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志伟博士，曾担任香港政府园景建筑师，在屯门、北区、粉岭等新市镇从事绿化与环境美化工程约16年，并曾在环境保护署工作。1997年加入前土地发展公司（后改为市区重建局）为高级规划及发展经理，在城市规划、历史建筑保育及环境美化领域工作近二十年，深度参与利东街、庄士敦道、永利街、衙前围村等多个市区重建与保育项目。2015年离开市区重建局后，成立自己的顾问公司，在香港中文大学及珠海学院部分时间任教，并于2017年至23年参与荔枝窝乡村保育项目工作。
在香港的城市发展史上，市区重建局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它成立于2001年5月，根据《市区重建局条例》设立，取代了1988年成立的土地发展公司，成为推动香港市区更新的核心法定机构。区志伟正是在这个机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入，一待就是18年。
▲区志伟
在接受红船融媒专访中，区志伟博士谈得最多的，不是宏大的城市规划理论，而是一个颇具中国传统智慧的词汇——“平衡”。这个看似简单的词，承载了他近40年城市建设的全部心得。
童年差点被退学的“街边顽童”成长史
“顽童亦学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陈奕迅《任我行》
区志伟的出身，和“城市规划”四个字没有任何关系。
“我父亲是调酒师，在酒楼做鸡尾酒。我是第二代香港人，父亲及祖先来自广东中山。”他对自己的家族史娓娓道来。
那个年代的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并不容易。“当时工作很辛苦，父母都要出去工作。我从小到大都是由祖母照顾，父母出去工作。其实当年很多家庭都是这样。”
区志伟就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草根家庭长大：父母早出晚归，祖母照料孙辈，祖籍中山的父亲在酒楼讨生活，母亲是裁缝，2人的收入就是家中的支柱。
如果按部就班地长大，区志伟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条路。他说起自己的成长，“我长大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风浪。”因为中学二年级那年，他差点被学校开除。
青春时代的他很叛逆，“我中二那年，可能是青春期，很反叛，不喜欢安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有时上课的时候我会挑战老师，因为我认为自己聪明，就算老师讲的东西我不懂，我也会坐在座位上，不举手说很多话，很多时惹得同学哄堂大笑，我就自得其乐，老师就非常烦恼。”
回忆起那段岁月，他的语气里带着自嘲，说当时自己是个“让人头痛”的学生。“记得我升级的时候，知道可能要被学校开除，因为学校觉得我太顽皮。”为此，祖母甚至在另一所学校给他交了留位费，“担心我被开除后没有书读。”
转折发生在他中学三年级那年。他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人生的老师。
“到了中学三年级，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给了我很多机会，他说：‘区志伟，我委任你做一些「领袖生」造的岗位。’”这句话像一个开关，点亮了这个叛逆的少年。“我突然间觉得原来我有能力，可以帮忙做一些班里的事务，也可以成为荣誉生，于是我开始转变。”
从一个让老师头疼的顽童，到发现自己有能力的好学生，这个转变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我对学习的态度开始改变，一两个学期后，我竟然考取了很好的名次，从一个街边的顽童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中学会考中，我也考得不错，还转学到一所更好成绩的政府学校深造预课课程。”
最终，他考入了香港大学。“当年考入香港大学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只有大约3%的高中毕业生能考上当年的两所大学，香港大学是当年的龙头大学，争取入读是个淘汰赛，我考上的时候，记得父母都很高兴。”他对此颇为自豪，如同今天众多平民家庭的期待，“当年考入大学，就意味着未来的前途有了保障，一定搵到事做。”
他记得很清楚，毕业那年暑假还没放完，他就已经在政府开始上班了，职位是行政主任。
在政府工作未满一年，他申请到了政府奖学金，被派往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景观设计及管理专业，与环境改善、保育和美化有关。此后，政府又派他去澳洲学习一年。说起这段经历，他感激政府，并幽默地模拟政府的口气表达：“区志伟，你好像经验还不够丰富，对吧？再去澳洲学习一年就好了。”在澳洲，他在不同政府部门学习，看他们如何做绿化、植林及环境美化和环境保护。回到香港工作数年后，他又获得政府奖学金，一边工作一边在香港大学进修城市规划。
1997年，区志伟加入前土地发展公司，2001年随机构改组进入市区重建局。从新市镇的绿化工程到旧区的城市更新，他参与的项目多达十几个，包括著名的中环中心和新纪元广场。回顾这段跨越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他说了一句朴素的话：“我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能拥有更丰富的人生轨迹，让我好好学习。”
成败“囍帖街”：“我对得住良心”
“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谢安琪《囍帖街》
在区志伟深度参与的项目中，利东街无疑是社会关注度最高、争议最激烈的一个。
说起利东街，它的另一个名字更为内地所熟悉，那就是——“囍帖街”。这里曾是香港婚庆印刷业的集中地，街上的唐楼里满是印喜帖、做婚嫁用品的老铺。不仅港人熟悉，因为与美满婚姻相关，喜帖街之名在内地也广为人知。
▲上图为囍帖街历史资料图，下图为改造后的囍帖街（区志伟/摄）
2008年，歌手谢安琪的著名歌曲《囍帖街》，说的就是这条街的改造争议。歌曲隐喻了利东街拆迁这一历史文化议题，将争议推向顶峰。
而利东街改造的其中一个操盘手，正是区志伟。
1998年，市建局前身土地发展有限公司公布了利东街的改造项目，开启了重建进程。2003年市建局正式启动重建后，关于这条街的命运之争，便牵动了全港的神经。
“利东街项目因为涉及居民多，当时全社会有很大争议。今天仍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现在，还会见到当年的部分居民。”区志伟说。
当时，压力团体联合当地居民，与市区重建局“毫不客气”，正面提出涉及土地规划、保育赔偿等方面的不同意见。
一时间，社会上各种声音涌现，有建筑师提出替代性的设计方案，有演艺界人士用歌曲表达情感，歌曲《囍帖街》广为传唱，媒体更是铺天盖地地批评。
回顾当年汹涌的舆情，也有辱骂的声音，区志伟自认为问心无愧：“基本上是用‘法理情’去考虑，我真实是用同理心与他们沟通。我不会因为自己是重建局一方，就认为应该听自己的。要针对事实，按事实、法规、法例去做。”
市建局当时还举办了一个项目设计比赛，允许外部建筑师和设计师提出方案。区志伟说：“那时我们收到好几个设计方案，其实最后在重建设计时，我们的街道确实参考了他们的意见。”
但他话锋一转：“民众争取利益很主动，很全面，要求项目与居民团体共同开发、共同发展，我们觉得这不可行，所以没有接纳。过程中市建局有听取居民的声音及意见，但最终没有妥协。”
他还对当年的社会争议，强调了一个细节：“其实绝大多数居民，都同意我们的项目因为当时的楼房已经破漏失修，只有单一楼梯，为消防隐患，天台亦满是僭建物(违章建筑)。”他认为，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沉默的大多数其实并不反对重建带来的机遇。
事实是，项目建成后，媒体的批评依然没有停歇。有人说，原来全香港人结婚都去印帖子的地方没了，灯笼虽然挂了一些，但氛围没有了。
“中国人有句话嘛，‘发财立品’，他认为无论是市建局或发展商，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都应该要平衡环境改善及文化及社区需要，不能只顾项目的经济收益，这样的项目及社会才可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对此，区志伟颇为坦然：“我对得住良心。因为大部分香港媒体是商业的，所以为了吸引读者有时标题会比较夸张，将香港以往的‘分界线’、‘摧毁’等等，都渲染成历史的转变。”
“如果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真正去铺头（商铺）印喜帖的比例越来越少，项目发展前街道上约只有三分一是经营喜帖印刷的，今天大家结婚还是会通知亲朋好友，但很多时候已经是‘数字喜帖’，大家在网络上通知他人，印刷喜帖相对已经少了。”他说。
他认为，一些商业活动的兴起与没落，是因自时代的车轮，不仅利东街，“没有哪条街是例外。”
他同时认为，从规划角度看，利东街项目还带来了很大的环境及改善。“利东街变成一条方便舒适的行人街及休憩用地，透过土地重新规划，改善采光及通风，行人南北东西走动及直接联系地铁站都没有问题，更改善了行车及泊车的老旧问题，项目收纳了一个大型垃圾站，利用项目重建改善民生、社区和环境，项目内也包含老人中心和社区设施，还有三栋历史建筑得以保育，这些都是综合重建达到的社会成果及公众效益。”
当被问到“现在回头来看，利东街的改造是失败还是成功”时，区志伟的回答毫无含糊：“我觉得是成功”，就算不是最好，但利东街的确是一个十分成功的重建、保育及活化项目。
他指的成功，不单是规划的优良与否，而是香港的执行方式、制度，给该项目做出的保障。
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倾听了不同人的意见和声音，这是成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听过他们的声音，只凭主观意见去做，我会觉得这样就失败了。但我们已经听过他们的声音，并将一部分可以接纳的意见加进项目里，我觉得，这是对项目更完美的表现。”
“快”与“慢”：上海新天地40天搬迁令他震惊
“旧日树木静听风向，一转眼，大厦直立到天上。”——李克勤《时代广场》
如果说利东街是区志伟职业生涯中最具戏剧性的项目，那么上海新天地的考察经历，则给了他一个重新审视香港模式的参照系。
2001年，市区重建局刚成立，当年的主席刘华森带领高层同事去上海考察。他们参观了一个对香港来说，颇具参考意义的项目——上海新天地。
新天地的前身是原卢湾区的“太平桥旧区”，一方面承载着历史记忆，一方面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居住条件拥挤的困境。
上世纪90年代末，新天地这一超大城市更新实践启动。它以上海独特的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改造成为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的休闲步行街。
▲上海新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新天地项目恰由来自香港的瑞安集团操盘，开创了中国内地城市更新的新模式。
当年，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提出了“存表易里”的方案：形态上对石库门里弄修旧如旧，功能上从居住转化为商业和休闲，极大提升了土地价值，成为上海向世界展示的新名片。
然而，商业化成功的背后，代价也是巨大的。为了给新规划让路，原太平桥地区的几千户居民在极短时间内悉数迁出，弄堂里几代人的市井生活，在推土机的轰鸣中瞬间瓦解。一时间，激发诸多社会矛盾和争议。
区志伟对那次考察印象深刻。负责接待的一名内地负责人对考察团介绍，那个片区他们只用了40天就将原先居民迁走，让重建项目得以启动。
“我们当时的主席看到之后，回头对我们的职员说，你们看人家，40天就做完了。”
新天地的40天搬迁速度，令区志伟震惊。“这让我感到反思，特别是我也接触过一些内地的项目，甚至连内地的同事也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在一个项目里，一定有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区志伟沉思。
同样是香港背景来操盘，为何瑞安的新天地在上海畅通无阻，区志伟肩负规划责任的项目，在香港本土反而争议更大？这其中有何端倪？
他剖析了新天地之“快”，背后的隐忧：“为什么能很快地将大量问题妥协解决？因为时间紧迫，很可能当中会有一些不尽公平的地方，甚至可能有漏洞，就带着差错推进了。比如，赔偿金是否可以公平地分给每一个人？是否考虑到他们的意愿？重建能否不仅让未来的人获益，还可以让现在受影响的人，也能分享到重建的成果？”
“上海40天可以迁走住了几十年的旧居民，但在香港，同样的事情可能几年都做不到。（香港）需要考虑平衡，给时间去让人消化。”他详细解读，“因为香港的法律框架，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疏忽。工作人员有时会不开心，因为时间拖得很长。但我们认为，将一些长远的问题提前说出来，就不会把长期的矛盾掩盖掉。”
他最终的评价，带着一种审慎的智慧：“我相信香港政府有几十年的重建经验，从1988年成立土地发展公司，到2001年成立重建局到现在，即使尽力推进，项目也需要经过法律程序。你需要一些时间，去让大家明白、了解、消化，才能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样比较文明，对大家都好。”他说。
▲区志伟
荔枝窝改造：他被村民贴“大字报”挨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Beyond《海阔天空》
整个采访中，区志伟反复回到一个词——“平衡”。这个看似简单的词，承载了他近四十年新市镇开发到市区更新实践的全部心得。
在对话中，朱顺忠先生则提出了与“平衡”相近，但在内地更为普遍的措辞——“妥协”。
区志伟沉思后说，“其实妥协，是我正在学习的一个东西。但我认为，当一个社会越发展越成熟，应该多平衡而少妥协，因为妥协在我看来，可能意味着一方要迁就另一方。”
他进一步阐释：“平衡，意味着我并非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是要平衡环境及社会利益，我们也不会单纯因为社会利益就强迫改变经济功能。如果因为有些人觉得旧的东西最好，使得我们只能保留，这样的发展就会影响平衡。在不同历史时刻，平衡点会移动，会根据历史和文化因素慢慢改变。我们要有一点弹性，但在作出决定时，应该多倾听并分析不同人提供的意见。”
这种哲学不仅适用于利东街，也适用于荔枝窝。
荔枝窝村新界沙头角一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围村，位于香港新界东北，没有车路直达，最近的车路亦约有两小时的山路步行距离，因为位处偏僻，长年未经开发，仍保存近四百年前的建筑面貌。
区志伟在离开市建局之后加入的非牟利团体，参与那里的保育工作。
▲荔枝窝
他说：“以前在市区重建局工作，要收购人的物业，有点不好的说法，就是‘拿了人家物业’。虽然收购有赔偿，而且比市价更高，但有人认为这仍是夺去人家的物业。荔枝窝的概念就比较崇高，因为是用租的形式，不过租金比较少，是象征式租金，但租了20年之后，就会将房屋完好无恙地还给他，而每一间屋，我们都投资数百万元去帮他复修房屋，按照国家及国际最高的保育标准和指引去做，而且是完全业主自愿，我觉得这是良心工程。”
他原本预期，这会是广受欢迎的事，“一定会广受欢迎，好开心，好似救了他们”。
结果却令他出乎意料：“到荔枝窝我都会发觉，因为不同的村民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有些利益关系，也会有不同意见，还有不同的压力。”
最戏剧性的一个细节是：“如果你现在去荔枝窝，其中一个房间的外墙还有我的名字，在骂我跟我们的保育机构义务主席林超英，也包括村长。村长打电话给我说，区志伟，你的名字在我们村屋墙上的大字报上，我说没事，我很荣幸。”
他解释说，荔枝窝的业主大多是年纪较大的老人，平均年龄估计超过60岁， “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于网民，当年喜帖街项目，民众会利用网络和媒体平台进行批评；但在乡村，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可能见面就直接闹事，或者在村里写大字报进行批评。”
但他说：“有人骂也有人赞。在荔枝窝，称赞总比被人骂多。”组织找到香港赛马会慈善基金，提供了接近5,000万的赞助，用于保育和复修荔枝窝一些村屋。“荔枝窝有221间屋，但我们只完成了十几间作为示范，这十几间屋的示范意义在于，即使是一个更偏远的村庄，我们也可以通过外来的帮助和资金、专业经验，把村落保育下来。”
▲重振活力的荔枝窝。（图片来源：渔农自然护理署）
因电影《岁月神偷》保下永利街：“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你怪我不够笑容，不懂跟风变通。”——谢安琪《独家村》
在十几个参与过的项目中，有些至今让区志伟耿耿于怀。
上环的永利街，“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永利街
永利街曾在1998年被划定清拆重建，2003年开始启动法定规划程序。2010年初，因为任达华、吴君如主演，在永利街取景的电影《岁月神偷》在柏林影展获奖后，因为电影在永利街取景，社会上突然间有要求全面保育永利街。
最终，香港市建局将永利街剔出重建范围，以“原汁原味”保留全条街12幢唐楼，划为“保育区”。
区志伟评价：“现在这个项目差不多完全支离破碎，用广东话讲，已经不像以前的面貌了。”但他并未完全否定这个项目，“在重建上可能不太成功，但在保育和历史街区的保留上，做得比较好。”
即便如此，他从未想过放弃任何一个项目。“我启动一个项目后，很少考虑中途放弃的可能性。”
他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市建局最大的重建项目，也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区重建项目，1998年公布，2007年项目启动法定规划程序，至今19年，仍未完成，他以此证明“永不言弃”的精神。
“从1998年初公布，至今已经28年了，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普通香港市民在观塘区并未放弃，市区重建局也未放弃。”
他介绍，观塘项目的主体部分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住宅部分差不多盖完了，交通运输、商铺都已提供。他强调总体规划的重要性，用了一个英文单词——“Master Plan”(总体规划)：“如果总体规划做得，项目的进展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就像我刚才说的，要一路坚持下去，永不言败，做到最好。”
“不搬龙门”：香港法治红线的底线思维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王菲《暗涌》
区志伟从事数十年城市更新，与许多著名企业打交道，是否面临过诱惑？
“没有。”区志伟的回答干脆利落，“香港的制度下有一个平衡，即你有机会接触到资金，但利益也会有其他的平衡因素，包括你的上司、同事都会互相监察。香港有一个制度，好多年前就已经建立，叫做‘高薪养廉’，公务员制度和国企制度，其实每个人的收入都不错，而你的收入亦反映你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正职以外的收益都可能是不正当的及犯法的，所以其实不太有人会愿意冒险犯法，因为不仅会被解雇，还会失去社会名誉地位，甚至可能受到法律惩处去坐牢。”
他讲了一个身边案例：“市建局有个员工在市区重建项目宣布前得知消息，通知家人和亲友搬进单位，希望骗取搬迁补偿利益。这员工在2004年因此被廉政公署拘捕，最后告上法院，判监两年半，这种惩处得不偿失。这样的规矩能教训很多人，别想轻易犯法。”
他对法律红线毋庸置疑，“香港的红线就是法律，那条红线、底线没必要，也不可能被突破。因为当我们突破法规时，基本上就犯法了，根本就不能去做。”
但他同样认为，法制可以有所改进：“在工作过程中，我看到有些法制不公平，其实我认为在制度上我们应该容许反映问题。法律应该随时间发展或改善，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认为公平公道的法制，在有些地方，其实是不适合、不适当的，就应该改善。”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有个说法，叫做‘不搬龙门’，即踢足球时，不能为了足球而移动球门，如果觉得球门位置不对，比赛结束后再改。如果大家同意改进法制，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有改良空间。”
采访最后，区志伟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们背靠祖国，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希望将来能一直朝这个方向前进，也希望多与内地交流，获取更多经验。”
从一个差点被学校开除的顽童，到主导香港多个标志性项目的规划师，区志伟的职业生涯，是一部香港城市发展的微观史。他说的“平衡”，不是和稀泥，而是在高速发展冲动与社会多元诉求之间，找到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支点。
他那一句“不搬龙门”，或许就是香港这座国际都市最底层的法则：规则可以更改，但不能在比赛中移动球门。
访问外记
区志伟除了正职以外，也在过去数十年，参与多个大规模的社会服务及教育机构的义务工作，作管理委员及董事，包括圣公会福利协会，圣雅各福群会，圣基道儿童院及基督教家庭服务处等，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校董及教会中小学校董，并在2023年底通过香港中联办，加入广东省工程师建筑师规划师志愿服务协会。他深信「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及「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义务工作令他眼界扩阔，生命更加充实。他热爱旅行，亦欣赏美食，也是一位马拉松运动员，他觉得生活多姿彩，乃是实践生命“平衡”的一个重点。
采访：朱顺忠
撰稿：许腾飞
摄影：曾秀萍
统筹：李秀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