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围绕中东的大量讨论，仍然紧盯着今年11月即将到来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尤其是这场投票，正被描述为一个关键转折点，仿佛从加沙和黎巴嫩的存续，到伊朗乃至更广泛地区的未来，一切都将由此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不难理解美国商业媒体为何如此执着于这个时间点。美国政治权力由两个执政党分掌，而这两个政党都深深嵌入一个由强大政治与经济精英构成的复杂体系。对这些群体而言，选举结果不仅决定国家整体走向，更具体地说，也决定着一个统治阶层的得失与命运，而这个阶层的前途本就与权力中枢紧密相连。
不过，这种执念本身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普通美国人很少会直接感受到选举结果带来的影响，至少不会立刻感受到，因为庞大的美国经济体很少会对突发的政治刺激迅速作出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从历史上看，美国人的投票率并不高；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人无论面对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持续对政府抱有不信任。
美国之外的西方评论人士对此高度关注，也有其逻辑。如果共和党获胜，总统特朗普的地位将得到加强，他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反北约言论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阿拉伯世界如今也在进行这种“等待游戏”。这种姿态错误地暗示，我们这个地区的未来——无论是继续陷于战争，还是走向和平——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投票结果。
尽管这些选举并非无关紧要，但若把它们视为决定中东现实的首要驱动因素，这种强调显然被大大夸大了。这种痴迷既反映出历史认知的匮乏，也暴露出人们未能正视本地区人民和领导层自身的行动能力。
历史已经表明，无论哪个政党掌权，美国干预主义带来的结果都惊人地一致。以下记录足以说明这一点：身为民主党人的比尔·克林顿，在1998年8月下令轰炸苏丹的阿尔希法制药厂，并在同年12月“沙漠之狐行动”期间下令轰炸伊拉克。尽管外界认为他并非鹰派领导人，且更强调“双重遏制” ，但克林顿仍频繁在中东动用武力，以转移国内个人丑闻带来的压力。
乔治·W·布什起初曾因被认为没有作出足够“亲以色列”的人事任命，引发华盛顿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担忧。然而最终，他还是在整个地区发动了灾难性的战争，而且完全符合以色列的战略目标。
接替他上台的是贝拉克·奥巴马。奥巴马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他的“幕后领导”战略，还是从也门到利比亚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通过签署2016年《谅解备忘录》，确保了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该备忘录保证每年提供38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承诺。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开始前，外界曾有人认为，他的个人财富会让他免受游说集团操控。但结果恰恰相反，他播下了如今吞噬我们的混乱种子。
从2018年单方面破坏伊朗核协议，到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进一步违反国际法开绿灯，他的任期确保了这一地区始终处于持续冲突之中。
诚然，美国外交政策深刻塑造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从加沙仍在持续的种族灭绝，到地区战争，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失序，莫不如此。无论到了11月特朗普仍是美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还是沦为“跛脚鸭”总统，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根本走向，都不会像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发生显著变化。
更准确地说，美国选举会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我们这个地区允许它产生多大影响。如果我们继续依赖美国的指令和信号，那我们不过是一个帝国的臣属，同时也在贬低我们自身的行动能力，以及我们内部动力的重要性。
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是，美国这个国家在结构上就倾向于政治控制和经济支配。无论是今年11月，还是未来任何一个11月，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除非中东的地缘政治现实由我们自己主动去改变。
与其寄望于11月出现所谓“变化”，并把筹码押在民主党身上，不如主动去影响结果。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转移，而我们这个地区正是最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的主要候选者之一。我们根本不能再等待11月，或任何一个外部设定的日期，幻想借此挽回稳定。
接下来的重心，必须转向争取真正的政治独立、地区团结与稳定，而不应受白宫政治风向左右。
中东拥有丰富的机会、资源和人力资本。如果这些力量能够整合起来，我们不仅能够在自身事务中发挥影响，也能够参与塑造周围的世界，使其更加稳定，更能体现我们人民的愿望，并最终变得更加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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