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 ,作 者朱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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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守德区的一场招聘会,吸引了很多临近毕业的学生。(图源:VnExpress)

/朱若晚

编辑/漆菲

毕业季快到了,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的越南留学生武琼英开始考虑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中国读了四年汉语教育类专业后,她既不打算留在中国,也不想当老师。

“当老师太辛苦了。加上工资比较固定,想多赚一点也很难。”武琼英告诉《凤凰周刊》,自己打算先回越南找一份办公室工作,“有时间的话做做翻译,当作副业”。

按照越南此前发布的《2021-2030年越南青年发展战略》,其目标是促进越南青年一代全面发展、受教育程度高、就业机会广阔,同时培养年轻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旨在满足与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时代接轨的要求。据此,每年为70万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为80%青年人提供就业和职业咨询;将城市青年失业率及农村青年就业不足率分别降至7%以下和6%以下。

与之呼应,学校和企业都在努力把学生往岗位上送。这个春天,河内工业大学、越南国家大学、胡志明市经济大学等多所越南高校接连举办校内招聘会,岘港东亚大学更是联合岘港市内务部,吸引了209家企业入校,提供超过4万个就业岗位。岘港理工大学还上线了“电子职业护照”,学生扫码就能完成简历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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岘港理工大学举行的招聘会上,学生们正在参加面试。(图源:越南《岘港报》)

然而,年轻人的压力并没有因此消失。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为2.21%,15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8.86%;同期,越南约有160万青年既没有就业,也没有接受教育或培训。对他们来说,难的不是有没有工作,而是能不能找到一份愿意做下去,也撑得起生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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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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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琼英曾在泉峰集团实习,负责翻译工作。这家总部位于南京江宁的中国制造企业在越南设有生产基地。(受访者供图)

在武琼英身边,许多同乡都把回国发展当作更现实的选择。离家近当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也很关键:越南的中国企业不少,中文专业的就业机会也多。她的家人也支持她回国找工作,“只要我能离家近,他们就很开心”。

对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去中国读书更多是为了学习语言和技能,毕业后把这段经历带回国,变成进入本地职场的优势。

越南内务部预测,2026年一季度该国就业人数将增加约30万人,总就业人数接近5300万人。地方也不断释放岗位需求:首都河内今年提出新增17.1万个就业岗位,聚焦数字技能、绿色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信息化;胡志明市今年预计新增约5.5万名用工需求,集中在制造、贸易、服务和物流行业。

武琼英告诉《凤凰周刊》,她打算去河内或胡志明市,先找一份办公室工作,再慢慢看自己适合什么。

阮黄云比武琼英大两岁,也在中国留学多年。不同的是,她已走过一段职场路。阮黄云来自越南北部的北宁省,本科在中南大学读广播电视学,2024年毕业后回到河内,在一家教育科技公司做营销,负责中文课程的传播和推广。那一年,她的月薪在1000万到1800万越南盾之间(约合3000元到5000元人民币),视业务完成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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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黄云曾在河内一家教育科技公司负责中文课程的营销。她参与拍摄的广告以“从零基础到汉语四级”为卖点,面向越南的中文学习者。(受访者供图)

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雇员的平均月薪约840万越南盾,2026年一季度涨到900万越南盾。阮黄云的第一份工作薪资不算低,但做了一年后,她还是决定辞职,又回到中国深造,就读新闻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我的第一意向单位是华为。”阮黄云告诉《凤凰周刊》。本科毕业时,她应聘过华为越南分公司的公关岗位,但止步于最后一轮面试。她后来了解到,当时被录取的应届生大多是硕士研究生,而这一岗位的薪资在当地相当丰厚,能达到1800万越南盾(约合5000元人民币)。

很长一段时间,越南年轻人谈到外企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三星、LG等韩企,或者本田、佳能、松下等日企。它们在越南设厂早、规模大,吸纳了大量制造业工人和技术岗位员工,也塑造了不少年轻人对外企的想象。

近几年,中资企业也成了香饽饽。对阮黄云来说,华为的吸引力不只在于公司规模,也在于能将自己的语言技能和本地经验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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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华为位于河内大成广场的办公区投入使用。(图源:ADP Workplace)

华为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均设有办公室,和越南大量电信运营商建立了合作,不仅赢得5G设备合同,还不断扩大在金融科技和数字化领域的布局。对不少越南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中资企业不只是“大公司”的代名词,而是一条已经摆在眼前的职业路径。

争取更好的工作岗位是阮黄云决定重返校园的主因。除此之外,她也希望能在更大的平台把中文派上用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小米等中资企业,都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工作一年后,阮黄云对“好工作”的排序愈发清晰。“许多中国同学将工作是否稳定看得很重要,我更加看重公司和待遇,毕竟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其次是发展空间和学习机会;工作环境和稳定性则排在后面。”

这种排序,和越南自身变化息息相关。阮黄云每隔三四个月就会回国一次,每次都感觉到越南又变了:“以前我们去菜市场都得用现金,现在小摊都能扫码支付了,新的建筑、旅游设施和商业空间也不断出现。”

对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阮黄云没有“一步到位”的执念。“如果做了一两年都看不到升职路径,也感觉不到被认可,换工作就好了,毕竟我还年轻。”她打算到30岁以后再去考虑所谓的稳定性。这个过程中,她更看重经验的积累:“想换公司,得先有一段能拿得出手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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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饭碗”正经历震荡

傍晚6点,晚高峰的河内堵成一团。阮德富刚结束一个会议,把车从路边一点点挪出来开动。窗外的车流里,穿梭着数不清的黄色出租车和摩托送单骑手。

十多年前,阮德富前往云南财经大学留学,一边上学,一边从事翻译和贸易。毕业回国后,他选择创业,从布料、灯具做到家具、建材乃至外贸。如今,他手下有多家公司,业务涵盖国际贸易、农产品进出口和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阮德富直言,中国许多行业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越南虽说仍有增长空间,但机会也不像前些年那样容易获得。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他对就业形势的观察中。

“很多人过来应聘,我看不到有什么经验和能力,但喊出的工资却很高。”阮德富告诉《凤凰周刊》。按照他的理解,刚毕业的人一开始把工资抬得太高,公司当然很难接受;可另一边,他也承认,年轻人这么做不是完全没道理:如果坐办公室的人起薪不高,有些人宁愿去跑外卖、开出租车,“收入可能更高”。

越南《年轻人报》今年1月援引招聘机构万宝盛华的分析称,市场上并非没有工作,而是企业和求职者“没有遇到彼此”:企业更想要能立刻上手的人,年轻人更在意企业文化、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

阮德富说,如今的年轻人对工作的追求早就和上一代不一样了——收入低、环境不合适、工作太辛苦,是他们离职时最常用的原因。

随着改革的进行,曾被越南人视为“铁饭碗”的一些工作也在经历震荡。2025年6月,越南国会通过省级行政区划重组决议,将全国省级行政单位从63个压缩到34个,机构精简和部门整合波及约10万名公职人员,让公职岗位变得不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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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越南启动大规模行政区划改革,将省级行政单位从63个压缩至34个,并大批削减公职人员。(图源:RANE、越南国会官网)

阮德富的感受很直接:改革推进后,几位在公职体系工作多年的熟人提前离了岗。他直言,在越南,进体制仍是不少人的愿望,但这条路不再像从前那样稳当。

对于体制内,阮黄云没有太强的向往。据她观察,周围不少人不再把国家单位当成第一选择,理由一方面是工资不算高,另一方面是“规矩太多”,个人施展空间较小。在她看来,比起一成不变的生活,年轻人更愿意“自己闯一闯”。

类似的松动不只发生在体制内。在越南,进厂是另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稳定路径。过去十多年,随着外资制造业进入,电子、服装、鞋类等行业不断扩张,越南北部和南部形成了密集的工业区。

官方统计显示,工业和建筑业长期吸纳越南超过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是仅次于服务业的重要就业渠道。对年轻人来说,进厂意味着有宿舍、有固定收入,也有一套可以预期的生活节奏。

总部位于深圳的立讯精密是苹果供应链上的重点企业之一,近几年将部分消费电子产能转移到越南,在当地累计投资超过18亿美元。仅在北宁一个省份,该企业的4家工厂就吸纳了约3万名工人,是很多越南人进入职场的第一站。

在立讯越南厂区工作的中国员工莫莫(化名)告诉《凤凰周刊》,她所在的义安厂区位于越南中部,本地员工的月薪约为1000万越南盾(约合3000元人民币)。这份收入在当地不算低,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靠加班来凑。莫莫说,一般加班1.5小时会按2小时算;如果一个月都不被安排加班,员工甚至会去工会投诉,毕竟他们主要靠加班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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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位于越南义安省的厂区。(图源:越南《投资者》)

近几年,莫莫最明显的感受是人员流动得很快,她所在车间的出勤率长期只有85%左右。“尤其春节前后,很多厂区都会缺人;有人提前回家过年,有人过完年也不急着回来,因为类似工作并不难找。”她说,工人可以因为没和朋友分到同一个车间,第二天就离职去别的厂;有人甚至不提离职,因为只要连续缺勤七天,就会被系统自动算作离职。

就业的流动性正蔓延到更多行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越南校区在去年的一项调研中提到,越南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平均每份工作会做2.2年,低于千禧一代(1981-1996年出生)的3.2年和X世代(1965-1980年出生)的4.3年。

越南粤商会执行会长吴焕彬从事物流和食品贸易,对此有着明显感受。“用工成本在涨,企业留人越来越难。”据他观察,年轻工人的流动性一直很大,尤其那些低端岗位。“有些人一年只工作八个月,赚够了钱,剩下几个月就去玩乐。”因此,企业不得不把更多成本花在工人培训、待遇提升和自动化设备的升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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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多留几种可能

当“稳定”变得不再确定,年轻人开始寻觅更多可能路径,并加大对语言、技能和学历的投入。

武琼英曾就读于越南一所重点高中的中文班,后通过政府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类似的路径在她这一代人中并不罕见。2022年,中方在《中越联合声明》中提出向越南提供不少于1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过去几年,越南多地开设了中文班,通过奖学金项目把学生送往中国深造。

从中学起接触中文已快十年,武琼英计划把翻译工作当作副业,“有项目的时候就去做一做”。在她看来,精进的语言能力仍是一项稀缺技能。她试过不少人工智能(AI)翻译工具,准确率大概只有六七成,“有些翻得也不太地道,还得靠人工去核实和润色”。

阮黄云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观察。她坦言,想在越南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外语能力就不能停留在“会一点”的水平。“如果就业者的英语水平只停留在维持基本沟通,失业风险反而更高;真正有优势的人需要具备高级的英语能力,或者同时掌握中英双语这样的技能组合。”

区别于过去,AI也在改变越南就业市场的结构。阮黄云在教育科技公司工作时,行业出现过一波裁员潮,“特别是互联网和媒体”。如今在学习和工作中,她会使用AI工具帮忙搭建脚本框架等,但她始终认为,AI替代的是“不动脑子的能力”,真正不可替代的还是“自己的东西”。

刚刚上大学的曾琼芝也认同这一观点。她正在中国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目标很明确,就是回国当老师。“在AI时代,做教师比较不容易被取代。”至于那些在科技浪潮下失业的人,据她观察,尽管有些人会在家“啃老”,但更多人还是会选择去送外卖、在咖啡店或电影院打零工,来维持独立的生活。

专业技能带来的不只是在简历上多写一行字。曾琼芝向《凤凰周刊》提到,在越南,上一代女性更倾向于接受“到了一定年龄就该回归婚姻”这套安排。她观察到,身边的“90后”男性中,仍有不少人希望伴侣能多照顾家庭;到了她这一代人,尤其“05后”群体的想法明显有所不同。

“如果让我在事业和婚姻中做出取舍,我想我会选事业。”曾琼芝坦言,对年轻女性而言,选择继续读书,把语言和学历都往上提,也是在给自己的未来争取更多选择空间。

另一条值得闯的路,则是出国。越南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该国共向海外送出14.43万名劳工,创下新高。而从2021年至2025年,累计有63.6万名越南工人选择出国务工,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是最受欢迎的三大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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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员工在一家日本工厂工作。(图源:越南快讯/VnExpress)

由于海外工人的收入远高于国内同等岗位,因此对年轻人来说,出国不是“万不得已”,而是一条成熟的财富积累路径。

莫莫告诉《凤凰周刊》,她所在工厂就有不少从台湾回来的工人。据她了解,想去台湾务工,需要先上交3500美元的中介费——这还不算体检、护照和机票的开销。“我认识的那些去台湾的人,差不多要干上一年才能开始攒钱。很多人20多岁就出去了,一直干到结婚生子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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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账本越来越重

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这样日新月异的大城市,工作机会固然重要,但年青一代看重的还有其他难以割舍的东西。

武琼英对此如数家珍:攒钱出国旅游、看演唱会、逛街、购买明星周边。“Blackpink和EXO来越南演出的时候,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去凑热闹。”她也去过很多中国城市,印象最深的是青岛,“人们比较热情,风景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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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韩国女团BLACKPINK在河内美亭国家体育场举行演唱会,吸引大批粉丝。(图源:BLACKPINK官方X账号)

对比之下,家乡实在太过平静。武琼英来自越南北部的奠边省,离河内约500公里。每次放假,她需要先从南京飞到昆明,接着转机飞往河内,再坐十小时的大巴回家。

“在家待上一段时间,就会觉得有点无聊。”武琼英说。家乡小镇当然有着舒服的一面:物价低,节奏慢,离家人近;可镇上商业设施不多,也没有能消磨时间的地方。放假时,她会先在河内的朋友家住上几天再回乡。对她来说,家乡更适合过节期间短住,而不是一个能长待的地方。

阮黄云来自北宁省,这里紧邻河内,是越南面积最小但工业化程度极高、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这些年,当地的中资工厂和工业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对拥有中文能力者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本科毕业后,阮黄云的不少朋友选择回家,除了工作机会不少,也不用再单独承担租房以及其他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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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省紧邻河内,是越南北部重要的工业省份,聚集了大量电子制造和外资工厂。(图源:VnExpress)

“我妈妈更希望我回去工作,离家近一点,日子也轻松一点。”但阮黄云却十分坚定,“毕业后,我还是会去河内或胡志明市,因为营销工作在大城市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想在大城市扎根并不容易,房子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越南建设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河内住房平均每平米达到1.28亿越南盾(约合3.3万元人民币),同比去年上涨25.3%。

拉长到十年,这一涨势更为明显:根据越南房地产平台Batdongsan的数据,胡志明市的公寓均价从2015年的每平米3100万越南盾涨至2025年的9200万,涨了近三倍;河内的公寓价格也在十年内翻了不止一倍。

曾琼芝的哥哥今年30岁,在河内一家科技企业当程序员,这是一份典型的“高薪压力大”的工作。四年前,父母给哥哥在河内买了一套公寓,后因工作变动,他置换了新房,价格为50亿越南盾(约合140万元人民币)。“现在房价比以前更高了。”曾琼芝说,哥哥最近又在考虑置换,想趁高位出手,换一间位置更好的公寓。

对于曾琼芝和身边的同龄人来说,想买房很难靠自己完成,因此要在大城市扎根立足,家人的支持仍然很重要。

即便只是租房,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阮黄云在河内上班时曾和两个朋友合租,每月自己需负担400万越南盾(约合1200元人民币)。她回忆道:“大部分人会骑摩托车上下班,我的住所离公司只有五公里,但堵车严重时也要提前三四十分钟出门。”因此,大家会尽量住得离公司近一点,这意味着房租不会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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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街头,摩托车是包括阮黄云在内的上班族们最常见的通勤工具。(受访者供图)

压在年轻人肩上的负担不光是房租,还有生活的每个方面。2026年3月,越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65%,创下近五年同期最高涨幅。

能源价格是重要推手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越南超八成原油进口来自中东,伊朗战争扰动供应后,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明显;越南政府一度计划取消燃油进口关税,以缓解供应压力。

物价上涨让生活成本越来越贵。阮德富估算,河内一杯咖啡的价格在过去十年间翻了一番。吴焕彬也提到,过去几年,越南的电价累计涨幅超过10%,而夏季用电高峰期缺电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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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德富经常在咖啡馆处理工作。他说,河内一杯咖啡的价格在过去十年间翻了一番。(受访者供图)

阮黄云算过一笔账:除去房租和生活开支,刚毕业时的薪水几乎攒不下来。所有账单加在一起,让年轻人不敢考虑婚育计划。阮黄云说,身边的“00后”朋友们大都没结婚,“毕竟要在大城市供房,压力实在太大。而如果结婚生子后还继续租房,一般人也不愿意”。

阮德富也很理解这种想法。“毕竟,普通人工作一辈子,可能也买不到河内的半套房子。”他说,对于那些贷款买房的人,随之而来的压力也很直接,“你得一直有工作,且是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并非所有人都有着类似的紧迫感。曾琼芝刚满19岁,现阶段的她希望至少读到硕士研究生,最好未来能换一个英语国家开拓眼界,回国后再进高校工作。她坦言,自己的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能给她足够的底气。“就算毕业后一开始没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我也不会将就……我还是想先提升自己,直到找到理想的工作。”

版 /李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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