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父亲下葬那天，北风刮得人脸上生疼。大娘蹲在我面前，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把我往背上一托，就离开了那个刚刚填上土的新坟。
我父亲弟兄四人，父亲排行老二，上面有大伯，下面有三叔和四叔。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残疾人，父亲生在六十年代初期，四岁之前还很正常，可是五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两条腿往外掰着，走路一拐一拐的，落下了终身残疾。
母亲出生时也是正常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慢慢的就不长了，母亲比正常人矮得多，比侏儒人还要高一些。
直到父母亲都三十多岁了，也是通过人介绍认识，可能是同命相连的人走到了一起。父母感情特别好，母亲一直想给父亲生个孩子，可是父亲不肯，怕母亲有危险，母亲还是偷偷的怀孕了，父亲没办法只有祈祷老天了。
可是，母亲还是在生我时难产大出血而死。
母亲是拉着父亲的手闭上眼睛的。
父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平时大娘也来照顾我。
七岁那年，父亲生了重病，家里没有钱看病，大伯，三叔，四叔也都多少帮衬一些，可是父亲整整病了一年。
我八岁那年，父亲还是扔下我不舍的走了。
我瘦得像根柴。大娘背着我走得很稳，她的后背宽阔而温暖，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我把脸埋在她的棉袄里，眼泪无声地流着。父亲病了整整一年，这个家早已不像个家。现在他走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咱回家。”大娘就说了这三个字。
可没走多远，身后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我扭头一看，是三叔和四叔追来了，他们跑得满头大汗，棉袄的扣子都解开了，在初冬的风里敞着怀。
“大嫂，等等！”三叔喘着粗气拦在前面。
大娘停住脚步，手却把我往上又托了托，像是怕我掉下去，又像是怕被人抢走。
四叔抹了把汗：“大嫂，这孩子不能让你一个人带走。”
风在田埂上打着旋，枯黄的草低低地伏在地上。我紧紧抓住大娘的肩膀，感觉到她的背一下子绷紧了。
“为什么？”大娘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底下有什么东西在颤动。
三叔和四叔对视了一眼，似乎不知该怎么开口。最后还是四叔先说了话：“大嫂，我们知道你好心。可是我大哥也早已经不在了，你自己还有三个孩子要养，再加上一个，这负担太重了。”
“我不怕负担。”大娘说。
“不是这个意思，”三叔接上话来，“二哥走了，这孩子我们兄弟俩得管。你是嫁过来的，现在二哥不在了，按理说……”
按理说该由我们老李家的人来养。”四叔抢着说。
我感觉到大娘深吸了一口气。她慢慢把我放下来，但一只手仍紧紧攥着我的手。她的手很大，完全包裹住了我冰凉的小手。
“老李家的人？”大娘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孩子爹生病这一年多，你们来看过几次？送过几次药？最后这三个月，是谁守在床前伺候的？现在人刚入土，你们倒想起自己是老李家的人了？”
三叔的脸涨红了：“大嫂，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也有家要养，不能天天守着。”
“是啊，”四叔说，“再说医药费我们也没少出。”
大娘笑了，那笑声干涩得像冬天的枯枝折断的声音：“你们出的那点钱，连抓药都不够。孩子的学费都是我省出来的。”
他们站在田埂上争执不休，我躲在大娘身后，看着这三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我记得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以后要听大娘的话。”他的手那么瘦，几乎只剩下骨头。
“别争了。”一个苍老的声音插了进来。
是村里的老支书，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他驼着背，手里拄着拐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在孩子面前争这个，像什么话。”老支书说，“孩子刚没了爹，你们就这样吵吵嚷嚷的。”
三叔四叔低下头，但显然不服气。
老支书蹲下身，看着我：“小树，你告诉爷爷，你想跟谁过？”
我紧紧攥着大娘的衣角，声音很小但很清晰：“我要跟大娘。”
“孩子懂什么……”四叔刚要说话，被老支书一个眼神制止了。
老支书站起来，对三叔四叔说：“听见了吗？孩子自己选了。再说，法律上也讲个孩子意愿。”
“可她是外姓人！”三叔脱口而出。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在寂静的田野上。大娘的身子猛地一颤，我看见她的眼圈红了，但她倔强地仰着头，不让眼泪流下来。
“外姓人？”老支书用拐杖重重敲了下地面，“她嫁到李家二十年，生了三个孩子，伺候公婆送终，送走了自己的丈夫。你说她是外姓人？
是啊！大伯前几年在打石场打石时发生意外，人当时就没了。大娘看着三个不知事世的孩子，硬是挺过来了，没有在人前掉一滴眼泪，我父亲当时没少帮衬大娘娘四个。
其实，大娘真的是个坚强又善良的女人。
三叔不说话了，别过脸去。
老支书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不就是觉得孩子名下还有他爹留下的那三间房和一点抚恤金吗？”
这话一说，三叔四叔的脸更红了，支支吾吾地想辩解。
“这样吧，”老支书说，“让孩子跟大嫂过，房子和钱都由大嫂保管，等孩子长大了给他。你们兄弟俩要是不放心，可以立个字据。”
大娘突然开口：“我不要房子，也不要钱。这些都给小树留着，我一分不动。我就是不能让孩子没人管。”
她低头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我的额头上，温温的。
那一刻，三叔和四叔都不说话了。风还在吹，但好像没那么冷了。
最后，三叔搓了搓手，低声说：“那就按支书说的办吧。”
四叔也点了点头。
大娘没有再背我，而是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往她家走。她的手掌很粗糙，磨得我手疼，但那种疼痛让我感到踏实。
快到家门口时，她突然停下来，看着我说：“小树，从今往后，这就是你的家。”
我点点头。院子里，大堂姐二堂姐，还有三堂哥在玩耍。大堂姐十五岁，已经像个大人了；二堂姐十二岁，扎着两个羊角辫；三堂哥九岁，和我差不多大。他们都静静地看着我。紧接着就是过来拉我一起玩耍。
“先别玩了。带弟弟去洗把脸。”大娘对大堂姐说。
大堂姐走过来，牵起我的另一只手。她的手很软，和大娘的不一样。
那天晚上，我睡在了他们家厨房改的小屋里，和三堂哥一起。炕烧得很热，我蜷在被窝里，听着外面风吹过屋檐的声音。
夜里我醒来，听见外间有压抑的哭声。我悄悄爬起来，从门缝里看去。
大娘坐在凳子上，面前放着一个小木盒，里面是些零碎的东西。她手里拿着一张大伯的照片，她哭得很小声，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怕吵醒我们。听到她小声嘀咕:“庆平，老二也去找你了，扔下了儿子建树特别可怜，被我带了回来”，你走后，庆安他二叔没少帮衬咱家。我不能看着孩子没人管呢，我放不下呀！
我知道你会赞成我的做法的。
在这一天里，她忙着照顾我，忙着应对叔叔们的责难，直到这一刻，她才允许自己哭出来。
我轻轻退回到炕上。
早晨天还没亮透，大娘早早的就起床开始做饭了，15岁的大堂姐也跟着屋里屋外的忙活。大堂姐学习本来挺好的，可是为了能帮帮大娘，已经辍学不读书了。
吃过饭，二堂姐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三堂哥，一起上学去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娘的头上已经有了好多的白发，背也陀了，腰也弯了。
22岁的大堂姐已经嫁到了镇上，二堂姐念到了初二便不去念书了，其实二姐成绩本来不错的，只是她心思比较细腻，她看大娘太累了，她就辍学开始回家帮大娘干农活。三堂哥的成绩一直不好，他太贪玩儿。
这时我也已经上了初中，我的成绩一直都是班级前三。
初三那年，赶上年景不好，家里真的没钱给我和堂哥交学费了，堂哥直接不念了，大娘说建强念也是白念，有那钱还不如给建树交学费呢，我小声对大娘说:“大娘，我不想念了，咱家太困难了，哪有钱给我交学费呀？”
“那是我的事！”大娘斩钉截铁地说，“你只管好好上学，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第二天，她去了三叔和四叔家。我不知道她跟他们说了什么，回来时眼睛红红的，但手里拿着一叠钱。
“你叔他们出了点钱，”她说，“够你上一阵子了。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大娘是去要父亲留下的抚恤金了。那笔钱本来由三叔保管，说是等我长大了给我。大娘说我现在就需要，为上学的事。
三叔起初不肯给，说钱不多，要留着给我娶媳妇用。大娘说：“读书比娶媳妇要紧。读了书，自己就能挣来好媳妇。”
就这样，我上了高中。更加刻苦地学习，因为我知道这笔钱的来之不易。
高中三年，我很少回家，为了省路费。每次回去，都能发现大娘又老了一些，白发越来越多。
高考那天，大娘特意赶到县城，在考场外等我。每考完一科，她都会给我一个煮鸡蛋。
“别问考得怎么样，吃了赶紧休息。”她说。
我知道她其实很想知道我考得如何，但怕给我压力。
放榜那天，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当我把录取通知书拿给大娘看时，她反复摸着那张纸，眼泪滴在上面，赶紧用袖子擦掉。
“好，好，你爹要是知道了...”她说不下去了。
为了凑够大学的学费，大娘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和所有的鸡。我知道，那是家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临走前一天，她熬夜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厚厚的，说省城冬天冷。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利用一切时间打工赚生活费。每次寄钱回家，大娘都退回来，说家里够用。
直到二堂姐写信告诉我，娘的身体大不如前了，总是咳嗽，但舍不得看病吃药。
那个周末，我立即回家，硬拉着大娘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是长期劳累，营养不良，需要好好休养。
我毅然决定，毕业后就工作，不再考研了。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大娘时，她又想发火，但我抢先说：“您要是倒下了，我们这个家就真的散了。我先工作，等条件好了再继续读书也不迟。”
大娘看着我，良久，叹了口气：“孩子，是咱家拖累你了。”
“不，”我握住她粗糙的手，“是您给了我一个家。”
工作第一年，我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第二年，我把大娘接到城里，想让她享享福。但她在城里住不惯，说看不见田地心里空落落的，没多久就回去了。
如今，多年过去，我已在城里安家立业。每次回家，都会睡在当年那个小屋里，和大娘说说话。
去年清明，我和大娘一起去给父亲上坟。回来的路上，又走过那条田埂。大娘已经老了，背驼了，走路需要拄拐杖。
她停下脚步，看着那片田野，说：“那天，你三叔四叔就是从那边追过来的。”
我扶着她，点点头。
“他们后来也挺后悔的，”大娘说，“这些年没少帮衬咱们。”
我知道，三叔和四叔后来确实改变了态度。我上大学时，他们还凑钱给我买了块手表。
“我不怪他们，”大娘继续说，“那时候，大家都难。”
风还是那样吹着，田野还是那片田野，只是我们都老了——不，是我老了，大娘是更老了。
“娘，”我轻声叫道——这是我第一次不用“大娘”这个称呼，“谢谢您那天背我回家。”
大娘转过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她伸出手，像多年前那样，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傻孩子，”她说，“咱们回家。”
夕阳西下，我搀扶着大娘，慢慢向那个有着温暖灯光的家走去。那条田埂很长，但总有一天会走到头；而有些
路，一旦开始走了，就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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