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 | 我们时代的文化英雄——致敬史家王笛|刘伟|史学|司马迁|梁晓声|王笛|莫言|谭徐锋

说起来不可思议，王笛老师竟然七十岁了，总觉得他有无穷的精力和热情。

我第一次知道王笛老师，不是因为他的著作，而是缘于一篇论文，当时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际，王老师在纪念大会发表了一篇论文《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我当时的本科指导老师刘伟教授参会回来，郑重推荐我找来读，于是我专门复印了一篇，感觉非常好，至今复印件还存着。

随后北上读书，我跟他初次见面好像是在二十二年前在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一次会议，因为同为川人，加上对他研究的领域很感兴趣，就不管不顾地上前打招呼，用四川话摆起了龙门阵，他老先生也一点没有名学者的架子。

后来我先后给《街头文化》《茶馆》写书评，他似乎还比较满意，《街头文化》再版甚至专门提及了一下拙评。

后来因为从事出版，跟他联系很多。这两年本来张罗出《茶馆2》的简体字版，为此多方联络，他也全力配合做了润色，不料两次功亏一篑。好在最后终于出来了。这些珍贵的记录也算大时代的缩影，未来有机会可以写下来。

一九五六年，王笛生于成都。

那是一座“还是个小城市”的成都，范围不大，以手工业和消费为主，街道两旁密密地开着铺子——木匠的刨花翻卷如浪，补锅匠的锤声叮叮当当，弹棉花的弓弦嗡嗡作响。锅盔的酥脆、春卷的绵软、大头菜的咸香，这些味觉记忆比任何档案都更直观地告诉他一件事情：历史，从来不只是帝王将相的谱牒，它就在街头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在一两分钱就可以买到的吃食里，在那些年复一年坐在茶馆里、说着一口地道成都话的无名之辈的日常里。半个多世纪后，当他坐在澳门大学的书房回忆童年街景，那些曾经模糊的轮廓反而在记忆中愈发清晰而锋利——正是这些街边铺子和砖窑火焰，构成了他后来微观史研究最初的情感底片。

少年王笛装着另一个梦想。

他的母亲从事美术工作，耳濡目染之下，他打小就立志当画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成都的街巷里总能看到他写生的身影，自行车、水壶、工厂的烟囱、街边歇脚的工友，都在他的笔下定格。那些1972年至1976年间留下的画作，被他父母和哥哥悉心保存，后来带到了澳门。翻看这批旧作时，他说了一句颇令人动容的话：“如果没有这些画，我其实忘记了很多事。”这话里面有一个深意：对于一个日后以显微镜观察历史的人而言，绘画训练赋予了他一双格外善观的眼睛，能看见常人不注意的细节，能将一个瞬间凝固成有意味的画面。绘画和历史编纂，说到底都是一种观看——一种“从无意义中发现有意义内涵”的观看，端看有没有一双慧眼。

无奈造化弄人。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时，铁路局工会里端着铁饭碗的王笛犹豫了，父母劝他再等两年可以带薪学习，于是他没有报名。高考那天他恰好出差去上海，看到别人兴致勃勃进考场，当即后悔，“有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次年，他瞒着家人偷偷复习，参加完高考才告知。他怕自己美术水平不够高、考不上美院，就想报中文系，以后搞美术评论。谁知一考完，历史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几乎满分。那时先出成绩再报志愿，为求稳妥，他便报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命运的拐点往往就这样不期而至，而真正的志业经常会以误打误撞的面目出场。

在川大历史系，王笛遇见了对他影响至深的保路运动研究权威隗瀛涛先生，隗先生是我们邻县开州的豪杰，后来还担任过川大副校长，人称史学界的“西南王”。大三那年，隗先生讲中国近代史，口才好，有激情，让王笛一下子迷上了近代史，请隗先生指导毕业论文，后来又成为隗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研究清末新政非常出色。再往后便是留校任教、破格晋升副教授——这条路走得顺风顺水，在旁人看来是进入了安稳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赴美做访问学者，回来后做出一个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决定：放弃川大副教授的位子，去美国从博士生读起。那时他已经三十四五岁，在学术界的台阶上也算是小有根基的人了，然而他辞了教职，捏着几百换来的美元就走了。

经常听到有人劝别人走出舒适区，可是王笛这次走出的步子迈得太大了，他就是这种无论在任何阶段都能快刀斩乱麻的人。

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次急转弯，也是一次灵魂的分娩。看起来非常温和的王笛正是在这条本该慢慢沉入平稳河床的中年河段上，赌上了一切去开凿一条新航道。

茫茫人海，异国他乡，接下来该走什么路？

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他师从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权威罗威廉教授，尤其以两本汉口研究闻名于世，当然后续又推出了《红雨》《救世》等名作，说起来很幸运，罗威廉就带王笛一个学生，直到获得博士学位离校，王笛获得了罗威廉最大限度的指导。在此期间，王笛系统地阅读彼时正在西方史学界勃兴的微观史学著作，目光投向那些看起来“没意义”的题目——十四世纪一个法国山村的日常生活，十六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的小磨坊主，从宏大历史走向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民众。他后来在《历史的微声》中回顾这段经历时提到，三十五岁的他和不到二十岁的本科生一起上日语课，那份压力可想而知。每门讨论课一周要读完一两本必读书，外加写读书报告，还要做助教。但他硬是挺了过来，因为“讨论课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在压力之下，逼迫自己多读书，多思考”。

十年磨剑，一九九八年，他终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而此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个年龄，都谈不上是最佳的求职年龄。不过他坚持下来，而且很快凭借《街头文化》一书引人瞩目。

王笛的史学贡献，并非仅仅看他写了多少本书、领过多少奖项，而要充分考虑他在中国史学脉络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他所接续的，是西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潮流——卡尔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这些以边缘声音为焦点的作品，为历史学推开了一扇此前被忽略的门。

王笛是把这个学术路径全面引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推手。从《街头文化》到《茶馆》二卷，再到《袍哥》，他构筑了一条清晰的学术演进轨迹，与传统的宏观的计量的大写的历史研究划出一道深刻的印记。就研究对象来说，他是将考察的目光从精英阶层转向下层民众；就方法来说，他是以显微镜替代望远镜；就风格来说，他是以叙事和故事取代统计表格和抽象论断。

要透彻地理解王笛的学术，或许还得再深入一层。

他的转向绝非仅仅出于技术性调整，更是一场深层的史观革命。中国传统史学向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理想，为此它习惯于铺陈宏大的政治、战争与帝王将相。王笛在一次演讲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司马迁写《史记》，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几千年来，历史书写的权力始终掌握在精英手中。”他反复提醒，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书写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二十四史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很少关注、记录普通人的声音和日常生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帝王史观，其危险不仅在于遗漏了历史的绝大部分内容，更在于造成了普通人自我认知的扭曲——“如果没有出人头地，我们就认为是失败的。平凡的人生得不到认可，认为普通人就是卑微的”。

他说过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值得反复品味：“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面的潜流决定，所以我们要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仔细分析，只有听到普通人的声音，才能得到有血有肉的、更鲜活的、更真实的历史。”日常叙事就是与国家大叙事相对应的小叙事，试图站在民众立场去关注个体的经历和命运。他借用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例子——从一个 “没有意义的一年”发现了帝国深处的危机，但黄仁宇的兴趣终究仍在帝王将相，而王笛所关注的是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

王笛的学术造诣不用多说。《街头文化》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五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茶馆》英文版被《美国历史评论》称为“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范例”。但真正让他的影响火山喷发般的，是近十年他面向大众的一系列史学著作。《袍哥》获得了文学界的吕梁文学奖，让他和莫言、梁晓声等作家同台领奖。他对此感慨道：“我真是没想到。因为它不是历史学界评的，而是文学界给我的。”这个消息本身就颇具象征意义——它意味着王笛的史学书写已经越过了学术界的严格城墙，走进了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随后出版的《碌碌有为》《历史的微声》《那间街角的茶铺》和《中国记事》等著作，更是将一个历史学者的名字推向了寻常读者的书架。他年过六十之后反而迎来了写作的高产期。

一个人为什么会在花甲之年爆发出如此强劲的创造力？

答案也许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从未把学术写作和公共普及割裂开来，“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历史研究者不应该放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在他看来，非虚构写作要求有人物的塑造、有故事、有生动的语言，“像《那间街角的茶铺》，我是有意要让它有点文学性，而不是像我的历史论文那么严肃且没有情感”。许多学者将面向大众视为学术降级，王笛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通俗易懂当作一种义务。这种信念不是功利主义的选择，而是他史观的必然延伸：如果历史本就应该属于每一个人，那么历史的书写者也理应以最能抵达每一个人的方式去书写。

然而，面对这样一种为民众写史的立场，许多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并非不怀好意的质疑：微观历史会不会沦为鸡零狗碎的琐碎叙述？普通人那些锅碗瓢盆的故事，真有那么大的学术价值吗？这种质疑若从王笛口中去探求回应，他会说：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他以自己调查茶馆为例，某个时期成都有六百多家茶铺，但一个月里史书上的记录可能只有一条——多年之后我们通过这一条资料来重构的那个历史中的茶馆，与真实的差距就会非常遥远。细节知道得越少，想象空间就越大，靠想象来填补空白就是南辕北辙。所以他主张：“……1/100、1/1000总比1/1000000要好吧。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记录细节，有助于构建宏观历史。”归根结底，微观与宏观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凡持显微镜的人，不是为了否定望远镜，而是为了让望远镜所见的辽阔山川拥有真实可信的肌理。

王笛的温和与平易，大概是与他有过接触的人最强烈的印象。他不摆著名学者的架子，从不故作高深。访谈中，凡被问及学术、茶铺或人生，他都用最朴素易懂的语言来回答。他不像一些学院派在公共言说中小心翼翼，生怕丢了专业性，恰恰相反，他的底层立场完全不藏不掖，往往是直跃到前台来。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南风窗年度盛典上，他获颁“年度思想者”，台上他拿出讲纸、摘下眼镜，语速不快，发音却有力，带着那依然倔强不屈的川普口音。他告诉普通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传宗接代，种田做工，度过平凡的一生，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口，无异于一剂温暖人心但毫不廉价的抚慰，因为它是经过四十年学术积淀淬炼出来的信念，而非无根的高调。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温和派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容易。

当王笛走进公众的聚光灯下，所面对的不仅是慕名前来的读者，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期待与批评。我注意到他在近年演讲中反复强调要让历史走出学者圈子，期待中国的历史教育转向民众史观。这无疑有着明确的社会关怀，但他的表达方式始终是理性的、建设性的，从不诉诸激烈的对抗语调。他喜欢用常识这个词来概括自己反复言说的那些理念，乐此不疲。这其实是一种成熟知识分子的风度，在洞悉了历史的复杂性之后，仍愿意以最大的耐心去持续播种和言说。

在学术生涯之外，王笛还拥有另一重让许多人艳羡不已的身份——他是一位相当不错的画家。他母亲的熏陶当然不可忽视，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一天赋并没有因为走了历史研究的路而被弃置。他擅长人物素描，常常倚马可待，为《历史的微声》所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海登·怀特、费正清等十九位历史学家，每一幅都惟妙惟肖。在自著的《那间街角的茶铺》里，他亲绘插图十九幅，以追寻生活中的茶馆细节。同行孙江教授评价说，《中国记事》八部二十九章，“仿佛手绘的一张张卡通片，连缀起一部别样的分叉的历史”。这一番观察非常精准：王笛的视觉素养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业余爱好，它内化成了他的历史叙事本身的一种质感，让他的历史书写有了不一样的画面感与观察者视角。

如果说绘画是他的第一重业余天赋，那么关于料理，则要令人会心一笑。今年在澳门居所的阳台上，王笛的田间地头是几只泡沫箱——里面有辣椒、豌豆苗、木耳菜，还有他新种的水培芹菜。芹菜根切下泡进清水，不过几天工夫就郁郁葱葱。他对植物如何生长非常感兴趣，也喜欢大自然，有时候还会开一两小时车去钓鱼。

想想看，一位曾经写下千万言、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蹲在阳台的泡沫箱子前，一点点看芹菜抽芽展叶，就像他在书房中注视历史里那些微小生命的轨迹一样耐心。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在阳台上创造了一个微观史场景——这不正是他对自己学术信念最身体力行的写照吗？

绘者意也，我更愿意用一种近乎隔空对话的方式去描摹王笛的精神画像。他身上有某种独特气质：不容易激动不喜欢炫耀，待人真诚，与他交往发现他话不多但说话都很算数，只是用不断的史学著作回应时代。有时候会注意到，经历过太多思潮的峰回路转之后，许多学者在学术信念上的摇摆恰如风吹蒲柳，但王笛但凡认定一件事，便会沉淀下去——从他少年时代手握画笔，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川大做《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整体史研究，再到中年赴美从头学起城市史、微观史，近些年大力推行历史普及，贯穿如一的是他的坚持不懈。

这是一种老派四川文人身上的韧劲，看起来很温和，其实骨子里非常倔强，我有一次看到建筑设计师刘家琨的访谈，“他的建筑蕴含着智慧，哲学的超越表面，揭示了历史、材料和自然是共生的”，顿时想起了王笛，尽管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但同为川人中的翘楚，王笛用他的妙笔勾出了历史的轮廓，尤其是那些小人物的血泪酸辛。

回到那个被反复提及的词上——碌碌有为。王笛很喜欢这四个字，《碌碌有为》那本书的英文名更是一个佐证：Amazing Everyday Successes。他相信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下，普通人每日的劳作、每个家庭的延续、每个社会的日常生活细节，不是构成民族叙事底座的一块块粗粝基石，它们本身就是叙事的最核心部分。“你看庙堂之上、朝野之间的那些人物，他们写下的固然是历史的一页，但另一页由万千无名者每天用生活书写的历史呢？我们的历史应该反映历史的本身，而不是只把焦点放在那些英雄人物身上。”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有文化英雄，那么王笛正是一位。他未必像革命者那样披荆斩棘，但他用毕生精力做的一件事——重新擦亮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的面貌——比起任何冲锋陷阵，更需要勇气和独立思考。他有句话一直回响在我脑海：“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

我知道对于王笛的尝试，也有人偶尔有微词，不过我倒是觉得学术世界各自做新尝试，百花齐放，才可以成就最美的风景。其实如果对于王笛的学术理路熟悉，会知道他早年的研究是很宏大的，成名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从总体史的视角，对1644年以来至近代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做了深入探讨。从跨出封闭的世界到走进中国城市内部，无论宏大与微观，从计量的研究到日常生活的深描,再到文本细读，他所在意的是去捕捉历史的多元真相，为我们重绘精彩纷呈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