和张阿姨介绍自己。张老师那时候的气色看起来还可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坐在堂屋的太师椅里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像是一个在审阅考卷的老师。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手心握着的那条手帕都湿透了，裤腿也抹了好几道褶皱，坐也不敢坐，站也不是站，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树。

张老师倒了一点酒，示意我也喝，我摆了摆手说我不太能喝。张老师笑了笑，说你这孩子胆儿小吧，喝点壮胆儿。我才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脸和脖子立刻涨得通红。

张老师问了我的工作，问了家里的情况，问我爹是怎么走的，问他走后我娘一个人吃了多少苦。我一一回答了，有一说一，不敢有一点隐瞒。

张老师沉默了好一会儿，把杯底最后一点酒倒了，才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我家里头情况你也看到了，条件不怎么好，你要是嫌弃我们家，你趁早说明白，秀兰这个丫头嘴硬心软，吃了苦也不跟人说，我不能让她跟你过舒坦日子之前还掉锅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说：“张叔叔，您放心，我不会让秀兰吃苦的。”

张老师看了我半晌，终于点了点头，朝张阿姨那边使了个眼色。张阿姨端着切好的苹果走过来，招呼我吃水果，笑着说：“行了行了，天不早了，吃了饭再回去。”那顿饭我吃得又高兴又紧张，像个小偷似的，偷偷看了一眼秀兰，秀兰也正好朝我看过来，我俩的目光在半空中撞上了，同时低下头去扒饭，碗里头的米粒都被我们扒得撂起来了，一粒都没吃着。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厂里的活计照旧，供销社那头也照常。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直到那年入冬前后，发生了一件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那是农历十月中旬左右，张老师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秀兰的小姨半夜打电话告诉我，说张老师吐了一碗血，已经被她连夜送到县医院去了。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把储蓄罐里攒了大半年的十几块钱全部揣上，叫了一辆驴车冒着寒风赶到医院。

到医院的时候，秀兰已经在走廊上哭得不成样子了，小姨搂着她的肩膀，不停地拍着她的后背。看见我来了，秀兰扑进我怀里嚎啕大哭，声音断断续续的，说爹本来好好的，晚上还吃了一碗粥，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我搂着她，说不出一个字来，心里像是被人硬生生剜掉了一块肉。

张老师的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神情很凝重。他说张老师胃里面长了一个东西，位置不太好，是胃癌。我那时候才二十二岁，对癌症的认识只停留在听说过的层面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东西，远得像天上的星星，摸不到够不着。可此刻它就这么活生生地砸在张老师的身上，也砸在了秀兰的心口上，我能感觉到她眼底那种破碎的痛苦，像是一堵墙轰然倒塌了。

我一走回到走廊，秀兰就盯着我看，我不忍心告诉她真话，只好说医生说是严重的胃溃疡，得住院好好治，花不少钱。秀兰眼圈红了，忍着没哭，可她抓住我的手，她的指甲嵌进我的肉里，那种力道让我觉得疼得钻心，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任由她掐着。

手术费加上后续的治疗费用，少说也要上千块。那时候的上千块钱什么概念呢？我每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八块。一千块钱，就是我两年多不吃不喝的所有工资。张老师虽然是个小学教员，退休工资也就四五十块，张阿姨在街道办的小工厂里做些零活，一个月也就挣个二十多块钱的辛苦钱。秀兰赚的也不多。

我把这件事跟我娘说了，我娘沉默了很久，解开枕头内袋里一层又一层裹得严严实实的布包，把攒了十几年的积蓄——一共两百零三块钱，全部取出来，推到我面前。她说：“建国啊，这钱是给你将来娶媳妇的，娘没用上，你要是觉得秀兰这闺女值得，你就拿去给她爹看病。”

我接过那些钱的瞬间，手是颤抖的，心里头说不清是酸楚还是感动更多，一股热流堵在喉咙里，上不去也下不来。

我没有告诉秀兰钱的来历，只说我们厂里职工互助会借了一笔钱，还有一些是跟我娘的朋友临时凑的。秀兰是个精明人，她知道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和花销，怎么可能拿得出两百块钱来。可她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把这笔钱收下了，眼睛里淌着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完整。

第六章

张老师的病情并没有因为我那笔钱而好转。

手术还算顺利，癌细胞没有扩散得太厉害，医生说是早期，术后好好休养应该能控制住。可张老师年纪大了，本身又有高血压和胃溃疡的老毛病，术后恢复得很慢，吃不下东西，人也一天天地瘦下去，原本一个还算魁梧的人，一下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秀兰请了长假在医院照顾她爹。那段时间，我下了班就往医院跑，帮我剪手带饭洗碗洗衣裳，跑腿买药办手续，把能想到的事情都替她们做了个遍。秀兰有时候靠在走廊的长椅上就睡着了，我看着她苍白的嘴唇和发黑的眼圈，脚跟上磨出来的水泡蹭破了皮，结了痂又被磨破，看了心疼得要命。

秀兰有时候对我客气得不像话，感激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说建国辛苦你了，说谢谢你等等。

我不爱听这些话。

“别说这个。”我把她的头轻轻按在我肩膀上，说，“你爹就是我爹，有什么辛苦的。”

秀兰闭上眼，靠在我的肩窝里，不知道是不是又哭了，只看到她睫毛颤了颤，然后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张老师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花销大得很。秀兰把攒了好几年的嫁妆钱全部掏空了，张阿姨动用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借了一遍，我也把我存的那点家底儿全部拿了出来，还在厂里借了一百块钱的互助金，答应每个月从工资里头扣五块慢慢还。

那个春节过得冷冷清清的。

张老师出院以后，身体仍然很虚，饮食上稍有不注意就会不舒服。秀兰没有回去上班，留在家里照顾她爹，王大姐替她跟供销社的领导求了情，说了不少好话，供销社的领导批了她半年的停薪保职假，位置给她留着，等她爹身体好些了再回来上班。我心里头特别感激王大姐，她对秀兰是真的好，像亲姐姐一样。

那半年的时间，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我的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往秀兰家跑，两头跑着忙得像一只陀螺。厂里的同事说我着了魔了，为一个还没过门的姑娘拼成这样图什么。我听了这话心里头不舒服，可我也懒得解释。他们不明白，在我心里秀兰早就是我的家人了，家人有难处的时候袖手旁观，那还能叫个人吗？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张老师的病情刚刚出现一些好转希望的节点上，我一向身体还算硬朗的老娘也出了问题。她开始频繁地咳嗽，起初她不当回事儿，只是自己熬点姜汤喝，我也没有在意。可有一天，她咳出来的痰带上了暗红色的血丝，我当时在厨房洗碗，看到手帕上那一点暗红色的痕迹，手里的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

我把老娘送到镇上的卫生院一查，医生说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结核，条件有限检查不彻底，建议去县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默默看着手里的诊断书，上面写着：左侧肺部有阴影，疑似结核，不排除其他可能性，建议进一步明确诊断。我手一松，那张纸掉在地上，像一片薄薄的落叶。

老娘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诊断终于明确了，不是癌症，是结核，但情况不算太轻，建议住院治疗一个月以上。住院费、医药费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那时候身上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几乎全部都填进了张老师的医药费里。

我这个人，什么事都习惯一个人扛着。我没有跟秀兰开口，更没有跟她提老娘住院的事情。每天还是一样去医院探望老娘，然后再骑二十多分钟的车绕到秀兰家，帮她收拾收拾家务，给她爹喂药，帮张阿姨做些力气活。

可是秀兰发现了。

她看到我手背上洗衣服搓破的皮肤，看到我深陷的眼窝和蜡黄的面色，看到我竭力装作没事人一样却又不由自主地咳嗽了好几次的样子。她趁我把她爹哄睡之后，把我拽到厨房里头，压低声音问：“建国，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我说，声音不够自然。

她没有追问，但聪明如她，怎么可能不去问别人。后来是她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老孙问出来的，老孙把实情全部告诉了她。秀兰听完之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十几秒，然后挂了电话，那天晚上她没有主动联系我。

我心里想，也许她是生气了，也许她觉得我这个人不够坦诚，不该瞒着她这么大的事。我忐忑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了一整晚，把脚下的地砖走了十几个来回，心像是悬在半空中。

第二天一早，秀兰出现在我家门口，手里拎着一袋子东西。她穿得很单薄，鼻头被冻得通红通红的，嘴唇干裂起皮，像一朵被风吹蔫了的小野花。她没说多余的话，把东西放在桌上，叫了一声“阿姨”，然后就开始帮我娘收拾房间，洗衣服，把被褥搬出去晾晒，里里外外忙得像个陀螺。

我站在门外，看着这个瘦瘦小小的姑娘，在我家里张罗着一切，泪水一下子模糊了眼眶。

第七章

日子虽苦，可我们好歹挺过来了。

老娘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情况慢慢好转了起来。结核病用上链霉素之后控制得挺好的，医生说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不出三个月就能恢复得差不多。秀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场就在医院走廊落了泪，抱着一只保温桶里的鸡汤还有一丝余温的热气跑进来给我娘灌，一边哭一边说“阿姨你可千万要好起来”。

张老师那边的病情也逐步稳定了，虽然吃东西还是要注意，不能太油太甜，但人慢慢长回来了一些精气神，可以自己在院子里走动了。张阿姨退休在家，专门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小日子虽然紧巴，到底还算过得去。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和秀兰坐在一起，认认真真地谈了一次话。

那是在张老师病情稳定后的一个周末，中午的阳光暖暖的，照在秀兰家小院的泥地上，几只鸡鸭在刨食，咯咯地叫着。我们坐在堂屋的长凳上，沉默了好久，谁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最后还是秀兰先开的口。

“建国，”她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说。”

“我弟在部队当兵，这事儿你知道。现在家里头的底子也薄得跟纸一样了，我爹的病还是需要花钱。我……我不想让你再往我家里头搭钱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固执和无奈，“我的意思是，咱们……先不谈结婚的事情，等我爹身体彻底好了，等我弟弟部队退伍回来了，咱们再说别的，行吗？”

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头五味杂陈。我知道秀兰不是不想跟我结婚，她是怕拖累我，怕自己的担子压坏了我的肩膀。

可是她没有想过，这个担子不是我帮她在挑，而是我愿意挑的。

“秀兰，”我说，“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我心里头想什么你应该是知道的。你爹已经是我爹了，你娘是我娘，你弟就是我弟。咱们家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秀兰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我继续往下说，虽然越说声音越小，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我全部的心意。“结婚的事，可以等。我等得起。你别把那些话当负担。”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心跳加速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就算再等三年、五年、十年，我还是等。”

秀兰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

她忽然扑过来抱住了我，胳膊圈住我的腰，用力地箍紧，像是要把自己揉进我的身体里。我也回抱住她，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闻着她头发上有洗衣皂的清香。安静的小院子里，就只有我和她两个人，还有风穿过屋檐的声音。

那是我第一次抱住秀兰，也是我此生目前为止最安心的一刻。

第八章

又过了大半年。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五月的天就已经热得不像话了。张老师的身体一日好过一日，渐渐地可以自己拄着拐杖去街上溜达了，秀兰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我的老娘已经彻底好了，每天还打打毛衣，听听收音机里的评弹，日子过得舒舒坦坦的。

我和秀兰的关系，也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那天是礼拜天，我在厂里加完班，骑车去供销社找秀兰。阳光炽烈，蝉叫得震天响。我到供销社门口的时候，看到秀兰正陪着几个顾客在副食品柜台前挑东西，言笑晏晏的，眉眼间全是活络劲儿。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觉得她笑起来的样子比阳光还要暖人。

一直等到大伙都散了，我才走到柜台前面，清了清嗓子。

“秀兰。”

“嗯？”

“咱们……结婚吧。”

静了有几秒钟吧。

秀兰抬起眼睛望了我一会儿，然后嘴角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上扬，那是最动人最美的弧度。她的眼眶泛着亮光，那股亮光在她黑色瞳仁里跳动，像夏夜里萤火虫的光芒。

“好。”她轻轻地说。

然后她整个人扑向我，抱着我的脖子，在人来人往的供销社大门口，在大伙儿的注视下，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起来。

那时候围观的人不少，有买东西的大叔大妈，有其他柜台的售货员同志，有街边摆摊卖瓜子的小贩。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两个搂在一起的人，有的笑着，有人红了眼眶，有人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

王大姐站在门边，抹了一把眼泪，笑骂了一句：“你俩总算是开窍了！”

我搂着秀兰，觉得那一刻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种幸福感是浓烈的，像一杯沉年的烈酒猛地灌下去，从喉咙一直烫到心窝，灼得人有些吃不消。

第九章

我们的婚事办得不算大，放在现在来看甚至可以说简陋得不像话。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那天，我和秀兰正式结了婚。

年初的春天，我和秀兰去乡政府领了结婚证，两个人各自揣着户口本和单位开的介绍信，规规矩矩地到了办公室打了结婚证。那段时间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们俩的喜事了，纷纷来送礼道贺，有的送被面，有的送暖壶，有的送一对搪瓷盆，把我们的新家装饰得满满当当的。

秀兰家的情况我也清楚，他们家底本就薄，我不好意思多提彩礼的事。我娘私下跟秀兰说了一句，说家里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这二百块钱就算是娘对你的一个心意，数目是羞了点，可个心意是真的。秀兰接过那薄薄的红包时，嘴唇抖了抖，红着眼眶用力地点了点头，没有当场打开看。

后来我私下问她红包里头多少钱，她没告诉我，说那是娘的心意，数目多少不重要，心意重就行。

婚礼那天是在张老师家的院子里办的，摆了五桌酒席，请的都是两边的亲戚和街坊邻居。大厨是隔壁巷子里头一个退休的厨师帮忙掌勺的，菜色很简单，红烧肉、红烧鱼、炸丸子、炖排骨、炒时蔬，零零碎碎差不多十二道菜。在那个年头，这已经是相当丰盛的了。

秀兰穿了一件红色的灯芯绒外套，头发烫了卷，用红色的绸带扎了个小辫子，好看极了。我穿着清一色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新买的回力球鞋，也算是正儿八经地把自己拾掇齐整了。

婚礼上最让我动容的一幕，是张老师给我来的一个深深的鞠躬。

他已经被胃癌折磨得瘦弱不堪了，脸色蜡黄，颧骨高耸，身子瘦得像一把枯柴，可地弯下腰，对我深深一鞠躬，说话的气息带着虚弱的气息：“建国啊，我把丫头交给你了，你要替我对她好。”

我当时鼻子一酸，眼泪啪嗒砸在地上。我想说的话全部堵在喉咙口，只有使劲地点头，点得脑袋都要断了似的，才憋出一个字：“好。”

秀兰站在旁边，看到自己老爹这般光景，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娘在旁边也是抹了半天的眼泪，拉着秀兰和我的手，把它们放在一起叠放着，嘴里念叨着“好孩子，好孩子，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好好过日子”。

王大姐作为证婚人站起来，端着一碗酒说了一大长串祝福的话，引得满堂大笑。

那些个闹哄哄的场面，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可我记得秀兰的脸，记得她穿着红衣服站在我身边的样子，记得她听着大家一起敬酒的时候偷偷掉眼泪的模样。

晚宴结束之后，院子里恢复了安静，隔壁邻居家还隐隐约约传来收音机播的相声段子，几句词透过墙缝钻进来，断断续续的，像一股若有若无的风。

我和秀兰坐在洞房里，新房里的红烛映着红纸剪的喜字，大红的被面上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一切都是热辣辣的红色。

秀兰低着头坐在炕沿上，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指尖微微颤抖，额头鬓角贴着几缕碎发，遮住了半边脸上的表情。我坐在她旁边，觉得心跳从来没有这么快过，脸烫得像烤了火。

我们没有那些现代人才有的亲密举动。

八十年代的人，尤其是县城里的人，婚前的交往是含蓄而克制的。牵个手，在没人的地方拥抱一下，已经算是很勇敢的行为了。我心里头有一团火烧得旺旺的，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那些翻涌着的情感，脸上的红晕比新娘子也不差什么。

秀兰见我这副手足无措的窘态，到底没忍住先开了口。

“你困不困？”她偏过头来看着我，眼里头有泪光，也有笑意，嘴角弯成月牙儿的模样，看起来比院子里的月亮还要好看。

“……不困。”我说完又觉得这个回答蠢得不可救药。

秀兰不再看他，收回视线盯着自己的鞋子。她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带搭扣的布鞋，鞋面上干干净净的，像是为了今天特意做的，小心翼翼地踩在地面上，像是怕踩脏了哪一块陌生的地界。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睡着了，才听到她清清淡淡地说：“那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

那句话像是一把小锤子，准确无误地敲在了我心口最柔软的那个凹陷里，敲得我鼻子一酸鼻子，眼眶里那些忍了一整天的泪水终于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我努力了好几次，想止住眼泪别在这么喜庆的日子里掉下来，可我做不到。她看了我一眼，眼眶也红了，把手指轻轻地覆在我的手背上，小声地说：“别哭了。”

我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告诉她，这个“聊聊天”，我等了将近一整年。

从那个秋日的傍晚我站在供销社柜台前问她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到她在厨房里红着眼圈对我说“好”，到她家的老院子外面那条长长的巷子里藏着的每一次偷偷亲到她的头发，再到今天——她穿着里全新布做的衣裳坐在这个简陋却崭新的炕头上，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聊聊天”。

不是“你要对我好”，不是“你家的条件真是的”，不是“你什么时候还你娘借的那些钱”。

是“聊聊天”。

秀兰没发现我哭了。或许是风沙迷了眼睛，又或许是红烛的光太亮了，映得她眯起了眼睛。她见我没接话，自己找了个话题说起来，说供销社今天提前关了门，王大姉替她顶了半天班，改天王大姐家里要搬东西你一定得去帮个忙，说你力气大，扛一袋米面是没问题的。

我使劲眨了几下眼睛，平复了一下心情，抬手抹了一把脸，在她唠叨声里笑了一下。

“行，”我说，“我力气大，扛三袋也没问题。”

秀兰偏头瞥了我一眼，像是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最后到底绷不住了，用搭在炕边上的手帕糊在我脸上，把我眼角的泪痕擦了擦。

“还扛米面，”她说，声音低了下去，“先敬茶吧，咱妈那边还等着呢。”

我低声答应了一声“哎”，先起身去倒了两杯茶，一杯给秀兰，一杯是自己要喝的水，递到她手里时指尖不小心碰上了，两个人都像被烫了一下似的缩了一下手，茶水摇摇晃晃地洒了几滴出来。

秀兰红着脸低头喝了一口，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但我瞧见她耳根子红了一片，红得透亮，像傍晚时分天边烧起来的晚霞。

第十章

婚后的日子是清贫的，却是幸福的。

我们住在我娘的老房子里，两间正房外加一间小厨房，一个小院。地方不大，但秀兰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墙上糊着崭新华美的年画，窗户上贴着喜庆的大红窗花。屋里的东西不多，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木头的衣柜、一台缝纫机，外加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结婚时王大姐和供销社几位同事凑钱送的，算是我们这个家最值钱的资产了。

秀兰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性子。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起床，先把早饭给我和我娘做好，然后赶在供销社开门之前去上班。中午下班回来又忙着做饭、洗衣、收拾屋子，一刻都不得闲。我劝她少干点，说这些事我也能干，她总是笑眯眯地应一声“知道了”，然后照样忙得团团转，一点不把自己的辛苦当回事。

单位里分配的肉票是铁打的数字，月底必定作废过期。有钱没肉票，同样是买不到的。有一次我出差了一个星期，回来才想起忘了领本月发的肉票，库存里已经过了期限。秀兰嘴上没有多说我什么，但我瞧见她转了两趟车跑到县城里去找人兑换，跑了一整天，瘦小的身板晒得发红。晚上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斤肉，笑眯眯地对我说：“今晚给你炖红烧肉吃！”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那一斤肉，跑了至少四个不同的单位，跟别人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才换出来的，我心里是有数的。

她就是这样一个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开口求人的人。

唯一让我有些吃不消的是，秀兰在待人处事上的分寸拿捏得太死了。她很少跟我娘拌嘴，也从不跟我发脾气，所有的不高兴都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才会一个人躲到厨房或者阳台上偷偷掉眼泪。

我知道她是怕我为难。

娘是个直性子，有啥说啥，有时候说话不太中听，但并没有什么恶意。

有一回，我娘炖了猪蹄，笑着说要补补我这段时间累坏了的身子。秀兰端着一碗盛给我的时候，我看着碗里那块完整的猪蹄骨头上挂着厚厚一层肉，而她自己碗里只盛了些汤汤水水。

我说秀兰你也盛一些肉，她笑笑，说我不爱吃太油的。

娘在里头听到了，隔着厨房窗户丢了一句过来：“哎哟，是不爱还是舍不得呀？”语气略带揶揄，听起来像是一个妈在跟儿媳开玩笑说笑。

我看见秀兰端碗的手抖了一下，表情迅速地黯淡下去。

晚上她洗了碗，在厨房里待了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我过去一看，她蹲在墙角，手绞着擦碗的抹布，脸上的痕迹是哭过了的。我蹲下来扳过她的肩膀，她使劲低着头不肯抬起来，声音闷闷地说：“我没关系……”

我说：“怎么就没关系了？我就觉得有关系。”

她终于抬起头，眼泪还挂在眼眶边，可是嘴唇在抖。“她说一句我也没说什么呀……我真没往心里去……她是咱妈，妈说的话能当真吗……”

我捧着她的脸，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我的声音低下来：“秀兰，你听着，你跟我是一家人，在这个家里头，没有谁可以让你受委屈。我妈也不可以。下次她再说这种话，你跟我说，我去跟她讲。”

秀兰摇摇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泪水和着声音呜呜咽咽的，“你别跟她吵……她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知道的。你别为了我跟娘闹翻了，我会过意不去的。”

我在她额头上印了一下，是郑重其事的、像盖章一样的那种，有些重，有些鲁莽，还有些笨拙。她想跟人解释这个亲吻的含义，大抵就是告诉她，她现在是一个有人撑腰的人了。

第十一章

日子虽然紧巴，可总算是波澜不惊地往前过。

一九八三年开春之后，改革的春风好像终于吹到了我们这个小镇子上。街上陆陆续续开了几个个体户经营的服装店和小饭馆，以前只有供销社才能买到的红糖白糖、毛巾香皂什么的，现在在这些小店也能买到了。

供销社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从前的排队长龙渐渐变短，再去供销社买东西，基本上不用排队，随去随买。有些紧俏商品，比如电视机电冰箱之类的大件，也慢慢地不需要凭票供应了。在那以前，买手表都要凭条子供应，如今的政策放了，钱够就能随时买回去。

秀兰跟我聊起这件事，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她说她也不知道供销社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卖货的任务一年比一年少，领导开会提得最多的词是“改制”“承包”“下海”。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中有一种淡淡的、不易被察觉的忧虑，像是秋天将尽时感受到的第一阵凉风，尚未彻骨刺肤，但已经让人隐隐不安。

我当时没有太上心，心想改革再大，也大不过咱们老百姓的顶梁柱嘛，房子倒了还有地基在，能差到哪里去呢。

然而没过几个月，一个大大的变故真的砸到了我们头上来。

那一年的秋天，张老师因为胃病复发，又被送进了县医院。这一次情况要比上次严重得多，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了，建议回家休养，没有必要再动手术，也动不了手术了。

秀兰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供销社的仓库里搬新到的一批红茶。她放下电话筒愣了好一会儿，手里的纸箱“砰”地一声脱手掉在地上，茶叶末子撒了一地，她顾不得去收拾，撒腿就往门口跑。

我听到电话从厂里赶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跪在医院的走廊上哭得说不出话了，任由护士怎么扶怎么劝都站不起来。我一把抱住她，她把头埋在我怀里，哭得浑身打战，声音断断续续地喊着“建国怎么办”。

那个晚上张老师被送进了急症室的观察病房。我和秀兰在走廊上坐了一整夜，谁都没有合眼，眼睛一直盯着病房门口上方亮着的那盏灯，那盏灯辉映出来的冷白色的光，映得我们两个人的脸像纸片一样的惨白。

张老师撑到了第三天，终究是没能撑过去。

临走的那个早晨天气阴沉沉的，我们六点钟到的医院，张老师躺在床上，微睁着眼睛，呼吸已经很微弱了，瘦得几乎看不出胸膛的起伏。张阿姨趴在床边，攥着张老师枯柴一样的手，哭得声音都变了形，眼泪鼻涕混在一起淌得一塌糊涂。

秀兰靠在墙边，整个人软塌塌地往下滑，滑到地面上，背靠着白墙，眼睛盯着地上某个模糊的暗角，一声不响地流眼泪，咬紧的嘴唇被咬出了血，渗出淡淡的红。

张老师最后睁开眼，目光越过围在他身边发呆的亲友们，落在我身上。他动了动嘴唇，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却听得一清二楚。

“建国啊……好好对秀兰……拜托你了……”

我紧紧握住他冰凉的、干枯的手掌，两个生命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撞在了一起。我拼命忍住胸腔里翻滚的那个巨浪，用力地点了点头，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一个“好”字。

张老师的眼珠微微转动，目光落在角落里的秀兰身上，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嘴角浮起一个极淡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合上了眼皮，像是终于完成了一件沉重的心事，疲倦沉沉地落了满身。

病房里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秀兰没有嚎哭，她只是喊了一声“爸”，然后整个人就背过气去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掐她的人中，掐了将近一分钟，她才悠悠地吐出一口长长的气，像梦魇惊蛰后拔去了一颗戳在心口许久的钉子。醒来后她没有再哭，坐在地上，两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

张老师的葬礼办得不隆重，甚至可以说是寒酸的，但到场的人不少，多数是他教过的学生和同事。那些学生们从天南海北赶过来，有的已经头发都花白了，一个个在灵堂前哭得泣不成声。

秀兰跪在灵前，守了整整一夜。

我陪着她跪到了天亮，腰疼得像是要断掉。中间她靠在我肩膀上一次，很轻很轻的，像一片羽毛落在我的身上。她就那样依偎在我肩头，不知道睡了没有，眼睛紧闭着，睫毛上还挂着一颗亮晶晶的泪珠，在烛光里闪着微弱的光。

第十二章

张老师走了之后，秀兰好像变了一个人。

她从前虽然话不多，但起码还会笑一笑，眼睛里的光彩还有，像暗夜里的一颗星子，不算最亮，总归是亮着的。可她爹走后，她的眼睛就暗了，像是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拨也拨不开。

在家里，她还是一样的勤快，该洗衣洗衣，该做饭做饭，把小家收拾得整整齐齐，把我的老娘也伺候得妥妥当当。在外人面前，她还是那个温和有礼的秀兰，跟街坊邻居和和气气地打招呼，没跟人红过一次脸。

但只有我知道，她变了。

她笑起来的时候，笑意到不了眼底，只是嘴角勉强挤出来的一个弧度，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接待员做完规定动作后最惯常的表情。

比我更有深刻体会的人是她弟弟张建国。张老师在世时，张建国每个月的津贴有一半会寄回家里来，补贴家用。张老师走后，秀兰对弟弟说“家里负担轻了，你的钱你自己攒着娶媳妇用”。建国的心思比较单纯，觉得姐姐说得有道理，也就不再寄钱了。

秀兰一个字也没跟我提过这件事。

秀兰有一次跟我提起过心里头一个不太敢告诉人的念头。她说，她从小就没想过离开这个县城，她爹和她娘都在这里，根也扎在这里。她爹走了，把她娘一个人丢在这里，她就更不能走了。可她心里又觉得对不起我，怕因为我被她拴在了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拖累了我一辈子。

我说你别多想了，我哪都不去。

她低头整理炕上铺着的那条半旧不新的床单，把上面的褶皱一点点抿平，没有接我的话。

日子不疾不徐地往前过着，像是小镇后面那条河里沉淀多年的清水，缓缓地流，稳稳地流。

我的工资从三十八块涨到了五十二块，秀兰的工资也从三十六块涨到了四十五块，加起来虽然有近一百块的月收入了，可要养一家三口——加上我娘年纪愈发大了，小病小痛不断——这日子仍然是有些紧的。每个月月底的时候，都要掰着指头精打细算，才能勉强不落到借债的地步。

那年年底，秀兰怀孕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八五年开春的事。秀兰测出来有两个多月了，那天她红着眼眶来找我，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化验报告单，抬眼望着我的那个样子，像一只寻到好窝的小猫，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满足与踏实。

“建国……”

“嗯？”

“你要当爸爸了。”她的声音微微发颤，眼角有一滴亮晶晶的东西，分不清是激动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我当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种铺天盖地的喜悦席卷而来，整个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然后抱住了她，眼圈也潮潮的。那些早已经被淹没在琐碎日常里的柔软，在那一刻全部涌上来，把我的心撑得满满的。

第十三章

那一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秀兰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仿佛一个被吹了气的球，把原本就瘦瘦削削的身子撑出了一个饱满浑圆的弧度。供销社的领导看到她怀着身孕还每天站柜台，站得腰酸脚肿，主动让她转了内勤工作，管管账目理理货，不用再抛头露面跟人抢货了。

说到这事儿，不能不提王大姐。王大姐原本已经是预备年底要调去县城任职的人了，结果听说了秀兰怀孕的消息，主动跟领导申请留了下来，说是她们柜台的账目她最熟悉，换了新人怕会把账目搞得一塌糊涂，其实谁都心里明白，她是想留下来帮忙照顾秀兰。

旁人说起来都是一片羡慕，说她张秀兰命好，嫁了一个好老公不说，还有这么一个仗义实诚的好姐姐。

王大姐摆摆手，说别酸了别酸了，一把年纪了正经点好不好。

秀兰生孩子那天出了一点小插曲。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天上落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往下洒。秀兰在我娘那间屋子的炕上纳鞋底，忽然“哎呀”了一声，说肚子不对劲。我娘马上意识到可能是要生了，让我赶紧去请接生婆。我抓起门边挂着的那件军大衣就往外冲，马不停蹄地往镇上跑。

接生婆姓刘，街坊们叫她刘婶儿，住在镇东头一个窄窄的弄堂巷子最里头，年轻的时候是个接生婆，这些年岁数大了，轻易不接活了。我跟她老人家说了好几箩筐的好话，她才点了头，拎着老花镜和一个鼓鼓囊囊的旧皮包，一步一滑地跟我往家赶。

到了家里，秀兰已经疼得满头大汗了，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似的滚落，嘴唇发白，咬紧的牙关把嘴唇咬破了好几个地方，渗出来的血都被汗水洇开成一个极淡极淡的红晕。

刘婶儿在里面接生，我在外面踱来踱去，把我娘都转晕了。老娘被我踹来踹去的脚步声晃得头晕，开始拿她手上纳鞋底的针尖扎我胳膊，说你再转就把你扎成一个刺猬。我就老老实实站定不动了，可心还是七上八下的，像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

终于，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音洪亮得像小猫使劲蹬了一下腿后的叫唤，中气十足。

我腿一软，直接瘫在地上。

我娘没忍住笑出了声，伸手扶了我一把说，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刘婶儿掀开门帘，笑盈盈地朝我们娘儿俩报喜：“恭喜恭喜，是个大胖小子，七斤六两，母子平安！”

我顾不上别的了，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门槛，看到秀兰躺在炕上，苍白的脸上浮着两朵厚厚的红晕，鬓角的头发被汗水浸得透湿，整个人虚弱得像一片纸，可她的表情是满足的，嘴角挂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极其奇异的笑容。

我握住她的手，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秀兰虚弱地开口说了一句：“建国……你要当爸爸了。”

这一次，她把那个发现怀孕时对我说过的话，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又讲了一遍。上一次她是激动中带些不确定的微芒，这一次她是笃定的、平静的、心甘情愿的，像是一个历经波涛终于靠岸的人，把锚沉沉地抛下去，这辈子都不打算再启航了。

我捧着她冰凉的手，说：“秀兰，谢谢你。”

她没有说什么“这是应该的”之类的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眶里盛满了光，像那年供销社柜台后面那一盏煤油灯一样，温暖了这个狭小的、被北风呼啸包围的房间。

我娘接过孩子，脸上的褶子笑成了一朵水灵灵的菊花，抱着那团红彤彤的肉球左看右看，硬生生从眉眼里看出几分像秀兰、几分像我来。刘婶儿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打趣说，这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老姐姐，你这是看孙子看花了眼啊。

欢欢喜喜，热热闹闹。

第十四章

有了孩子以后的家，一下子就完整了。

儿子的到来给这个朴素得近乎贫瘠的小家庭添了一束亮光。秀兰产假休了三个月就回供销社上班了，我娘主动揽下了带孙子的活儿，每天拄着拐杖扶着小车领小家伙在院子里学走路，常常让我想起她当年带我的光景。

秀兰回到供销社上班之后，发现供销社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了，货架上的商品少了一多半，从前人来人往的门市部常常门可罗雀。领导开会时经常提到要“转型”，说是要将经营方式从计划供应逐步转向市场调节，可具体怎么转，也都是一脑门子官司，定不出个明确的章程来。有些人私下说，再过几年，供销社怕是撑不下去了。

秀兰的眉头又悄悄地皱了起来。

转眼到了一九八七年。秀兰的弟弟建国从部队退伍了。

建国的思想活络，不比我们在厂里死守着那些不会动的机器，他一退伍就瞄上了改革开放后冒出来的那些个体商户的买卖路子。

建国看准了县城新建的一个大型农贸市场，拉上几个战友凑了些本钱，在农贸市场摆了个摊卖服装。起初生意平平，一天卖不出几件，但他脑子灵光，学会了从广州那边批发便宜好看的时装回来卖，生意渐渐火爆起来。

建国发达了之后，第一个想到的除了他自己部队里认识的媳妇，就是我这个姐夫。

他来找我，开着一辆崭新的金杯牌面包车，斜戴着墨镜倚在车门上，穿着一件很新潮的黑色的夹克衫，朝我扬了扬下巴，语气里带着一种明显的得意：“姐夫，我这边生意上来了，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你来帮我？”

我没有立刻应他，放下手里的铁扳手，擦了擦脸上的油渍，上下打量着这个退伍之前还有些懵懂的青年。

建国见我不说话，以为我是怕丢了铁饭碗，露出一副过来人的表情说：“姐夫，你看看你们那个厂，不死不活的，一个月才几十块钱，什么时候是个头哇？”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天真的自信，仿佛他已经把一个全新的世界构画成形，只等着人去落地。

我攥紧手里的扳手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把扳手放回工具箱里，摆了摆手：“我再想想，你先好好干你的。”

建国看了我一会儿，挠挠头，不再劝我了，踩了油门，一溜烟地开走了。

出了大门，我蹲在厂门口的马路边，点了一支烟，很少抽的烟，我一般是不碰的。烟雾缭绕，迷得我眯了眯眼，没抽两口就掐灭了烟头，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推门回车间去了。

第十五章

一九八八年过去了，一九八九年来了又走了，时间在琐碎的日常中流逝，和秀兰一起并肩走过的日子，像是一场冬天下得很得体面的雪，看似漫长，转眼就化了。

儿子上了小学，在镇上那所不错的中心小学，成绩挺好，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秀兰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在家做饭洗衣，同时还在供销社坚守着那个已经门庭冷落的柜台。供销社的处境一年不如一年了，到了八十年代末，国家部分农副产品供应已经取消了票证，商品敞开销售，供销社那套卖东西的模式就愈发没有竞争力了。

秀兰偶尔跟我聊起这些事情，语气总是平常的，听不出什么波澜。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那份隐隐的担忧。她不说不代表不想，她是不愿意把这个压力转嫁给我。

她这一辈子都是这个性子，喜欢把事情压在心里。

而我呢，一辈子都是个窝囊的性子。在厂里安安分分干了快十年，从一个青涩的学徒工熬成了车间里资历算不上最老但也算拿得出手的老师傅了，每天按部就班地操作着那些老掉牙的机床和钻头，日子过得像钟摆一样规律而单调。说实话，在那些漫长的、按部就班的一成不变里，在那些轰隆隆的机器声盖过了一切的嘈杂里，我也曾动过跳出去的念头。

建国那个摊位后来开成了服装批发城，在县城里头颇有些名气了。他再次来邀我入伙的时候，我嘴上说着“再考虑考虑”，心里头其实已经动摇了。

可秀兰的一番话，把我的那个念头彻底浇灭了。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送儿子去邻里家写作业，难得得了半宿的独处时间。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声音轻轻的，像一片羽毛从高处飘落下来。

“建国，我知道你心里有想法。你想去做生意，想去赚更多的钱，让大家过更好的日子，我心里都知道。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求你了，别走。”

她拉住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我不图你赚多少钱，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够了。”

那个夜晚的风有些凉，月光洒在院子里，把一切照得朦朦胧胧的。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坐了许久，谁都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清早，我去厂里找到车间主任，请他给我多排一些班，说家里孩子大了花销大，想多干点赚几个加班费。我始终没有跟建国开口说入伙的事，总觉着跟他说“不去”两个字，太伤这个热情的小伙子的心了。

第十六章

一九九零年开始，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镇上的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卖百货的、卖时装的、卖五金电器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开，什么牌子的货都有，价钱还不贵。供销社在周围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体户的夹击下，举步维艰。

秀兰的供销社也终于撑不住了，那一年年底，供销社正式改制了，原来的国营老店被纳入了企业改制的大名单，除了极少数骨干留下来做一些服务性质的业务，大多数职工都被要求自谋出路，美其名曰“买断工龄”，拿到手里的是一笔少得可怜的安置费。

秀兰拿到安置费的那天晚上，对着那几张薄薄的毛票愣了很久，坐在炕沿上，脸色黯淡得像十月的阴雨天。她从十九岁分配到供销社，在这个三尺柜台后面站了将近十年，从一个青涩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把青春岁月最美好的一段年华都耗在了那块磨得发亮的木质地板上。

而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时。

她没有撕心裂肺地哭，甚至没有在我面前掉泪，只是沉默了很久很久。我知道，她心里头有个东西碎了，那是她对这个国营单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曾经她觉得在供销社上班是被国家承认的，是踏实的、体面的、妥当的。而现在供销社没了，这一层心理上的安全网也跟着没了，她一下子失去了方向，不知道接下来要走哪条路。

过了几天，我找秀兰谈了谈。

“要不你在家里歇一段时间，反正儿子还小，身边离不了人。收入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一个人能撑起来，你信我。”

秀兰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里头有感激，有心疼，有一点点无可奈何。

“我不习惯在家闲着。”她说，语气轻得像一阵风。

我懂她的意思。秀兰不是那种能闷在家里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人。她是那种脚下有根、眼中有活的人，让她每天围着灶台和孩子转，没有一点儿工作上的寄托，她会腐烂的，不是身体上的腐烂，是精神层面上的那种，从内在开始慢慢溃烂，烂到根子里面去。

“那你想干啥？”我问。

“我想想。”她低下头，指甲无意识地在桌面上画着圈，桌面被指甲摩擦出细微的、沙沙的声响。

秀兰后来在县城一家新开的日用品超市找到了工作，做收银员兼理货员。超市的规模不算大，但老板是南方来的商人，货进得勤，主意整得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秀兰在供销社练出来的那一身本事——算盘打得哐哐响，算账算得比计算器还快——在超市里头大有用武之地，老板很器重她，时不时夸她一句“老供销社的就是不一样”。

日子在忙忙碌碌、起起落落中悄然前行。

一九九三年，我从五金厂辞职了。

那些经营了大半辈子的老国企，终于还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停摆了。厂子停产的那段时间，车间里头的机器彻底安静下来，没有了轰隆隆的噪音和机油的刺鼻气味，整个厂区冷清寂静得像一座废弃的坟场。工友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的喝闷酒，有的摔东西骂娘，有的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望着厂门口那块掉漆的锡字招牌出神。

我从厂里领到的安置费，比秀兰从供销社领的那笔还要寒碜。

我没有喝闷酒，没有摔东西，没有骂娘。我只是走到厂房后面那块荒地上，蹲下来，对着那个生锈的消防栓发了一分钟的呆。然后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迈开步子走出了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没有回头。

回到家，秀兰看到我，什么也没问，只说了两个字：“吃饭。”

第二天，她帮我联系人，帮我跑摊位，帮我在县城那个热闹的农贸市场盘下了一个小小的位置，专门卖几毛钱一件的日用小百货。

第十七章

摆摊说起来简单，真正干起来才知道其中的艰辛。

每天早上四点半闹钟一响，我就得爬起来，把那辆三轮车推出来，往县城菜市场方向骑将近四十分钟。冬天最受罪，北风呼呼地刮，脸上被刀子一样的寒风吹得生疼，手指冻得僵住，得使劲攥拳头，攥到骨节咯咯响才行。秀兰心疼我，每天都起得比我更早，在灶上给我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葱花面，搁两滴香油，卧一个荷包蛋，再冲一碗红糖水，让我喝了暖身子再出门。

到了菜市场，卸货、摆摊、吆喝，从一个捧着国营厂铁饭碗的钳工，变成了一个站在街头巷尾大声招揽生意的个体户。脸皮薄的那段时间特别难熬，遇到熟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生怕人家说我“工厂不要了去摆地摊”。

可是人到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就别想着还有什么现成的路可走了，硬着头皮往前闯，才有可能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摆摊的日子是苦的，却也是有滋有味的。

我的脾气是倔的，仗着早年在厂里积累的那点手艺底子，卖的日用百货都是挑的市场上最好最耐用的那一批货，价钱公道，童叟无欺，在菜市场那一带逐渐闯出了“陈师傅那个摊儿质量好，买回去用十年不坏”的名声。

顾客渐渐多了，收入也渐渐稳定了，从一个月的百十块利润，到小几百，再到后来一个月纯收入能有三四百，比当年在厂里干整整一年还多。

那段时间，秀兰在超市的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了，老板看好她的能力，让她当了分店的副店长，月工资比普通员工高出一大截。

我们夫妻俩一人占一头，各忙各的，日子虽然紧张，却充实得很。下午收了摊，我去菜市场买点菜回家，秀兰也下班回来了，我们娘儿三个——加上已经长成一个能跑能跳的小伙子的儿子，围坐在那张简陋的小饭桌上吃晚饭。饭桌上总有秀兰炖的一锅好汤，黄豆猪蹄汤或者莲藕排骨汤，热乎乎地端上来，冒着一股浓郁的香气，把一天的疲惫都给冲淡了，冲散了，冲得远远的。

一九九五年，建国在城南盖了一栋两层小楼，把张阿姨接了过去，说是让娘享享清福，在县城里头住住，不用再窝在镇上那间老旧的旧平房里头熬日子了。

我帮建国跑前跑后忙装修的事情，刷墙、铺地、搬砖、扛水泥，忙得脚不沾地，满头满脸都是灰，一天洗三次澡都洗不干净。建国看着我蓬头垢面的狼狈样子，又想笑又感动，末了请我和秀兰吃了一顿大餐，在县城新开的那家酒楼里，点了满满一桌子菜。

酒过三巡，建国端着一杯啤酒站起来，对着我说了一句让我鼻子发酸的话。

“姐夫，谢谢你，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忙，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摆摆手说了句矫情，然后端起杯子狠狠灌了一大口，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第十八章

转眼之间，一九九八年了。

儿子上了初中，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拔尖的，老师说这孩子脑子灵光又肯下功夫，将来考大学有希望。秀兰听了高兴，回来的时候给我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放了点虾皮提鲜，香得我吃了一大碗都没吃够。

那天晚上我对秀兰说，等儿子考上大学，咱们就盖楼。秀兰一边给我盛饺子汤一边笑着说行行行，到时候随你高兴，就是别盖得太高，高了爬不动楼梯。

我嘿嘿一笑，没把这话当玩笑。

一九九九年，改革开放已经迈过了二十个年头。镇上的变化比前十年还要快，大街上高楼林立，从前那条窄窄的石板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小汽车来来往往的，喇叭声和摩托车的轰鸣声交织成一片。我们已经再也不用凭票买东西了，什么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这些伴随了我们大半辈子的物件，早就成了废纸一堆，被随手丢进了过去的抽屉里积灰。

秀兰有一回收拾屋子，翻出了当年的几张肉票，印着“壹市斤”“半市斤”字样，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角也折了，皱巴巴的。她捏着那几张废票发了一会儿愣，抬起头来对我说：“你还记得你头一回来供销社门口排队买肉那天吗？”

我说我永远忘不了，那是八月十五，我来晚了，排了好长的队，轮到我时肉都快卖完了，终于轮到我的时候，你把那二斤肉票塞进我手心里面。

我话说到一半，自己忽然顿住了。

秀兰抱着那沓旧肉票笑起来，笑容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释然，眼眶却微微有些湿润，不知道是被亮光晃的，还是想起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们就这么靠在旧衣柜上，并肩而立，看着那沓皱巴巴的旧肉票，看着那个已经不属于我们的时代，一点一点地远去。

肉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可它们记录下的那些故事、那些情感、那些没有说出口却比说了出口更深的情意，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成为两个人之间秘而不宣的宝藏。

我对秀兰说，那一斤肉票，不，那二斤肉票，是这辈子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秀兰没接我的话，别过头去，抬手悄悄擦了一下眼角。

第十九章

两千年来了，跨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电视机前面守夜，看着屏幕上欢腾的人群和漫天绽放的烟火。收音机里播着《难忘今宵》，歌声穿过大年夜凛冽的空气，回荡在屋里每一个角落。

儿子说，爸，妈，新年快乐。

我说新年快乐。秀兰也跟着说了一句新年快乐。她的声音冲破了有些凝滞的春晚穿插过的每一个节目，在屋宇的梁上划了很长很长的一道弧线，才像是被什么东西碾碎了一般，轻轻地掉落下来。

千禧年之后，日子过得飞快。

我的小百货生意越做越大了，菜市场的破旧摊位换成了临街的一个铺面，花花绿绿的东西摆满了两面墙，货款周转得顺顺当当，一年到头算下来，除去各种成本费用，还能攒下个几千块。

秀兰在超市做上了店长，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里里外外的事务性工作离不开她，不是跟供应商谈判进货的价格，就是处理员工之间的小摩擦小纠纷，要不然就是搞一些节假日的促销活动策划。她处理起这些事来得心应手，在供货商面前不卑不亢，在员工面前和气又有威信，在顾客面前永远保持着一副真诚的笑脸。领导夸她是“天生的商业人才”，她听了只是淡淡地一笑，也不当回事。

这些话听在我耳朵里，就会想起二十年前的供销社柜台后头那个沉默寡言的小姑娘，她那时候也不爱多说话，可做起事来比谁都利索，待人接物也比谁都妥帖。

原来秀兰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是一个稳稳当当的人了。

第二十章

两千零六年，儿子高三。

那年夏天热得出奇，八月份连续十几天温度超过三十八度，风扇对着脑袋吹出来的风都是烫的。儿子躲在房间里埋头复习功课，额头上汗珠涔涔的，桌上搁着一碗绿豆汤，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换了三四回了也没见他喝几口。

秀兰比谁都心急。

每天晚上我加班回来，她不是在客厅翻来覆去地看儿子拿回来的试卷和成绩单，就是趴在饭桌上拿着儿子上个月考完的卷子对着答案，嘴巴里念念有词地换算着分数排名。我说你搁那儿瞎操心也没用，儿子的成绩要靠他自己努力。她嘴上答应说不看了不看了，等我睡着了，她又悄悄爬起来，打开台灯继续翻那些卷子。

这就是做母亲的心。

两千零七年六月，儿子参加了高考。

考试那三天，我陪秀兰去考点外面等，等在考场外面的校门外的家长至少有一百号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校门口堵得严严实实。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烤得人头皮发麻，皮肤发红，没地方坐，大家就蹲在马路牙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熬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秀兰靠在路边的梧桐树树干上，眼睛盯着校门口的大门，目光笔直而专注，像是要把那扇门盯出一个窟窿来。

我知道她心里头在想什么，但我没有说破。

七月中旬分数线公布的当天晚上，儿子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输入考号和密码，我们两口子挤在房门外面，耳朵贴着门板听里面的动静。忽然“啪”地一声，什么东西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随即门被猛地从里面拉开了，把我和秀兰都吓了一跳，差点往里栽了个趔趄。

儿子站在那里，脸上的泪水沿着面颊一道道地滑下来，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嘴唇抖动着。他把手里攥着的成绩条递过来，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一排数字，总分排在县城文科生的第二名。

秀兰看着成绩条上那排数字，整个人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眶里的泪珠争先恐后地往外涌，嘴唇翕动着，可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儿子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本科，本省最好的大学。

“妈，我考上了——”儿子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带着哭腔，带着笑，带着十七年人生所有重量和所有梦想汇聚而成的光芒。

秀兰没绷住，开闸一般放声大哭起来，哭得跟那年她在病房走廊上看到她爹吐出那一口鲜血时一样的失控，一样的天塌地陷，一样的无处遁形。可这一次的泪水，是甜的，是暖的，是压了十八年的心酸苦辣在这一刻全部汹涌而出时的决堤。

我搂着她的肩膀，我的眼眶也红了，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起来。

夏天的夜晚，满天繁星点缀着深蓝的天幕，蝉鸣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我们一家三口就那么在客厅里抱着，哭着，笑着，说着一些不连贯的、没什么逻辑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直到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的晨光。

第二十一章

儿子到省城去上大学以后，家里忽然就安静了。

秀兰说，清静也有清静的好处，咱们老两口可以过过二人世界了。我当时没来得及接话，心想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二人世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可她这句话在我心里头一直搁着，搁了好几天，越想越不是滋味，忽然想起年轻的时候，我们隔着供销社那张粗糙的木柜台偷偷看彼此的时候，那种害羞的、青涩的、紧张得像做贼一样的心情。

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之间那种心动的感觉，从未真正消散过。

两千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个夏天，我和秀兰坐在客厅崭新的沙发上，看完了电视转播的全程。秀兰看着屏幕上那些奔跑着的运动员说，咱们儿子要是晚生两年，说不定也能参加奥运会呢。

我说儿子像你，体育不好，跑不快。

秀兰拧了我一把，力道不大不小，是我熟悉的、只有她能掐出来的那种分寸。

两千一零年，儿子从省城的大学毕业了，留在省城工作，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工资不算特别高，但稳定，有五险一金，还有双休日可以回家看看。

儿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那天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两千一一年的五一小长假，儿子开着车从省城回来，后座上坐着一个扎马尾辫的姑娘，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长相清秀，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我和秀兰在厨房里忙活了大半天，整了一大桌子菜，爆炒腰花、油焖大虾、红烧排骨、蒜蓉空心菜，外加一个冬瓜排骨汤，热气腾腾地摆了一桌子。那个姑娘嘴甜得很，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叫得亲热，陪秀兰聊天聊得可投机了，从省城的房价聊到新出的化妆品，从新出的化妆品聊到她学校的同班同学，把秀兰逗得哈哈大笑，那是我好几年没在家见过的开怀畅笑。

晚上秀兰靠在床头，拉着我的手轻声说，建国有姑娘像当年的我。

我说我没瞧出来。

她轻轻拍了我的手背一巴掌，骂道你这个三十多年的老古董，什么都不懂。

我没有反驳她，把枕头往她那边挪了挪，闭上眼睛，呼吸着她发梢飘过来的、淡淡的一丝洗发水的香气，安然入睡了。

第二十二章

二零一六年，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秀兰生病了。

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的胸闷和咳嗽，她没太在意，以为是那阵子天气变化大了，想着凭自己的身子骨扛几天也就过去了。可后来咳嗽越来越频繁，有一天晚上咳出来的痰里带了一些暗红色的血丝，我看见她偷偷把擦血的纸巾塞进垃圾桶深处，不让任何人看到。

我当时没有点破，可心里头那股不祥的预感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我带秀兰去了县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右肺部有一个阴影，建议去省城的大医院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县城的设备不够先进，查不彻底，怕是耽误了病情。

到了省城，经过一系列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我单独去见医生。医生摘下眼镜，看着我说：“病人肺部有一个恶性的肿瘤，初步判断是早期，需要尽快手术，不过术后还要结合放化疗，具体能不能根治，要看后续的具体情况。”他顿了顿，瞧着我铁青的脸色，又补了一句，“家属要做好长期治疗的准备，经济上和时间上，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我站在诊室门口，整个人僵住了，四肢像被灌满了铅，一步都迈不动。

秀兰已经被病魔折磨得瘦了一圈。她天天催促我吃营养品的动静还回响在耳边，怎么忽然之间，这个在我生命里从未断过“叮嘱”的人，会比我先躺到病床上去。

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七年，是我这辈子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秀兰先后做了两次手术，三次化疗，头发脱落了大半，原本红润的脸庞变得蜡黄枯瘦，手上扎针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看了让人心里发酸剧痛。每次化疗结束回到家里，她躺在床上什么都吃不下，连喝水都会恶心呕吐。我守在床边，一遍又一遍地帮她揉后背，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手掌酸痛发麻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她只有在我揉背的时候才能勉强睡着一会儿。

王大姐听说了秀兰生病的消息，拖着六七十岁的身子从省城赶回来，带了一大堆营养品，一见面就抱着秀兰哭。秀兰虚弱得哭不出声来了，嘴角扯了扯，说了一句“姐你怎么来了，这么远的路，多麻烦”，气若游丝，轻得像一片飘在地上的落叶。

王大姐攥着秀兰瘦骨嶙峋的手，又气又心疼又是心疼地怜，一边流泪一边说秀兰你这个傻丫头，你看看你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子了，年轻时候就不知道心疼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把自己搞垮的。我们姐儿俩要好好活着，你怎么还不能好好的，姐姐还要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呢。

秀兰含着泪，微微点了点头。

二零一八年冬天，化疗的疗程结束了，医生说病情暂时控制住了，后续需要定期复查，饮食上注意营养搭配，千万不要劳累，尽量保持一个舒畅的心情。

秀兰出院回到家的那天，天上飘着雪。

我搀着她慢慢走过院子里那条落满梧桐叶的小路，推开屋门，一股暖气扑在脸上。屋子被儿子提前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上拖了三遍，连灶台都擦得可以照人。窗口茶几上那个褪了色的搪瓷杯旁，搁着一束新买的康乃馨，嫩黄色的花瓣上还沾着细小的水珠，把整个屋子都点亮了。

秀兰环顾四周，慢慢地笑了一下，声音轻轻地问：“我回来啦？”

我说嗯，回来了。

那个“嗯”字，我憋了好几个月的眼泪全在那一瞬间砸了出来。

她吃力地抬起手把我的脸捧住，拇指轻轻地擦去我满脸纵横的泪水，就像那年我们在供销社柜台初次擦肩那年一样，她的眼睛里全是清澈的光芒，没有一丝杂质，一点阴影，只有人间烟火里最纯粹不过的干净。

“别哭了，建国，”她说，“我们还有好多年的日子要过呢。”

尾声

二零二六年五月九日，农历三月二十二，星期六，天气晴。

今天忽然想去供销社那边走走。

我把煤气灶上的火拧灭了，锅里的排骨还在咕嘟咕嘟地炖着，飘出的香味弥漫了一整个厨房。我没加什么佐料，只放了葱姜蒜、少许盐和几粒八角，小火慢炖，炖到骨肉分离，炖到满屋飘香——这是秀兰教我的做法，她说把排骨炖得酥烂一些容易消化，营养也更容易被身体吸收。

秀兰的身体比前两年好一些了。当然，再也不能恢复到生病之前的状态，上楼梯的时候还是会气喘，走远一点的路就必须停下来歇一阵子。但她精神头还不错，每天都乐呵呵的。

她常跟我们说，老天爷对她不薄，让她多活了这几年，她已经是赚到的了。

供销社的老房子如今还在那里。我推开了那扇已经有了裂痕的木门，“吱呀”一声响，缓缓跨过那道不高的门槛。一瞬间，我恍惚觉得回到了几十年前，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姑娘，齐耳短发，眼睛清亮，脸上带着一抹浅浅的羞涩。我仿佛听见她在有人推门的那一瞬间抬起头来，目光掠过我脸庞，嘴角微微上翘，微不可闻地笑了一声。

那个笑容啊，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见过的最迷人的宝藏，搁在心里珍藏了四十多年，不曾褪色，不曾变形。

我摸出随身口袋里那个磨得发亮的东西——是一张肉票，泛黄的纸张上印着“壹市斤”的字样，角上的章已经很模糊了，纸张薄得能透出光。这是我从一堆旧纸盒里翻出来的，秀兰不知道我偷偷留了一张。她说那些肉票老早不用了，留着也是占地方，想叫我扔了。我嘴上答应，却悄悄藏着一张，像是在为我们那个年代留一个念想。

这张纸，薄薄的，轻飘飘的。

这个时代最普通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就像我和秀兰之间这份感情，在轰轰烈烈的情书和惊天动地的山盟海誓前，它或许显得有些平淡、朴素、寡味，甚至不值一提。

但它是真的。

这四十二年，我们的爱很简单——就是你多给了我二斤肉票，我追到柜台还给你，你没有收，反倒红着脸跟我说“留着吧”。

你让我留着，我就真的留着，留了一辈子。

结婚快四十四年了，我们之间早已不需要说什么情话。每天早晨帮她倒一杯温水，把药片按照早中晚的顺序分门别类地摆好，扶她在阳台上晒晒太阳，搬一个凳子坐在她旁边翻翻相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一些陈年旧事。翻到那张泛黄的结婚照时，照片上两个年轻人笑得干净而腼腆，像两个从未被生活打磨过的、崭新的人。

我说秀兰你看看你那会儿多好看。

秀兰抬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背，声音苍苍的，口吻里却带着几分当年的嗔意。

“老头子，这么多年了，嘴上的功夫倒是长进了不少。”

我低声夸了一句，把她散了领子往下拉的披肩拢紧了，摁灭手边的烟头，顺手弹飞到一个上回养的绿萝花盆里。烟头的火星子落进去瞬间就灭了，冒出一缕细细的青烟，像我们走过的那些漫长岁月里的某一段，明明灭灭的，然而一直延续到了今日，不曾真正熄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