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清，女，曾用名吴德芝、吴仙清，在苏联时取名罗莎·拉库洛夫，1904年出生，浙江省临海县人，商人家庭出身。
她是家里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备受父母宠爱，不但未缠足，还进学堂念书。1917年夏，她小学毕业后不顾父母再三阻拦，毅然跟着哥哥跑到杭州，寻找继续升学的机会。第二年春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以下简称“蚕校”）。
吴先清性格刚强、豪放，路见不平，便挺身而出，曾为偶遇的被丈夫虐待的农村妇女鸣不平。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年仅15岁的吴先清被选为蚕校学生代表，参加了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她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到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参加示威游行，高呼“取消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男女平等”等口号。
1920年2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为维护进步校长经亨颐的“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爆发了反对封建守旧势力的学潮。在这次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中，吴先清积极组织蚕校同学去声援。
1920年夏，吴先清进入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次年秋季，她在西子湖畔写生时，与“一师风潮”时著名的学生领袖宣中华相识。从此他俩交往甚密。在宣中华的影响下，她经常去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
1922年暑假，她在上虞县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从陈望道、朱自清、朱光潜等进步教师的讲学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同时与杨之华、唐公宪、宣中华等许多青年团员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使她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下半年，吴先清和宣中华结为伉俪。
国共合作形成后，吴先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五一”劳动节，时任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的宣中华的主持召开纪念大会，吴先清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女工奋起争取妇女的解放，博得与会者的好评，夸她口才好。
后来吴先清调到上海工作。她一面在泸西区小沙渡工人学校教书，一面从事妇女运动。她深入曹家渡和小沙渡的工厂，做纺织女工的工作。她平易近人，工作有魄力，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支持下，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在这形势下，吴先清受党的指派，以工人运动领袖的身份，参加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
12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她被选为该会委员。她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广泛组织各界妇女投入国民革命运动。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前夕，吴先清曾因散发传单、发动工人运动而被捕。在狱中，她沉着、机智，反动当局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好释放她。
“五卅”惨案发生后，吴先清立即无所畏惧地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她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怀孕后至临产之前，还坚持外出工作。
她和宣中华住在上海闸北联盛里，生活条件很差，夫妻俩只有一件棉衣，一个穿上棉衣外出，另一个就只好坐在被子里等着，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始终旺盛。
由于她工作成绩卓著，中共上海区委在1925年8月28日的会议上一致议决，指定她为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
1925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吴先清为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1925年初冬，党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此时她分娩不久，考虑到革命工作的需要高于一切，革命者怎能为儿女情事所拖累。于是，她毅然放下出生仅12天的婴儿，离别宣中华，踏上了去苏联学习的征途。她远走后，那刚出生的孩子因缺乏营养和照料，不到一月就夭折了。
吴先清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了两年。1927年她得知国内大革命失败，宣中华牺牲的消息，十分悲愤。但她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坚持学习，终于圆满完成在东方大学的学习任务。她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负责团的宣传工作。
1927年下半年，吴先清与东方大学同学刘鼎（阚尊民）结婚。翌年春天，夫妻俩一起转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学习期间，她负责团的宣传工作。她为人热情，工作积极，精力充沛，旅莫斯科支部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共产党员。
1927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同学阚尊民（即刘鼎）结婚。1928年春两人转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党的“六大”以后，国内革命形势有所发展，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决定抽调在苏联学习、工作的同志回国工作。1929年10月，吴先清和刘鼎奉调回国。她把不到一岁的男孩刘莫阳送进莫斯科的保育院，就和刘鼎一起匆匆地踏上回国的路程。
同年夏，党中央调她到中央特科任联络员，她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时而以盛装艳服的贵妇人打扮，出入于上层社会；时而布衣布鞋扮作工人家属，活动在工人住宅区；时而装扮成乡里乡气的农妇，出现在穷乡僻壤，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吴先清经特科负责人陈赓同意，参加上层社会交际活动。她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陈肖史）及其周围的国民党要员那里，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对我方有些被捕人员在敌狱中的表现，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
1931年10月，刘鼎在上海外滩公园被捕，不久被解往南京监禁。刘鼎被捕那天，她正好外出，回家时发现情况异常，便不再进家门，而若无其事地从家门口走过，才免遭不测。
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为了营救刘鼎出狱，吴先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进行活动。她的一个哥哥是国民党空军司令的机要秘书，于是她就请嫂嫂到南京，在一些国民党要员中进行疏通。这使她有机会随嫂嫂入狱探望刘鼎，并乘机向他传达组织上的重要指示。
为了营救刘鼎，她还冒险闯到那个同乡、国民党空军司令的家中，说：“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进去！”
在吴先清的努力下，刘鼎终于在1932年秋得以取保获释，回到上海。
刘鼎出狱后已无法在上海立脚，1933年初，党决定调他夫妻俩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由于这时吴先清已怀孕，行动不便，只好继续留在上海，而刘鼎则于4月间化装成商人去了江西苏区。夫妻俩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为了配合苏区军民粉碎敌军的“围剿”，打乱蒋介石向日本妥协的部署，吴先清受组织指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反动派的阴谋。
她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频繁出入国民党某些达官贵人的家中。看起来她与这些要员的小老婆一起“鬼混”，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实际上她承受着亲友、熟人的误解和非议，是在执行党的一项特殊重要任务。她把自己得到的点滴有价值的情报，都及时报告给上级组织。
1934年秋，上级派吴先清到日本东京，担负上海站负责人与东京站负责人之间的联络工作。她经常往返于上海、东京之间。由她从东京带回来的许多情报，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证，又是我党制订斗争策略的重要依据。
1935年5月，吴先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这就是当时轰动上海的“怪西人案”。虽然这位“怪西人”守口如瓶，但按秘密工作的纪律，凡是与此案有关的人员都必须立即撤离。6月，吴先清接到上海站要她“迅速撤离回国”的通知后，立即购买回国的船票，并迅速通知东京站的其他同志急速疏散转移。
吴先清回到上海后，又逢敌人到处搜捕他们组织的成员。为此，党组织决定立即送她去苏联。她取道欧洲，在德国停留月余后，这年9月抵达莫斯科。不久，她进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自己取名为罗莎·拉库洛夫。
1936年9月，吴先清在马列学院学习期满，和其他四名中国同志一起被苏方安排在莫斯科近郊的马拉霍夫卡招待所，等待分配回国工作。
在这期间，吴先清通过招待所管理人员的帮助，还意外地找到了1929年她留在苏联保育院的儿子。母子团聚虽有天伦之乐，但是，国内发生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她心系祖国，希望早日回国参加工作。她忧心如焚，归心似箭。
她与早已住进的四位中国同志朝夕相处。大家组织起来学习俄语和英语，每天阅读《真理报》和《新闻报》，既提高了俄语水平，又及时地了解了苏联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大事。
1937年苏联出现肃反扩大化，吴先清等住的招待所气氛也骤然紧张起来。苏方中断了每天的报纸，限制他们自由外出，并以女寝室不能有男孩子为由，将吴先清的孩子重新送回保育院。显然，吴先清等人已被当作有问题者来进行审查了。
果然，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1月的一天下午，一个苏联大校军官通知吴先清，说有首长找她谈话，并特别关照她要多穿些衣服，多带点东西，住到别处。实际上这时吴先清已被当作“日本间谍”逮捕了。
她开始被关在监狱里，不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役。从此，再也没有她的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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