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元宵节，温州五马街中市，下午三点的光景，街上正热闹着。
忽然有人尖叫起来——抬起头，就看见对面两层楼的瓦背上，一个穿青色学生装的青年正踉踉跄跄地跑。
他手里攥着个玻璃瓶，边跑边往嘴里灌，灌完了把瓶子一甩，瓶子顺着瓦片骨碌碌滚下来，在街面上摔了个粉碎。
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瓦背上的青年却渐渐跑不动了。
他开始捂着肚子在瓦背上打滚，面孔被剧痛扭得变了形，头发里滚满了碎瓦砾。
大约折腾了两个钟头，才彻底安静下来。
他是温州的“艺术天才”林少卿，死在1934年元宵节的屋顶上，手里攥着一封给父亲的遗书，怀里揣着一本鲁迅的书。
林少卿出身不低，父亲林醒凡是永嘉县党部书记长，家里要钱有钱要势有势。
但这孩子打小就不按父亲划的道走，跑到上海美专去学画画，毕业后回温州当美术教师，整天穿一件青色学生装，头发留得长长的，在瓯江边上写生，学生都管他叫“东方罗丹”。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他大概会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在地方上受人尊敬。
可惜他认识了夏巨珍。
这个“赤色青年”把《新青年》《拓荒者》一摞一摞地塞给他，林少卿读进去了。
他开始在自己的画室里秘密印制传单，白天在课堂教学生素描，夜里就着煤油灯刻钢板。
后来加入“互济会”，专门救助被捕同志和他们的家属。
他的画室成了一个秘密据点，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地进出，表面上在学画，实际上在传递消息。
这事传到了国民党第九区保安司令部的耳朵里。
他们没有立即抓他，而是放出风声，说“林少卿是共匪”。
林醒凡慌了。
儿子被捕意味着全家都要受牵连。
他迅速做了两件事：
第一，逼迫儿子登报脱离共产党；
第二，强行为他安排一桩婚事。
试图用“成家立业”这把锁，把这个即将脱缰的儿子锁回“正轨”。
林少卿在父亲的压力下登了报。
可第二天醒来，他觉得自己背叛了一生信奉的东西。
未婚妻的花轿已经上了路，画室里那些被藏起来的《拓荒者》还堆在墙角。
元宵节那天早上，他穿好那件青色学生装，把遗书和书揣进怀里，带上一瓶剧毒药水出了门。
他爬上五马街中市那栋两层楼屋的瓦背——那是温州最繁华的街口。
他选择死在所有人面前，死得让整个温州城都看见。
他死后第二天，瓯海中学四百多名学生涌上街头。
他们举着林少卿的画像，抬着他那件沾满呕吐物和瓦砾的青色血衣，在五马街绕了一圈又一圈。
队伍里有人高喊“为艺术牺牲”，有人喊“反对包办婚姻”，喊到最后，十几岁的学生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愤怒什么，只知道有个他们尊敬的老师，被什么东西逼上了屋顶。
后来，血衣被学生们挂在钟楼顶上，让风吹了好几天。
林少卿的死像一枚被投入浑水的石子，在当时的报纸上激起了一圈圈浑浊的涟漪。
国民党官方报纸一笔带过，只说“服毒自裁，原因不明”。左翼刊物抓住机会，狠狠抨击白色恐怖对青年的摧残。
他的美术界同行叹息这是“艺术之殉难”，是社会拖垮了一个天才。
有人说他是因为父亲强迫登报脱离组织，无颜面对理想；有人说他是看到花轿上门，不堪忍受包办婚姻；有人说他是因为看了太多鲁迅和巴金，中了“新思想”的毒；也有人说，那不过是青年一时想不开的冲动。
每一份报纸都把他切成自己需要的样子。
林少卿在遗书里写的，也许更接近真相。
他说自己是一个“深深染着恶疾的人”，这恶疾是两种东西在体内搏斗留下的创伤——一方面他想追求新学、改变社会，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真正挣脱旧家庭的掌控和父亲的权威。
这种搏斗把他撕成了两半，一半想飞，一半被摁在泥里，最终哪一半也没能赢。
今天回头看林少卿的死，或许不必将它简单归结为某个单一原因。
他的悲剧在于，他既不能回头做旧家庭的好儿子，又不够彻底成为旧秩序的真正叛逆者。
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挣扎，最终将自己耗尽了。
他没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他的死也没能改变温州的革命进程，但他在屋顶上的那两个小时，是一个人的搏斗，也是那个时代的呻吟。在历史叙述的缝隙里，他像一道划痕，提醒我们新旧交替的力量，常常最先体现在年轻人的身上。
他们用生命来完成一次对旧势力的反抗。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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