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还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教室里，痛斥前来找茬儿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和周养浩：“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你们就没提供过一份有价值的情报。贾汪起义，你有情报吗？人家都潜伏到我们国防部了，你们发现了吗？东北大军入关，你们预报过吗？华东华北两路大军汇合，你们事先发现了吗？你们给我提供的情报，永远是敌人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一蹶不振，如果没有你们提供的情报，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
电视剧中的这个情节，基本符合史实，但“当事人”却不太对：黄维对特务的厌憎是真的，保密局特务的情报毫无价值，也是真的，但黄维不该骂也不会骂徐远举周养浩这两个特务，因为淮海战役跟这两个少将特务几乎毫无关系，黄维真正应该骂的其实是另外三个人，但这三个该骂的人中，他也只敢、只会骂其中地位最低的那个，真正应该为情报失灵负责的四星上将和五星上将，他就像李逵对宋江一样，“梦里也不敢骂他”。
之所以说黄维不该骂也不会骂徐远举周养浩，原因有两个：其一，我们从徐远举周养浩的任职经历就知道，淮海战役发生时，徐、周二人都在西南特区忙着抓地下党，中原地区的情报，还轮不到他们插手；其二，徐远举周养浩跟黄维在功德林并不同组，而且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徐远举周养浩还在重庆跟宋希濂、钟彬、沈醉等人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当时战犯管理所在各地名称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学习改造，等他们进入功德林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徐远举，还担任了功德林《新生园地》批评表扬专栏责任编辑，说明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穷凶极恶的大特务了。
1975年特赦的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回忆录《新生之路》中对徐远举评价颇高，并说徐远举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批评表扬栏编辑徐远举性情暴躁，作风强悍，尽管这些年来经过长期改造，几次重病，都是政府派医生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他感恩忏悔，认罪态度很好，劳动学习也积极，但性情和作风依然故我。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匀、清洁卫生不负责、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从不放过，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
徐远举并不是沈醉笔下的“功德林四个惹不起”之一，比徐远举更“有文化”的沈醉没当上任何一个专栏的编辑，他想在《新生园地》“发表”诗文，按规定是要经过文艺专栏编辑文强审核的，文强审核尺度宽松，一直强调“文责自负”而从不撤稿，因为“人缘好”，文强还在“主编”和部分编辑特赦之后成了《新生园地》负责人：“我干了十年之久，虽然经常提心吊胆，唯恐褚问题，但上有管理处的支持，下有群众（指战犯同学）的帮助，我渡过一个个的难关。”
文强被俘时的身份是杜聿明的副参谋长，但他转换阵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从事特务工作，《文强口述自传》中有他那一段的履历：“1941—1944年任驻上海忠救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
文强卸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接班的就是徐远举，徐远举从北方到西南，基本没沾淮海的边儿，周养浩在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之前，一直在管监狱和集中营，也不接触军事情报。
黄维不会骂徐远举周养浩，也骂不着这两个少将特务，当然也不会骂文强，因为文强去徐州之前，已经厌倦了特务生涯，先调往湖南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然后又被杜聿明力邀到徐州，基本不再管情报了，杜聿明给他的任务是“管人事、管司法、管后勤”，军事情报和作战计划基本都由参谋长舒适存负责——舒适存这个人，跟文强一样，也是换过阵营的。
文强不愿意插手情报，而军统特务在变成保密局特务之后，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夹起尾巴，这要怪就只能怪毛人凤无能——毛人凤才是黄维真正该骂的第一个人，而徐远举周养浩要是挨骂，也只能是宋希濂来骂，但在重庆学习改造期间，宋希濂似乎还真没骂过这俩家伙。
毛人凤连戴笠的十分之一能力都没有，在陈诚、顾祝同等人面前比小猫都乖，戴笠明里暗里敢跟陈诚掰一下手腕，毛人凤是万万不敢的，这一点沈醉在《人鬼之间》和《军统内幕》写得很清楚：“陈诚和戴笠是对头，戴笠的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是反对陈诚的。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谁。当时在蒋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死后，他更想趁机打击。毛人凤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陈诚的个性那么强，也特别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毛人凤知道自己斗不过陈诚，就千方百计讨好，为了讨好陈诚，毛人凤甚至释放了戴笠时期逮捕并关押的土木系“兵变军官（当时土木系一些少壮派要清君侧）”，这也让很多一线特务心寒后胆寒，不再敢太过插手军队的事情：“当时不少特务对毛这种卑躬屈膝去求人，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
毛人凤对陈诚、何应钦等军方大佬都是极力讨好，对胡宗南系统的卧底嫌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证据确凿也不敢抓，而是交由胡宗南自己处理。
军统变成保密局后人员大幅裁撤，军队中的保密局特务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小，已经晋升为“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也让自己直接管辖的“国防部二厅（情报厅，郑介民曾任该厅厅长）”大面积接管各“剿总”、兵团的“第二处（情报处）”，想方设法把保密局特务往外挤，陈诚也跟郑介民一个心思：“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
陈诚有意削弱戴笠的特务组织，毛人凤拿保密局的退让换取陈诚的欢心，所以毛人凤这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才应该为军事情报失灵负责，陈诚当然也有很大责任，但黄维只会骂毛人凤而不会骂陈诚，全国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干部王春景的《我与黄维的一段交往》（《纵横》杂志1999年第四期）中复述了黄维的说法：“像戴笠、毛人凤等，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英雄。在国民党人中，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第一个是蒋介石，他是我的校长，是我的最高长官，他对我有知遇之恩；第二个是陈诚。陈诚对我恩重如山。没有陈诚的重用，我提升得就不会那么快。”
黄维特赦之后还对着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汪东林骂特务：“在戴笠红得发紫时，我就远离他们，也不让我下边的人同军统的人打交道！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就砍脑袋！我一直认为，我们军人在战场上，与军统那一套手段是有区别的！”
在军队中，像黄维一样对毛人凤恨入骨髓的高级将领并不罕见，他们痛恨毛人凤的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保密局特务只会暗地里使坏，搞军事情报完全外行，所谓的“国防部保密局”完全名不副实。
黄维完全有理由骂毛人凤，但还真骂不着军统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首任局长郑介民，因为郑介民在淮海战役期间已经是“国防部次长”了，而且他管辖的第二厅，也曾因说实话而被老蒋痛骂，所以二厅的情报人员，也只能报喜不报忧了。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回忆，1948年11月10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会议，“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现在看来侯腾的分析还是靠谱的，他认为解放军会以有力之一部牵制蒋军，主力有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之企图，目前徐州情况吃紧，南京后方秩序也极混乱，满街到处抢粮，警察袖手旁观，粮店大部关门不敢营业，接下来的一幕令杜聿明胆战心寒：“侯的报告未完，蒋介石即怒气大发，手指着侯腾说：‘你造谣！胡说！胡说！哪里有这回事？’其实我一到南京也发现类似的情况，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见蒋介石这样的发怒，眼里露出一股杀气，我也不敢说了。”
老蒋不肯正视现实，军情人员实话实说就要挨骂，那么大家也只能报喜不报忧了——连杜聿明在老蒋面前都不敢说实话，那些二厅特务又能奈何？
毛人凤在军方大佬面前软弱无能，陈诚一心要把军统连根拔起，黄维骂毛人凤不骂陈诚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军事情报失灵的根源还在老蒋那里，而老蒋是黄维万万不敢骂的。
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淮海战役期间，老蒋已经是五星上将，陈诚也已经是四星上将——蒋家王朝中将“不限量”，但上将却有固定名额，死了一个或退了一个，才有一个递补，陈诚1939年5月因刘湘病故而晋升二级上将，1947年2月，又因张学良“退役”而晋升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三颗星，一级上将四颗星，特级上将只有老蒋一人，五颗星。
解放战争期间，蒋军的军事情报几乎一无是处，各“剿总”司令身边都有地下党，老蒋身边地下党也不少，要说毛人凤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他搞权谋有两下子，得罪真正的大佬却没有胆量，也不敢太深插手军队的事情，所以情报总是说好话，连老蒋也被他忽悠了——也许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黄维不骂陈诚和老蒋，也就只能骂毛人凤了。
《孙子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老蒋不能“用间”，他的军事情报人员也都不够“专业”，所以直到廖运周、郭汝瑰等人起义前一天，老蒋和黄维等人还蒙在鼓里，杜聿明说郭汝瑰是卧底，老蒋还不以为然，您说蒋军情报失灵、失真，老蒋是不是应该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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