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在佳士得2008年春季拍卖会上，由清代大龙邮票（三枚全，中上品）创下的5376万元成交天价纪录，至今其他中国邮票未能超越。而在历年媒体梳理的中国邮票拍卖纪录榜单中，清代大龙邮票和同属清代邮票的红印花邮票更是稳居前列。作为中国邮票史上首枚邮票的大龙邮票，其身价之高昂既因物以稀为贵，更因它承载着极其厚重的历史意义。
邮票，是一扇洞窥历史的窗口。本书通过梳理清代邮票，回溯了中国邮政从无到有，“邮权”从被外国人分食到统一的艰难历程。书籍后半部分用彩图方式将清代邮票“一网打尽”，更令集邮爱好者赏心悦目。
184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倍感屈辱的年份。同在这一年，正沐浴在工业革命浪潮中的英国迎来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即“黑便士”。38年后，大龙邮票在中国艰难落地。而在此前，英、法、美、俄、日、德等国“陆续在中国大、中城市设立了各种名目的邮政机构”。虽然大龙邮票并非来自邮政部门而是由英国人赫德把持的海关，但这毕竟是有着大清特色的邮票，象征中国“邮权”逐渐告别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
邮票是邮政发展的产物，而邮政的诞生离不开传统信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通信活动，始见于殷商时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官办驿站发挥着传递公文的重要功能。当然，在民间信件传递不畅的情况下，驿站最有可能成为私人信件传输的通道，但一些皇帝对这种“公器私用”的现象“不能容忍”，邮政显然是最好的替代方法。
西方近代邮政业务进入中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1834年。邮政对清朝上下来说本就闻所未闻，邮票更显陌生。1872年，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鸿章在一份奏章中提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自这年起，清政府拉开了前后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序幕。自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睁眼看世界”的大潮中，创办新式邮政成为呼声最高的建议之一。执掌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最终获得朝廷应允。
“从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介入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外国邮件传递工作起，到1896年海关筹办的大清邮政成立，海关完全控制着以清廷名义进行的新式邮政的各项业务”。创办新式邮政离不开邮票，但第一枚邮票的诞生一波三折。1878年3月，天津海关书信馆正式对社会开放，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效仿西方模式的邮局书信馆。而同在海关任职的德国人德璀琳“原本早在书信馆开张前一年便向英国寄去定制邮票的订单，但终因时间周期过长而作罢。无奈之下他只好请上海海关造册处先行印制一批邮票应急”，这便有了大龙邮票的应运而生。
“大龙邮票全套三枚，图案相同，主图为龙，龙头呈正面，龙身弧形弯曲，四条腿，每腿五爪伸向图案四角”。大龙邮票图案与清朝上下视龙为图腾的理念不谋而合。大龙邮票的设计“模仿了当时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邮票”，照葫芦画瓢，向来是后来者的捷径。不过，邮票在封闭国度的出现，迎来的并非想象中的热情。“1882年8月2日，宁波海关代理税务司马吉向赫德报告了‘邮票滞销’的情况”，同时又称，“中国人好像不懂邮票的用途，因此来买的都是外国人，如商人、教士、引水人等等”。不仅如此，国人对邮票的称呼千奇百怪，“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中叶以后，见于公私文献和民间俗称中，邮票的中文称呼达二十余种——士担、士担纸，显系英文的音译”。
虽然接受稍显缓慢，但大门一旦开启，邮政这道门便不可能再度关上。七年后，在大龙邮票模板磨损严重的情况下，更精致的小龙邮票诞生。再接下来，中国邮票加快向西方邮票追赶的步伐，第一枚纪念邮票——万寿邮票的诞生便顺理成章。
万寿邮票的发起者是中国海关时任税务司和邮政总办的葛显礼。虽然万寿邮票在清代邮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但这枚邮票还有另一个并不光彩的地方。万寿邮票的设计者是海关造册处的德籍职员费拉尔。费拉尔除了设计水平极为有限外，还夹带了不少“私货”。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监制邮票过程中做了不少手脚，弄出了许多错异变体。1897年7月23日，费拉尔因在承办、代印镇江商埠邮票时监守自盗东窗事发。海关因此开除了他（名义上是辞职）”。
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掀起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成立国家邮政部门被视为国家“救亡图存”的重要举措之一。不过，即便成立国家邮政单位，要想统一国内业务仍面临诸多阻力。一方面是外国势力，另一方面则来自地方政府，包括张之洞这样曾极力倡导“洋为中用”的有识重臣，也想地方在邮政发展中分一杯羹。1896年3月，大清邮政官局在夹缝中艰难诞生。1899年，邮政官局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正式的新式邮政章程《大清邮政章程》。
由于国衰民穷，各方面都极为落后，西方已成熟的邮票发行机制，在大清却常常漏洞百出，因此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的“应急”现象。“1896年底，大清邮政官局开业在即，但在日本订印的银圆面值邮票还在印制过程中。邮政主管部门在对库存的小龙和万寿邮票组织加盖改值后，又将海关拟在内部使用的红色印花票券加盖为暂作邮票”。红印花邮票原来并不是邮票，“加盖后才改变了票种的性质”。
而“日本版蟠龙邮票是大清邮政官局计划于开业之日发行使用的，只是由于在印制过程中发生了种种问题，不能如期完成计划，才临时发行加盖改值邮票救急”。蟠龙邮票发行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因来不及印制新邮票，该邮票还曾“不足三个月竟出现了三次加盖”。
此外，还有“飓风票”（“台风票”）。因台风福州邮局无法按时拿到1分邮票，因此“福州总局在缺乏1分和1/2分邮票时”，采取两种策略，即“在未收到1/2分、1分票前，本、外埠信件暂实行一律收费1分。或仿照别国先例，用红2分票斜剖为二，暂作1分使用”。
为适应时代发展，清代邮政还通过加盖邮戳方式推出了欠资票，也就是“邮局向收件人收取少付或未付邮资时贴用的专用邮票，它不是预付邮资的凭证，在使用时邮局也不预售”。再后来，清代邮政还开办了快信票和邮资明信片等新型业务。
在梳理清代邮票时，必然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邮票收入问题。由于史料残缺，作者无法收集全面数据，但有一些信息颇为有趣。辛亥革命成功后，财政窘迫，有人曾建议，“制作纪念邮票并发行新的普通邮票，估计发行纪念邮票收入即可有4000万之巨”。然而，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一年多时间才收回100万元”。
今天，邮政特别是快递已高度发达，电子资信也已取代传统信件，新一代人鲜知邮票为何物。清代邮票的开创性意义不容忽视。清代邮票既是落后时代国人艰难拓展的深刻印记，同时也承载了国家“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如果抛开这些再看，清代邮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陋到精致的发展轨迹，本质上也是近代中国紧跟时代步伐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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